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李華照，1914年生，祖籍珠海三灶，祖父母那代已在澳門生活。

父讀過四年書，年青時隻身到廣州黃埔的船塢學師工作，後因父母火災雙亡的變故回澳，那時得其契媽幫助收殮父母而相認。

我母廖桂，1917年生。聽我母說: 父之契媽亦是她叔母，因而撮合姻緣。父母婚後住在台山第八街42號，父親的契媽也住在同一條街的斜對面。我1945年在家由執媽接生，下有三弟一妹。家住台山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父在1942年入電車房( 電燈公司發電廠) 工作，是車床工人，也是1946年成立水電工會時的創會會員。五十年代起，他積極參加工會工作，擔任過多屆理事和工會代表。我少年時曾跟隨他到南灣街、板樟堂街的工會會址活動過。

那時台山有謙源、南洋、光遠等幾間炮竹廠。大多數台山貧苦居民都會從事炮竹業幫補家計，母是插引擯炮好手，我和弟妹小時候都會幫手。

我曾就讀過台山真原小學和蓮峰廟學校，1954年到勞校插班三年級。我對當時為人幽默風趣的校長譚立明深有印象。後來李耀校長是陳學中，覺得他較為嚴肅。1957年我勞校小學第七屆畢業，當時勞校動員同學回廣州升讀中學，我得到父親支持，與近十個同學赴穗考升學試。記得有勞校老師帶隊，在海傍粵通碼頭搭紅星輪船，經一夜航行，大概半夜到廣州珠江邊泊海關碼頭( 大鐘樓)，待天亮才上岸檢查過關，有勞校學長邱武邦和黃寶祥等來迎接( 兩人回澳後都在母校當教師)。我和幾位同學獲廣州廿一中錄取，我由初中一讀至高中一。廿一中是解放後新建在環市路山邊( 附近有華僑新村和建設新村、黃花崗)，因為建有宿舍飯堂等設施，招有較多港澳僑生。記得八中在芳村白鵝潭，也有較多港澳僑生，同學柯耀坤在此就讀，後來是婦聯學校校長。在廣州近四年寄宿中學生活( 學校有宿舍，木製的碌架上下床，一間宿舍可住二三十人，有飯堂供應早午晚餐。一個月的食宿費約十元人民幣。當時父的工資不夠2百元，港幣1百元兌換人民幣42.7元，負擔我的學雜費和生活費不輕，想見他對我的期望)。

當時內地正是火紅的年代，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我在讀書之餘，也參加過義務勞動，開挖水庫、下鄉割禾、摘石榴。那時正是內地的困難時期，物資緊缺，糧食不足。因為不想讓母親牽掛，亦不顧父親反對，1961年我毅然退學返澳。

返澳後，先是同街一小夥伴介紹入先進印刷廠( 位於鏡湖馬路街口)做過短時間。1962年父叫我到電車房當了四年徒工( 記得第一年人工50元，至第四年才90元，那時返工放工電車房會拉氣笛響號，放工出廠門會被門衛搜身)。1967年之前的工運受歷史局限，水電工會會員資格僅接納固定工人( 長工)，未能接納散工、徒工以及文員參加工會。我雖然未能參加工會，但在工餘時間會與其他師兄弟和青工積極參加工會的文體活動，參加工聯工人康樂館影院和9、10月期間的服務工作，結識很多工會朋友( 特別是工聯服務部的文師傅，對我來說是亦師亦友，他出身武術跌打世家，對愛國工運事業十分熱誠，開辦工人武術班，負責工聯糾察工作)。我在電車房徒工期滿後，沒被繼續僱用而離開了。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社會充滿愛國氛圍。1965年發生一二・三事件¹，澳門經濟環境變化，我的職業不穩定，曾在海傍的機器鋪、福源五金鋪、玉明鏡廠、亞洲汽水廠等處工作過幾年，但時常都得到水電工會的叔伯輩關心幫助。

1969年9月間，和我熟識的水電工會秘書梁洪和一位理事老蘇約我談話。因為水電工人子弟學校校工病故，讓我考慮回工會既當校工又做工會雜工( 沒有助理秘書的名義)。當時，我真有點毛澤東思想“老三篇”精神和“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亦有之前職業不穩定的原因，沒多想就答應了。但理想和現實是矛盾的。那時會址大門面向光復街，地下一層連通亞利鴉架街學校門面，有三層樓六個大教室，前後有天井，還有學校操場( 有遊戲滑梯、轉盤、沙池，工會節慶聚餐到會可擺十多桌)。 當校工時間大概一年多點吧，晚上睡書桌，一早起來煲茶水供應師生，準備小賣部售書簿零食，敲鐘上下課，一個人管清潔打掃地方，也兼着工會的雜務( 工會舊賬本記錄，每月補助校工50元)。當時學校由工會主席唐星樵兼任校長，教導主任是許秀芳，老師有何杏芳、關笑珍、鄧添等。水電工人子弟學校在1970年底結束後，我就全職跟隨梁洪秘書學習工會工作。梁洪，1950年至1972年任水電工會秘書，參與了工會改組，修定新勞資協約，處理很多的職工權益問題和事件。協調工會各部委的工作和活動，還管著工會的財務部和福利部工作。他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謄寫刻蠟板油印文件，還幫工友寫家書，有時也會在子弟學校代課教書。他很有親和力，待人溫文儒雅，深得工友愛戴，多直呼他梁老洪。一個知識分子，融入工會事業和工人群眾中，在南灣街會址、板樟堂會址、光復街會址都工作過。我在工會跟隨他學習工作。

工會秘書又稱書記( 文書) 或先生，工作上既要對本職工會負責，又要對工聯負責，是個十分重要的職位，是工會的核心工作人員之一，可說是當時主席老唐( 唐星樵) 的左臂右膀，是組織者、策劃者、執行者。水電工會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澳門工運發揮了積極重要的主力軍作用。

1971年起，我就像一個學徒似的跟着梁洪學習，會務的方方面面都會讓我接觸到。最基本的是做會議通知、記錄、公函文件傳達等。那時文書表述全靠手工刻寫蠟紙油印。我雖然讀過四年中學，字寫得差勁，文筆也不怎樣，因此真下了一番功夫練字( 學習仿宋體和美術字)，閒時就參考工會以前檔案和應用文以及查字典。手寫油印文書的工作方式差不多到九十年代才有改變，是工會遷到文第士街會址用上電腦辦公之後的事。我是先在家中自置電腦自學，借了工友一隻“快樂學倉頡”光碟，每天早上返工會前練習指法打字，向懂電腦的工友請教文書處理應用。同時期的工會秘書，大多數原來是行業工人，工會的積極分子，因為工會工作需要而脫產，一般文化水準是小學初中程度。所以很多人寫個文稿，計劃、報告、總結都力不從心。有見於此，工聯為了提高工會秘書的水準和能力，辦了不少培訓班，以適應澳門回歸過渡期的工作需要。我參加過中學語文課程(1986年至1988年)，又上過工聯與街總及婦聯等社團合辦的暨南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大專社會學課程，還上過暨南大學的秘書學課程及到過國家行政學院聽課。

我成家後，頭一年多仍住在台山平民屋父母板格的房間，他們睡搭建的木閣樓，四個弟妹分別睡廳間或屋前搭建的鐵棚下，可以想見當時的居住環境。後來我租住了社會房屋台山嘉翠麗大廈頂層七樓一房一廳的單位。1975年後三個子女相繼出世，我在工會的工作是早午晚三節時間，妻子在工人醫療所工作早晚兩節時間，通常晚上都要十時後才能回家，所以兩個兒子全靠我母親照顧，女兒剛滿月就全托在岳母家，直至她中學畢業赴美留學。夫妻能全身心服務工會和工人醫療所，真要感恩兩位母親，也要感恩我的岳父薛錦雄，他曾是海員工會的理事長，也曾任工聯副理事長，是個工會人物，對我女兒十分關愛。

我成長的台山平民坊( 十一條街，每條街平房編號60個)，變成了現在的新城市花園( 有十多座經濟房屋和社會房屋)，我也曾搬到其中一座的三房一廳單位住到2008年。在這幾十年裡，水電職工原來大都貧困，在台山聚居了不少人，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少說也有五六十人。單是在第一街毗鄰而居或對門相望的，就有十多位水電工友。

那時候在青洲和筷子基，也是不少工友聚居的地區。工會每在國慶節前，會在人多聚居的街區舉行工友座談會，宣講國內外形勢。春節前會將理監事工作人員分組家訪慰問貧苦工友。

工會秘書是全職在工會工作，實際上負責工會會務的方方面面，工會的日常開支和發放各項福利金，秘書是事必躬親。梁洪秘書離職後，當時自然由我接手工會秘書工作，兼管財務部和福利部的賬目，以及其他事務，直至退休。

七十年代，工會的財務和福利工作主要由一位叫葉明的理事負責，他是一位水廠機房師傅。每月定期某一周日時間約我核對單據結算。有時假日，我會同他一起騎單車去走訪退休工友，同時收取會費。

後來我和李華澤合作，他是一位電燈公司文員，是1967年推動文員參加工會的積極分子，1968年作為電燈文員代表之一簽署電燈公司勞資( 職員) 協約。

1982以後，財務由關鏡全、吳秀娥擔任，二人都是七八十年代以來的工會骨幹分子。

七八十年代以前工會收支項目比較簡單，收入主要是會員的會費( 除少數散工學徒個別徵收外，都由水電兩公司在出糧時代扣整數轉交工會)，支出就是工會員工薪金，會員的福利金( 慰問金、生育金、帛金等)，還有報紙費和一些雜項等。隨著工會會務發展，九十年代中後期成立了青委、技委、退休職工中心、文康中心等，活動頻繁，都各有一本賬，工會的收支項目複雜多了，我在職時都幫着跟進。

我是在1973年元旦去北京旅行結婚的。夫人薛蓮英，和我同齡，是工人醫療所化驗員。這段姻緣還是當時工會主席老唐 ( 唐星樵) 和工人醫療所主任女姐( 歐陽婉嫻) 牽線的。因為父親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工會的理事和代表，與老唐共事交情頗深，老唐視我如世侄，他一直關心我的人生成長過程，給我不少言傳身教、支持和鼓勵。特別是1985年，是他提名我赴京參加國慶觀禮活動。後來知道本來名額是屬於一位友會人士，出發前一天他因事不能成行，老唐臨時通知我第二天就赴廣州乘航班飛北京。想當年老唐真是特事特辦，我是特別買了西裝去的。記得同行有濠江中學的副校長岑銘本、飲食業工會主席梁奀等五人。在廣州受到廣東省總工會國際部工作人員迎送並安排住白天鵝賓館。在北京與香港工會代表合團，受到全國總工會工作人員葉振華( 後來差不多有二十年幫助水電工會聯繫安排很多與內地工會的參觀交流活動) 等接待，住日壇賓館，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由當時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的國慶宴會。真是難忘的高規格經歷。我父參加過1960年北京五一觀禮活動。

唐星樵領導水電工人與資方簽定新勞資協約，維護爭取工人合理權益，領導促進工會各項事業發展，特別是1954年創辦水電工人子弟學校，兼任校長。在各廠部創辦工友福利會，幫助工友解困，贏得工友的擁戴。他兼任工聯副理事長，負責過多方面的工作，如編輯《工人通訊》，糾察服務工作，康樂足球隊領隊等。1956年與工聯梁培等赴京參加五一勞動節活動，受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老唐具有工會領袖的人格魅力，威信高而有親和力，讓很多老中青工友都願親近他和敬佩他，對他有深厚的感情，感召了不少工友服務工會和參加愛國運動，我從事工會工作深受教益。

劉勝，1947年入職水廠的老工友，可說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我初到工會工作，老唐別有深意點名要我結識他多聯繫。那時他是工會的理事。

他家住青洲木屋，亦熱心為街坊服務，幾個子女就讀過青洲學校和濠江中學，因而在學校家長會擔任一定職務，儼如一個社會活動家，每出席社會活動，喜穿中山裝，愛國者形象。在水廠工作多在河泵當值( 地點在青洲禁區，將竹仙洞水庫原水、青洲河淡水通過管道泵入水廠過濾)。我有事需要找他協助工會工作，就騎單車家訪，有時也在中午到河泵，他可以“煮飯餸飲返杯”，和我無所不談。

我和他在工會工作合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八十年代的一件事，水廠一位工友生活困難，住在柿山連安圍，工會在每年春節前都會派員關心慰問，1984年，工會得悉他因雙目失明又半身癱瘓，積蓄被騙，在澳無依靠而回高明鄉下定居，特在春節前匯款5百元接濟，他收到後命侄代筆感謝。

我年少時隨父到工會活動過，居住在台山平民坊，在電車房當過幾年徒工，後來一直就在水電工會工作，所以對很多人和事都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

歐陽盛、馮潤、韋震沛、黎英權、許志明等，這些都是五十年代以來工會在各廠部的骨幹代表人物，都是我可敬的工會前輩。至八十年代他們相繼退休或老去，而在七十年代冒起的中青年一代工會工作人員，以阮毓明、鄺榮傑、關鏡全、劉潤輝等為代表，為水電工會傳承創新作了很大的努力。

八十年代，祖國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社會進入回歸過渡時期。既是振奮人心，又感召工會工作有新使命新任務，有新機遇和新挑戰，催人奮進。

以澳電為例，勞資關係的新變化和工會的應對，其趨勢是緩和協調服從社會大局，建立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以工會成立旅遊之友、青年委員會、退休職工中心、文康中心、技術委員會、書畫會、影友會等為例，促進創新會務迎回歸。

我由1969年 9月起服務水電工會，至2011年6月退休，由會務雜工兼水電工子弟學校校工做起，1994年之前，雖有秘書之稱，卻最多是助理一名，工作可以用“一腳踢”形容。後來前秘書屆齡退休，我全職擔任秘書一職，可以“雙肩挑”冠之，因為其時只有我一個人總管工會內外事務，到1999年後才聘有年青人幫手，但一般都做不長。如前所述，工會要適應回歸過渡期新形勢下的新使命、新任務及新挑戰，創新發展會務，建立很多平台團結工友參與社會，為創造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促進社會穩定為回歸作貢獻，可想而知會務的繁重，工作時間沒有固定的朝九晚六和假期，往往人家的工餘時間正是忙碌的時間，所以年輕人一般都不願長久做此工作。我因自始便有服務工會的信念，同時還因身邊有很多抱有相同信念的水電工會理監事和工作人員的堅持，並得到他們高昂的愛國愛會熱情和精神的鼓勵，才能堅持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