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戴超，1917年在广东省新会县的农村出生。应该是1933年年尾农历十一月左右，我16岁，来到澳门学师。我学古典傢俬。

我16岁出来，去那个四邑渡坐船。那只船我还记得叫“利民拖渡”。

我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澳门，那时我妈妈仍在新会农村乡下，我爸爸很早就离世了，我三岁时爸爸已不在。我有一个家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爸爸离世时，我妹只有一岁，我三岁，爸爸的样子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我的童年就很惨了，俗语说，“惨到像废人”，母亲要养四个儿女，多困难啊，尤其是早几十年在农村，“你死你贱”（死了都不会有人理会），如果死不去，就算幸运。

我没有读书。在农村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每早帮阿叔看牛，而阿叔会给少少钱买?，生活就是这样。在农村，十岁才入学读书，读了三年，但学的东西好少。因为要去做农活，无时间读。

我哥哥大我六年，他出来也是学古典傢俬。我来澳门期间，他就去了越南工作。

我在澳门米街合记傢俬铺学了三年。以前学师的制度和现在很不同，以前学师的生活好像奴隶一样。

抗战时，日本仔打中国的时期，澳门的情况我都仍记得多少的。1937年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广州沦陷期间应该是1938年，那时澳门没有工作做，我去做拉车的工作，那时是用木来拉车的。我们这班人在司打口，在爱群酒店门口，真的一生难忘，为何我会一生难忘？葡国人每个星期要我们八个人交20元（咖啡钱），那时候拉车工钱只有三五毫，若果我们不给钱，他们就会在晚上八点多九点这样就拉我们去下环街，除了洗厕所，亦都用粗绳去打井水，水池是一米高的，拉到我们手都烂。第二次还打到我手都肿。我以后就不拉车仔了，真的令我很难忘。

拉了差不多半年，拉不了后改去收烂铁、烂傢俬等去卖，反而能揾到糊口。那时候在高士德大马路，那些树都不是很高，有些人捡榕树果作食物，食了两三天，第三天就不见了他。那时候我在高士德坐单车周围去，甚至在上架行会馆门口，差不多一天有一个死尸，那时饿死好多人。当时澳门的米一元才得三两八。拉车一次只是三毫子。肚饿都没有办法，也要撑住。

后来我1939年结了婚，开始做收卖，做了三年。1941年之后没有再做收卖，1942年期间走难，返回去新会耕田，做农工。那时候农村都一样饿死好多人。我返去种薯仔，拿一些生果、饼干到街市卖，从而找两餐糊口。

至1943年再回到澳门。做傢俬，再做本行。在沙栏仔斜路脚汉昌隆傢俬铺做。

1945年和平后，我到了香港。做傢俬，去那些楼厂（地盘的意思）做装修傢俬。当时每天的工资是2至3元。直到1948年11月份回来澳门，整个家搬回来澳门。

我有六个女，一个儿子，大女是大妗娘。我六个女，有三个在香港，一个在澳洲，一个在新加坡，澳门有一个。

1958年支援广州，是由上架行会组织我们去的。

1948年，我从香港全家人回来澳门，同样都是做木工、做建筑，在水坑尾的又和建筑，即在崔德祺先生那间公司做。

1948年回来澳门，一直做到1958年去广州支援建设，在广州钢铁厂白鹤洞，周总理好支持那间国营厂。在那儿是做模型的工作。若果不是做木的人，没有这个技术就很难做，是做傢俬的人才能做到，因为要好仔细。广州工资是88.32元，但我是带薪水过去广州工作的。

支援广州，是由上架行会组织我们去的。

1962年我回来澳门。

我1945年过去香港，澳门街好多人都过香港做木工揾食；刚好我们一班人，梁培¹、冯培²他们晚晚吃完饭之后在湾仔倾“国事”，冯培、梁培说澳门需要组织一间工会，谈了有一年这样。

刚好我和梁培他们是一起做的，所以梁培、冯培他们回来组织了澳门第一间工会，就是上架木艺工会。以前殖民地澳门不准许用“工会”这两个字，讲“商会”就行，讲其他什么“会”就可以，但讲“工会”就不可以。

梁培他们1947年回来，在上架行找陈恩记、何成谈好了，澳门街一定需要一间工会。陈恩记是木工，何成也是做木的，大家很容易谈好的。以前都叫上架行会馆，当时还未叫工会，至到1948年，梁培和冯培加上十个八个人去改组，当时都很顺利，大家都是木工嘛，就叫“工会”了。

以前国民党陈振堂办会馆时是挂国民党旗，不是五星旗，改组后是挂五星红旗。1949年之后升五星旗，1950年，上架行会馆是澳门第一间成立的工会。“工”是上架木艺工会第一个工会用的，是几百年以来澳葡政府第一间组织用。为什么这么顺利，因为我们的办事人是爱国爱澳的，澳葡政府就不能说“不”。

我1948年回澳。在1949年入会。

我在1981年正式申请过去香港。以前去香港不需要任何证件，但至1955年后才需要证件，坐船过去就可以了！

我的证件出生日期是1916年9月13日，但实际上我是1917年12月，是报大了一年。因为那时候50年代初期，澳门需要拿身份证，在龙嵩街那区的一间小房子，比这儿更小，但有几十人在一起，他问我，“喂，你几多岁，点点点”，我随便答他“几多岁”。那时候殖民地政府的人，如果我讲慢些，他们都不同你办。恶到你惊！

1962年我回来澳门后，我们这班人做木工，矮仔新、长来来、刘胜等，那时候没有什么做啊，做金来大厦，我们这班人周围跑，即是和一班有一定技术的木工工人，自己“埋堆”在一起，自己去跑，判一些工作去做。我那时候做三间公司的判头。有林旺（时代公司）、崔德祺（又和公司）、王国忠（恒昌建筑公司），本来王国忠是和崔德祺一起的，后来王国忠能赚钱，就自己发展。所以我一个人做三间公司，其实都很辛苦，我做了十多年，你想我能有多少钱，连十万元都不够！

那时候的工价，我做第一次判头时，是1964年，林旺要做高楼街，一天七八元，六七元上下。现在很厉害，是七八百元一天。我那时候住在三巴门，我在香港学满师回来都是住在三巴门的。

我1981年退休，然后申请去香港居留，因为那儿有三个女儿，她们和我办身份证。2001年，整个家又搬回来澳门住。

参加工会之后，我在1952至1953年，在工会做理事，当时梁培办上架行的，中华商会又发展，梁培办工联总会，有戴老营［注：应为茶楼饼业工会的戴盈］，甘广等两兄弟、油漆工会郑棠和陆振，泥水是钟来的父亲钟满、梁初，他们一起搞工联。

筹备工联的时候我没有份。代表（木艺工会）我有份，雷鸿（花名“雷老虎”）是正，我是副，代表木艺工会出席工联工作。

工会办学的情况我都知道，因为我大女儿在那儿读，她1945年出世，7岁那年在上架行，和戴良的女戴兰英等一班。应该是1952、1953年那时，上架行办学校，那时候找学校好难，当时工友要求工会办一间学校，那时李莹⁴的“老豆”是“剫木佬”来的，住在水坑尾又和（公司）隔壁。上架行以前是一层的，加了一层，是后来建好的，木料都是沙梨头的木园捐的，不用钱的。在楼下地下（师父庙）、二楼都是课室，读到四年级就没有了。

教师课室是现在打乒乓球那儿。校长本身是由上架行会馆的人负责，没有校长的，有好几个老师。李莹是校务主任，可能老师有一些流动，听到的名字最起码有五六位老师，做过木艺工会的学校老师最起码都有五六个，如林植州也做过。林植州做副主任，李莹是正的。我大女读了四年（上架行学校），我1958年去广州，那时候就没有了。

先有工人医疗所，后来才有劳工子弟学校。医疗所应该是在1955年，劳工子弟学校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55年期间。梁培在工会，派我去近西街（现在叫美丽街）布置，在美丽街都有两年时间，后来发展到不够地方，就搬了去水坑尾，水坑尾那儿地方多，医疗所所长谭大同是正，陈满是副的。我做些“钉钉打打”的工作。

最早师傅诞的仪式是，有些铺头会以一只鸡、烧一只猪出来拜。工会有一只烧猪、一只鹅。以前无两只烧猪，只有一只。

因为工会起了学校，搭棚没有位置，后来在炭铺的门口位置，上架行馆请女伶来唱曲，搭了两年，那段时间是办学校期间，50年代初期。

自从办了学校，没有地方做厨房，所以就去酒楼吃，陶陶居、李康记等酒楼；以前有例银收嘛，例银多，工会给回一些筹给公司，够了一围，酒家就送去公司，就是到会。

说到讲工价，有几个常务理事去做，三个人去，就是梁培、冯培和伍培，叫做三培公司。工人福利会的时候，争取三毫子的时候，我在。

我以前做南通银行工程，在拆楼板的时候，重物压下，自己的脚肿了，有工人医疗所医生证明，写好了纸。一毫子都没有赔，所以我家里有“燕梳”（保险）都不会去买。未买的时候说甚么都有得赔，但到了真的有事，却不管人。后期，有了工人福利会自己的工伤保险，就可以自己去看医生。

那时是这样的，我有拿三毫子的飞仔，还存了一年、两年，一个月头、分两次给我们。判头（包工头）要买的，任何人都要买。

讲起搭牌楼，每逢“五一”劳动节都要派出去做纠察，国庆节搭牌楼也要做纠察。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四方八面真的都有敌人，你知道（当时）澳门街是复杂的，红、蓝、白、黑都有。动不动有人这样喊：“左仔，左仔”。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头都要出去。有一年，上架行搭牌楼搭得特别靓，我们都准备了白灰，预备在二楼倒下去，我们是有防备计划的。但是这么久以来也没有发生事件，好少。

其实都没有甚么的，只要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你行你的路，我行我的路。

1966年、1967年以后，我们的工会用木棍封住了师傅的神坛。我们工会，什么都是走先的。上架行那个时候遇上“除四旧”，工联（时任）理事长梁培甚么都会行先，不允许拜师傅。什么东西都卖去了，那些炉啊什么的……几百年的东西了，像卖了不知道几百块钱。

已经封住了，有什么必要卖掉呢？

我以前未上广州时，在澳门很积极的，那时候出席工联，甚么事情都交由我和雷老虎去办，澳门街坊福利会陈植生、梁秩智那班，每年“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我们都会走去帮手，如国庆节，以前会“扯”（拿）旗仔、“扯”电灯，卖餐券，我都一样成日去卖餐券。冯培问我，“大少呀！不如加入福利会啦”，三巴门那间福利会前身都是我创会的，就是现在三巴门的（理发师）小明那里。大家街坊讲，不如搞个福利会，从包公庙走下去，在同安街第一间，就是结石工会（石艺工会）！三巴门街坊福利会有甚么办，街坊总会有什么办，都是我出席做代表。

后来工联总会梁培建议搞《澳门日报》，我做代表，参与开了三次会，都是在银业公会开的。先搞三巴门福利会，后搞《澳门日报》，梁培细佬梁洪最支持。

搞几个月头就开办了。《澳门日报》利用街坊会，每个街区若有甚么事情发生，就打电话报告他们，而街坊会可免费看报纸一年。

我们的会员证，上面印有一个“父老”，代表会员超过60岁，不用交会费了，见到旧的会员证没有“父老”二字，就要交会费。

我现在生活麻麻地（一般般），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好多内病无人知。我个人的个性，“天跌下来都当作被盖”，都不需要很多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