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碧漪，澳门普济禅院、海觉寺僧。 释碧漪活动于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澳门普济禅院客堂悬畅澜和尚画像，上有释碧漪题词：“见尔即是我，我本无色相。若谓面目非，本来皆空相。若为是像甚从容，供盼赏。虽未得阿褥多罗，已远离颠倒梦想。吁嗟乎！竹笠与芒鞋，去住无声响，去则放旷住随缘。住则立足何所间。”盖将畅澜和尚视为志同道合者，欲追陪左右。 现录释碧漪的诗一首： 《妈阁观潮》[1] 千层叠浪水朝东，海国天生一岛雄。[2]洋尽九洲鸡颈出[3]，门开十字马尻通。[4] 怒涛声吼横拖练，落日翻球乱滚红。[5]万里帆樯仗神力，洪波到处稳乘风。[6]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75-76页。 [2]海国：谓南海的邦国。 [3]九洲：指九洲洋。鸡颈，指鸡颈角。 [4]马尻（kāo）：犹言马角，娘妈角的别称。《楚辞》屈原《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安在？”《注》：“尻，脊骨尽处。以山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也。”以上二句意谓粤东的内洋尽于九洲，潮水流经鸡颈角即出外洋；十字门开启南海的潮水，直通至娘妈角山前。 [5]练：白色的熟绢。以上二句意谓在海涛的怒吼声中，冲刷著海边的一层层巨浪，有如一匹匹横向摊开的白练；天边的落日，有如一个在大海中翻滚的大火球，把潮水染成一片殷红。 [6]洪波：大海潮。曹操的《观沧海》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以上二句意谓万里远航的海舶，仰仗妈祖神力的庇佑；在惊涛骇浪之中，也能如渡安澜，顺水顺风。

畅澜和尚，晚清时期澳门普济禅院的中兴祖师。 大汕和尚之后，由畅澜和尚接任澳门普济禅院住持。 普济禅院自从清朝嘉庆戊寅年重修后，内部左右偏殿，还未有西厅各堂，东厅只有数楹，僧舍过少。经过40多年风雨侵蚀，檐牙殿角已破坏。有见及此，当时住持畅澜和尚发起募捐，以完成扩建禅院的计划。此举获得王禄、沈旺、蔡兆蕙、赵允冠等澳门富商大力支持，慷慨捐输。 1858年，普济禅院重修，东偏拓展园亭，增建僧舍，西厅各堂及地藏殿相继落成；这次重修扩建，得到澳门海防同知马增颐撰志，翰林院编修曾望颜书碑，墨宝书香，今仍勒存寺中。碑志提到，马增颐于1857年巡视澳门，曾到禅院拈香，看见簷廊坍塌，各殿蠹蚀难支，倾圮颓垣，不得不择年重修，在善信醵金万余之后，同年仲冬工程开始，次年竣工，扩建僧房，增设地藏殿和西厅各堂，使寺貌焕然一新。[1] 澳门普济禅院是澳门规模最大、占地最广、历史最久的古建筑，建于中国明代天启年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佛教建筑。据《香山县志》记载，大雄宝殿以前是普济禅院的正门，由于历年战事不断，几度被毁，几度修缮，现在的大雄宝殿是1868年重修。穿过长寿佛殿，就是闻名世界的观音堂。观音堂是普济禅院的主体建筑，规模很大，除观音菩萨外，观音殿里摆放著18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罗汉。据说这些雕塑由大汕和尚奠基，后来，畅澜和尚请能工巧匠塑造完成。 2010年3月26日，珠海市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将造贝村发现征集的石碑运抵博物馆收藏，其中有一块“妙果老禅师、畅澜老和尚”墓碑，高135厘米，宽47.5厘米，厚11厘米，墓碑字体为魏碑体及楷体，极有文物价值，据考证，妙果老禅师为“洞宗三十五世”，两人在晚清时在澳门活动。[2] 现录畅澜和尚刻于1916年的诗一首：[3] 《妈阁刻石》 南荒开岛屿，绝壁俯危亭。莆浦来神女，名山擘巨灵。 潮平波蘸碧，石峭树悬青。海阔天空外，孤帆入渺冥。 [1].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页。 [2].《吴晓云造贝村发现洞宗禅师墓碑》，载《珠江晚报》，2010年3月28日。 [3].《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月23日－1698年2月10日）5—7月，高僧成鹫再次游澳门，寓居普济禅院。其住澳时留下七律诗六首：《丁丑夏客澳门岛普济禅院赠剑平师》、《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三巴寺》、《望海楼》、《青洲岛》及《岛门秋雨与诸子同附》。其《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有“番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鸠音”句，生动描写了澳门之中西语言交流，极具巧思。而《三巴寺》一诗：“暂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长帔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比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羨侏离礼拜频。”以一位佛教高僧之笔见证了澳门这一天主圣名之城的真实存在。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第87—93页；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14。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约3月间，著名高僧成鹫旅澳，住澳门普济禅院，留下七律诗《游澳门宿普济禅院赠云胜师》和《澳门阻风》二首。成鹫（1637—1722），本名方颛恺，字迹删，又名光鹫，广东番禺人，其父乃明朝举人方国骅。 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第85—86页；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13。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月11日－1699年1月30日）本年，石濂大汕运用从安南国王阮福凋等处得来的布施，在重修了广州长寿寺后，又扩建了澳门普济禅院。故普济禅院奉石濂大汕和尚为太祖师。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第398页；汪兆镛：《棕窗杂录》卷4称：“普济禅院在香山县南望厦村，今归葡界。康熙初，僧大汕自安南归，至澳门，建此道场。”汪氏此语有三误，一，大汕自安南归非康熙初，而在康熙中期；二，大汕从未至澳门；三，普济禅院非大汕建。

迹删迺明末之志士，清初之高僧也。释名光鹫，后易名成鹫，迹删是其字耳。是广东省番禺县人。俗姓方，原名颛恺，字趾麐，为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生于明季万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隆武时补诸生。父殁后，奉母罗浮，躬耕尽孝。当满清平靖二王入广州时，督学使者檄诸生，如不到试者，以叛逆论罪，颛恺誓死不赴，遁往鼎湖削发为僧，一向戎律精严，道范高峻。但母殁时，痛哭奔丧，一遵儒礼，虽俗僧讥之弗顾也。平生工诗能文，尤擅草书，一时名公巨乡皆盛誉之，争与往还。丁丑夏（一六三七）,当移锡望厦观音堂。在观音堂曾赋诗《寄东林诸子》云：“但得安居便死心，写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鴂音。两 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身纵步吟。”又赠剑平上人诗云：“避暑真宜地轴偏，欣将生计在林泉。弟兄聚会惟今日，松竹荫深异昔年。坐老青山添白发，吸干沧海种红莲。洛伽此去无多路，门外何须问钓船。”此二诗甚得澳人讽诵。 迹删晚年，掩关大通寺，致力著述。至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迺示寂。时年八十六岁也。遗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诗集》十五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指》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现在普济禅院内，尚藏有其草书条屏，墨潘淋漓，笔意奔放，诚可宝贵之珍物也。

字玉涛，俗姓张，名寿波。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举人，主张维新图强。曾东渡日本，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后笃志深研佛典，捐献其澳门大宅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号观本，为鼓山增补各祖师传记。抗日战争时期，为曲江南华寺首座。战后返澳门，旋病卒。著有《香光阁集》。

张仲球，字有贡、又字仲谬[1]，法名观圆，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民初澳门知名人士。张玉涛族叔。 张仲球为前清秀才，维新思想较强烈。1891年后，他与同里陈筱江、陈蔚秋及堂侄张玉涛（观本法师）在澳门创立原生学舍，办原生学堂、原生书藏。1897年后，他与张玉涛等人成立澳门不缠足会、戒烟会澳门分会。[2]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周两位先生的提议和捐赠，在澳门各区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设立五所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各处义塾内立孔子像，设戒方，教授三字经、四书、古文、尺牍等课程，学生免费入学。 1905年，张仲球担任镜湖医院总经理（总值理），鉴于各处义塾过于陈旧简陋，将五所义塾合并为一所，并加以革新，制订新课程，成为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改称“镜湖义学”。校址设在镜湖医院右侧。初时分办甲、乙、丙三个班，学生150余人。另为照顾贫童入学起见，专设上、下午两个班，增招蒙学儿童80名。 1912年起，学校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该校历任校长曹子基、何宾岩、范洁朋、徐伟卿等，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举。现在该校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3] 民国建立后，张玉涛于1914年在上海皈依冶开法师，修净土法门，法名观本。 1931年4月，张仲球在澳门功德林剃度出家，皈依冶开法师，法名观圆。[2] 张园是张仲球园宅，又称“因树园”，成为澳门三大名园之一，园内两幢住宅约建于1932年。张园位于今士多纽拜斯大马路、雅廉访大马路、文第士街与美副将大马路四条街道所围之地段，正门开于雅廉访大马路，而靠士多纽拜斯大马路的一段建有屋宅，有侧门进出。 张仲球和汪兆镛友好交往，彼此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知。20世纪20年代，他和汪兆镛连袂出游。1926年，他和汪兆镛、崔师贯登万松山。 1938年秋天，汪兆镛移居二龙头张仲球园宅中。[2] 当时寓居澳门的文士以张园作诗不少，如汪兆镛的《题张仲球明经〈因树园图〉》：[4] 因树以为屋，始汉申屠蟠。诡时乐遯迹，栖息取苟完。 张矦澹宕人，平生敦古懽。邑里盛豪贵，不以利禄干。 卜地二龙泉，结园三亩宽。百年乔木在，昕夕相盘桓。 有堂可载酒，有池可垂竿。茂林与修竹，畦菊兼畹兰。 濛濛罥绿烟，凉碧生昼寒。疏朴此真意，何事七宝栏？ 况复耽禅悦，佛火飘旃檀。悬想祇陀林，亦作如是观。 我来赁庑居，愧非梁伯鸾。劫余种树书，深谈吐肺肝。 故园不忍忆，珠江流漫漫。大好井华水，披图味龙团。 清末进士、书画家、诗人张学华作《题张仲球〈因树园图〉》：[5] 昌黎庭树渊明柳，手植辛勤爱此庐。 难得天然留胜境，百年乔木自成图。 1882年，澳葡政府宪报中载称，市政历年来在西洋坟场旁的塔石山（贾伯乐圆形地一带）、仁伯爵所在的若宪山（山顶医院一带）和二龙喉后面的山上（松山西坡）所种的各种树木，尤其是由葡国万里迢迢运来的松树，都被华人偷偷砍掉了，白白浪费了大量公帑。因这些地方都有华人的坟冢，他们认为树木的根会打扰他们先人的安宁，破坏了家族的风水。 翌年澳葡总督罗沙发布行政命令，命令警察和市政稽查巡山，市政厅负责补植大量树木。若发现华人以风水为理由破坏树木，官府将勒令他们迁坟。若有不从者，官府将会代其迁坟至关闸外的高沙岗丘乱坟地。 此令一出，引起坊间譁然，由于当时澳门华人领袖的祖坟大多没葬在澳门，没人带头与澳葡交涉抗议，许多华人敢怒不敢言。从此，东望洋山上树木生长茁壮，绿意盎然，许多人自动将祖坟迁走，以免“树根伤阴宅缠先人”。 其中，张仲球的堂叔、堂兄弟、爱妾都葬在二龙喉对上的东望洋山麓“南屏张氏墓园”，今登山缆车山上车站处。此处是东望洋山西麓有名的吉穴，称作“南屏晚望”。但澳葡在此墓园植下葡国松六棵。张仲球认为“南屏之望被遮，夷树之根侵棺”，悄悄叫人捡骨，迁葬众亲先人返南屏。1886年，张仲球考中香山县学童生，并被学官任命作廪生——众秀才之首。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拜澳夷逼迁族坟所赐，因祸得福。”[6] [1]彭海铃：《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123-128页。 [2]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禅藏‧语录部虚云和尚年谱》，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第205-215页。 [3]《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4]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24-126页。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83-185页。 [6]金丰居士：《名士迁坟避祸得福》，载《新报》，2012年10月3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