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 《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 《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 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 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 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

袁锦涛，国民党《通讯社》社长、总编辑，港澳台知名报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托，袁锦涛在港开办《越华报》，经过六个月艰苦努力，取得成功。《越华报》在8月底自动停刊。报馆停业后，袁锦涛与《越华报》脱离关系。之后，粤省府李浴日来邀袁锦涛到韶关参加文化工作，并希望他在当地创办一家报馆。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长参加英皇加冕，10月回国时经过香港，回上海当晚，为了避免“第五纵队”的注意，行动上要严守秘密。约8时，孔庸之离开他驻节的半岛酒店。袁锦涛早接到这个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凑巧，李联芳留在房间，曾养甫先生来电话说孔庸之已登船了，他们以为知道孔庸之行踪的新闻记者只有袁锦涛一个。 袁锦涛自知责任重大，急着有人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翌日，袁锦涛就把记不清是曾养甫先生或顾季高先生送来的新闻稿发表，说孔庸之院长在港还有相当时间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开到上海的两艘洋轮有一艘在吴淞口受到皇军的“欢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达。这是一个说谎的例子，有人觉得相当有趣。袁锦涛认为是迫不得已。[2] 袁锦涛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关，历任《通讯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后到澳门负责党务宣传工作。1945年8月，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在澳门报纸上刊出多则通告，以民国为政治背景的机构中，党部以第一时间在澳门公开活动，国民党澳门支部恢复了对澳门华人社群的公开政治统领。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改组“新闻协会”，袁锦涛出任筹委会主席进行改组。他拟任在澳门出版的《诚报》总编辑，为了联络和推动澳门新闻界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他出面与朱伯英、黄衡仲、陈大白、何曼公等发起筹建中国新闻学会澳门分会。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门记者公会，取消“新闻协会”原名。澳门记者公会采用常务理事制，选出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陈少伟、陈大白等六人为理事。澳门支部常委屈仁则致训辞。12月15日，澳门记者公会呈请党部备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记者袁锦涛因采访新闻涉及“国防机密”而被逮捕，关到绿岛去服刑，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判14年徒刑。当时，《法新社》总社认为，袁锦涛是因公受累，一直负担他的部分生活费。后来，袁锦涛被释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龙教师联合会举办“港九小学生作文比赛”，24日，在何文田南华大学举行比赛。参加学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余人；该会组织考试委员会，22日下午2时假座胜斯酒店开会，商讨评试办法；到会者有考试委员唐习川、郭步陶、袁锦涛等20余人。[5] 袁锦涛在香港时与竺可桢有来往；[6]撰有《革命遗墨》等文献。[7] [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2]袁锦涛：《我的办报失败经过》，载《大风》（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页。 [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 [4]罗兰：《苍茫云海：岁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页。 [5]方骏、麦肖玲、熊贤君：《香港早期报纸教育资料选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页。 [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页。 [7]广东文物展览会：《广东文物》（上册），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第274页。

邝任生，字修一，原名邝觉民，曾用名陈福[1]，香山县小濠涌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人。中共澳门工委书记、顺德工委、烈士。 任生生于一个贫苦侨工家庭，少年时代，在乡育英小学和乾务文明小学读书。 1928年，任生前往广州知行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培正中学读初三。为了寻求真理，他常到“北新书店”阅读，受到革命文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熏陶，并结识共产党人陈杰（原中共广西凭祥市支部书记），陈杰成为他的革命启蒙老师。 1930年冬，任生完成学业后，回到斗门八甲乡排山小学任教，兴办农民夜校，宣传反封建反剥削；发动李希宏、杨维良、陈洪护组织农会，动员14个村300多人参加农会进行抗租。同年，他在小濠涌“松竹梅文具店”组织读书会，向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在李屋村组织指导教师李成乐、赵约文、黄济刚等阅读进步书刊，并组织他们到南门、沥岐、王保、上洲、下洲、小赤坎、八甲等村小学，协助建立儿童宣传队，引导教师参加革命活动。 1932年3月，任生介绍陈杰到网山、谢英到新赤水坑教书。三人以教学作为掩护，秘密联系，开展革命活动。陈杰和任生分别在网山、黄沙坑两地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宣传十月革命，惊动了国民党当局。区长梁文通下令通辑陈杰和任生。在网山青年掩护下，陈杰转移到香港。 任生脱险后，1933年春再次前往广州入读航海学校。期间，任生继续革命活动，他安排陈昂生在网山接替陈杰的工作，领导李成才、李成乐兄弟坚持八甲阵地，安排邝仲海、郑发维在新兴小学活动，他利用假期回乡指导革命活动。 任生从航校毕业后，到永福舰实习。不久，他因脚气病，离舰回乡，创办健民小学，增设战时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编写进步歌曲，在师生和群众中传唱，激发人民抗战的斗志。 他奔走于马山、网山、南山、八甲等地，动员教师和八区的文化人士参加宣传反帝反封建活动。他协助陈守志办好《南峰》，创办《八区青年》，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使南门的《斗门公报》、小濠涌的《华侨》、沥岐的《岐山》、汉坑的《汉溪》等进步刊物，逐步摆脱以往无意义的论战，转向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 任生在斗争工作中，认识到八区须要有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战争前夕，陈杰经在香港接上党关系，后返回八区活动，经他介绍，任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任生积极在进步组织中物色建党对象。1937年下半年，他培养了邝叔明、邝振大、邝健玲、邝仲海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斗门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小濠涌支部诞生，任生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小濠涌支部的党员活跃在斗门地区，为发展党员、壮大队伍而奔忙。在任生积极带动下，党支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涌现。 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任生在斗门地区发展36个党员，建立七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为斗门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 1938年5月，八区国民党当局下令不准农民稻谷外卖，却乘机压价收购，运往澳门牟利，任生马上撰稿揭露，被国民党当局称为“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1] 由于斗争需要，根据上级指示，1938年6月，任生的党组织关系从原隶属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改属中共中山县委，并出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青年部长，中共中山县八区委员书记。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八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青年中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八区区队和11个乡的乡队，队员达千人。在妇女中建立中山战时协会八区分会和13个乡的妇协会，会员三百多人，选派邝叔明、邝健玲等七人奔赴延安、东南特委党校学习。任生举办南门新围村崇基祠的游击训练班。根据省委指示并经县委同意，在八甲乡的抗先队员中选出六七十人，成立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28大队，使八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有了自己的武装。[1][2] 1939年8月，任生调往澳门，出任中共澳门工委书记，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六人，商人两人，自由职业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多岁，积极负责，有小学文化水准；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八个支部，八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3] 1940年2月，任生调往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他和李枫进入大观电影公司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和李枫帮助周扬、夏衍、杨康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公司工作，几个月时间，该公司先后建立五个党支部。 1941年春，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决定成立顺德工委，任生调任工委书记。1942年初，任生调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住在顺德林头陈村农民家。3月25日凌晨，任生正在林头乡一个地下交通员家里，召开对敌斗争秘密会议，在门口看风的任生妻子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狗吠声。[1][2] “鬼子来扫荡了！”参加会议的人闻讯随即撤离，任生的妻儿躲在内房的绿麻蚊帐后。任生自己躲在屋前蔗尾堆里，不料，日本兵用刺刀对着蔗尾堆乱捅时，他不幸被刺中。任生被捕后，当场被杀害，年仅31岁。[4] 2011年6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党员宣誓暨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仪式”在斗门镇小濠涌村隆重举行，澳门中联办人事部部长常毓兴等人出席雕像揭幕仪式。村委大院内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来自机关、农村、企事业单位的120名新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党员们在此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庆祝建党90周年。 邝任生为革命不畏牺牲、英勇奋斗，谱写了斗门地区革命斗争最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5]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页。 [2]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3-10页。 [3]左汉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载“中华励志网＂，2011年12月27日，http://www.zhlzw.com/qx/dj/478198_4.html。 [4]《25岁创建珠海史上第一个党支部邝任生：“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载“珠海新闻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news.net/html/20110608/131740,300337.html。 [5]《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sw.gov.cn/sww_gqdw/gzdt/201107/t20110708_210623.html。 [6]《姓氏略考─旷（邝）姓─历史名人》，载“搜狐博客＂，2013年1月3日，http://sinosurname.blog.sohu.com/238767410.html。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 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 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 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