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袁锦涛，国民党《通讯社》社长、总编辑，港澳台知名报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托，袁锦涛在港开办《越华报》，经过六个月艰苦努力，取得成功。《越华报》在8月底自动停刊。报馆停业后，袁锦涛与《越华报》脱离关系。之后，粤省府李浴日来邀袁锦涛到韶关参加文化工作，并希望他在当地创办一家报馆。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长参加英皇加冕，10月回国时经过香港，回上海当晚，为了避免“第五纵队”的注意，行动上要严守秘密。约8时，孔庸之离开他驻节的半岛酒店。袁锦涛早接到这个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凑巧，李联芳留在房间，曾养甫先生来电话说孔庸之已登船了，他们以为知道孔庸之行踪的新闻记者只有袁锦涛一个。 袁锦涛自知责任重大，急着有人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翌日，袁锦涛就把记不清是曾养甫先生或顾季高先生送来的新闻稿发表，说孔庸之院长在港还有相当时间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开到上海的两艘洋轮有一艘在吴淞口受到皇军的“欢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达。这是一个说谎的例子，有人觉得相当有趣。袁锦涛认为是迫不得已。[2] 袁锦涛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关，历任《通讯社》社长、总编辑等职，后到澳门负责党务宣传工作。1945年8月，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在澳门报纸上刊出多则通告，以民国为政治背景的机构中，党部以第一时间在澳门公开活动，国民党澳门支部恢复了对澳门华人社群的公开政治统领。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改组“新闻协会”，袁锦涛出任筹委会主席进行改组。他拟任在澳门出版的《诚报》总编辑，为了联络和推动澳门新闻界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他出面与朱伯英、黄衡仲、陈大白、何曼公等发起筹建中国新闻学会澳门分会。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门记者公会，取消“新闻协会”原名。澳门记者公会采用常务理事制，选出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陈少伟、陈大白等六人为理事。澳门支部常委屈仁则致训辞。12月15日，澳门记者公会呈请党部备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记者袁锦涛因采访新闻涉及“国防机密”而被逮捕，关到绿岛去服刑，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判14年徒刑。当时，《法新社》总社认为，袁锦涛是因公受累，一直负担他的部分生活费。后来，袁锦涛被释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龙教师联合会举办“港九小学生作文比赛”，24日，在何文田南华大学举行比赛。参加学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余人；该会组织考试委员会，22日下午2时假座胜斯酒店开会，商讨评试办法；到会者有考试委员唐习川、郭步陶、袁锦涛等20余人。[5] 袁锦涛在香港时与竺可桢有来往；[6]撰有《革命遗墨》等文献。[7] [1]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2]袁锦涛：《我的办报失败经过》，载《大风》（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页。 [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 [4]罗兰：《苍茫云海：岁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页。 [5]方骏、麦肖玲、熊贤君：《香港早期报纸教育资料选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页。 [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页。 [7]广东文物展览会：《广东文物》（上册），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第274页。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