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寒露，早晨十点半的檀香山咖啡，艳阳和暖，微风习习，一如陈浩星留给公众的温文感觉。

“于我而言，从政和从事文学、艺术都是一回事。文化的走向关系国家未来，文化是国家民族的根本，也是从政者所必须关心的。”陈浩星要了一杯奶啡，侃侃而谈：“我是一个传统的人，主张文以载道。文艺创作要对社会有正面影响，要介绍、传播我们的社会文化。”

一九八零年代初，内地开始有作家来珠海和澳门交流。当时，澳门还没有作家社团，交流活动由当时的文化界前辈组织，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澳门笔会成立，成员包括几乎所有活跃于澳门的作家，其性质相当于内地的作家协会，该会至今仍是澳门特区最主要的作家社团，为澳门文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交流平台。身为澳门笔会名誉会长，陈浩星也参与了笔会的筹建工作，对笔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即将成立的澳门笔会青年协会，陈浩星亦寄予厚望。“年轻人要有社会担当。”他说。

陈浩星一九八三年十月进入澳门日报社，编辑过“新园地”“镜海”“新书刊”“语林”等文艺副刊，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是诗词、书法及篆刻方面的造诣。

陈浩星的文艺之路，始于家庭教育和师长熏陶。小学时期参加澳门美术协会开办的绘画班， 由素描石膏像开始；家庭培养阅读习惯，内地的连环图、香港出版的《小朋友画报》《儿童乐园》杂志，还有历史人物传记等陪伴他成长。腾转跳跃的线条世界，激发了童年陈浩星对美术世界的浓厚兴趣。“其实，我是由（中国）古典文学进入古典艺术的，但我对两者的兴趣又差不多是同时发生。我的体会是，要深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学，才能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内核有所认知，否则，认知只会停留在视觉艺术的层面。”

陈浩星的文艺观和人生观，与家庭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是海员，活跃于工会，向往进步，并给长子改名红星。陈浩星从父亲身上感受到，立身处世，一须热爱祖国，二须体恤基层。“大姊少时曾随父上街买橙，父亲在摊档选了几个好的，又刻意拣了几个不好的。大姊感到奇怪，询问原因，父亲说，‘儍女，若一味都拣好的，剩下不好的橙，谁会买？摊贩怎么办？’大姊说，父亲这几句话让她记一辈子。”

父亲的遗物只有自用印一方，书数本，其中一本是艾青的《诗论》。陈浩星说，最令他惊讶的是，父亲还留下一本毛笔自书诗稿，写在一本印务所的拍纸簿，都是五七言近体诗，书法飘逸，写情抒怀，诗书双美。父亲虽然只念过几年书，但是有如此修养，令陈浩星感悟自学及力学的重要。

除了父亲，李鹏翥先生是第二位对陈浩星影响深远的人。中学刚毕业，他已经认识鹏翥先生。当时，他仰慕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曾留学日本，他渴望追寻先辈足迹。在日本短暂研习后回澳，蒙李先生栽培，得以进入澳门日报社工作。忆起工作期间，李先生在言语、礼仪、待人接物等方面对自己言传身教，陈浩星感到无比幸运：“我在报社工作了十四年零十一个月， 差一个月就满十五年。多年来李先生一直指导我写作，介绍我接触社会人士，参与社会事务。即使在我调任博物馆之后，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我很感激他，很怀念他。李先生谦虚好学，我追随先生三十年，从他身上感悟最深刻的，可以八个字概括──识大体，凡事看大局。这点足以令我受益一生。”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周年，陈浩星以书法参加“二零二四年澳门跨媒体文学大展”：

性格耿直、被鹏公谆谆告诫“勿太书生气”的陈浩星热衷于中华文化，为此写了不少文章， 但多年来未曾结集出版。澳门回归后，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文学出版如火如荼，李鹏翥先生及若干好友劝他出书，他都婉谢了，原因是“我的文章没甚么特别”。一九九八年，陈浩星转任公职，筹备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二零零八年起担任该馆馆长，期间策划了数十项中外文物特展， 见证了澳门文化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历史点滴，肩负文明互鍳、文化传播的工作使命。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陈浩星终于首度将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结集为《夜航随笔》正编及续编。同时，他也在辑录《博物文存》和《艺术文存》，“只要对社会有用，我都愿意做。我考虑出版文集，只因这些文章是真实、原始的记录，可供读者了解澳门文化发展的一些面貌。”他郑重地说。

最令陈浩星开心的，是从旧作印证国家今日发展。例如他于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澳门日报》发表的新闻特稿《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当时，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先生视察长江三峡，他作为记者跟随报导，一路沿江而下，之后写下这篇特稿。重看旧文，他“仿佛进入时光隧道”，特别是看到小题为“四川湖北意见不同”这一段：

“三十多年后，这段文字不但印证了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也让我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原理及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陈浩星感叹道。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工作求安稳、热衷做公务员的现状，陈浩星认为年轻人首先应有社会关怀，不建议年轻人一毕业就投考政府工。“年轻人应该要在工作过程中培养判断力，提高执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服务社会的热心。对社会要有担当，对人生有梦想，有理想。当我们批评别人理想主义，还要想到，假如没有理想，还谈甚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