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1585年1月30日）10月6日，澳門耶穌會院院長弗蘭西斯科．卡布拉爾致信耶穌會總長指責澳門耶穌會士從事生絲貿易稱：“有人從教堂之門來做彌撒，但他們同時看到生絲與成捆的棉織品在管庫的監督下打包，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高瀨泓一郎：《イエズス會と本》卷1，第17—22頁，轉引自戚印平的《早期澳日貿易》， 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4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10月6日，菲律賓西班牙軍隊進攻馬尼拉城外帕西格（Pasig）河北邊的“八連”（Parian，即中國城），遭屠殺的華人估計有1.5萬至2.5萬人。先是，馬尼拉有謠言傳開，稱中國人為了尋找馬尼拉海灣卡維特（Cavite）半島的金山，準備派軍隊入侵馬尼拉，馬尼拉的華人則裡應外合。於是，華人與西班牙均處於緊張的對壘狀況下。10月初，八連華人首先策劃出擊，並由恩康（Eng Kang）擔任指揮，但未成功。10月3日，在帕西格河被捕的一家西班牙人被殺，許多房屋被燒。西班牙人擊退了華人對通多（Tondo）教堂的進攻。至本日，西班牙人聯合日本人及當地土著人發動反攻，華人潰敗，西班牙人為報復，遂對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崔瑞德、牟復禮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第7章，第335—336頁。

順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10月6日，廣東提舉司根據廣東巡撫在廣州下達給香山縣令的批示，賜地安葬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神父，同時賜碑。該碑本應樹在青洲對面的新圍牆之內，後來中國官員認為應立於臨水的灣仔島銀坑山山腳。26日，澳門聖保祿學院院長譚瑪爾（Gaspar de Amaral）神父在灣仔島銀坑新賜地樹起四根木樁，上寫“這塊土地是廣東巡撫以明朝皇帝的名義賜給聖保祿教堂的神父們作為安魂之所”。幾天之後，這些木樁被人拔掉。 阿儒達官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JA 49-V-13，轉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1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1頁之10月6日事，將Te-quesy（提舉司）譯成欽差和特使，致使引用者產生很大錯誤。1644年弘光帝並未派欽差來廣州處理陸若漢墓地之事，而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處理意見。由於沒有皇帝的旨意，故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賜陸若漢墓地的所有權尚得不到承認。此處引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葡語譯文由金國平先生重新翻譯改訂而成。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0月6日，廣東布政司派人下澳，向澳門葡萄牙政府提出三個要求：一、交出葡萄牙國王的表文；二、查看葡使準備進貢的禮品與禮單；三、查看使團的4艘帆船所載貨物情況。澳門當局堅稱：一、葡萄牙國書必須由葡使進京時親自面呈；二、進貢禮品以及相關禮單也由葡使進京後親自呈上；三、使團的船隻所載貨物為米、面、魚、肉、紅酒及其他生活用品。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105.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10月6日，方濟各會神父巴西里奧．布羅格里奧（Basílio Broglio）記載：因新任中國官員不公正，澳門葡人準備叛亂，離開此地，逃往暹羅。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34.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10月24日，法國傳教士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神父抵達澳門。馬若瑟於1698年3月啟程來華，10月6日到達上川島，11月4日前往廣州，隨後前往江西傳教。1714年應召入京。雍正皇帝禁教時，於1724年被謫居廣州，1733年又被解往澳門。後於澳門去世。馬若瑟是一名著名的漢學家，他鼓勵學習漢籍《易經》破壞了人們對《舊約》的崇拜，並因此曾受教廷傳信部召回。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518—520頁。

清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10月6日，“西望洋聖母”號船船主曼努埃爾．羅薩里奧（Manuel V. Rosário）從帝汶運載3600擔檀香木抵澳，該船於1725年初赴帝汶。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73.

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10月6日，法國耶穌會士蘆西滿（Barnabé Loupias）助理修士在澳門去世。蘆西滿，1662年生，1696年到果阿，1702—1708年在中國，是一位藥劑師。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87頁。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10月6日，兩艘來粵貿易的荷蘭船遵照進口，灣泊黃埔。先是，本年七月間，荷蘭船兩艘寄信省城洋行，欲入粵貿易。但因紅溪慘案後，荷蘭人在巴達維亞戕殺福建人事，害怕中國報復，故不敢入泊黃埔，要求到澳門灣泊，並將貨物在澳門交易。澳門議事會拒絕荷蘭人入澳，遂請求廣東大吏，允許荷蘭人進入珠江。廣東巡撫王安國敕令，除澳門本港之船可以灣泊澳門外，其他外國船隻舊例一律不許停靠，不能輕開進澳之端。即差通事，告諭荷蘭船隻，照舊從虎門進口，灣泊黃埔，不得逗留澳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管廣東巡撫王安國奏聞未令荷蘭國商船停泊澳門仍進虎門於黃埔貿易情形摺》，第188—189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10月5—6日，澳門連日大雨，華夷民房傾塌甚多。《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蕃役稟稱官親需索民蕃修葺房屋規銀事行理事官札》，第24頁；《理事官為官親勒索修葺房屋規銀事呈香山縣丞稟稿》，第403—405頁。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10月6日，一艘從波士頓駛來的美國船“亞當斯總統（President Adams）”在澳門西面的上川島海岸被毀壞，船上載有現款17萬元和大量的土耳其鴉片。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76頁。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3日，為取代議事會，在澳門教區主教沙辛主持下成立一政務委員會為臨時政府對澳門進行管理，成員有果阿派來的卡布拉爾．埃斯特菲克少校和一位立憲派的原議員。10月6日，新政府成立。王室大法官維森特．貝路及巴波沙政府的其他成員均被辭退。下午4時新政府成員從議事會出發，澳門民眾隨同前往聖多明我教堂，從那里再到山頂要塞。保守派民眾高呼萬歲，山頂堡壘也鳴放21響禮炮以示慶祝。稍後，澳門宗教界、陸海軍官、葡人及華人社區紛紛上書，要求召回眉額帶曆重新掌權。臨時政府接受民眾的意見，眉額帶曆從廣州被召回，並恢複他的職務。12月26日，眉額帶曆返回澳門，受到了各界的熱烈歡迎。A Abelha da China No.54，27 de Setembro de 1823.A Abelha da China No.56, 11 de Outubro de 1823；Manuel Teixeira，Os Ouvidores em Macau，p.164.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8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1頁。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10月6日，11時，發佈了將有暴風雨從東登陸、預計大風將持續到第二天、風向轉往東南的的消息。不久，罕見的大雨傾盆而至，給房屋等造成了很大破壞。“貝萊紮(Beliza)”號雙桅船在銀坑（Baixo Prata）擱淺，船舵失去了作用。另一艘“乍得維克（Chadwik）”號也在此擱淺。而智利的“火山口（Caldera）”號則在被刮掉了桅杆後，遭到海盜的襲擊，所有貨物被洗劫一空，一名法國女乘客被綁架。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9—120頁。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10月6日，華人張亞理、馮亞照二犯協同二華人在內河攻擊灣泊之船一隻，欲行搶劫，該犯曾放小槍一響，打傷船主。經華政衙門及澳門讞局判決二犯發往帝汶充軍12年。《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10月7日第40號。

光緒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10月6日，葡文報紙《進步報》（O Progresso）在上海創刊，該報為政治性葡文週刊，創辦人為杜阿爾特·蓋德斯（Florindo Duarte Guedes），主編為費爾南德斯·卡瓦略（Fernandes da Carvalho），由設在上海圓明園路15號的蓋德斯印字館（Guedes & Co.）印刷。該報具有反澳門政府傾向，經常發表批評澳門政府的文章。1889年7月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292.

《知新報》第三十三期刊登《復友人論鐵路書》、《廣西勘路記》、《講求鐵性》、《新得金穴》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知新報》第六十七期刊登《起睡》、《俄人廢約據黑海》、《英美採礦違言》、《器藝日新》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10月6日，澳門著名華商柯亦池即柯天養稟請加入葡籍，柯亦池，柯遷善堂柯三之子。《澳門政府憲報》1904年10月8日第41號。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0月6日，一份來澳訪問的日本領事官所撰寫的秘密報告稱：“澳門的葡萄牙官員決心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們內心的感受如何，但在表面上，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友好的，而且，他們顯然在做每一件能夠取悅於我們的事情。例如，他們曾用大米換武器。他們對我們的陸軍和海軍的行動視而不見，似乎跟英國領事毫無關係，至少在我們面前是這樣，可以肯定，儘管澳門總督及其他官員幾乎不可能太多地考慮我們，但他們的行動多半是不得已而為之。”《魔法檔案：日本絕密外交通信的摘錄和抄件，1938-1945》，美國陸軍部，1943年10月6日，轉引自傑弗里．C．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6章，第177頁。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10月6日，澳門與菲律賓之間電訊恢復。同日，澳門與香港間郵件恢復直接寄遞。《澳門政府憲報》1945年10月6日第40號。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1974年10月6日《華僑報》關於嘉樂庇大橋揭幕的報道

1978年10月6日，鏡湖醫院新門診留醫大樓落成典禮，儀式後，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醫院領導及嘉賓合照留影。 左起：朱朝欽、周蘭陔、柯麟、黃渭霖、梁培。

1978年10月6日，鏡湖醫院新門診留醫大樓落成典禮，儀式後，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醫院領導及嘉賓合照留影。 左起：柯小剛、饒不辱、柯正平、曾正、柯麟、何賢、梁昌、梁仲豪。

1978年10月6日，鏡湖醫院新門診留醫大樓落成典禮盛況。

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身份特別接見全國人大代表、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馬萬祺。鄧小平説：“澳門問題不是緊迫的，可以在以後3、5年再談。還有13年才到1997年。問題可留到以後7、8年才談。請澳門人放心。不急於解決澳門問題。事情可以擱它幾年……現在重要的是維持港澳地區的安定繁榮，澳門問題將在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原則下才解決”。

1988年10月6日，林家駿出任天主教澳門教區首任華人主教。原主教高秉常（Arquiminho Costa）退休。

抗擊疫情期間，全澳市民同心協力，配合防疫政策。

隨着智能手機的急速發展，飲食習慣亦隨着科技進步而變更，外賣手機程式改變了整個飲食界的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