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澳門仁慈堂修訂管理章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章，第52頁。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穌會士保祿•卡梅爾特(Paulo Camerte)在聖信學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貧民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療貧窮的印度教徒，也有專門的地方收留痲瘋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轉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41頁。

藉記錄與回顧近千幀圖片和影片，結合走訪多個前線地方的訪問內容等珍貴的資料，銘記及思考這場艱難且不平凡的防疫抗疫考驗。

"展覽立體地全面展現自1820年以來霍亂的戰慄開端，歷經鼠疫、天花、痳瘋病、肺結核、登革熱、愛滋病、沙士、新冠肺炎等二百年來澳門的“抗疫”經驗和官民間的共同努力。"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6頁。

從2020年1月21日應變協調中心成立開始，記載着澳門三年間抗疫的每個關鍵時刻。

“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所以，澳門的製藥業，特別中藥業盛極一時。”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衛生局長盧西奧‧施利華醫生關於本年霍亂流行的報告稱，此次霍亂在澳門造成了很多人死亡。當時有28名華人接受葡萄牙醫生的治療，其中12人死亡，占43%。然而有328名華人接受郎中治療，死亡人數只有73人，百分比為22. 2%。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10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