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对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在澳门，考古工作自1972年开展至今，开展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圣保禄总院遗址在2010年至2012年开展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克拉克瓷，印证了澳门历史上瓷器贸易的繁盛，也引发人们思考这些考古发现和圣保禄总院的耶稣会士之间存在的联系。

提起考古，大家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甚么样的画面呢？是深入丛林寻找隐世珍宝的探险者？是研究远古恐龙化石的科学家？或是闯入古墓中大肆搜掠的不法之徒？让我们褪去对考古的幻想，一起看看真实的考古到底是甚么吧！

考古学其实是一门学科，是通过对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可见，考古学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宝藏，也不会对恐龙化石进行研究，而考古发掘需要在符合当地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发掘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古代墓葬。但凡是古代人类活动的地点，例如居住、贸易、宗教等功能区域，都可能留下古代人类生活的线索，因此，这些地点都有机会为考古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17世纪，Αρχαιολογία这一名词被重新使用时，其含义稍有改变，是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直到18世纪，一般也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现在，作为一门近代科学，考古学已发展出一套周密的方法论、系统的学术理论、明确的学科目标¹。而澳门的考古工作，大多数学者认同应以1972年香港考古学会来到澳门作考古调查为开端。澳门的考古工作自1972年开展至今，虽然发展相对缓慢，但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那么，究竟澳门的考古发现，如何让我们透过实物去了解背后的历史呢？

经过接近50年的发展，澳门至今开展了多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考古发掘工作，碍于篇幅所限，本文以其中的圣保禄总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旧译圣保禄学院）遗址为例，向大家介绍最新的考古成果。

圣保禄总院的建立可追溯至1593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提出理由证明在澳门建造总院的必要，与此同时，总院的建设工程开始³。翌年，圣保禄总院工程基本竣工，并举行开学典礼。后来在1601年，总院经历了大火后重建；直到1762年，圣保禄总院受到耶稣会在葡萄牙被取缔的事件所波及而被迫关闭⁴；1835年，圣保禄总院再次遭遇大火，自此总院转变成一处遗址。

考古遗址、考古遗存都属于考古学的概念用语，一般而言，遗址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该遗址范围内可能存有相关考古遗存，遗存则包括不可移动的考古遗迹、可移动的考古遗物。以圣保禄总院遗址为例，经过大火洗礼后，圣保禄总院大部分建筑已被烧毁，而少数仅存的总院建筑可被视为遗迹，例如大三巴牌坊（图4），作为附属圣保禄总院的天主之母教堂的前壁，其一直屹立不倒之余，还成为了澳门的城市象征。倘若按考古学规范的命名，大三巴牌坊理应被称作“圣保禄总院天主之母教堂前壁遗迹”，而在圣保禄总院遗址内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瓷片，则属于考古遗物。

圣保禄总院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至2012年开展的考古发掘。2019年发布的考古简报，让该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得以公开。那么，到底圣保禄总院遗址在该次发掘取得的考古成果如何向我们述说历史呢？

2005年，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历史城区”核心区的一部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澳门积极履行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包括开展大三巴世界遗产核心区及周边地区整体规划研究。有关研究由特区政府于2009年成立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跟进，当时提出拆除四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务员宿舍楼的计划（图5），由于该区域紧邻大三巴牌坊，据推测位于圣保禄总院遗址范围之内，而在没有开展考古工作之前，难以规划该区域拆除之后的空间用途。

因此，澳门文化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初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四栋宿舍楼拆除后的场地进行考古勘探发掘，以便了解该区域文化层堆积情况，探寻圣保禄总院内的相关建筑遗存，积累资料复原该区域的历史变迁过程，了解该区域早期的地形、地貌等地理环境的变迁情况。

在圣保禄总院遗址的发掘中，先后在不同探方内共发现15处灰坑遗迹，其中绝大部分为现代垃圾坑或破坏坑，只有两处灰坑遗迹年代略早，或与圣保禄总院遗址相关，灰坑遗迹及晚期地层出土了大量重要考古遗物，主要包括陶瓷器残片、建筑构件、鸦片盒、玻璃瓶、铜钱等，其中，以瓷器残片数量最多，包括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⁶。克拉克瓷这个名称，听起来十分“洋气”，但其实是一种中国生产的外销瓷。它和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谈克拉克瓷名称的由来之前，我们不妨先一起赏析圣保禄总院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

此外，圣保禄总院遗址亦出土了一种器型为军持的克拉克瓷，“军持”一名来源于印度梵语“Kundika”的音译，也译作“军迟”、“君墀”、“君稚迦”、“净瓶”等，是僧人随身携带供洗涤或饮水之用的瓶子，军持后来亦有外销给伊斯兰教徒⁹。圣保禄总院遗址出土的两件军持，其瓶颈已残缺，器身以各种青花花纹作装饰，象首形的流部形象生动（图9、10），是第一次在澳门出土同类型器物。

欧洲人于16世纪开辟东南亚航线后，中国的平底帆船、葡萄牙的商船以及荷兰和西班牙的大帆船都曾装运过克拉克瓷，其中有些船穿越印度洋抵达波斯，有些船则穿越大西洋到达巴西和穿越太平洋到达墨西哥和欧洲，而第一次将这种瓷器运抵欧洲的便是葡萄牙人¹⁰。有学者认为，大量外销到欧洲的真正意义上的克拉克瓷，是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中叶在澳门建立贸易基地之后才生产的¹¹，当然，克拉克瓷的原产地并不在澳门，而是产自中国内地的景德镇及漳州，而圣保禄总院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主要是来自明代晚期景德镇的民窑产品¹²。

在早期葡萄牙文献中，称瓷器为“Louça da China”（中国陶器）或“Porcelana”（瓷器），后来使用“Porcelana fina”（细瓷器），指景德镇窑口出产的细瓷，另有“Porcelana Grossa”（粗瓷器）这个名称，指景德镇窑口的粗瓷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克拉克瓷，而属于漳州窑口出产的克拉克瓷，则使用“Louça de Chincheo”（漳州瓷）作为专指¹³。那么，葡萄牙人口中的“Porcelana Grossa”、“Louça de Chincheo”是如何转变成今天的“Kraak Porcelain”呢？

在葡萄牙的航海贸易活动中，他们驾驶着自14世纪以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上就使用过的巨大船只，这种船只，葡萄牙人称之为“瑙斯”（naos），但荷兰人称它们为“克拉肯”（kraken），“克拉肯”来源自西班牙语“克拉卡”（carraca），而“克拉卡”又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克拉魁尔”（qaraquir），其意思是贸易商船。

在海上贸易霸权争夺战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之间常常相互击沉或俘获彼此的船只，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葡萄牙商船“圣·迭戈”（San Jago）、“圣达·凯瑟琳娜”号（Santa Catharina）分别于1602年、1603年被荷兰人于非洲海岸以及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俘获，这两艘船最后都被带到荷兰，船上估计超过十万件的货物，最后在荷兰被拍卖，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后来人们便把这些来自荷兰人口中的“克拉肯”，即葡萄牙商船上的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¹⁴。而圣保禄总院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便属于这些当时风靡欧洲的同款外销瓷产品。

关于圣保禄总院遗址2010年至2012年考古发掘的学术意义，主持考古发掘的学者认为，该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对于澳门早期建筑形制的认识，对出土明末清初陶瓷器、建筑材料的认识，都会对澳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特别是出土的青花瓷器对于研究中葡贸易史、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澳门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都具有非凡的价值，为中国外销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¹⁵。而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的学术意义以外，考虑到大量外销瓷出土的地点属于圣保禄总院遗址范围，亦需要思考这些外销瓷是否和圣保禄总院的耶稣会士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耶稣会士从西方来到东方，在这陌生的国度，他们一方面需要维持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开展传教工作，经费需要由耶稣会通过各种途径来筹集，主要来自教宗、葡萄牙、西班牙国王支付的年度经费、在日本、印度、马六甲、澳门拥有的不动产收入，以及耶稣会士的贸易收入等几部分构成。然而，不管是教宗、葡萄牙、西班牙国王支付的年度经费，或是不动产的收入，都只占传教经费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官方拨款方面，虽然在1574年以前，葡萄牙王室从马六甲海关收入中拨500十字钱（Cruzado）给耶稣会士，且该年后又增加了一倍，但这些款项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另一译名为讴宗华）用了一句西班牙谚语表达当时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传教，而非从事商业活动，但因现实所需却不得不向商业领域靠拢。

随着教务的不断发展，贸易收入在耶稣会士中逐渐不只是源于被动接受商界资助，也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行为。对东方语言的掌握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耶稣会士参与贸易的资本，这种优势使其不仅被商人允许进入贸易领域，更甚者，不少商人还主动盼望与耶稣会士合作。1578年，范礼安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达成协议，在商船每年运往日本的1,600担生丝中，拨出100担给耶稣会，让他们将售后所得作为其活动经费。这批生丝每年可为耶稣会提供4,000-6,000杜卡特（Ducats）的稳定收入。

这项协定的达成标志着耶稣会作为一个传教团正式参与了澳门—长崎的丝货贸易。此举在天主教内外引起了不少非议，只是在传教团规模渐长的同时，耶稣会的经费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不论是教皇还是国王都无法为耶稣会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性资金管道，因此到1584年，范礼安与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协议先后得到了教皇、国王、澳门议事会和果阿总督的认可¹⁹。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还会自备船只，或者联合投资商人的船舶，贸易范围和产品种类也逐渐多样化。耶稣会所涉足的不仅仅是澳日贸易，耶稣会由参与澳门—日本丝货贸易开始，将其贸易活动扩展到了澳门海外贸易的几乎所有领域²⁰。

事实上，圣保禄总院于1601年毁于大火后，耶稣会对总院的重建工作便和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据耶稣会费尔南·格雷罗（Fernão Guerreiro）神父的报告：

可见，正是贸易船只的平安归来使重建圣保禄总院的资金得到落实，为总院的兴建提供了经济的基础。

在大三巴牌坊上，除了有着丰富的宗教雕刻，诉说着天主教教义，亦有圣母双手合十为海船祈祷的形象（图14），寓意圣母保护海上航行者，正表明了当时耶稣会士和海上贸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圣保禄总院遗址出土的大量外销瓷瓷片，似乎也见证着耶稣会士作为商教共同体而留下的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