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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9月8日,中葡双方在东涌相持40余天后,葡方损失了很多船只和兵员,这时安布罗济奥•雷戈(Ambrósio do Rego)驾一大帆船并率一艘马六甲居民平底船进入东涌,很快又被明军包围。指挥全局的杜阿尔特•科埃略船长下令所有人全部会集到剩下的3艘船上,准备突围。但汪鋐早已严密监视葡人动向。清晨,汪鋐即向葡船发动进攻,他下令用一些小船,满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烧向葡船,致使葡船大创。9月8日正好是圣母诞生之日,突然刮起风暴,暴雨熄灭了烈焰,末儿丁•多•灭儿船队3条葡船亦趁著风雨逃出东涌港,一路顺风直向马六甲驶去。10月底,杜阿尔特•科埃略船长及其同伴平安返回马六甲。靳文谟:《(康熙)新安县志》卷12《都宪汪公遗爱祠记》。《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2──153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国私商组建的“英国公司”派商船“麦士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在船长约翰•赫尔(John Hurle)和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领下驶抵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官员都对英国商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保证尽力方便他们去广州的贸易。9月2日,曾经当过“王商”的洪顺官(Hunshunquin)从广州来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购英商的船货。5日,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访广东行商施美亚(Shemea)。7日,海关监督从广州来到澳门。8日,海关官吏丈量船只。9日,海关监督通知说,“麦士里菲尔德”号是二等船,本应收费1200两。为了表示对英商的优待,海关监督命书吏改为三等船,只需缴纳600两。后海关监督又将收费减免1/5,则所交船钞是480两。罗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关监督态度良好时,要求发给其三张执照,一张准许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张准许他前往广州,一张允许他将船开入广州。这三个条件均得到海关监督应允。14日,罗伯特•道格拉斯驾船离澳赴广州。19日到达。在广州,罗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顺官的寓所。经过两三天的讨论后,大班们决定与洪顺官签订合约,并将他们带来的部分货物卖给洪顺官,共售得白银36000两,折合为1.2万英镑。回程时购买的货物有:生丝69.5担,水银110担,松萝茶160担,白铜250担,麝香245两,胡椒1000担,扇10万把,茶桌、镶贝珠360套,金块776.5两及价值13075.8两银的丝绸和价值1147.46两银的瓷器,总成本为44928.64两白银。罗伯特•道格拉斯这一次来中国的贸易是一次成功的贸易。不仅受到中国海关监督的友好欢迎,丈量船只的条件也非常优惠,他按照东方式的惯例送礼,但没有受到勒索,他在优惠的条件下将他的全部货物以信用方式售给一位体面的商人,并订约购回货物,满载而归。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进行的商业活动,从此开始了英国人在广州与澳门开展贸易的新周期。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86—97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9月8日,两广总督赵弘灿奏报说,本年五月,康熙皇帝差户部员外郎巴哈喇、养心殿监造佛保传数旨到粤,一是让铎罗在澳门居住候旨,二是传谕粤省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现寻得澳门新到西洋人共11人,其中有技艺者3人请求护送进京,他们是精于天文的庞嘉宾、巧于丝律的石可圣(Léopold Liebstein)、善于做时辰钟表的林济各(François-Louis Stadlin)。传教者八人暂留广东,不许前往其他省份。这11人中于1707年7月22日抵达澳门者有10人,其中卫方济是1684年第一次来华,庞嘉宾是1697年第一次来华,1702年时,此二人受南京及澳门教区的委托赴欧洲处理中国传教事务,1707年是第二次来华。其中还有一人为1696年抵达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类斯(Luís de França)神父。曾类斯神父在澳门负责中国副省之财务。当铎罗主教被软禁澳门期间,澳门教区呈一派混乱局面,曾类斯神父不愿卷入教会派系斗争漩涡之中,遂于1706年退至印度,1708年在果阿逝世。参见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567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报粤东地方年成并查有新到西洋技艺人等情形折 》,第71—72页。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9月8日,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委张汝霖与香山县令暴煜详筹澳门善后事宜,张、暴条议《澳门约束章程》12款上报督抚,获准颁行。条款具体如下:一、驱逐匪类。凡有从前犯案匪类,一概解回原籍安插,取具亲属保邻收管,不许出境,并取澳甲嗣后不敢容留结状存案,将逐过姓名列榜通衢,该保长不时稽查。如再潜入滋事,即时解究原籍,保邻、澳甲人等一体坐罪。二、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项蛋户、罟船,通行确查造册,发县编烙,取各连环保结,交保长管束,许在税厂前大马头湾泊,不许私泊他处,致有偷运违禁货物、藏匿匪窃、往来诱卖人口,及载送华人进教拜庙、夷人往省买卖等弊。每日派拨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潜泊他处船艇,即时禀报查拿,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并连坐。兵役受贿故纵,与犯同罪。三、赊物收货。凡黑奴出市买物,俱令现银交易,不得赊给,亦不得收买黑奴物件。如敢故违,究逐出澳。四、犯夜解究。嗣后在澳华人,遇夜提灯行走,夷兵不得故意扯灭灯笼,诬指犯夜。其或事急仓猝,不及提笼,与初到不知夷禁,冒昧误犯,及原系奸民,出外奸盗,致被夷兵捉获者,立即交送地保,转解地方官,讯明犯夜情由,分别究惩,不得羁留片刻并擅自拷打,违者照会该国王严处。五、夷犯分别解讯。嗣后澳夷除犯命盗罪应斩绞者,照乾隆九年定例,于相验时讯供确切,将夷犯就近饬交县丞,协同夷目,于该地严密处所加谨看守,取县丞钤记,收管备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申详大宪,详加覆核,情罪允当,即饬地方官眼同夷目依法办理,其犯该军流徒罪人犯,止将夷犯解交承审衙门,在澳就近讯供,交夷目分别羁禁收保,听候律议,详奉批回,督同夷目发落。如止杖笞人犯,檄行该夷目讯供,呈覆该管衙门核明罪名,飭令夷目照拟发落。六、禁私擅凌虐。嗣后遇有华人拖欠夷债,及侵犯夷人等事,该夷即将华人禀官究追,不得擅自拘禁屎牢,私行鞭责,违者按律治罪。七、禁擅兴土木。澳夷房屋、庙宇,除将现在者逐一勘查,分别造册存案外,嗣后止许修茸坏烂,不得于旧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违者以违制律论罪,房屋、庙宇仍行毁拆,变价入官。八、禁贩卖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九、禁黑奴行窃。嗣后遇有黑奴勾引华人行窃夷物,即将华人指名呈禀地方官查究驱逐,黑奴照夷法重处,不得混指华人串窃,擅捉拷打。如黑奴偷窃华人器物,该夷目严加查究,其有应行质讯者,仍将黑奴送出讯明定拟,发回该夷目发落,不得庇匿不解,如违即将该夷目惩究。十、禁夷匪夷娼窝藏匪类。该夷目严禁夷匪藏匿内地犯罪匪类,并查出卖奸夷娼,勒令改业,毋许窝留内地恶少,赌博偷窃。如敢抗违,除内地犯罪匪类按律究拟外,将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断。窝留恶少之夷娼,男妇各照犯奸例治罪,如别犯赌博、窃盗,其罪重于宿娼者,仍从重拟断。并将失于查察之夷目,一并处分,知情故纵者同坐。十一、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许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藉打雀为名,或惊扰乡民,或调戏妇女,每滋事端,殊属违例。该夷目严行禁止,如敢抗违,许该保甲拿送,将本犯照违制律治罪,夷目分别失察、故纵定议。十二、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致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毋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结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该章程本拟以中葡两种文字勒石街头,务使汉夷咸知凛遵,安分守法,以除积弊,中文碑立于香山县丞衙署,葡文碑立于澳门议事亭。最后,由于澳门议事会向清政府请求,不要将碑文勒石街头,此项遂免。这一章程是张汝霖在过去颁布的法令的基础上做了大量修改补充而制定的。过去许多没有涉及或者没有明确的,这次都以正式律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对澳门华人、葡人与黑奴犯罪的审判权问题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这说明清政府对澳门有管辖权。这对加强对澳门的控制与管理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它由于管理过于严密,也限制了澳门的发展。王廷钤等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第74—78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论澳门形势状》称:“去岁丞令通详禁约,勒碑澳地,条内有不许引诱华人入教一款,必不肯从,延抗多时,后乃以番字碑立议事亭,汉字碑立县丞公署,草草了事。”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第232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5月7日,及9月8日、17日,朱梅官(即朱作宁)、朱哲堂、郑怀魁、陈荣禧、许鸣乔、徐秀官各贩茶叶、布匹赴澳门售卖,有西洋人咹哆唎(Adélio)等以胡椒、海参等货,与朱梅官等兑换茶布,以货抵兑外,咹哆唎尚应找朱梅官番银3480元、朱哲堂番银2300元、陈荣禧番银1220元、许鸣乔番银3400元。又郑怀魁、徐举业(即徐秀官),于8月30日,合运冰糖等货至澳门,由葡人咹哆唎收买,赊欠货价番银1200元。咹哆唎于是年九月底载运各货回国,船泊香山县属外洋,朱梅官等闻信赶至咹哆唎船内,逼索欠银。适有西洋不识姓名洋船驶到,咹哆唎当向借银还欠。因无现银,只有鸦片烟泥,如可抵欠,情愿问借鸦片烟泥作银抵清欠项。朱梅官等因咹哆唎即须回国,虑及欠项无著,当各应允。咹哆唎随给朱梅官鸦片烟泥120个,每个约重2斤七八两,给朱哲堂80个,给陈荣禧41个,给郑怀魁、徐秀官共40个,给许鸣乔80个,抵清前欠。朱梅官等因内地查拿严禁,不敢载入口岸,各在洋面将鸦片烟泥陆续卖给不识姓名过往船户,朱梅官共得价银3840元,朱哲堂共得价银2560元,陈荣禧共得价银1380元,郑怀魁、徐秀官共得价银1320元,许鸣乔共得价银3500元。朱梅官等人贩卖鸦片并非秘密,亦多有人向清政府举报。负责此事的官员曾向朱梅官等人索贿8万元不得,遂兴发事端,以私贩鸦片开始缉捕朱氏等人。《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报查获贩卖鸦片烟人犯朱作宁等审明定拟情形折》,第41页。井上裕正:《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载费正清等著:《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第65页。另有一说是朱梅官案之揭发是张保仔投降清政府后,负责福建沿海的驻防,由于他是海盗出身,对鸦片走私的内情十分熟悉,所以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审讯后招供鸦片来自澳门,并探知澳门有一个鸦片贩卖团伙,福建遂将情报送至广东,朱梅官事遂发。参见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56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7月4日,著名汉学家、澳门土生葡人玛尔丁略‧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在风顺堂区逝世。玛吉士,1810年3月20日生于澳门风顺堂区,其父亲为曼努埃尔‧马葵士(Manuel Francisco Marques),为纯正的葡萄牙人。玛吉士少时就读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在汉语语言的学习上,造诣颇深。1833年,玛吉士取得了译员的资格,并且在议事公局中担任翻译官,很多粤澳往来的文件都由他翻译,并一直持续到1846年。1846年12月,法国外交使团邀请玛姬士出任该使团随员,担当翻译一职。但因为外交使团到达日期的延误,玛吉士在这一段时间为香港的法律部门做汉语翻译。直至1848年,他才成为法国外交使团的正式翻译。其后的十年间,他一直为法国外交使团服务。1860年他临时接替了退职的卫三畏的工作,做了美国外交使团的翻译。在结束这个职务之后,1861年3月,应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邀请,他又接受了普鲁士外交使团翻译的工作。晚年的玛吉士回到澳门后,继续从事着他的汉语研究直至去世。玛尔丁略‧玛吉士一生著述颇丰,先后编纂出版多部著作。《音乐基本原理》(Princípios elementare da Musica),由圣若瑟修道院出版,书中有作者1846年9月8日的序。《番汉杂录全本》中文本,全书十二卷,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启示录》、《提多书》、《希伯来书》,即将《新约》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该书于1848年开始翻译,1854年完成。《汉葡词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是玛吉士依据《康熙字典》编撰而成的一部词典,可惜没有正式出版发行。此外,他还编纂出版了葡文本的《官话和粤语会话》等数种语言类著作,显示了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在玛吉士的众多著作中,影响和价值最大的是他用中文编著的《新释地理备考》一书。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577; 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载《暨南学报》2006年第2期。
《知新报》第一百二十六期刊登《康南海上粤督李鸿章两书》、《故西安县令吴季清事畧》、《端邸兵变》、《责备邻邦》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8月20日,东京同盟会成立。9月8日,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后不足三星期,孙中山即给冯自由、李自重颁发委任状,委任二人为省港澳地区同盟会主盟人,在香港、广州、澳门建立同盟会组织。其委任状称:“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特委托本会会员冯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二君热心爱国,诚实待人,足堪本会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冯自由被委任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后,“于丙午、丁未(1906—1907年)间(民前五、六年)”先后派遣阮亦周、刘思复、刘樾航等人到澳门,在荷兰园和隆街21号租下一幢南欧式洋楼,设立同盟会机关,登记注册为“乐群书室”,招揽青年学生前来阅读书报,作为宣传革命之用。乐群书室成立后,主要是刘思复借其地以作制造炸弹炸药的试验。由于刘思复的炸弹试验是秘密进行,故这批香港同盟会会员也未在澳门过多出头露面,故“成立数月,仅得基本会员数人,不得已宣布解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册《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第74页;《孙中山全集》第l卷《给冯自由、李自重的委任状》,第286页;吴伦霓霞:《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第50页。香港何伟杰君亲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找到这份委任状,其原名称为“委冯自由、李自重为港粤澳主盟人通知书”,参见何伟杰:《澳门同盟会的成立:港粤澳主盟人与乐群书室》,载《澳门历史研究》第7辑,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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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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