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这个蕞尔小城，不仅享领着东方许多独一无二的殊荣，还蕴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奥秘。

有谁知道，一个四百多年前即已创立，并且持续运作的民间组织，如同一棵大树，至今仍然生长在这里，年复一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这在亚洲，以至在世界，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澳门仁慈堂，就是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间组织。

今天，当人们漫步在澳门市中心的喷水池广场，在排列成行而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群中，就可以看到她的俊俏身影。

1498年8月15日，在远方的葡萄牙里斯本，成立了第一所仁慈堂，其主持人是摄政女王梁诺儿。

在相信天主教的欧洲人看来，上帝为人类承担了痛苦和折磨，付出了深远绵长的厚爱。因此，从十字架竖起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应义不容辞，以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来热爱并报答上帝。当然，这些行动不一定是直接的，可以通过爱护及帮助他们的同胞，来报答上帝的恩典。这应该就是仁慈堂创办者的原意。

连葡人自己都说，在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不少主意和行为都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不能持久，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而创办者梁诺儿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并不愉怡，不能不影响着她的情绪。可就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仁慈堂的组织居然如此生机勃勃，如此长命，在世界的广阔地区，迅速生根发芽并成长巩固下来，除了信仰的力量，确实难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随着葡萄牙的海外发现，仁慈堂被带去了巴西、非洲，最后，被带到了东方。在亚洲，印度、斯里兰卡、马六甲、印尼（摩鹿加）以至日本（长崎），仁慈堂的组织遍地开花，处处结果。由以下历史的剪影可见一斑。

由于巴西的慈善机构在葡国人到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数目很快就超过葡国本土，当地即流行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两个葡人在一起就作嬉戏，三个葡人在一起就搞救济。在果阿，一个父亲如果叫儿子走正路，他就会说：去，做一个仁慈堂的兄弟吧。

澳门仁慈堂于1569年，也就是贾尼路（D. 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主教到达澳门后的第二年成立。

贾主教1516年出生于葡萄牙中部的科英布拉的一个宗教世家，二十七岁加入耶稣会。随着葡萄牙人向东方传播福音的热潮，1555年，贾神父远赴印度，担任远东地方教区的第二副主教。1568年，贾神父抵达澳门，负责中国和日本教区的传教事务。

四百多年前的澳门半岛，迎接他的，是一个狭小的渔村，还有几座木质结构的简陋教堂，一些粗笨的铅制圣器，以及少得可怜的生活供应。由于缺乏食物，有的神父在圣诞这样的重大节日，竟以野菜充饥，最后不得不寻找借口离开了这块上帝的土地。但贾神父没有走，他坚持下来，开始“白手兴家”。

他首先创建了澳门第一个慈善机构——仁慈堂，专门向弱者和穷人提供协助。可惜，关于仁慈堂早年的记录已所剩无几。它如何运作，规则又是什么，我们只能从遥远的记忆中找寻一些不完整片断，并试图把它们串联起来，恢复历史的大致轮廓。

1627年1月，由当时的仁慈堂主席利马（Lima）在该堂的教堂内，召集所有理事会成员开会，并选出一个工作小组，在里斯本和印度果阿章程的基础上，根据澳门本地的实际特点，制定了澳门仁慈堂包括三十七章内容的章程，并获得了大会的通过。葡王若昂四世在1643年的王室谕令中，批准了上述章程，并将仁慈堂置于王室的保护之下。

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利润和财富，也带来了悲惨和贫穷。因为不少商人和水手出海经商，远赴日本、马尼拉、果阿以至里斯本，中途经常遭遇不测，不是风暴袭击就是海盗掠夺，因此一去不归，在澳门留下了许多凄苦的寡妇和孤儿。照顾那些孤儿和寡妇，就成为仁慈堂一项不可推辞的义务。

今天，在仁慈堂南面的墙上，还可以看到镶嵌在上的一块石碑。那斑驳的碑体，仿若一张饱经沧桑的容颜。上面仍可依稀辨认的字迹，向人们提及仁慈堂的这件往事——“这间孤儿院由仁慈堂主席米格尔．马歇度于1637年1月6日开设”。

孤儿院就设在仁慈堂院内，不仅收容和照料葡籍的孤儿和寡妇，为了向“异教徒”传播上帝的福音，孤儿院也向当地华人伸出援手。《澳门纪略》对此有过记载：“（澳）南隅有庙曰支粮，如内地育婴堂。”“支粮庙”就是往时华人对仁慈堂的称呼，可能由于该堂经常向穷人派发救助而得名。书中还说，人们把弃婴放置门内，拉动大钟，工作人员即出来把弃婴抱去收养云云。

举办如此大型并众多的社会公益福利活动，没有钱财的支援，则是寸步难行。按照仁慈堂章程的规定，一些富裕的商人在生前或死后，都可以来到此处捐出大量的财产，为仁慈堂提供雄厚的财政援助。

仁慈堂大楼的博物馆内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对仁慈堂有着特别贡献，包括何贤先生在内的善长仁翁的画像。在低回的欧陆古典音乐的陪伴下，可以细细地欣赏，静静地思索，与一幅幅图像交流，与一个个灵魂对话。参观者的目光在巡视一周之后，往往会好奇地停留在中间一幅大型的女性画像上，高贵而大方，端庄又贤淑，她是谁？如果不是一位热心的神父把她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她的故事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土之中。这是一个没有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主人公姓名的故事：

与仁慈堂有关的慈善工作，也值得在此一提。

1575年，贾尼路神父在写给耶稣会长的信中说，除了仁慈堂外，他还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医院，那时叫做“贫民医院”（白马行医院）。前往就医的，不仅有基督徒，还有人数众多的当地华人异教徒。

贫民医院是澳门第一所医院，也是远东第一所欧式医院。1747年改为拉菲尔医院（S. Rafael，华人称作白马行医院）。当时院内因设有耶稣像和十字架，跟从对其它教堂的俗称，被当地人称作“医人庙”。医院的不少医生就由懂得医术的神职人员充任。西医和西药也就最早在这里率先应用，并其后由此传入中国。1805年，葡国医生高美士（Domingos Gomes）首先在澳门居民中推广接种牛痘的预防方法，后由英国人传入广东，内地即开始应用这种当时西方的先进医术。在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之后，直至1975年，仁慈堂因财政困难，才关闭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医院。

16世纪末期，随着葡萄牙在澳门经商定居，中国南部许多人都涌到这个小小的半岛谋生。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一种可怕的地方性疾病——麻风病。在他们聚居的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些鼻塌眼瞎、手足变形的麻风病患者出没。

因应形势，在贫民医院里，在望德堂侧，随即开辟了一所附设的麻风病院。不惧条件的恶劣，不顾自己的安危，贾神父带领工作人员们对麻风病人进行治疗，并提供复康的服务，这是澳门的一项最早的社会服务工作。直至三百多年后的1882年，政府才接手续办。

今天，在望德堂的院落，仍然矗立着一个花岗巖十字架，上面刻有1637年以及“希望十字架”等字样。几百年来，它凝聚着上帝对人类的厚爱，陪伴着无数的麻风病患者，渡过凄风苦雨，并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希望和寄托。

仁慈堂的会旗不是寻常的大红大绿，而是黑色的图案衬以白色的旗面，观感上没有欢快和愉悦，只会顿生一种肃穆和悲悯。旗帜中央，是两个盾形标志。右边一个，是葡萄牙国徽，以示葡国数百年来对该堂的支持。左边一个，中间是一副骷髅头骨，表示对饿殍亡魂的安置；上面的十字架自然代表天主教宣扬的博爱精神；周围的英文A、Z，以及希腊文A、Ω，都是其字母表的一首一尾，象征这种博爱精神的自始至终和包容万物；而M代表澳门。盾形标志的四周，还有日月星辰的衬托，这是行善造福，昼夜匪懈之意。而旗帜两旁的麦穗，更反映出仁慈堂的根本宗旨：为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仁慈堂四百多年来为社会提供的公益帮助，正如其会旗上概括的一样，包罗万象，无远弗届。除了上述提到的贫民医院、麻风病院、孤寡院外，还有：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照顾；对于有需要的人提供粮食、衣物、药品等方面的紧急救助；为穷人提供棺木；为成年孤儿提供嫁妆；探视监狱并向其家人提供经济补助；与远方葡萄牙的仁慈堂交换资料，以寻找人员的下落和处理遗产的事宜；在塔石、望德堂和风顺堂等区兴建房屋，以提供给低级公务员居住等等。直至成立后四个多世纪的现今，仁慈堂还承担着安老院、盲人中心和托儿所等方面的社会服务。

为了避免日晒雨淋，创始人贾尼路神父的石刻雕像，近年趁装修之机，从大厦的顶部迁移到博物馆的入门之处，仿如主人一般，亲自迎接着每一位访客。但是，当置身在博物馆里，看到神父的头骨静静地长眠在十字架的旁边，你才真正感到，他已经远离我们而去。

贾神父，仁慈堂的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您应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