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石濂，号石莲，别号厂翁。浙江嘉兴籍、江西人。16岁削发为僧，是清初江南曹润宗大师觉浪道盛（1592-1659）的法徒。移居广州为长寿寺主持。清兵入关后，以僧人身份掩护其反清活动。1685年，应越南国王阮福周之请往越南说法，被奉为圣僧。回广州以其在越南所得布施，大修长寿寺，营缮白云山的弥勒寺和清远的峡山寺。后移居澳门，重修澳门普济禅院，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汕为人博学多才，热衷读书，生活不拘小节，善画山水人物，诗词、造园工艺、家具设计及昆曲琴艺无所不能。著作有《离六堂集》12卷、《海外纪事》六卷、《岭南录》、《燕游诗》六卷、《潮行近草》三卷等。晚年被清廷拘捕放逐，病死于押解途中，享年70岁。普济禅院有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大汕和尚修缮长寿寺、峡山寺和普济禅院的功绩。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本年，石濂大汕运用从安南国王阮福凋等处得来的布施，在重修了广州长寿寺后，又扩建了澳门普济禅院。故普济禅院奉石濂大汕和尚为太祖师。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第398页；汪兆镛：《棕窗杂录》卷4称：“普济禅院在香山县南望厦村，今归葡界。康熙初，僧大汕自安南归，至澳门，建此道场。”汪氏此语有三误，一，大汕自安南归非康熙初，而在康熙中期；二，大汕从未至澳门；三，普济禅院非大汕建。

字玉涛，俗姓张，名寿波。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举人，主张维新图强。曾东渡日本，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后笃志深研佛典，捐献其澳门大宅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号观本，为鼓山增补各祖师传记。抗日战争时期，为曲江南华寺首座。战后返澳门，旋病卒。著有《香光阁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约3月间，著名高僧成鹫旅澳，住澳门普济禅院，留下七律诗《游澳门宿普济禅院赠云胜师》和《澳门阻风》二首。成鹫（1637—1722），本名方颛恺，字迹删，又名光鹫，广东番禺人，其父乃明朝举人方国骅。 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第85—86页；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13。

张仲球，字有贡、又字仲谬[1]，法名观圆，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民初澳门知名人士。张玉涛族叔。 张仲球为前清秀才，维新思想较强烈。1891年后，他与同里陈筱江、陈蔚秋及堂侄张玉涛（观本法师）在澳门创立原生学舍，办原生学堂、原生书藏。1897年后，他与张玉涛等人成立澳门不缠足会、戒烟会澳门分会。[2]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周两位先生的提议和捐赠，在澳门各区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设立五所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各处义塾内立孔子像，设戒方，教授三字经、四书、古文、尺牍等课程，学生免费入学。 1905年，张仲球担任镜湖医院总经理（总值理），鉴于各处义塾过于陈旧简陋，将五所义塾合并为一所，并加以革新，制订新课程，成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改称“镜湖义学”。校址设在镜湖医院右侧。初时分办甲、乙、丙三个班，学生150余人。另为照顾贫童入学起见，专设上、下午两个班，增招蒙学儿童80名。 1912年起，学校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该校历任校长曹子基、何宾岩、范洁朋、徐伟卿等，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举。现在该校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3] 民国建立后，张玉涛于1914年在上海皈依冶开法师，修净土法门，法名观本。 1931年4月，张仲球在澳门功德林剃度出家，皈依冶开法师，法名观圆。[2] 张园是张仲球园宅，又称“因树园”，成为澳门三大名园之一，园内两幢住宅约建于1932年。张园位于今士多纽拜斯大马路、雅廉访大马路、文第士街与美副将大马路四条街道所围之地段，正门开于雅廉访大马路，而靠士多纽拜斯大马路的一段建有屋宅，有侧门进出。 张仲球和汪兆镛友好交往，彼此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知。20世纪20年代，他和汪兆镛连袂出游。1926年，他和汪兆镛、崔师贯登万松山。 1938年秋天，汪兆镛移居二龙头张仲球园宅中。[2] 当时寓居澳门的文士以张园作诗不少，如汪兆镛的《题张仲球明经〈因树园图〉》：[4] 因树以为屋，始汉申屠蟠。诡时乐遯迹，栖息取苟完。 张矦澹宕人，平生敦古懽。邑里盛豪贵，不以利禄干。 卜地二龙泉，结园三亩宽。百年乔木在，昕夕相盘桓。 有堂可载酒，有池可垂竿。茂林与修竹，畦菊兼畹兰。 濛濛罥绿烟，凉碧生昼寒。疏朴此真意，何事七宝栏？ 况复耽禅悦，佛火飘旃檀。悬想祇陀林，亦作如是观。 我来赁庑居，愧非梁伯鸾。劫余种树书，深谈吐肺肝。 故园不忍忆，珠江流漫漫。大好井华水，披图味龙团。 清末进士、书画家、诗人张学华作《题张仲球〈因树园图〉》：[5] 昌黎庭树渊明柳，手植辛勤爱此庐。 难得天然留胜境，百年乔木自成图。 1882年，澳葡政府宪报中载称，市政历年来在西洋坟场旁的塔石山（贾伯乐圆形地一带）、仁伯爵所在的若宪山（山顶医院一带）和二龙喉后面的山上（松山西坡）所种的各种树木，尤其是由葡国万里迢迢运来的松树，都被华人偷偷砍掉了，白白浪费了大量公帑。因这些地方都有华人的坟冢，他们认为树木的根会打扰他们先人的安宁，破坏了家族的风水。 翌年澳葡总督罗沙发布行政命令，命令警察和市政稽查巡山，市政厅负责补植大量树木。若发现华人以风水为理由破坏树木，官府将勒令他们迁坟。若有不从者，官府将会代其迁坟至关闸外的高沙岗丘乱坟地。 此令一出，引起坊间譁然，由于当时澳门华人领袖的祖坟大多没葬在澳门，没人带头与澳葡交涉抗议，许多华人敢怒不敢言。从此，东望洋山上树木生长茁壮，绿意盎然，许多人自动将祖坟迁走，以免“树根伤阴宅缠先人”。 其中，张仲球的堂叔、堂兄弟、爱妾都葬在二龙喉对上的东望洋山麓“南屏张氏墓园”，今登山缆车山上车站处。此处是东望洋山西麓有名的吉穴，称作“南屏晚望”。但澳葡在此墓园植下葡国松六棵。张仲球认为“南屏之望被遮，夷树之根侵棺”，悄悄叫人捡骨，迁葬众亲先人返南屏。1886年，张仲球考中香山县学童生，并被学官任命作廪生——众秀才之首。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拜澳夷逼迁族坟所赐，因祸得福。”[6] [1]彭海铃：《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123-128页。 [2]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禅藏‧语录部虚云和尚年谱》，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第205-215页。 [3]《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4]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24-126页。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83-185页。 [6]金丰居士：《名士迁坟避祸得福》，载《新报》，2012年10月3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2583。

畅澜和尚，晚清时期澳门普济禅院的中兴祖师。 大汕和尚之后，由畅澜和尚接任澳门普济禅院住持。 普济禅院自从清朝嘉庆戊寅年重修后，内部左右偏殿，还未有西厅各堂，东厅只有数楹，僧舍过少。经过40多年风雨侵蚀，檐牙殿角已破坏。有见及此，当时住持畅澜和尚发起募捐，以完成扩建禅院的计划。此举获得王禄、沈旺、蔡兆蕙、赵允冠等澳门富商大力支持，慷慨捐输。 1858年，普济禅院重修，东偏拓展园亭，增建僧舍，西厅各堂及地藏殿相继落成；这次重修扩建，得到澳门海防同知马增颐撰志，翰林院编修曾望颜书碑，墨宝书香，今仍勒存寺中。碑志提到，马增颐于1857年巡视澳门，曾到禅院拈香，看见簷廊坍塌，各殿蠹蚀难支，倾圮颓垣，不得不择年重修，在善信醵金万余之后，同年仲冬工程开始，次年竣工，扩建僧房，增设地藏殿和西厅各堂，使寺貌焕然一新。[1] 澳门普济禅院是澳门规模最大、占地最广、历史最久的古建筑，建于中国明代天启年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佛教建筑。据《香山县志》记载，大雄宝殿以前是普济禅院的正门，由于历年战事不断，几度被毁，几度修缮，现在的大雄宝殿是1868年重修。穿过长寿佛殿，就是闻名世界的观音堂。观音堂是普济禅院的主体建筑，规模很大，除观音菩萨外，观音殿里摆放著18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罗汉。据说这些雕塑由大汕和尚奠基，后来，畅澜和尚请能工巧匠塑造完成。 2010年3月26日，珠海市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将造贝村发现征集的石碑运抵博物馆收藏，其中有一块“妙果老禅师、畅澜老和尚”墓碑，高135厘米，宽47.5厘米，厚11厘米，墓碑字体为魏碑体及楷体，极有文物价值，据考证，妙果老禅师为“洞宗三十五世”，两人在晚清时在澳门活动。[2] 现录畅澜和尚刻于1916年的诗一首：[3] 《妈阁刻石》 南荒开岛屿，绝壁俯危亭。莆浦来神女，名山擘巨灵。 潮平波蘸碧，石峭树悬青。海阔天空外，孤帆入渺冥。 [1].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页。 [2].《吴晓云造贝村发现洞宗禅师墓碑》，载《珠江晚报》，2010年3月28日。 [3].《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清初诗人，史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入广州，曾参加陈邦彦等发动的抗清队伍。顺治七年，清军再破广州，为避祸，削发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种。后与同里文士创“西园诗社”，以诗言志，砥砺名节。两度北上游历，先后到南京、北京、山海关、关中、山西等地，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结交遗民，以图复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庐。康熙元年（1662）归粤，蓄发还俗。台湾郑克塽降清，复明绝望，遂隐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录》，表彰抗清忠烈，未几病殁。善写诗，诗风明朗雄健，颇负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军入关时暴行，感伤时事，为后世传诵。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诗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30余种。屈大均曾在澳门居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情节尚待进一步考订）。他在澳门时撰写的诗文留下了关于当时澳门情况的珍贵记载。在《广东新语》卷二的《澳门》专文及《广东新语》其他各卷中，有关澳门及西洋夷人的记载将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诗外》中有以《澳门》为题的诗六首，其他吟咏澳门及与澳门相关的诗12首。这些诗文记述澳门和当时形势，澳门圣保禄教堂及澳门天主教法规礼仪、澳门经济贸易（澳门葡人海外贸易），以及葡人生活习俗及西洋物品等，观察细致，记载翔实，是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