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李华照，1914年生，祖籍珠海三灶，祖父母那代已在澳门生活。

父读过四年书，年青时只身到广州黄埔的船坞学师工作，后因父母火灾双亡的变故回澳，那时得其契妈帮助收殓父母而相认。

我母廖桂，1917年生。听我母说: 父之契妈亦是她叔母，因而撮合姻缘。父母婚后住在台山第八街42号，父亲的契妈也住在同一条街的斜对面。我1945年在家由执妈接生，下有三弟一妹。家住台山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父在1942年入电车房( 电灯公司发电厂) 工作，是车床工人，也是1946年成立水电工会时的创会会员。五十年代起，他积极参加工会工作，担任过多届理事和工会代表。我少年时曾跟随他到南湾街、板樟堂街的工会会址活动过。

那时台山有谦源、南洋、光远等几间炮竹厂。大多数台山贫苦居民都会从事炮竹业帮补家计，母是插引摈炮好手，我和弟妹小时候都会帮手。

我曾就读过台山真原小学和莲峰庙学校，1954年到劳校插班三年级。我对当时为人幽默风趣的校长谭立明深有印象。后来李耀校长是陈学中，觉得他较为严肃。1957年我劳校小学第七届毕业，当时劳校动员同学回广州升读中学，我得到父亲支持，与近十个同学赴穗考升学试。记得有劳校老师带队，在海傍粤通码头搭红星轮船，经一夜航行，大概半夜到广州珠江边泊海关码头( 大钟楼)，待天亮才上岸检查过关，有劳校学长邱武邦和黄宝祥等来迎接( 两人回澳后都在母校当教师)。我和几位同学获广州廿一中录取，我由初中一读至高中一。廿一中是解放后新建在环市路山边( 附近有华侨新村和建设新村、黄花岗)，因为建有宿舍饭堂等设施，招有较多港澳侨生。记得八中在芳村白鹅潭，也有较多港澳侨生，同学柯耀坤在此就读，后来是妇联学校校长。在广州近四年寄宿中学生活( 学校有宿舍，木制的碌架上下床，一间宿舍可住二三十人，有饭堂供应早午晚餐。一个月的食宿费约十元人民币。当时父的工资不够2百元，港币1百元兑换人民币42.7元，负担我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不轻，想见他对我的期望)。

当时内地正是火红的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我在读书之余，也参加过义务劳动，开挖水库、下乡割禾、摘石榴。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粮食不足。因为不想让母亲牵挂，亦不顾父亲反对，1961年我毅然退学返澳。

返澳后，先是同街一小伙伴介绍入先进印刷厂( 位于镜湖马路街口)做过短时间。1962年父叫我到电车房当了四年徒工( 记得第一年人工50元，至第四年才90元，那时返工放工电车房会拉气笛响号，放工出厂门会被门卫搜身)。1967年之前的工运受历史局限，水电工会会员资格仅接纳固定工人( 长工)，未能接纳散工、徒工以及文员参加工会。我虽然未能参加工会，但在工余时间会与其他师兄弟和青工积极参加工会的文体活动，参加工联工人康乐馆影院和9、10月期间的服务工作，结识很多工会朋友( 特别是工联服务部的文师傅，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他出身武术跌打世家，对爱国工运事业十分热诚，开办工人武术班，负责工联纠察工作)。我在电车房徒工期满后，没被继续雇用而离开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社会充满爱国氛围。1965年发生一二・三事件¹，澳门经济环境变化，我的职业不稳定，曾在海傍的机器铺、福源五金铺、玉明镜厂、亚洲汽水厂等处工作过几年，但时常都得到水电工会的叔伯辈关心帮助。

1969年9月间，和我熟识的水电工会秘书梁洪和一位理事老苏约我谈话。因为水电工人子弟学校校工病故，让我考虑回工会既当校工又做工会杂工( 没有助理秘书的名义)。当时，我真有点毛泽东思想“老三篇”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亦有之前职业不稳定的原因，没多想就答应了。但理想和现实是矛盾的。那时会址大门面向光复街，地下一层连通亚利鸦架街学校门面，有三层楼六个大教室，前后有天井，还有学校操场( 有游戏滑梯、转盘、沙池，工会节庆聚餐到会可摆十多桌)。 当校工时间大概一年多点吧，晚上睡书桌，一早起来煲茶水供应师生，准备小卖部售书簿零食，敲钟上下课，一个人管清洁打扫地方，也兼着工会的杂务( 工会旧账本记录，每月补助校工50元)。当时学校由工会主席唐星樵兼任校长，教导主任是许秀芳，老师有何杏芳、关笑珍、邓添等。水电工人子弟学校在1970年底结束后，我就全职跟随梁洪秘书学习工会工作。梁洪，1950年至1972年任水电工会秘书，参与了工会改组，修定新劳资协约，处理很多的职工权益问题和事件。协调工会各部委的工作和活动，还管着工会的财务部和福利部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誊写刻蜡板油印文件，还帮工友写家书，有时也会在子弟学校代课教书。他很有亲和力，待人温文儒雅，深得工友爱戴，多直呼他梁老洪。一个知识分子，融入工会事业和工人群众中，在南湾街会址、板樟堂会址、光复街会址都工作过。我在工会跟随他学习工作。

工会秘书又称书记( 文书) 或先生，工作上既要对本职工会负责，又要对工联负责，是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是工会的核心工作人员之一，可说是当时主席老唐( 唐星樵) 的左臂右膀，是组织者、策划者、执行者。水电工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门工运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主力军作用。

1971年起，我就像一个学徒似的跟着梁洪学习，会务的方方面面都会让我接触到。最基本的是做会议通知、记录、公函文件传达等。那时文书表述全靠手工刻写蜡纸油印。我虽然读过四年中学，字写得差劲，文笔也不怎样，因此真下了一番功夫练字( 学习仿宋体和美术字)，闲时就参考工会以前档案和应用文以及查字典。手写油印文书的工作方式差不多到九十年代才有改变，是工会迁到文第士街会址用上电脑办公之后的事。我是先在家中自置电脑自学，借了工友一只“快乐学仓颉”光碟，每天早上返工会前练习指法打字，向懂电脑的工友请教文书处理应用。同时期的工会秘书，大多数原来是行业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因为工会工作需要而脱产，一般文化水准是小学初中程度。所以很多人写个文稿，计划、报告、总结都力不从心。有见于此，工联为了提高工会秘书的水准和能力，办了不少培训班，以适应澳门回归过渡期的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中学语文课程(1986年至1988年)，又上过工联与街总及妇联等社团合办的暨南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大专社会学课程，还上过暨南大学的秘书学课程及到过国家行政学院听课。

我成家后，头一年多仍住在台山平民屋父母板格的房间，他们睡搭建的木阁楼，四个弟妹分别睡厅间或屋前搭建的铁棚下，可以想见当时的居住环境。后来我租住了社会房屋台山嘉翠丽大厦顶层七楼一房一厅的单位。1975年后三个子女相继出世，我在工会的工作是早午晚三节时间，妻子在工人医疗所工作早晚两节时间，通常晚上都要十时后才能回家，所以两个儿子全靠我母亲照顾，女儿刚满月就全托在岳母家，直至她中学毕业赴美留学。夫妻能全身心服务工会和工人医疗所，真要感恩两位母亲，也要感恩我的岳父薛锦雄，他曾是海员工会的理事长，也曾任工联副理事长，是个工会人物，对我女儿十分关爱。

我成长的台山平民坊( 十一条街，每条街平房编号60个)，变成了现在的新城市花园( 有十多座经济房屋和社会房屋)，我也曾搬到其中一座的三房一厅单位住到2008年。在这几十年里，水电职工原来大都贫困，在台山聚居了不少人，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单是在第一街毗邻而居或对门相望的，就有十多位水电工友。

那时候在青洲和筷子基，也是不少工友聚居的地区。工会每在国庆节前，会在人多聚居的街区举行工友座谈会，宣讲国内外形势。春节前会将理监事工作人员分组家访慰问贫苦工友。

工会秘书是全职在工会工作，实际上负责工会会务的方方面面，工会的日常开支和发放各项福利金，秘书是事必躬亲。梁洪秘书离职后，当时自然由我接手工会秘书工作，兼管财务部和福利部的账目，以及其他事务，直至退休。

七十年代，工会的财务和福利工作主要由一位叫叶明的理事负责，他是一位水厂机房师傅。每月定期某一周日时间约我核对单据结算。有时假日，我会同他一起骑单车去走访退休工友，同时收取会费。

后来我和李华泽合作，他是一位电灯公司文员，是1967年推动文员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1968年作为电灯文员代表之一签署电灯公司劳资( 职员) 协约。

1982以后，财务由关镜全、吴秀娥担任，二人都是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工会骨干分子。

七八十年代以前工会收支项目比较简单，收入主要是会员的会费( 除少数散工学徒个别征收外，都由水电两公司在出粮时代扣整数转交工会)，支出就是工会员工薪金，会员的福利金( 慰问金、生育金、帛金等)，还有报纸费和一些杂项等。随着工会会务发展，九十年代中后期成立了青委、技委、退休职工中心、文康中心等，活动频繁，都各有一本账，工会的收支项目复杂多了，我在职时都帮着跟进。

我是在1973年元旦去北京旅行结婚的。夫人薛莲英，和我同龄，是工人医疗所化验员。这段姻缘还是当时工会主席老唐 ( 唐星樵) 和工人医疗所主任女姐( 欧阳婉娴) 牵线的。因为父亲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工会的理事和代表，与老唐共事交情颇深，老唐视我如世侄，他一直关心我的人生成长过程，给我不少言传身教、支持和鼓励。特别是1985年，是他提名我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后来知道本来名额是属于一位友会人士，出发前一天他因事不能成行，老唐临时通知我第二天就赴广州乘航班飞北京。想当年老唐真是特事特办，我是特别买了西装去的。记得同行有濠江中学的副校长岑铭本、饮食业工会主席梁奀等五人。在广州受到广东省总工会国际部工作人员迎送并安排住白天鹅宾馆。在北京与香港工会代表合团，受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叶振华( 后来差不多有二十年帮助水电工会联系安排很多与内地工会的参观交流活动) 等接待，住日坛宾馆，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由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的国庆宴会。真是难忘的高规格经历。我父参加过1960年北京五一观礼活动。

唐星樵领导水电工人与资方签定新劳资协约，维护争取工人合理权益，领导促进工会各项事业发展，特别是1954年创办水电工人子弟学校，兼任校长。在各厂部创办工友福利会，帮助工友解困，赢得工友的拥戴。他兼任工联副理事长，负责过多方面的工作，如编辑《工人通讯》，纠察服务工作，康乐足球队领队等。1956年与工联梁培等赴京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老唐具有工会领袖的人格魅力，威信高而有亲和力，让很多老中青工友都愿亲近他和敬佩他，对他有深厚的感情，感召了不少工友服务工会和参加爱国运动，我从事工会工作深受教益。

刘胜，1947年入职水厂的老工友，可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我初到工会工作，老唐别有深意点名要我结识他多联系。那时他是工会的理事。

他家住青洲木屋，亦热心为街坊服务，几个子女就读过青洲学校和濠江中学，因而在学校家长会担任一定职务，俨如一个社会活动家，每出席社会活动，喜穿中山装，爱国者形象。在水厂工作多在河泵当值( 地点在青洲禁区，将竹仙洞水库原水、青洲河淡水通过管道泵入水厂过滤)。我有事需要找他协助工会工作，就骑单车家访，有时也在中午到河泵，他可以“煮饭?饮返杯”，和我无所不谈。

我和他在工会工作合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八十年代的一件事，水厂一位工友生活困难，住在柿山连安围，工会在每年春节前都会派员关心慰问，1984年，工会得悉他因双目失明又半身瘫痪，积蓄被骗，在澳无依靠而回高明乡下定居，特在春节前汇款5百元接济，他收到后命侄代笔感谢。

我年少时随父到工会活动过，居住在台山平民坊，在电车房当过几年徒工，后来一直就在水电工会工作，所以对很多人和事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欧阳盛、冯润、韦震沛、黎英权、许志明等，这些都是五十年代以来工会在各厂部的骨干代表人物，都是我可敬的工会前辈。至八十年代他们相继退休或老去，而在七十年代冒起的中青年一代工会工作人员，以阮毓明、邝荣杰、关镜全、刘润辉等为代表，为水电工会传承创新作了很大的努力。

八十年代，祖国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社会进入回归过渡时期。既是振奋人心，又感召工会工作有新使命新任务，有新机遇和新挑战，催人奋进。

以澳电为例，劳资关系的新变化和工会的应对，其趋势是缓和协调服从社会大局，建立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以工会成立旅游之友、青年委员会、退休职工中心、文康中心、技术委员会、书画会、影友会等为例，促进创新会务迎回归。

我由1969年 9月起服务水电工会，至2011年6月退休，由会务杂工兼水电工子弟学校校工做起，1994年之前，虽有秘书之称，却最多是助理一名，工作可以用“一脚踢”形容。后来前秘书届龄退休，我全职担任秘书一职，可以“双肩挑”冠之，因为其时只有我一个人总管工会内外事务，到1999年后才聘有年青人帮手，但一般都做不长。如前所述，工会要适应回归过渡期新形势下的新使命、新任务及新挑战，创新发展会务，建立很多平台团结工友参与社会，为创造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促进社会稳定为回归作贡献，可想而知会务的繁重，工作时间没有固定的朝九晚六和假期，往往人家的工余时间正是忙碌的时间，所以年轻人一般都不愿长久做此工作。我因自始便有服务工会的信念，同时还因身边有很多抱有相同信念的水电工会理监事和工作人员的坚持，并得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爱会热情和精神的鼓励，才能坚持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