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隨着中國五大口岸的對外開放，東南沿海的貿易日益活躍，而沿海各省的中國水師在鴉片戰爭中損失殆盡，失去打擊海盜的能力。海盜活動十分猖獗，對中外商船造成嚴重威脅。這種形勢給澳門的葡萄牙人創造了一種新的職業——護航，他們在澳門大量建造護航快艇，開始為中外商船護航。澳門葡人建造的雙桅快艇，船體堅固、船速很快、載重量大多為50至100噸，最大為150噸，每條船上一般配備5名葡萄牙人，10名廣東水手，安裝西式火炮4至6門，最多達20門。海盜非常畏懼這種西式船炮，所以葡萄牙人的護航很受中外商民的歡迎。有時中國官員還僱請他們剿滅海盜。短短幾年中，澳門護航業發展很快。1851年（清咸豐元年），澳門護航艇為60艘，到1855年達到了200艘。後來他們採取向出海船一概發保護證、收護航費的辦法，向中國船隻勒收巨額保護費。有巨利可獲的護航事業，在一段時期內成了澳葡的重要行業。

澳門歷史上一次重要的工人運動。1922年5月28日澳葡士兵調戲一名中國婦女，引起民憤，葡警扣押抗議的周蘇等3人。29日近萬名中國工人和民眾聚集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捕工人。葡警開槍打死70多人，傷100多人，造成血案。翌日澳門華商學會、聯合總工會、中華教育會等聯合發起罷市、罷工、罷課行動。澳葡當局宣布戒嚴，解散工會團體。華人大批離澳返粵。全國紛紛聲援，廣東國民外交後援會等力主收回澳門，呈請廣東國民政府、北洋政府進行外交交涉和軍事干預。11月澳葡政府開始與工人代表對話，答應發放撫恤費、恢復已被解散的工會、取消亂黨名目等條件，工潮漸告平息。

一位英國人被澳葡當局囚禁的事件。1829年（清道光九年）8月，英國船長貝克（Baker）毆打多次對他妻子非禮的澳葡官員洛雷羅（Loureiro）。事發後，澳葡當局未加審判，便將貝克囚禁於大炮台。英國東印度公司特別委員會主席布樓東（Plowden）屢次與澳葡當局交涉都不能使貝克獲釋。澳葡當局還公開否認布樓東有任何官方或代表官方的資格與他們交涉。在囚禁55天後，貝克被迫交出一筆保證金才重獲自由。

華人被澳葡軍人殺害事件。1826（清道光六年）年初，在澳門的華人少年嚴亞照被葡萄牙少校法瓦喬（Favacho）殺害，其母嚴徐氏向香山縣府指控殺人兇手。香山縣府要求澳葡當局將被告送交香山縣丞衙門審訊。澳葡當局訛稱“兇手”是帝汶奴隸麥努埃爾，聲稱兇手應按葡萄牙法律判罪。嚴徐氏即至廣州上訴，兩廣總督阮元派廣州知府高廷瑤去澳門查處，高廷瑤多次向澳葡當局索取兇犯，仍遭拒絕，僅讓中國官員在澳門獄中面訊“罪犯”。結果，中國官員確認此人因醉酒殺人，澳葡當局又堅持照葡萄牙法律處決罪犯。3月13日，在澳門絞死這名帝汶奴隸時，聚集在刑場上的居澳華人發生暴動。他們認為被處決者無罪，兇手卻逍遙法外，還用磚石投擲中葡官員，搗毀法瓦喬的住宅，甚至準備衝擊大炮台。澳門總督出動配備有野戰炮的軍隊及炮船，並擊斃了一名中國居民，才勉強鎮住局勢。居澳華人還要求中斷對澳門葡人的糧食供應，因中國官府的阻撓而未能成功。

澳門早年航空史上的一次空難。1948年7月16日下午6時，卡特林娜式港澳民航機“澳門小姐”號於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後約8分鐘，4名劫匪持械脅迫機師，要將飛機開往中山縣一地降落。機師反抗，匪徒開槍，飛機失去控制，遂在香港西面九針島海面墮海沉沒。全機28人，僅一人獲救，其餘全部罹難。

兩個華人被葡萄牙士兵殺害一案。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6月某日晚，華人李廷富、簡亞二在澳門街上遊逛，被巡夜的葡萄牙士兵亞嗎嚧、安哆呢當作嫌疑犯加以拘捕。在押解途中，李、簡二人企圖逃跑，亞嗎嚧等竟將他們毒打致死。第二天，香山縣丞獲悉此事，便與澳葡當局交涉。而清楚該案詳情的澳督梅內澤斯（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ses）卻將兩位死者的屍體扔入大海，並否認見過這兩個中國人，但有位知情的土生葡人佛朗哥（Franco）向中國官府告發了罪犯，海防同知張汝霖等便再次要求澳葡當局交出被害人屍體與兇犯。梅內澤斯不僅拒絕交屍、交犯，甚至拒絕中國官員審訊兇犯。於是，廣東大吏下令封閉關閘，停止對澳門的糧食供應，並命令中國居民離開澳門。在這種形勢下，梅內澤斯仍增兵修城，準備頑抗。梅內澤斯以應付突然事變為藉口，立即將兩名兇犯流放帝汶島。兇犯離澳後，澳葡官員只好以重賄來求平息這一事件。張汝霖因罪犯已經離澳，又收受賄賂，便向廣東巡撫岳浚謊報李廷富、簡亞二夜入亞嗎嚧、安哆呢之家而被殺死、棄屍，據葡萄牙法律，可判流放。這一案件就這樣草草了結，關閉20餘天的關閘又重新開放。

1926年11月7日由澳門港口工程主任罅些喇倡辦，澳門政府主辦。目的是借此推動澳門工商業的發展。展覽會為期3個月，設陳列所60多個，展出澳門各種貨物596種。展覽會還備有各種娛樂設施，入場觀眾達29萬人次，成為澳門工商發展史上一大盛會。

18世紀60年代， 葡萄牙本土在著名政治家龐巴爾（Marques Pombal）侯爵領導下進行了一場改革，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取締耶穌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澳葡當局根據葡萄牙的命令，也鎮壓澳門的耶穌會。耶穌會擁有的一切財產，包括聖保祿教堂，都被沒收，聖保祿神學院和聖約瑟修院也被封閉，學員均被驅散，聖保祿神學院圖書館在近兩個世紀內大量收藏的珍貴圖書，全部被賤賣。24名耶穌會士被押送里斯本，關在聖朱利安堡壘。

1614年（明萬曆四十二年），兩廣總督張鳴崗根據海道副使俞安性的建議，為便於對居澳葡人進行管理，將澳門葡萄牙人聚居地方編街道號碼，定立門籍，逐項登記。做法是在葡人居住的大街上樹高柵，掛榜書“畏威懷德”4字。又以《尚書•旅獒》篇中“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20字，分別作為門號，分為東10號、西10號，防止奸人進入；同時還禁止葡人在居留地內私藏武器、彈藥，並由在澳門的中國官員對當地房屋進行認真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