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供水可谓非常便利，不论是洗澡、洗衣服、煮饭、清洁、饮用等，只要打开水龙喉，即可享用源源不断的自来水。然而，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澳门居民的用水日常与今天大相径庭。每天起床后，人们需要提着水桶到水井或山泉打水，再把沉重的淡水担回家。现在，让我们回顾昔日澳门居民赴井汲水的日子，了解澳门水井的历史吧！

澳门的淡水资源一直相当有限，水源主要来自山上的泉水和地下的井水。山泉水向来以甘甜清澈而闻名，成为茶客们泡茶的首选，不少大户人家或茶楼专门从二龙喉、大龙喉等「名泉」取泉水，不少茶楼更标榜“山水名泉”以作招徕。不过，并不是家家户户附近都有山泉，或每天费事费力去取山泉水，所以居民更常饮用的是就近的井水。

到底澳门有多少口水井？翻查1905年的《澳门市公共街道命名册》，已登记的公共街道有多达763口水井^【1】。在1950年代中叶，澳门市政厅调查水井的数量多达5,000口^【2】！随着城市和时局发展，澳门人口由1910年的7.4万攀升至1950年的18.7万，从数据可见，水井是昔日澳门居民非常依赖的水源。

私井，顾名思义是私人的水井，它们位于私人住宅、花园、建筑物或工场等，一般是不会开放给公众使用，但遇上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征用附近的私井。那么要怎样识别屋内有没有水井？当时，澳门市政厅规定拥有私井的业主必须在门口标明「P井」的标志，其中「P」是葡文中Poço（水井），告诉外人屋内有水井；即使屋内没有水井，但只要能通向有井的地方，门上仍然要挂上标志。

公井又名「街井」，就是设在街道的公共水井，往往是居民常用的取水地点，也是街坊们交流的场地。虽然说街井是公用的，但一些贪婪的人企图用围墙或围栅把街井据为己有，但遭到市政厅的阻止^【3】。公井不但是公众取水的地方，它更是居民们的公共空间，正如土生葡人作者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所述，水井成为担水的妇人们的社交地点，「人们在那里交流、闲聊、说长道短、打听新闻、散布谗言」^【4】，以井建立社区联系的契机。

刚才我们提到，水井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水源，也是火灾的紧急水源。

早在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营地大街、关前街和炉石塘一带的集市（Bazar）曾经发生一场严重的大火，几乎把整片商业区烧成灰烬，造成严重的人命和财物损失，但翌年大火再次燃烧了集市区内拥挤的木屋，祝融之灾成为内港华人的恶梦。有见及此，澳门士绅赵允菁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向香山县丞提出一系列防火的建议，当中包括把大三巴附近被人霸占的太平井重开，以及在该区多开水井等，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水井视作重要的灭火水源^【5】。

在十九世纪中叶，澳门城区频频发生火灾，担任消防监督（Major e inspector dos incêndios）的葡人富商先拿．飞南第（B. S. Fernandes）少校在1868年2月19日向总督柯邦迪（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提交一份改善消防措施的报告，不但建议把集市区的水井挖深来增加贮水量，同时要求拥有水井的商铺设置标志，让人们迅速取水救火^【6】。其后，政府在1875年把水井的标志扩大至所有房屋，不论是商铺或住宅^【7】。时至今天，一些房屋的门前仍然留有「P井」的标志。

打井水担水可以说是「老澳门」的日常。如果不是近水楼台，住所内有私井或门前有井，那么你每天需要到就近的街井打水。

回首昔日生活，没有自来水和石油气，不少人家使用火水炉，打水的水桶就用盛装火水的铁罐改装而成，铁罐绑着麻绳^【8】。打水时，把水桶放内井内，当盛满水时拉起来，然后把井水搬回家，把水倒进厨房的水缸或小储水池储存。虽然听起来打水是简单的事情，但想像每天最少担著沉重的水桶四、五次，而且这种家务不分男女老幼，所以每天用水是得来不易的^【9】。为了省力地取水，一些人会在水井加设铁架和装上滑轮，使居民较容易和轻松地取水^【10】。如果家中没有人可以去取水，也可以雇用担水妹代劳。

雨水丰富的雨季，水井内的水较多，大雨过后甚至溢出井外。相对地，年尾至翌年四月期间是旱季，水井内经常出现干涸，由于井水很少，居民只能改用用扁平的盛器（如垃圾铲）来取水，人们把盛器放进井底，然后寻找井底中凹下的坑洞采集井水，再缓缓地取出井水，街坊称之为「隔水」^【11】。由于旱季的井水不多，不能有太多人同时在水井取水，否则大家互相阻碍，反而人人都无法取水，所以居民会选择在较少人的时候隔水。即使隔水能取得井水，但水质较为肮脏且有很多杂质，必须先过滤才能饮用。

虽然打水是很多澳门居民的日常，但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事，偶然也会发生堕井的意外，这些意外可能是操作不当而失重或是地面湿滑所致，有时更造成人命伤亡。因此，在1927年的《澳门市自治规约》就规定要加高井口或加设栏栅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水井作为居民取水的地方，打水时少不免无意把杂物掉入井里，如断裂的麻绳、水桶、垃圾和杂物等，导致井水污染，所以为了确保水质和水井的卫生，居民每年定期进行一次大清洁^【14】。在1891年，政府在宪报上亦作出相关的公告：

一般来讲，清洁水井会选择在水较少的时间，也就是冬季的干水期。有时候，如果遇上突发情况，例如鸟粪污染、发现尸体等，就会马上抽走井水，立即洗井。

各区的居民在清洗水井上的方式都不一样。以茨林围为例，围内的街坊会一起筹钱找人来洗井，清洁之前他们在井口架起杉架，洗井的人会坐在箩筐里缓缓地进入井内清洁^【16】。另一种的方法是使用木梯爬进井内。进入井底后，洗井的人除了清除井底的杂物和垃圾，也要清洗井内的石壁和青砖，一些人还会把茶叶和盐撒在井内，相信能够杀死病菌^【17】。水井由于长年积水，难免造成蚊虫滋生，引发疫病，一些水井内会饲养鲤鱼、食蚊鱼（大肚鱼）等来灭蚊^【18】。

顺带一提，有时候发生投井自尽的事件，在尸体搬离水井后，水井需要封闭一段时间（约两、三个月后），再找僧人或道士做法事，之后开井清洗，才能再次供大家使用^【19】。

水井虽然是昔日澳门居民生活的重要的水源，居民也定期清洗水井，但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发展，地下水渐渐受到污染，从居民生命的水源反过来变成夺命无数的毒井。

在1888年，葡萄牙兵船「印度号」（India）前往澳门的途中曾经停泊在香港，当时香港正爆发霍乱疫情，船上有人抵达澳门时出现感染的病征，为免船上的人员登陆使疫情蔓延至澳门，政府把「印度号」一度停泊在半岛东北面的海边。由于引发霍乱的霍乱弧菌透过人类粪便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政府的卫生部门发出公告，指示一系列防疫的个人措施，其中要求居民要饮沸水、不要饮用井水或水池的水：

在1911年和1913年，澳门爆发霍乱及肠胃病的疫情，澳葡政府再次发出公告，要求居民不要食用井水，而是改到东望洋山的水泉取水饮用。然而，在没有井水的替代品之前，政府的呼吁亦难以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居民不可能放弃近处的水源，改为每天花上时间和力气到远处取水。那怕是井水存在风险，但仍然是居民主要的水源。

在1938年，澳门自来水公司兴建的新口岸水塘落成，能够收集可供当时澳门居民使用三个月的淡水，提供较为稳定的供水。自来水供应改善后，澳葡政府逐渐封闭街井，还有停止从银坑运水，一方面是杜绝居民使用不卫生的井水，另一方面是确保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专营。尽管自来水公司积极改善供水，但难以在一时之间扭转居民上百年来的用来习惯，部分人觉得自来水味道很奇怪，喜欢饮用井水；而贫苦的老百姓，亦难以放弃一直使用的免费井水，一些人甚至偷偷地违反市政厅的规定，私自重开街井偷用^【21】。

在1950年代，澳门多次受到水荒的威胁，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不但造成民生困扰，也构成工业、商业和卫生等问题。由于自来水公司未能即时提供解决水荒的计划，澳门市政厅不得不作出让步，在1959年一度解封36个没有受到污染的街井，以解一时的水荒^【22】。在二十世纪后期，随着自来水普及，加上城市发展导致地下水减少，水井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井不再是居民日用的水源，绝大多数的街井封闭，私井则随着房屋拆建而渐渐消失，只有少数私人住宅或旧建筑仍然保留封闭的井，成为昔日水资源的痕迹。

水井的历史作为澳门供水史的一部分，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居民依赖本地水源的习惯，打井担水是老澳门人的日常。水井不但是居民生活的水源，更提供了一处交流的场地，人们在每天聚在井口打水时闲聊“吹水”，拉近社区居民的联系。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地下水源受污染，水量亦不足，水井不再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用水，渐渐地在生活中淘汰，打井汲水的日子成为老一辈居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