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叶干周，又名叶小澄。澳门大西洋银行买办、富商。叶瑞卿之子。[1] 父亲叶瑞卿经营澳门火药、硫磺、博彩业等生意，又从事渔业生意。[2] 清光绪十九年（1893），叶瑞卿、姚顺经营澳门盐业生意。 光绪二十年（1894），澳门国课官发布告示：“所有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出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经准华人叶瑞卿承充。” 澳葡政府与承包商订立合同，规定上述范围内的制卖出入口火药硝及硫磺等生意，“总归承充者一人独自发卖，或由承充人出牌照与别人发卖亦可”。规定“本章程所准承充人制卖之各项弹子、火药、硫磺等货物，除该承充人发给牌照铺店外，不准别行生意各铺店制造售卖”，实则是保护经营者的特权。除规定“不论何项船只，除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所定限制外，一概不准多存火药，即属备以自用者亦不准”外，合同对于火药的买卖并没有严格的限定。[3] 清宣统二年（1910），叶干周担任澳门大西洋银行买办，又是昆泰咸鱼栏东主，成为晚清澳门比较活跃的新生代华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八日，澳门西洋银行有银出揭启者：“本总银行设在西洋理斯波阿京都，实备资本银拾贰兆万厘士，现分设在澳门南湾总督衙门左邻，专做按揭生意。如贵客有贵重物业或有殷实字号担保，欲揭银者请移玉至本行办房，与买办叶干周面商便妥，或至下环昆泰鱼栏与叶瑞初面议均合。此布。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十七号，西洋银行总理人高士打谨启。”[4] 叶干周在澳门拥有多处物业：大三巴街五间、叶家围六间、关前后街一间、大鹏巷一间、如意巷七间、河边新街11间。 宣统二年（1910），叶干周、卢廉若每人装有二部住户电话，当时的澳门总督也未能如此“牛”气冲天。[5] 宣统三年（1911）四月，叶干周生意失败，物业被拍卖抵债，估价银43800元。[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14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5页。 [3]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编：《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85-190页。 [4]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3页。 [5]娄胜华：《二十世纪之交的澳门社会变迁与结社转型》，载《华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1期，第28-33页。

胡衮臣，晚清澳门赌商。 1847年，澳葡首次专营承充开赌生意。胡衮臣不仅经营鸦片生意，与卢九控制氹仔专营权，而且经营猪肉生意，开设卖猪肉公司。 胡衮臣和何桂、冯成、何连旺、卢九与澳门公物会签订的鸦片、番摊合同，经营赌馆生意。[1] 当时，澳葡政府把澳门与氹仔的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主要是为了增加博彩的税收。澳门半岛与氹仔、路环的人口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人口较多的澳门半岛开番摊赌档，生意要比两个离岛好，竞投条件也有区别。 1882年2月22日，澳门公物会书记亚宋生奉命发出一项通知，宣布招人承充氹仔番摊鸦片膏生意，以一年为期，但订明：如出价至高，不合大宪意者，不准其承充亦得。如有欲投者，必须先交出银400大元，存入公物会库房，方准其开声投价。倘系投得者，必须交出担保银1200元，以为担保遵守合同。 这次公开竞投的结果，卢九、胡衮臣等三人中标，获得承充氹仔番摊并鸦片烟生意的专利权一年。承充条件：一是一年为限期，只限在氹仔村。二是规银一年8800元，每月上期交纳；如过期则每年每百元罚银八元。三是承充人自己或其允许之人，方能经营。四是准许在氹仔埠海面设四只番摊船。该合同严格限制番摊与鸦片的营业范围，不能超出氹仔，但允许赌商在氹仔附近海面开设赌船，在船上开赌。[2] 同年4月15日的《批准卢九与胡衮臣承充氹仔番摊鸦片告示》——该承充氹仔烟赌专营生意的章程，共有12条款，第12条款明文规定：“准在氹仔埠海面设船四只开番摊枱赌，并严禁由澳门带熟鸦片烟膏往氹仔发卖。” 1885年5月，胡衮臣与卢九继续承充氹仔番摊生意，担保人为味哪哖呶‧先嗱‧飞难地，承充规银为9320元，以一年为期。 1882年4月，以胡衮臣和冯成、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卢九、何连旺等为首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规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犯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1883年4月，胡衮臣与卢九以年缴规银12300元承充澳门卖猪肉生意，以一年为期。合同期满后，连续二次续期，直至1886年3月。其中，1884-885年，承充规银为21200元，1885-1886年，承充规银为19550元。 胡衮臣与冯成（凤韶）交好。1882年冯成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尚小。胡衮臣和何桂等代冯家管理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澳葡政府把澳门娱乐城生意分开竞投》，载“娱乐城＂网，2013年11月1日，http://003.cc/article/?740.htm。

柯六，又称柯翼堂、柯迁善堂。晚清澳门著名富商。 柯六经营赌博生意，作为恒和公司的股东和司事，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恒和公司由柯六和卢九、卢光裕三人合作开办，并称三大股东。1897年9月17日、1897年9月24日、1901年11月16日，柯六和卢九叔侄签订合同，共同以恒和公司名义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承充为期十年，从1897年12月至1907年10月。 1909年1月，卢九已去世，恒和公司内部爆发矛盾。柯六将卢光裕告到按察司，指控卢光裕“计数不清”。被告卢光裕“在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12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都由他一手收存，至今未将公司所得之利计数清楚，十年来，也未有声明将公司所得之利存在何处、作为何用等情况。” 根据柯六的指控，卢九、卢光裕叔侄可能在恒和公司的数目方面做了手脚。柯六提出起诉时，卢光裕躲起来了，不知其藏身何处。不久，卢光裕身故，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柯六无奈，只好在1909年11月20日，宣布将恒和公司解散。如柯六所称，恒和公司帐目不清，他似乎没从恒和公司赚多少钱，但他相当富有。当时他是华人大业主，拥有物业不少，包括火船头街五间、蓬莱新街五间、夜呣巷一间、快艇头街一间等13间屋铺。柯的物业多为楼房，如蓬莱新街11号屋。该屋北向该街第13号屋，侧边南向该街第九号屋，侧边东向该街，西向火船头街，屋后一层，楼下可作铺店，楼下大窗门一度，楼下门口一个，门牌第11号。 1909至1910年，柯六都是澳门纳公钞最多之人。 父亲柯起生育儿子八个或以上，柯六是柯起与洪氏所生。柯起第三任妻子林氏，生子柯亦池，又名柯天养。柯起八子柯天鹏，因胡作非为，贻累产业，被前臬宪判伊无权管理产业限期五年，1908年8月8日才解除限制。[1] 清末，一众华商大亨仰慕广州西关风情，在中区大堂巷、白马行、大井头、天神巷一带，兴建“西关大屋式中式宅院”，形成澳门历史上仅见的“高级中式住宅区”。 柯六曾在他的白马行大宅“柯传善堂”内，主持一个广州西关“刘园”式的高贵私家赌场。柯六在广州万福路恒和公司分号长驻，经常邀请省城官商下澳门小住，为他所设的“柯传善堂”的赌场拉客。[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41页。 [2]金英杰：《柯传善堂款客学西关》，载《新报》，2013年6月24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8。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