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西班牙纳瓦拉（Navarra）人。澳门大三巴牌坊上有其雕像。1525年赴巴黎大学学习，1530年获艺术硕士学位。至1536年受聘为多尔麦─博维（Dormais-Beauvais）学院教师。在此期间与当时在巴黎大学学习的罗耀拉（Inácio de Loiola）为室友，二人过从甚密。时人戏称他们的宿舍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s）。1534年沙氏与另外五个同伴协助罗氏成立耶稣会，立志向圣地进军或完成任何梵蒂冈派遣的任务。圣方济各‧沙勿略1537年晋铎神甫。1539年，葡王唐若奥三世（D. João III）邀请其了解东印度的风土人情并统领传教事务。1540年，沙氏应葡王盛邀，随葡萄牙驻教廷使节来到里斯本。时值耶稣会获教皇保罗三世（Paulo III）1540年9月27日教谕批准立会。1541年4月7日耶稣会正式宣告成立。罗耀拉被推选为首届会长。1540年，沙氏搭乘前往印度出任总督的M. A .索札（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船只东来。葡萄牙王家东方保教会包括1534年成立的果阿教区下属的大片地区。其管辖范围从好望角至远东。经教皇的永久授权，葡萄牙国王在此区域内，对无论是否在其治下的领土拥有保教权，即对居民传教、开辟教区、设立教堂、提出主教及其他高级教职候选人、供养神职人员、维持宗教机构。沙勿略1542年5月6日抵达果阿。1549年4月初离开果阿前往日本，8月15日抵达日本鹿儿岛。当沙氏成功施洗百余日本人后，遭致佛教僧侣疑忌。鹿儿岛领主在当地佛教怂恿下，开始禁止天主教。沙氏遂往平户、山口、京都等地传教。1551年11月22日离开船井郡返回印度。1552年2月中旬抵达果阿。在视察了当地的教务后，于1552年4月14日再次离开果阿东来，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由于当时严厉的海禁，沙氏不得入华，于是同一华人达成交易，出200公担胡椒的代价，请其偷渡入境。但在此计划未实施前，沙氏身染热病，于1552年12月2-3日间在上川岛北部三洲塘与世长辞。

明末清初画家。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幼学画，稍长学琴。自幼领洗，又多与西人牧师、神父往来。1681年，吴历决意随柏应理神父赴罗马觐见教皇，原欲经澳门乘荷兰船赴欧洲，已至澳门，未能成行，遂留居澳门约五个多月。1682年在澳门时加入耶稣会，受洗名为西满‧沙勿略，并遵习俗取葡式名雅古纳。常居圣保禄教堂，吟诗作画，有《渔山袖珍册》、《白传湓江图卷》、《秋山红叶图》、《山水云轴》等等。此时之绘画，明显有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处。同时还著有《三巴集》，“三巴”即以其居地澳门圣保绿教堂之译音为名，其《澳门杂咏》30首，均与澳门有关，实为早期澳门重要的文学史料。1682年离澳，在江浙一带传。1718年卒于上海。

天主教神父，澳门史学家、汉学家。生于葡萄牙北部，1932年加入耶稣会。1936年完成古典人类及葡国文学高等课程，1940年获布拉加大学哲学系大专学位，然后又前往西班牙南部学习了四年神学课程。1945年在波尔图担任神职，1948年2月前来澳门传教。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他一生撰写了十多本关于历史与诗歌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被译成日文。《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为一部澳门文化研究力作，影响颇大。60年代初期，他创建了取洁中学，为澳门培养了不少人才。曾于1973年及1996年两次被葡国政府授予勋章，并于1987年被澳门政府授予勋章。1998年底返葡，不久逝世。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1594年入耶稣会，1610年来华。次年至南京，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学习华语。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金尼阁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诸国，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书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尼阁与其他22位教士再度来华。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门，带来了大批藏书，后来分批运至北京，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进。

或作希贤，字思默。江苏华亭人。曾于康熙年间与吴历随西洋教士柏应理至澳门，入圣保禄学院研究神学。1688年入耶稣会，在上海传教，圣名多明我。著有《圣年主保单》二卷及《亿说》，勉励人修德立功。所撰《岙门记》记述之圣保禄学院、教堂、修会、砲台等，是研究澳门之第一手资料。

明末来中国的一位博学多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3月24日，奉派参加第三十批耶稣会传教士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应耶稣会巡视神父范礼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从印度果阿到达澳门，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士使团领导人。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传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为两个皈依者洗礼。1589年，他们被赶出肇庆，迁往韶州，继续传教活动。1595年经南昌到南京传教。他初到中国，带来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时晷、地图等器物和大量西书，开始了明季西学东渐的新纪元。1600年5月19日，利玛窦在庞迪我神父陪同下，作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准备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并以当时作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赠献许多礼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准备觐见万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万历皇帝特批一块墓地安葬，表示对他的敬重。利玛窦精通汉语，博览群书，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经济、礼俗等情况。他改穿儒服，“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皇室贵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学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著作甚丰。1584年与罗明坚神父合编《葡华字典》，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又与郭居静神父合作，采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学者开路，使传教士能克服学汉语的困难。他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这是西方几何学传入中国之始，还翻译和编译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乾坤体义》三卷、《西国纪法》、《圜容教义》、《测量法义》等。著有《山海与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华图奇观》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天文历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哲学、医药学、建筑学、伦理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利玛窦逝世前，留下的（自题为《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意大利文手稿记载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直到1610年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特别是他自己从1582年到1610年的经历，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体会，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记录了他再中国和朝野人士的交往。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被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多次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