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字玉涛，俗姓张，名寿波。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举人，主张维新图强。曾东渡日本，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后笃志深研佛典，捐献其澳门大宅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号观本，为鼓山增补各祖师传记。抗日战争时期，为曲江南华寺首座。战后返澳门，旋病卒。著有《香光阁集》。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本年，石濂大汕运用从安南国王阮福凋等处得来的布施，在重修了广州长寿寺后，又扩建了澳门普济禅院。故普济禅院奉石濂大汕和尚为太祖师。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第398页；汪兆镛：《棕窗杂录》卷4称：“普济禅院在香山县南望厦村，今归葡界。康熙初，僧大汕自安南归，至澳门，建此道场。”汪氏此语有三误，一，大汕自安南归非康熙初，而在康熙中期；二，大汕从未至澳门；三，普济禅院非大汕建。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月23日－1698年2月10日）5—7月，高僧成鹫再次游澳门，寓居普济禅院。其住澳时留下七律诗六首：《丁丑夏客澳门岛普济禅院赠剑平师》、《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三巴寺》、《望海楼》、《青洲岛》及《岛门秋雨与诸子同附》。其《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有“番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鸠音”句，生动描写了澳门之中西语言交流，极具巧思。而《三巴寺》一诗：“暂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长帔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比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羨侏离礼拜频。”以一位佛教高僧之笔见证了澳门这一天主圣名之城的真实存在。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第87—93页；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14。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张仲球，字有贡、又字仲谬[1]，法名观圆，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民初澳门知名人士。张玉涛族叔。 张仲球为前清秀才，维新思想较强烈。1891年后，他与同里陈筱江、陈蔚秋及堂侄张玉涛（观本法师）在澳门创立原生学舍，办原生学堂、原生书藏。1897年后，他与张玉涛等人成立澳门不缠足会、戒烟会澳门分会。[2]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周两位先生的提议和捐赠，在澳门各区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设立五所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各处义塾内立孔子像，设戒方，教授三字经、四书、古文、尺牍等课程，学生免费入学。 1905年，张仲球担任镜湖医院总经理（总值理），鉴于各处义塾过于陈旧简陋，将五所义塾合并为一所，并加以革新，制订新课程，成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改称“镜湖义学”。校址设在镜湖医院右侧。初时分办甲、乙、丙三个班，学生150余人。另为照顾贫童入学起见，专设上、下午两个班，增招蒙学儿童80名。 1912年起，学校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该校历任校长曹子基、何宾岩、范洁朋、徐伟卿等，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举。现在该校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3] 民国建立后，张玉涛于1914年在上海皈依冶开法师，修净土法门，法名观本。 1931年4月，张仲球在澳门功德林剃度出家，皈依冶开法师，法名观圆。[2] 张园是张仲球园宅，又称“因树园”，成为澳门三大名园之一，园内两幢住宅约建于1932年。张园位于今士多纽拜斯大马路、雅廉访大马路、文第士街与美副将大马路四条街道所围之地段，正门开于雅廉访大马路，而靠士多纽拜斯大马路的一段建有屋宅，有侧门进出。 张仲球和汪兆镛友好交往，彼此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知。20世纪20年代，他和汪兆镛连袂出游。1926年，他和汪兆镛、崔师贯登万松山。 1938年秋天，汪兆镛移居二龙头张仲球园宅中。[2] 当时寓居澳门的文士以张园作诗不少，如汪兆镛的《题张仲球明经〈因树园图〉》：[4] 因树以为屋，始汉申屠蟠。诡时乐遯迹，栖息取苟完。 张矦澹宕人，平生敦古懽。邑里盛豪贵，不以利禄干。 卜地二龙泉，结园三亩宽。百年乔木在，昕夕相盘桓。 有堂可载酒，有池可垂竿。茂林与修竹，畦菊兼畹兰。 濛濛罥绿烟，凉碧生昼寒。疏朴此真意，何事七宝栏？ 况复耽禅悦，佛火飘旃檀。悬想祇陀林，亦作如是观。 我来赁庑居，愧非梁伯鸾。劫余种树书，深谈吐肺肝。 故园不忍忆，珠江流漫漫。大好井华水，披图味龙团。 清末进士、书画家、诗人张学华作《题张仲球〈因树园图〉》：[5] 昌黎庭树渊明柳，手植辛勤爱此庐。 难得天然留胜境，百年乔木自成图。 1882年，澳葡政府宪报中载称，市政历年来在西洋坟场旁的塔石山（贾伯乐圆形地一带）、仁伯爵所在的若宪山（山顶医院一带）和二龙喉后面的山上（松山西坡）所种的各种树木，尤其是由葡国万里迢迢运来的松树，都被华人偷偷砍掉了，白白浪费了大量公帑。因这些地方都有华人的坟冢，他们认为树木的根会打扰他们先人的安宁，破坏了家族的风水。 翌年澳葡总督罗沙发布行政命令，命令警察和市政稽查巡山，市政厅负责补植大量树木。若发现华人以风水为理由破坏树木，官府将勒令他们迁坟。若有不从者，官府将会代其迁坟至关闸外的高沙岗丘乱坟地。 此令一出，引起坊间譁然，由于当时澳门华人领袖的祖坟大多没葬在澳门，没人带头与澳葡交涉抗议，许多华人敢怒不敢言。从此，东望洋山上树木生长茁壮，绿意盎然，许多人自动将祖坟迁走，以免“树根伤阴宅缠先人”。 其中，张仲球的堂叔、堂兄弟、爱妾都葬在二龙喉对上的东望洋山麓“南屏张氏墓园”，今登山缆车山上车站处。此处是东望洋山西麓有名的吉穴，称作“南屏晚望”。但澳葡在此墓园植下葡国松六棵。张仲球认为“南屏之望被遮，夷树之根侵棺”，悄悄叫人捡骨，迁葬众亲先人返南屏。1886年，张仲球考中香山县学童生，并被学官任命作廪生——众秀才之首。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拜澳夷逼迁族坟所赐，因祸得福。”[6] [1]彭海铃：《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123-128页。 [2]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禅藏‧语录部虚云和尚年谱》，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第205-215页。 [3]《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4]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24-126页。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83-185页。 [6]金丰居士：《名士迁坟避祸得福》，载《新报》，2012年10月3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2583。

迹删迺明末之志士，清初之高僧也。释名光鹫，后易名成鹫，迹删是其字耳。是广东省番禺县人。俗姓方，原名颛恺，字趾麐，为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生于明季万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隆武时补诸生。父殁后，奉母罗浮，躬耕尽孝。当满清平靖二王入广州时，督学使者檄诸生，如不到试者，以叛逆论罪，颛恺誓死不赴，遁往鼎湖削发为僧，一向戎律精严，道范高峻。但母殁时，痛哭奔丧，一遵儒礼，虽俗僧讥之弗顾也。平生工诗能文，尤擅草书，一时名公巨乡皆盛誉之，争与往还。丁丑夏（一六三七）,当移锡望厦观音堂。在观音堂曾赋诗《寄东林诸子》云：“但得安居便死心，写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鴂音。两 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身纵步吟。”又赠剑平上人诗云：“避暑真宜地轴偏，欣将生计在林泉。弟兄聚会惟今日，松竹荫深异昔年。坐老青山添白发，吸干沧海种红莲。洛伽此去无多路，门外何须问钓船。”此二诗甚得澳人讽诵。 迹删晚年，掩关大通寺，致力著述。至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迺示寂。时年八十六岁也。遗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诗集》十五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指》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现在普济禅院内，尚藏有其草书条屏，墨潘淋漓，笔意奔放，诚可宝贵之珍物也。

字石濂，号石莲，别号厂翁。浙江嘉兴籍、江西人。16岁削发为僧，是清初江南曹润宗大师觉浪道盛（1592-1659）的法徒。移居广州为长寿寺主持。清兵入关后，以僧人身份掩护其反清活动。1685年，应越南国王阮福周之请往越南说法，被奉为圣僧。回广州以其在越南所得布施，大修长寿寺，营缮白云山的弥勒寺和清远的峡山寺。后移居澳门，重修澳门普济禅院，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汕为人博学多才，热衷读书，生活不拘小节，善画山水人物，诗词、造园工艺、家具设计及昆曲琴艺无所不能。著作有《离六堂集》12卷、《海外纪事》六卷、《岭南录》、《燕游诗》六卷、《潮行近草》三卷等。晚年被清廷拘捕放逐，病死于押解途中，享年70岁。普济禅院有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大汕和尚修缮长寿寺、峡山寺和普济禅院的功绩。

字玉涛，俗姓张，名寿波。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举人，主张维新图强。曾东渡日本，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后笃志深研佛典，捐献其澳门大宅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号观本，为鼓山增补各祖师传记。抗日战争时期，为曲江南华寺首座。战后返澳门，旋病卒。著有《香光阁集》。

清初诗人，史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入广州，曾参加陈邦彦等发动的抗清队伍。顺治七年，清军再破广州，为避祸，削发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种。后与同里文士创“西园诗社”，以诗言志，砥砺名节。两度北上游历，先后到南京、北京、山海关、关中、山西等地，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结交遗民，以图复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庐。康熙元年（1662）归粤，蓄发还俗。台湾郑克塽降清，复明绝望，遂隐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录》，表彰抗清忠烈，未几病殁。善写诗，诗风明朗雄健，颇负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军入关时暴行，感伤时事，为后世传诵。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诗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30余种。屈大均曾在澳门居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情节尚待进一步考订）。他在澳门时撰写的诗文留下了关于当时澳门情况的珍贵记载。在《广东新语》卷二的《澳门》专文及《广东新语》其他各卷中，有关澳门及西洋夷人的记载将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诗外》中有以《澳门》为题的诗六首，其他吟咏澳门及与澳门相关的诗12首。这些诗文记述澳门和当时形势，澳门圣保禄教堂及澳门天主教法规礼仪、澳门经济贸易（澳门葡人海外贸易），以及葡人生活习俗及西洋物品等，观察细致，记载翔实，是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