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1月12日，上年来到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傅作霖（Félix da Rocha）和植物学家卢若望（João de Loureiro）及意大利耶稣会士任重道（Giacomo Antonio）一起离开澳门赴北京，4月8日抵达。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53、388、31页；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Francisco Redrigues）：《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1583—1805）》，第117页称傅、卢二人一起来中国。

广东新会人。儿童时代在澳门度过，入读陈子褒开办的灌根学堂。随在澳门合法专营鸦片烟的父亲利希慎居澳多年，1915年在澳观赏飞行表演，所写观后感刊于《灌根学报》，成为青年飞行家谭德根澳门首次飞行表演的历史佐证。其后随父往香港，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92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留英期间，曾任中国留英学生总会会长。1928年回香港后，历任中国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副会长、香港工务局注册则师。后任广州市政府秘书、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委员、城市设计委员会委员等。香港沦陷后迁居重庆。抗战胜利后，历任香港粮食统制处处长，市政局、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南华体育会会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香港业主联合主席，绅士法官，税务上诉委员，华人庙宇委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香港代表等。是香港利希慎兴业有限公司、维达航空公司、利国酒家等公司董事长，东亚银行、美都酒店有限公司董事。1949年获O.B.E.勋衔。1963年获C.B.E.勋衔。1983年在香港病逝。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12月17日，新祝圣的北京主教索智能携同葡萄牙耶稣会士马德昭（António Gomes）、庞近仁两人离开澳门赴广州准备进京。庞近仁通“天文演算法”，马德昭“知外科调和药料”，1745年到北京。《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广州将军策楞为遣员伴道入京效力西洋人庞近仁等三人入京事致内务府咨》，第73—77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75页称马德昭1742年来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47页称马德昭1744年来华，不确。马德昭到澳门的时间应在1742年或1743年初，因中文档案提到马德昭、庞近仁在澳门的时间是乾隆八年（1743）闰四月。庞近仁不知为何国人，无西文名，亦应是1742年或1743年初到澳门。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国籍耶稣会士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继晋（Florian Bahr）神父和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怀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尔神父乘“圣安娜”船抵达澳门。7日，法国籍耶稣会士嘉类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诚（又译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达澳门。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天文历法，魏继晋能知律吕之学，王致诚善画喜容人物，杨自新能于钟表。10月，内务府将以上五人姓名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26《西洋人徐懋德等奏报新到澳门之刘松龄等有技艺西洋人》，第58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75、778、792、811、820、826页。唯席伯尔为何人？待考。费赖之书及荣振华书均称三位法国教士同抵中国，未言他们至澳门。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4卷第287页王致诚的信称他们至澳门。

乾隆十六年（1751年1月27日－1752年2月14日）2月10日，澳门议事会准许司库麻努埃尔．费尔南德斯（Manuel Fernandes）作为耶稣会士“圣保禄”号船的舵手前往东京。该船载有年届七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徐大盛（Giacomo Filippo Simonelli）及葡萄牙人本托．弗雷拉（Bento Ferreira）和三位德国人若瑟．克瑟（José Keyser）、若奥．奥贝（João Hope）、西蒙．奥贝（Simão Hope）等5位会历算的耶稣会士，希望以数学家的身份前去突破那里因教难而关闭的福音之门。3月6日，传教士抵达东京后，国王竟不准晋见。徐大盛神父遂无可奈何地返回澳门。此次贸易亦一无所获。耶稣会士原希望议事会能承担费用，最后还是得耶稣会及一些私人承担，东京国王向耶稣会及澳门求援的信亦是假的，一些打算公开活动的传教士只得隐藏起来。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798页；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1卷《关于东京的书简摘要》，第77—78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