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藻扬，又名冼翰廷，原籍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简村。清末澳门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学正，从南雄珠玑巷迁往南海县，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长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进从大茂村迁往简村。[2] 清咸丰年间，父母因洪杨之役，乡间生活艰难，于是，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打工。藻扬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3] 母亲蔡氏为人勤俭严肃，患有微疾，藻扬事母至孝。藻扬归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扬自少孤苦贫困，对长辈非常孝顺。后来，他跟族人来往于钦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带经商。1899年，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贵”号两轮，开创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纪元。后来，他在香港、澳门入股投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等，并开设建昌荣药庄，成为当时知名富绅。 藻扬的妻子刘氏是个贫农女，平时较少言语，具有传统中国妇女的勤俭诚朴，深明大义。刘氏对女儿冼玉清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虑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态度，她放弃个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后，刘氏勤俭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俭节约，并积极参与社会地方公益事业。1928年，藻扬去世，终年78岁。[1] 刘氏于1931年去世。冼藻扬15岁时辍学，他不想后代走自己的旧路，尤其重视子女教育，而且受当时澳门的开明思想影响，不分男女都送入学读书。 冼藻扬夫妇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冼秉钧在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取得学士学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独资开办一家“建昌荣”药庄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亲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务”六字金牌。这是港督最高荣誉奖。[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称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学者、教授，岭南文献专家。她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甚丰；她从事教学工作，热爱祖国，关心乡邦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献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载“佛山市政府网＂，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邝希恩：《冼玉清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第2-3页。 [3]高炳礼：《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与中山图书馆》，载《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第259-262页。 [4]《名人介绍》，载“百度文库＂网，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

柯六，又称柯翼堂、柯迁善堂。晚清澳门著名富商。 柯六经营赌博生意，作为恒和公司的股东和司事，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恒和公司由柯六和卢九、卢光裕三人合作开办，并称三大股东。1897年9月17日、1897年9月24日、1901年11月16日，柯六和卢九叔侄签订合同，共同以恒和公司名义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承充为期十年，从1897年12月至1907年10月。 1909年1月，卢九已去世，恒和公司内部爆发矛盾。柯六将卢光裕告到按察司，指控卢光裕“计数不清”。被告卢光裕“在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12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都由他一手收存，至今未将公司所得之利计数清楚，十年来，也未有声明将公司所得之利存在何处、作为何用等情况。” 根据柯六的指控，卢九、卢光裕叔侄可能在恒和公司的数目方面做了手脚。柯六提出起诉时，卢光裕躲起来了，不知其藏身何处。不久，卢光裕身故，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柯六无奈，只好在1909年11月20日，宣布将恒和公司解散。如柯六所称，恒和公司帐目不清，他似乎没从恒和公司赚多少钱，但他相当富有。当时他是华人大业主，拥有物业不少，包括火船头街五间、蓬莱新街五间、夜呣巷一间、快艇头街一间等13间屋铺。柯的物业多为楼房，如蓬莱新街11号屋。该屋北向该街第13号屋，侧边南向该街第九号屋，侧边东向该街，西向火船头街，屋后一层，楼下可作铺店，楼下大窗门一度，楼下门口一个，门牌第11号。 1909至1910年，柯六都是澳门纳公钞最多之人。 父亲柯起生育儿子八个或以上，柯六是柯起与洪氏所生。柯起第三任妻子林氏，生子柯亦池，又名柯天养。柯起八子柯天鹏，因胡作非为，贻累产业，被前臬宪判伊无权管理产业限期五年，1908年8月8日才解除限制。[1] 清末，一众华商大亨仰慕广州西关风情，在中区大堂巷、白马行、大井头、天神巷一带，兴建“西关大屋式中式宅院”，形成澳门历史上仅见的“高级中式住宅区”。 柯六曾在他的白马行大宅“柯传善堂”内，主持一个广州西关“刘园”式的高贵私家赌场。柯六在广州万福路恒和公司分号长驻，经常邀请省城官商下澳门小住，为他所设的“柯传善堂”的赌场拉客。[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41页。 [2]金英杰：《柯传善堂款客学西关》，载《新报》，2013年6月24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8。

韦崧，广东省香山县人。澳门赌商。 韦崧与刘学询是同乡好友。1882年，韦崧担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买办，后到香港投资房地产。1885-1895年，他担任汇丰银行及大东电报局的买办；1893年被委任为香港太平绅士。 1895年，澳门闱姓博彩进入第三届承包经营期。刘学询是第二届承包人，但因拖欠承包款，被康有为等人举报，弄得灰头土脸。这一届闱姓，韦崧的“宏丰公司”投得经营权。 宏丰公司是个空壳公司，韦崧表面上是老板，幕后大股东是刘学询。宏丰公司资本72万两，分为20股，刘学询占十股，拥有50%的股权，其余七名股东中，三名“总理”各占二股，四名“协理”各占一股。该公司规模不大，股东却不简单。 其他六名股东中，香山县人韦宝珊的地位显赫，是首批英国华人留学生之一，香港著名的银行家、商人及政治家，积极参与清末民初各大政治事件；1882年获港英政府任命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参与创立保良局、团防局等；1896-1917年担任定例局（今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第四位担任该局议员的华人。 刘渭川（国祥）也是香山县人，1880年开始，刘渭川家族担任沙宣洋行（沙逊洋行，E. D. Sassoon & Co.）买办，他曾留学加拿大，1884-1893年担任东华医院总理，1891年入籍英国，被港英政府任命为太平绅士；1892年出任汇丰银行买办，香港卫生局、区域守望会成员。 卢九（华绍）是广东新会人，生意涉及博彩业、猪肉生意、房地产业等；长期控制澳门博彩业，成为赌王；不仅参股刘学询的宏丰公司，经营广东的闱姓博彩，涉足番摊、白鸽票（小闱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并且独资承包广东的小闱姓。 这些股东加盟，为宏丰公司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公司日常资金运作，经常借助于这些股东关系，得到相关洋行、银行的支持。如韦崧和刘渭川从台湾银行香港分行为宏丰公司贷款四万元。另一股东Ma Fat-ting从自己占股份的Lai-hing银号，给宏丰公司贷款31万元。这些股东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银行中的广泛人脉，将华商在日本或东南亚经营商号所发行的“汇票”，转给汇丰银行，为宏丰公司筹措资金。 创办宏丰公司时，刘学询将一部分自己的房地产地契存于公司中，价值约50万元。此举，应当是为证明宏丰公司的资产实力和资信证明，但负责具体经营的刘渭川，却将这些房契抵押给汇丰银行贷款，日后引发一连串的跨境官司。 1900年1月27日，到任几天的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全面放开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公开经营闱姓赌博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喜欢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4月23日，成立商务局，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宏丰公司除已承包经营的闱姓外，还承包山票、铺票的经营。[1] [1]雪珥：《赌王“兄弟连”》，载“体坛网＂，2012年10月20日，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5-24/139903.html。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

何老桂，又名何桂、何贵，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富商。 1851年，时值太平天国运动，何老桂从水路来到澳门，之后发家致富。 何老桂早年加入葡籍，生育十个儿子，长子何连胜；次子何连旺；三子何连钧（云章），后考中秀才；四子何连汉；五子何连辉；六子何连宗，补邑痒，为人谨正；还有何连炜、何连安等。八子、十子未读诗书；除七子温顺谨慎外，其他儿子精习拳术。 1869年，何老桂和亚彭以每年缴3000元，竞得当年澳门的闱姓经营权，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门公物会经过一番争抢后，与陈行（Chen-Hang）订立新的闱姓承充合同。每年缴纳承充规银17033元，从同年9月27日起计，三年共缴银510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这期闱姓，由陈行出头承充，实际上还有何老桂等人参与。 1875年，何老桂承充澳门闱姓，三年上缴葡国131000元，以致中和闱姓公司之名经营。1878年，葡国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经营三年，上缴葡国政府60万元，定名为时和闱姓公司。1881年，葡国又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三年，上缴葡国90万元，名为怡安闱姓公司。 1886年，何老桂继续与澳门公物会签定闱姓承充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闱姓厂每卖出一百闱姓票，交承充人十元银。 1877-1878年，何老桂和冯成以每年缴3500元承充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并番摊揽头生意，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 1882年4月，澳门鸦片烟承充人陈六和何老桂控告公物会“查阅案卷内，该澳门鸦片烟承充人等拿获黄亚二，因伊在澳门煮鸦片烟并无领牌”。 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何老桂及其子等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73-1874年，何老桂以每年上缴6000元，承充澳门卖盐生意，为期一年，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该合同规定，在澳所卖零星之盐系归承充人或承充人所许有牌之人可卖，别人不得私卖，如有人私卖，将盐执去，并罚银50两。当时，澳门卖盐生意被何老桂所垄断。 合同期满后，何老桂经过竞投，获得公物会批准，继续经营1874-1875年澳门食盐专卖生意，每年上缴6220元。 早在清同治年间，何老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渔艇进塘停泊，须向何老桂缴纳停泊租税。1872年，王禄父子填埋和建筑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坦时，工程规划需经过白眼塘。王氏父子与何老桂协商，最后合股填塞该塘。这样一来，何老桂在王禄、王棣的集成堂中占2/10份额，拥有一大批物业商铺。 何老桂还有其他物业：风顺堂街一间、板樟堂街七间，吧嗦叨尔咕街两间，天神巷一间，清平新街八间，水坑尾两间，蓬莱新巷五间，仁安里、群队街、龙篙街各一间，桔仔街二间。何氏物业中，多为大屋。 1888年，何老桂去世。 何氏家族是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赌王家族”，成为澳门第一届闱姓（1869年1月12日出投）的承充人。何老桂不仅经营番摊、闱姓票等中式赌博和中式彩票，而且在省城广州设立代理人，在内地搞赌谋利，成为省澳闱姓大户。 何老桂是参与澳门仁慈堂彩票竞投活动的华商之一。因缴纳赌税贡献最大，1880年初，他成为澳门公钞会首位华人成员，可见，他在当时社会地位显赫。 1881年6月2日，鉴于何老桂对社会的影响，为表彰其慷慨捐赠，澳葡政府向他颁授耶稣基督骑士勋章。 1880年6月，何老桂成为澳门公钞会的正式成员，这是最早进入澳葡政府职能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华人。 1874-1876年，长子何连胜与冯成合作，以每年上缴5810元，承充氹仔番摊及煮卖洋烟生意。 1874-1875年，何连胜和尤勉之合作，以每年上缴156050元，承充澳门番摊生意。该合同第二款：每月规银壹万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厘（13004.166元）兑，准开摊馆26间，不得开多；第五款：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都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 何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84年6月，他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何连旺、何老桂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对何连旺在澳门的地位和影响给予重视和关注，以“捐款赈灾”表彰何连旺。 父亲去世后，何连旺接管家族生意，不但是一代赌王，而且独揽全澳的卖盐专利，并控制市贩、屠宰行业和粪业等。1894年，他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87年2月22日创办《知新报》；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同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1898年，他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何老桂、何连旺父子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卓越的表现，成为晚清澳门华人、华商的杰出代表。 何氏家族热心华人公益事业，为了纪念何老桂父子对澳门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将位于新马路一条街道命名为“何老桂巷”。[2] 现存何老桂巷位于新马路中段，是一条典型的短小细巷，属风顺堂区。巷的两侧均有建筑物，地上铺设马赛克碎石。[3] [1]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26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3]《何老桂巷》，载“澳门街道网＂，2014年3月11日，http://gb.iacm.gov.mo/gate/gb/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f8beec2d-40eb-43c1-b635-27bdb1981039。

胡衮臣，晚清澳门赌商。 1847年，澳葡首次专营承充开赌生意。胡衮臣不仅经营鸦片生意，与卢九控制氹仔专营权，而且经营猪肉生意，开设卖猪肉公司。 胡衮臣和何桂、冯成、何连旺、卢九与澳门公物会签订的鸦片、番摊合同，经营赌馆生意。[1] 当时，澳葡政府把澳门与氹仔的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主要是为了增加博彩的税收。澳门半岛与氹仔、路环的人口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人口较多的澳门半岛开番摊赌档，生意要比两个离岛好，竞投条件也有区别。 1882年2月22日，澳门公物会书记亚宋生奉命发出一项通知，宣布招人承充氹仔番摊鸦片膏生意，以一年为期，但订明：如出价至高，不合大宪意者，不准其承充亦得。如有欲投者，必须先交出银400大元，存入公物会库房，方准其开声投价。倘系投得者，必须交出担保银1200元，以为担保遵守合同。 这次公开竞投的结果，卢九、胡衮臣等三人中标，获得承充氹仔番摊并鸦片烟生意的专利权一年。承充条件：一是一年为限期，只限在氹仔村。二是规银一年8800元，每月上期交纳；如过期则每年每百元罚银八元。三是承充人自己或其允许之人，方能经营。四是准许在氹仔埠海面设四只番摊船。该合同严格限制番摊与鸦片的营业范围，不能超出氹仔，但允许赌商在氹仔附近海面开设赌船，在船上开赌。[2] 同年4月15日的《批准卢九与胡衮臣承充氹仔番摊鸦片告示》——该承充氹仔烟赌专营生意的章程，共有12条款，第12条款明文规定：“准在氹仔埠海面设船四只开番摊枱赌，并严禁由澳门带熟鸦片烟膏往氹仔发卖。” 1885年5月，胡衮臣与卢九继续承充氹仔番摊生意，担保人为味哪哖呶‧先嗱‧飞难地，承充规银为9320元，以一年为期。 1882年4月，以胡衮臣和冯成、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卢九、何连旺等为首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规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犯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1883年4月，胡衮臣与卢九以年缴规银12300元承充澳门卖猪肉生意，以一年为期。合同期满后，连续二次续期，直至1886年3月。其中，1884-885年，承充规银为21200元，1885-1886年，承充规银为19550元。 胡衮臣与冯成（凤韶）交好。1882年冯成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尚小。胡衮臣和何桂等代冯家管理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澳葡政府把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载“娱乐城＂网，2013年11月1日，http://003.cc/article/?740.htm。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萧瀛洲，又名萧登，葡人称为“亚登”，广东省香山县人。清末民初澳门著名赌商、澳门华人领袖。[1] 父亲萧五，母亲杨氏。[2]1898年，萧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萧瀛洲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五年为期。1905年11月，他与卢廉若、崔寿宸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闱姓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62000元。1906年6月，他与卢九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白鸽票、山票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162900元。 1907年3月，萧瀛洲与孔咏裳、黄大经、卢廉若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一期闱姓生意，每月缴规银5167元。同年，他与卢光裕合作，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规银450000元。萧瀛洲经营白鸽票、闱姓、番摊等赌博项目，经营时间十年以上。同时，他与林莲等华商创办时丰银号。1896-1903年，他与各个股东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资创办宝裕银号，并担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将鸦片经营权收回，由政府统一经营，同时委托萧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卖鸦片，时间不长，至同年7月22日。当时，因他不依时将鸦片存项呈交，澳葡政府库务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门鸦片专营权重新出投，以三年为期。萧瀛洲与李世桂以139500元报价，结果不敌吴广、马池龙，后者以148750元竞得。[1]1911年，萧瀛洲以德成公司名义向澳门政府承投澳门番摊总公司。由于经营有术，颇有发展，成为各摊馆之首。 1911年，澳门纳公钞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纳业钞1367.4元、息钞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萧瀛洲与人合股组建澳门时丰银号、三记号，承批土地构筑物业。经商之余，他积极参与澳门时事政务及华人事务，是澳门最早期慈善机构同善堂创办人之一。 1903年，萧瀛洲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副会员；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会员等职；1909、1910年以宝裕银号司事“未挂号商人”身份，成为当年度澳门理商局局绅候选人。 1909年5月，萧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门华商，出席在议事亭大堂召开的中葡政商各界会议，此次会议鉴于中葡勘界及香洲开埠对澳门构成的影响，与会者着重讨论改良澳门治理政策问题，“华商薛棠、萧瀛洲等则演说前三十年澳门兴盛，近三十年之衰败”。 会议再次提出华人设立商会问题，从而萧瀛洲初步奠定华商领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布成立庆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总办盛典大公会”，萧瀛洲被推定为副会长，兼负责“办理华人公众礼节”第一分会会长，成为所有任职华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下旬，他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香山，顺道访问澳门三天。他先往萧瀛洲府第（今澳门百老汇大厦），下榻卢园春草堂，与园主卢廉若等人合照，会见澳门各界人士。[3] 萧瀛洲一直是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发动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惠州起义、广州起义等大部分枪支弹药，都是他出钱出力购买。他给港澳同盟会首领谢英伯“药商兼赌商经纪”身份和金钱，以便他在两地活动。他出资帮助澳门同盟会员、疍家人梁镜清开鱼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门华商组织获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为“澳门商会”。1913年1月8日，该商会正式成立，萧瀛洲担任第一届总理。[1]1930年，以他为首组建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专营番摊承充到期，他担任澳门华商总会主席兼镜湖慈善会值理，因身体欠佳，决定退出赌坛，之后退出商场。[5] 他爱好古玩、珠宝钻翠，清末在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买不少古瓷和翠钻等古物，收藏有宋钧窑、汝窑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等。他的长女与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结婚。梁培青年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响，梁培也喜爱收藏古玩。[6] 民初时期，澳门卖草地街巷口的“胜记”，凭“丝苗白粥”和“胜利牛脷酥”出类拔萃。老板萧姚氏是萧瀛洲族侄媳妇。她原是萧瀛洲家中厨妇，长得漂亮，擅长烹饪，被萧瀛洲堂侄娶为妻子。据说胜记生意红火，与萧瀛洲关系很大——胜利牛脷酥的“神奇翻胜”功效，就是萧氏旗下的赌场散布出来的。[7] 澳门十月初五街12号有间金风烧腊栈极为有名，出品金银膶（肝）尤其矜贵，猪膶甘香起砂又细腻无筋，肥猪肉如冰似玉，鲜爽不腻，肉香中带出酒香。金风栈的创店老板黄元鑫是新宁（今台山市）人，从小跟师傅学厨，厨艺不出色，却学到著名的新宁腊味制作技艺。后黄元鑫来到澳门谋生，辗转进入萧瀛洲、卢廉若等经营的澳门番摊总公司当厨师，卢廉若大为赞赏黄元鑫制作的腊味，就叫他到卢园专门制作腊味。 黄元鑫嗜赌，欠下不少赌债。萧瀛洲暗中将他的赌债全部承揽下来，又暗中唆使黄元鑫辞工，出来帮自己搞腊味作坊，以抵偿赌债。于是，十月初五街金风栈创立。几年后，金风栈腊味创出口碑，生意大好，黄元鑫欠萧瀛洲的债还清了。之后两人合股经营金风烧腊栈，萧瀛洲占大股，但一切经营全交黄元鑫管理。 1917年金风烧腊栈停业。因黄元鑫见赌心喜，旧瘾发作，无心做腊味生意，多次央求萧瀛洲给他打理一间摊馆。萧瀛洲细算后答应了，他将金风烧腊栈的三层楼作坊店铺物业，改作金风摊馆，交由黄元鑫打理，分红提成，赌馆收入比腊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萧瀛洲等大赌商去世。黄元鑫受到高可宁等排挤，金风摊馆不得不将结业。十月初五街12号整幢楼又改回经营金风烧腊栈生意，黄元鑫当时是业主兼老板，亲力亲为，使金风腊味再度声名鹊起。[8] 教育家萧悔尘毕业后，经奔走募捐得款30多万美元，回到香山觅址筹建医院。当时得到萧瀛洲后人支持，自愿割让水关街的“兰陵别墅”，使院址扩大。1922年，萧悔尘把医院建成，定名为“侨立医院”，成为当时珠江三角洲一流的医院。[9]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0-181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页。 [3]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开赌》，载《新报》，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页。 [7]金英杰：《胜利牛脷酥民初领风骚》，载《新报》，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杰：《金风栈烧腊滋味一世纪》，载《新报》，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赵荣芳：《拓展中山教育事业的萧悔尘》，载《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0-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