"展覽立體地全面展現自1820年以來霍亂的戰慄開端，歷經鼠疫、天花、痳瘋病、肺結核、登革熱、愛滋病、沙士、新冠肺炎等二百年來澳門的“抗疫”經驗和官民間的共同努力。"

從2020年1月21日應變協調中心成立開始，記載着澳門三年間抗疫的每個關鍵時刻。

澳門所在的嶺南地區自古就是傳染病的高發地，被歷朝歷代稱為“瘴癘之地”。1820年全球第一次霍亂大流行波及澳門，澳門開始有相關瘟疫的文獻，期後的兩百年間，澳門經歷了眾多的傳染病肆虐，霍亂、鼠疫、天花、麻瘋、愛滋病、肺結核等不同的瘟疫，奪去不少人的性命。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澳門仁慈堂修訂管理章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章，第52頁。

隆慶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本年，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了兩所醫院及一所仁慈堂。一所醫院為麻瘋院，是專門為麻瘋病人所設，當時中國南方有很多麻瘋病人，希望通過這種途徑對麻瘋病患者的靈魂進行拯救。麻瘋病院最初是設在貧民醫院 的隔間內，後遷設於城外望德堂之旁，以為教堂之屬。賈尼勞以拉匝祿聖人為麻瘋病患者的主保，故名此堂為“聖拉匝祿堂(Igreja de Sāo Lázaro)”。因堂內收養麻瘋病人，故又稱為“發瘋寺”。《澳門記略》稱：“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稟。” 另一所醫院為“貧民醫院(Hospital de Pobres)”。貧民醫院在大三巴炮台南麓，澳城外水坑尾一帶，隸屬於仁慈堂。貧民醫院，《澳門記略》稱“醫人廟”，“在澳城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煢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其費給自支糧廟。”仁慈堂，位於澳門議事會前地側，它以 “仁慈聖母”為主保，仿羅馬仁愛協會之制，專以補助貧苦無告者之生活用品為職責，對葡萄牙“富人和商客”亦有安全保障作用，賈尼勞將本地稅收的百分之五用作維持慈善會的經費。仁慈堂，《澳門記略》稱為“支糧廟”，在澳城南隅，“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斗懸鐸，置轉斗中，僧聞鐸聲至，收而育之”。澳門仁慈堂是一個慈善機構，同時亦是一個宗教機構。該堂樓下正廳曾設祭壇、聖像，擺設猶如小教堂。賈尼勞是創辦澳門慈善事業的第一人，亦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關於望德堂與拉匝祿堂之間的關係，有關論述均不清晰。望德堂始建於1558—1560年間，而麻瘋院始建於1568年，最初設在貧民醫院內的隔間，後遷至望德堂之旁且附屬。如是，望德堂才有拉匝祿堂之稱。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9頁稱：根據當時捐助者名單，這間醫院開辦的具體日期在1591年。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Lettrere dell'India Orientale, scritte da Rev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Novamente, Stampate, In Vinezia, appresso António Ferrari. MDL XXX, pp. 215—216, 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載《澳門雜誌》2002年8月。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6頁。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濟各會中國教區會長文度辣神父在澳門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羅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稱：“艾腦爵神父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聖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堅守貧困，堅持醫療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們一起參加救助工作；因為這裡的醫生醫療方法極不科學。”。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