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晃，祖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著名宗教人士。澳門立法局議員曹善榮第四子、曹有之孫。 思晃先在澳門政府公學學習葡文，1910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1913年受洗於聖保羅堂；1919年在廣州協和神科大學畢業，同年，在倫敦會督被冊為會吏。 1922年，思晃被封為牧師，1923年擔任澳洲華人教會主任牧師。[1] 1909年，林護、黃茂林、李維楨三位華人及史超域牧師等商議組織堂會，並在香港中環興建一座禮拜堂。經過兩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師被聘為主任，並宣佈聖公會聖保羅堂為一牧區直轄會督。 1928年，思晃與何玉瑛（1898-？）女士結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會負責人。從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該堂教務14年，擴展聖堂，發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數大增，何玉瑛倡議籌款50000元擴充聖堂及建築牧師住宅。1934年得到何會督的幫助，港府再給地2300尺，擴展順利，聖堂加長40尺，並加建閣樓及牧師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雲南講學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襲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聖堂變為憲兵講習所，聖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遷居。他被列入憲兵部黑名單，不得不離港赴桂林避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召開和平感恩大會，思晃和何會督等陸續歸來，恢復辦理堂務，各項事務漸復常態。 1958年，教區議會通過選舉牧區議員新例，思晃召開教友大會，宣佈明年施政綱要。這年起聖公會聖保羅堂增設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師接替管理堂務。 思晃歷任國聯會香港分會董事、反對蓄婢會值理、聖保羅男、女校董事等職，他熱心宣道，翻譯見長。世界著名演講家艾迪博士、龔士德博來港佈道，他擔任翻譯，成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聖公會思晃學校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思晃夫婦生育兒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於1929年，美國華人生物物理化學家。1949年獲廣州嶺南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5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加州理工學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學教研室研究員（1955-1961）、高級研究員（1961-1962）；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學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環境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生物學教授（1980年後）。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美國生物化學學會、美國微生物學會、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美國癌研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會員，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應邀訪華，進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學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動物遺傳器的分子生物學》二卷（1977年）等。妻子黃鳳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國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眼科及病理學科著名眼科教授。鑒於他對中國眼科學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教授簽署，報北京大學校長簽署，經國家教育部部長簽署，作為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候選外國專家，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專家局，經友誼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國務院批准，決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誼獎”。 曹安民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醫師學院顧問，前任院長、亞太眼科學會委員，名譽信託人、世界眼科學院第十一講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會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醫院任外科實習醫師和眼科住院醫師。完成眼科住院醫師培訓後，1969年進入美國軍隊總醫院病理學院任眼科醫師和病理研究員，完成兩年病理學專科培訓後兼任美國佐治亞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眼科學臨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醫學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學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諾州立大學眼耳醫院視網膜黃斑病科主任，伊利諾Lions眼庫主任。1994-1999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講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學眼科名譽臨床教授、香港眼科學院院長及奠基人。 曹安民從海外籌募贊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學眼科中心大樓，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於2001年10月開幕，為病人服務，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聘任曹安民教授為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他領導的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成為國內重點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擔任國際眼科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經他長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華眼科學會2002年加入國際眼科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為理事會正式成員。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學會的名義出資為中華眼科學會設立金蘋果獎和金鑰匙獎，每年表彰中國眼科專家在中國眼科學教育及眼科臨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2005年始為中國引進國際眼科醫師資格考試，使中國眼科醫師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該考試每年由衛生部國家考試中心舉行；他在海外籌措無償捐贈基金創建中國“防盲治盲扶貧光明工程”，在河南開封、山東臨沂啟動“防盲治盲光明工程”，為農村貧困農民眼病患者服務。 2007年，經曹安民推薦，國際眼科學會出資贊助在亞洲建立北京大學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樣板。[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頁。 [2].《我們的歷史》，載“聖公會聖保羅堂＂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載“中華僑鄉網＂，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繆朗山，筆名繆靈珠，生於香山縣。[1]著名西方文學、西方文藝理論研究學者，古希臘語等小語種專家，翻譯家。[2] 童年時期，朗山在澳門度過。因為家裡貧困，他在英文專科夜校讀三年英文就輟學了[3]；12歲時在南洋煙草公司當學徒，美國老商人見他聰慧，資助他學習英、法、德語，他還學習許多名著。 20世紀30年代初，朗山在澳門崇實中學任教；1936年底，在澳門聖羅撒教會女子中學任校長（法籍教團開辦），成為該校首任非神職人員的校長。[3]期間，他幫助猶太學者魏納解決生活困難，同時向魏納學習古希臘語和數學。後來，他以同等學歷考入廣東中山大學攻讀統計學、生物學專業。除精通母語中文外，他精通古希臘、拉丁、英、俄、德、法、日等多種語言文字。[1] 1936-1942年，朗山自設“靈春學舍”，講授英語和西方文學；1942年參加文藝界抗敵協會，同年，開始發表作品。[2]時值抗戰，全民奮起抗日，澳門成為華僑支援抗日鬥爭的重要基地。朗山帶領學校的師生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他任職的學校是教會學校，其愛國活動受到教會指責。他憤而辭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 40年代初，廣州、香港相繼淪陷。日本特務在澳門張貼海報，勒令朗山等三位抗日知名人士三天內離開澳門，否則格殺勿論。之後崇實學校校長梁彥明被殺害於街頭。朗山被迫離開澳門，前往桂林參加由郭沫若和李濟深領導的抗日宣傳隊，期間，他結識於立群、湯曉丹，成為好友；還結識了朱光潛先生，兩人在美學、哲學上有相同的觀點，相見恨晚。 朱光潛表示，如有機會請朗山到武漢大學共事。1943年下半年，其子繆鐵夷隨母到達桂林，朗山一家人團聚。1944年，桂林淪陷，朗山全家流亡到重慶。為了謀生，他在電線杆上張貼教授外語的小廣告。湯曉丹看見廣告，找到朗山。當時湯曉丹在重慶中央電影製片廠工作，推薦朗山到中央電影製片廠教外語。 重慶中央電影製片廠直屬國民黨中宣部，廠長是特務頭子，當過上海警備司令。朗山在廠裡翻譯兩部對外宣傳片，受到廠長賞識。他突然宣佈要提升朗山為上校，還要他填表加入“中統”。朗山只得裝病拖延時間，準備逃亡。這時，朗山收到朱光潛先生的信，說有個空缺，請朗山到樂山教書。 在湯曉丹的幫助下，朗山全家逃離重慶，擬沿江而上到樂山。製片廠長對朗山逃走十分惱火，通電沿途追截。晚上，輪船靠在一個碼頭，突然憲兵上船檢查。一個軍官走到朗山跟前，拿著一封電報說：“繆先生，這是給你的電報。”朗山接過電報說：“這上面寫著繆朗山先生收，這不是我的。”又指著他們行李上貼的名字說：“我叫繆靈珠。”繆靈珠是朗山的筆名，所帶的行李上都貼著“繆靈珠”的字條。就這樣，他們一家逃過了一劫。 在樂山武漢大學，朗山開設英國文學課，並積極參加學運，經常發表演說，還開班教俄語。不久，樂山警備司令就“請”朗山去赴宴，警告他不准再作演說。朗山沒聽那一套，再次被抓起來。朱光潛出面保釋了朗山。為了避免意外，朗山在朱家藏了幾個月。 抗戰勝利後，武大遷回武漢，學校發了一筆錢作路費。但這些錢不夠，朗山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短期打工，掙夠路費後來到武漢。1947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全國各大學興起“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朗山成了武大學運的頭面人物，國民黨特務機關誤認為朗山是共產黨。 1947年6月1日早上4點，朗山被國民黨特務抓走。國民黨還調集軍隊，出動坦克，血洗了武大，抓走了數十名教師和學生，並封鎖了武漢大學，宣佈朗山是共產黨，要就地處決。 當時，武大有幾位美國派來的教授，他們設法開車到漢口，將武大“六一”慘案電告美國幾所大學。美國幾所名校發起援助武漢大學的活動，要求派紅十字會的人到武大。蔣介石迫於國際輿論壓力，下令釋放了被捕師生。為防止國民黨特務當面釋放、背後暗殺，被捕釋放的師生一起被接回學校開大會。會後，三名美國教授及一些名教授直接送朗山到機場飛往香港。 在香港，朗山的連絡人是胡喬木。在胡喬木的領導下，朗山協助共產黨辦報，在海外發行。報館工作人員大多是在內地上了黑名單逃亡到香港的師生。當時，在香港有一些反蔣的國民黨將領，他們願意支持共產黨辦報，但又師出無名。朗山以當家庭教師的方式到他們家裡講課，他們以付學費的方式出錢支援共產黨辦報。1949年3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租了一條英國海輪，將逃亡到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北平（北京），從此，朗山全家在北京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有一天，李先念要朗山全家三天後隨他前往武漢。朗山被安排任武大副校長，隨南下工作團接收武漢大學。朗山希望今後好好教書做學術工作，不願擔任行政職務。他找到主管分配工作的周總理，提出在北大創辦俄語系的設想。周總理寫了封信，推薦他到北大創辦俄語系。朗山創辦北大俄語系之後，上級派了黨內人士曹靖華先生任系主任。他們兩人在辦學方針上意見不合，後來分歧越來越大，1952年，朗山離開北大俄語系。 1952年，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開始籌建，鄭振鐸任所長。鄭振鐸對古希臘的文學、哲學、藝術十分感興趣。朗山是國內少數精通古希臘語的專家，鄭振鐸邀請他到文學研究所開展古希臘文學、藝術的研究。1959年，開展反右傾運動，朗山被定為“右派”，當時科學院院長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救了朗山，沒有批准所裡上報的文件。 1962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在人民大學開辦文藝理論研究班，朗山被調到人民大學主持研究班，研究班學員是各省市主持文化工作的領導，期間，他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不停地寫講義，為學員翻譯閱讀材料。這段歷史，使他在“文革”中成了專講“古人”、“死人”的反動學術權威。 朗山立志要將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從古希臘原文用中國古詩詞的韻律翻譯過來。1952至1962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兩點，直到1962年，他主持文藝理論研究班後，因工作太忙才放下翻譯工作。他在美學和文藝理論上有許多譯著，商務印書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再要求出版，但他總想修改得更完美後再拿出來。他翻譯的著作中只出版古希臘史和俄國文學史。在“文革”中，朗山被抄家四次，他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大部分被毀了。 1978年，“文革”後，人民大學重建，校長找朗山談話說“你一生的譯著被毀了，是國家的損失，學校決定成立一個研究室，並為你配五名助手，把丟失的東西再整理出來。” 朗山一時高興過度，當場突發腦溢血，7月28日病逝，終年68歲。[3] 繆朗山逝世後，其遺稿經學生整理編訂，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文研班”和進修班上課用的講稿，整理成《西方文藝理論史綱》，1985年出版，1987年列入首批《中國人民大學叢書》；他譯自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文獻資料，編訂為《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分四卷在1987至1991年陸續出版。 他翻譯出版許多部世界名著，如《古希臘史》、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大部分、希臘悲劇《奧瑞斯提亞三部曲》、高爾基的《俄國文學史》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論文選》等；編寫《古希臘文學史》初稿，在我國翻譯領域都佔著重要的地位。[2] [1]繆鐵夷：《回憶爸爸繆朗山教授》，載《珞嘉歲月》，北京珞嘉編輯部，2003，第355-359頁。 [2]《中國人民大學繆朗山先生》，載“中國人民大學＂網，2011年10月26日，http://www.rucduyan.com/html/sz/szjs/9369.html?WebShieldDRSessionVerify=BDXHQDItykeasV90uOI。 [3]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徐佩之，澳門官員、葡語翻譯。 20世紀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門華務局主管檢查中文報刊和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這是澳門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創辦的報紙。 《市民日報》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要內容，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社長由何曼公擔任。1955年由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期，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和廣告。近年來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設在澳門大街45號三樓。[2] 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煊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鑒於澳門沒有一個面向社會的群眾性美術組織，吳喜雨、關萬里、徐佩之、陳善朗、趙偉夫、馮印雪、陸昌、郭奇波、陳子明和譚智生等成立“澳門美術研究會”，並聘請何賢為名譽會長，該會與廣東美術工作者協會有聯絡。1968年改名為“澳門美術協會”，是目前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化團體。[4] 現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寫，徐佩之翻譯，鉛印本。[5] 1939年，汪兆鏞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聯：[6]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煙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代中華藝術的多點透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第494-499頁。 [5]“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載“澳門大學圖書館＂網，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獻整理的優秀成果：〈汪兆鏞詩詞集〉》，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網，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1594年入耶穌會，1610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學習華語。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諸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書籍。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金尼閣與其他22位教士再度來華。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門，帶來了大批藏書，後來分批運至北京，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進。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