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本年，成图于万历四年（1576）的《广东沿海图》上澳门半岛中部标有“蠔镜澳”，并在其旁绘有六座房屋，标为“番人房屋”。半岛南部标有“亚马港”，其旁绘有外国船二艘正进入澳门内港，其南标有“十字门”，在澳门半岛与亚婆尾（大横琴岛东部与路环相对处）、深井（大横琴岛北部地名）之间绘有“西草澳（湾）”。半岛北部标有“望下村”，其旁称“有陆路至香山县”。在望下村之北，莲花茎出口处标有“凤凰山”。这是中国地图中第一次记录澳门的古图，亦是一幅极有价值的古澳门历史地图，很多澳门开埠问题在此图中能寻获证据。前者“亚马港”的出现证明葡人对澳门的称呼Amaquão已为华人所接受，并有相应的地名。后者“望下村”的出现证明当时华人进入澳门半岛的人数大增，“闽粤商人趋之若鹜”，望下村大约在此时开村。但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二年（1574）在莲花茎建起的关闸未见于图中，荷兰人特奥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完成于1598年之前的《澳门城市图》亦未绘制关闸，但从1622年、1635年以后的葡人澳门地图及清康熙以后的中国澳门图则均明显标有关闸。故疑万历二年在莲花茎设立的关闸很可能只是一座很简陋的关卡，或是一道土墙，故至万历四十年（1612）时，张鸣冈又下令“于唐基环处垒石为关”。因此，真正具有城楼形式的“关”应是在万历四十年之后才建成的。正因为万历二年关闸初建，且简陋，故《广东沿海图》未绘制关闸。王文达的《澳门掌故》第150页称：“凤凰山，在沙梨头境。该山亦习称为白鸽巢山，寝且几忘其名为凤凰山。”唐思的《澳门风物志》第78页亦称“白鸽巢山又名凤凰山”。黄德鸿的《澳门新语》第243页否定此说称：“凤凰山就是今日所称的五桂山，又名香山，香山县得名就是自此而来。”祝淮的《新修香山县志》卷1《舆地•山川》称，“凤凰山在东城东南一百里，高七十七丈，广十里，东界南坑，北接官塘冈，西为金竹园，白蜮石，古壑诸峰，南赴海”。祝淮所言“南赴海”是否即指凤凰山的南面余脉已伸入澳门半岛直至海边呢？如此，李遐龄的《澳门头海边晚步》诗中“偶从白鸽巢边过”，“背指凤凰山月生”之凤凰山，就应指白鸽巢山。参见李遐龄：《勺园诗钞》卷1《澳门海边晚步》。王廷钤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下恭常都地图说》称凤凰山为“下恭常都十余乡发龙之祖山”。白鸽巢山当是此祖山之余脉。郭棐：《粤大记》卷32附《广东沿海图》，成图时间参见汤开建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澳门地名》，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因该图在南澳岛上标有“新副总兵城”，南澳于万历三年九月设副总兵，万历四年建南澳副总兵城（《明神宗实录》卷42万历三年九月辛丑及郝玉麟的《（雍正）广东通志》卷14《城池志•南澳城》，图既称“新”城，可证图与南澳建城大约同时）。按：郭棐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并非郭棐所作，以现存图比照，郭著的《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附图《广东沿海图》之香山部分完全一致，故知，郭棐之图当取之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之附图。宋应昌的《全海图注》有李化龙万历十九年（1591）序。可证，该图应完成于万历十九年之前。《全海图注》是一份全国性的海图，广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全部地图的完成一定是分时间段完成的。广东沿海部分完成时间较早，应在万历四年时完成（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之143图及图版说明，第10—11页）。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明神宗实录》卷499，万历四十年九月戊戌。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华人陈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东尼奥‧诺古拉（António Nogueira）请求在氹仔天后庙（Thin-hau）和三婆庙（Sampo）一带填海建店铺。同年10月8日两人的请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7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从里斯本来的公共工务部工程师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达澳门。其任务为研究起草一份关于澳门港口状况及需要的报告。据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内港堆积的沉积物形成的淤塞层已达1. 25米厚，当澳门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海上发展时，情况就越发严重。葡国工程师的方案于1884年公布，但因不具备条件而未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0页提到的1883年修改内港填筑计画的工程人员罗利老应即是阿道夫．罗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