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郭信坚，澳门镜湖慈善会秘书长兼护校校长、镜湖医院副院长。 1949年，为了筹备全澳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型活动，柯麟院长和何贤主席亲往澳督府，向澳门总督要求举行全澳的庆祝大会，澳葡当局态度暧昧，但柯麟院长、何贤主席据理力争，终于说服澳督同意澳门各界联合举行大会。 由镜湖医院、澳门商会、劳工界等代表组成的“澳门华侨协会”成立，柯麟担任主席，王皓明任秘书，主要成员有马万祺、郭信坚、林德彰、梁秩智、陈直生、高振武、谢再生、李端礼、甄棠、邝秉仁、冯祝万、戴恩赛等人，立即开展筹备工作。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长在其诊所主持正式筹备会议。[1] 1951年春节，柯麟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调令后，举家迁到广州。他虽离开了战斗十多年的澳门镜湖医院，但之后长期兼任该院的院长一职，并委托副院长、他的好友郭信坚全面主持医院工作。[2] 1954年，郭信坚担任镜湖慈善会秘书长，兼任护校校长，继续柯麟院长的改革方针，为发展医疗业务，默默耕耘，创建新校舍（何澄溪纪念堂），并于1956年落成启用，为医疗及护理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 20世纪50年代，澳门经济低迷，市民生活困迫。作为澳门慈善机构的镜湖医院担负市民的主要医疗工作，压力很大，当时郭信坚副院长兼秘书长负起重担，无论问题大小都认真对待，从不草率处理，科室要求添置用品或是某些要改善问题，他都不会马上批准，他深思熟虑再作决定。 在处理业务上，遇到留医病者因经济困窘没法支付医药时，提出申请援助，郭信坚视实际情况减免，得到市民的赞许。当时慈善捐款箱有很多市民乐于献捐，成为佳话。在葡萄牙管治的岁月，当时政府没有拨款资助唯一的私立医院，医院的收入除医疗费和房地产收租外，其他都是社会人士捐款（医院理事董事捐助等），收支经常不平衡，可员工从来没有被院方拖欠薪金，全靠郭信坚处理得当。 当经济支持不来时，他主动向慈善会提出解决办法，当时何贤主席经常慷慨付款解决，在工作中，郭信坚副院长向全体员工提出勤俭办院，以医院为家的方针，员工的薪金虽偏低，但福利好，员工及直系亲属享受免费医疗，同时员工有餐厅和免费宿舍。不论职位高低，员工们同心同德做好医疗工作，大家都对医院有着深厚的归属感。 除处理医务工作外，郭信坚在当时复杂的社会里，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国家的爱国统一战线，带领员工参加爱国活动。他勤奋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以公谋私。 郭信坚在工作中逝世。身后没有自己的物业，生前住房都是院方的房子。他去世后只有院方给他家属十多万抚恤金。他是两袖清风的好领导，严肃带有慈祥的光辉形象铭记在人们心中。[3] [1]《人物介绍》，载“澳门镜湖护理学院90周年校庆＂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kwnc.edu.mo/web/90th_anniversary/characters.htm。 [2]《〈柯麟传〉连载——八、致力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537。 [3]《退休感言——敬爱的郭信坚院长》，载“海丰人社区＂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hfre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6。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吴梅鹤，自署冷香馆主，香山县翠微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画家。 吴梅鹤早年师从广东国画研究会创始人李瑶屏学画，后又成为高剑父的学生。他所作中西画，景致清幽，着笔苍劲。[2]1924年，在澳门举行艺术展览会上，他的作品获得最优等奖项。[1]吴梅鹤与高氏师兄弟陈公廉、钟福佑和余活仙执教于澳门学校。 1928年3月，鲍少游夫妇在半山坚道开办“丽精美术学院”。同年7月，胡根天、吴梅鹤在坚道开设“香港美术学校”。[3] 1931年，谭荔垣（汝俭）、黄伟伯（棣华）、胡少蘧、吴梅鹤等人发起成立正声吟社，无固定会址，荷李活道义学教员邓晃云（绍先）为召集人，由他将预先拟定的诗钟“钟眼”通函分发各爱好者，定期在某酒楼雅集，请大家携佳作赴会，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币。[4] 1940年，高剑父、刘君任、吴肇钟、吴梅鹤、简琴斋、王道源、张坤仪、周世聪、麦啸霞、陈抱一等人创组中国艺术协会，举办中外画家作品联展、港英美术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吴梅鹤在香港中华美术学院撰写《青年画家黄独峰》一文。[6] 中年后，吴梅鹤多居乡间。翠微离澳门仅几公里路，他有时到澳门，以当地风貌入画。当时葡国人很欣赏，他的画价可卖到十两白银。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卖出两三帧画后，尽情挥霍，视澳门为乐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门蹓跶一天，翌日睡醒后回家。[1] [1]《画如剑以柔制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4日。 [2]宋金绪等：《总结篇我们的成果丰硕而意味深长》，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4日。 [3]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二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页。 [4]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754页。 [5]张磊：《东莞英才录》，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第105页。 [6]吴学斌、蒙启菲：《黄独峰艺术生涯》，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页。

罗濂，字云翘，号勺庵、又号拜梅，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人。诗人。罗濂16岁时，父亲去世。他刻苦读书，26岁时，补诸生；以文救贫，驰京华，走中州，蹭蹬（失意）无成。辛亥革命后，他授徒讲学，设帐穗城，移砚香海（香港），再迁澳门。 晚年时候，罗濂寄居澳门，能诗文，工书，学苏轼及米元章，饶有大气。当时，学生潘家豪等人凑钱，为他刊印诗文，名为《勺庵全集》。1941年，罗濂去世，终年79岁。 现录罗濂作于1923年的诗三首：[2] 《迁席澳门南湾》[3] 九洲洋望雪涛堆，入幕依人又一回。晓岸车声疑雨急，夜江灯火识潮来。 残生病骨惟工卧[4]，乱世家书总怯开。挂起南窗天水阔，鬓丝榻畔且徘徊。[5] 《澳寓感咏》 寥落乡心一雁飞，江湖仍恋稻粱肥。[6]书非白首胡知读？座有黄花便欲归。[7] 敢扶经心膺讲席[8]，还偿酒债典寒衣。卷堂欲趋茱萸节[9]，争奈依人此愿违。 江村黄叶好归休[10]，濠镜劬书又滞留。[11]斗室瓜牛终自槁[12]，故乡稻蟹不成秋。[13] 笼中术供多病[14]，袖里湖山足卧游。[15]人事漫悲沧海幻[16]，元龙到处有高楼。[17] [1]张解民、叶春生等：《顺德诗萃顺德文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27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1-236页。 [3]迁席：谓迁移讲席。 [4]病骨：犹病躯。谓病中体瘦露骨。 [5]鬓丝：鬓边白发。 [6]稻粱肥：喻易于谋求衣食之处。稻梁，鸟食。 [7]黄花：菊花秋开，秋令在金，故以黄为正，因称黄花。 [8]经心：萦心，烦心。 [9]卷堂：全堂尽散伙。 [10]黄叶：落叶。乔知之《从军行》：“南庭结白露，北风扫落叶。” [11]劬书：读书。劬，勤劳。程俱《和柳子厚读书》诗：“谁能三万卷，悬头苦劬劬？” [12]瓜牛：瓜牛庐，即蜗庐。此与斗室意同，喻己居处。 [13]稻蟹：食稻之蟹。谓吴田地荒芜，国无余粮。不成秋，秋为收获季节，谓年成不好。 [14]术：人参与白术，都是药材。，通参。 [15]袖里湖山：指画图。卧游，谓看图。 [16]沧海幻：沧海桑田的变幻。 [17]元龙、高楼：陈登，字元龙，东汉下邳人，深沉有大略。此喻诗人南湾居处。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孙锡昆，香山县左步乡（今属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人。画家。 锡昆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对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颇有研究，通晓英、俄、法等多种语言。年青时期，锡昆在澳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回到中山，在中山一中、华侨中学担任物理、化学、数学及外语教师。后来，他被错划为“右派”，回到左步村务农，接受劳动教育。60年代，他获得平反后，返回澳门定居，成为颐园书画会会员。90年代初，他移居澳洲。 父亲在澳门青山等地开设冰厂，经济较为充裕，并重视文化交流，常与国内外文化名人交往，使锡昆有机会拜中国著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为师。 之后，锡昆致力于山水和花鸟画的研究、创作，集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善用浓重墨法，画作常呈现出墨韵淋漓、虚实相应之景象，并富有空灵之感，后期画风兼重色彩。在澳门、香港、澳洲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2003年，锡昆去世，终年82岁。[1] 中山画家周达初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少年时代师从著名油画家黄敏之、孙锡昆学习绘画。[2]1982年，画家缪鹏飞刚到澳门时，感到一切极其陌生，当时他的才华和学识，没有人欣赏、没有人承认。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澳门“颐园书画会”的孙锡昆先生，孙锡昆对其作品大为赞赏，建议他举办画展，并积极代他向当时澳门市政厅贾梅士博物馆申请。[3] [1]卢德铭：《画坛名家——孙锡昆》，载《中山日报》，第3468期，C2版，2004年7月5日。 [2]卢德铭：《周达初的艺术之旅》，载“中山网＂，2008年1月16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6/22/573693.shtml。 [3]冉茂金、余宁：《中国现代绘画的探索者——中国美协理事、澳门著名画家缪鹏飞访谈》，载《中国艺术报》，2009年12月22日。

李维陵，原名李国梁，以字行，原籍广东增城（今属广州市增城区），生于澳门。著名画家、香港早期现代诗人、小说家。[1] 维陵自幼习画，大半生从事绘画和美术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读书[2]；1941-1945年在重庆入读政治大学，毕业后任职于财政部关务署[1]；1948年回到香港从事写作及美术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于葛量洪教育学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维陵开始写作，成为《文艺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写诗和小说，都有不俗的表现。较之当时年轻的现代诗人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经验，他在投入现代主义的创作中，对现代主义有较清醒的反省意识。主要作品有《猎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书局出版）、《荆棘集》（1968年香港华英出版社出版）和杂文《隔阂集》（1979年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2] 20世纪50年代，维陵是最热爱描写香港和澳门风光的画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写的形式。他是画香港画得最多的人，他的画稿，积存近千幅之多。这与他童年时代在这两个地方长久生活有关。这些描绘香港、澳门的作品，过去曾经在报纸和杂志中发表。 1956年，英国文化协会为维陵举办个人展，颇受到艺术爱好者的欢迎。作者深刻体验生活，雄伟的古老建筑物、热闹的市区、宁静的街角、图书馆、教堂、海边、泳棚、车站、医院、学校……等，几乎无一不成为画家捕捉的意象，尽管都市的生活非常复杂繁忙，可是在画家热切的笔触之下，却有可爱的一面。 约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办的“李维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顾）；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开本巨型画册《李维陵画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辑，其中50年代的香港占了两辑，70年代的香港也占二辑。[3] 维陵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散文为主，他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在艺术上勇于开拓的作家。他关心民生和家国命运，作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对人世间的万般风情、人际间的复杂诡变，都有鲜活的勾绘。他的诗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生活。他不满足（或者说是不屑于）拘谨地描画生活中具体、琐细的景物，习惯于用理性之光观照浑沌纷繁的人世，他的诗常常灌注著强烈的主观感受，闪耀着思辩性、哲理性的光彩。[4] 维陵发表于《文艺新潮》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学》一文，检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得失，指出“对现代人本质缺乏理解，对现代生活急剧的变化手足无措，对人和外界的关系惘然不知正当的处理之道”，是造成现代主义消沉的原因；认为“现代主义所能提供给人的，除了空虚苦闷的厌倦与丑恶的特别夸大以外，可以说并没有甚么足以振发人心的东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觉得无甚意义”，主张应当激勉读者“积极地正视这时代与这一世界的变革，正视人类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的发展”。维陵对现代主义的分析，常被香港学者作为例证，说明香港的现代诗较之台湾，“本土的反省的自觉也先行一步”。[1] 维陵和杨际光（笔名贝娜苔，江苏无锡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现代诗人中少数有着内地人生经历和文学经验的作者。[5] 《海澜》部分封面由维陵绘画，杂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翻译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时、赵滋蕃、黄思聘、慕容羽军等曾在《海澜》发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学生的作品外，《海澜》刊登不少来自新加坡、台湾、澳门等东南亚地区学生的作品，并且希望“在菲律宾、印尼和别的地方正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也能给我们寄稿”。《海澜》最后因经济问题而停刊。[6] 2009年，维陵去世，终年89岁。 1957年，李维陵与谢佩葵女士结婚，生育一子二女。长子李世宁，长女李圣芝，次女李圣茵，都学业有成，分别移居加拿大和美国。 在学校教学之余，李维陵在家里授徒，是现今香港不少著名画家的恩师，桃李满天下。[2] 现录李维陵的诗一首： 《钟》[4] 鼓醒了翠绿的微笑，佝偻的腰。 忠实于无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细碎分割，然后委弃于泥土。 烟蒂与梦俱化作灰烬，捡拾璀璨珠粒，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脏同时跳动，向前追踪。 相信谎骗，行旅于缤纷梦境，那里永不闻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58-459页。 [2]《追忆李维陵》，载“书之驿站＂网，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黄俟东：《猎书小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页。 [4]潘亚暾、汪义先：《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页。 [5]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页。 [6]《“香港文学特藏”到访嘉宾》，载“香港文学资料库＂网，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读完这首诗，耳畔仍久久回荡著那浑厚、意味深长的钟声，诗里的钟所蕴含的浓郁的象征色彩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李维陵的诗常采用开放的结构，并不规定思维的空间及走向，这便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神奇的张力。读他的诗被动地接受是不成的，读者必须同作者一起去发掘，去思考，从中捕捉到一种深沉悠长的内蕴，从而获得一次愉快兴奋的审美体验。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张逸，字纯初，号禺山山人，晚号无竞老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1]画家。画家张韶石伯父。 张天生聪颖，勤奋好学，拜在居廉门下，断断续续学习数十年，深研没骨写生法。中年后，他精研恽寿平与徐熙画法；游历大江南北及岭南诸名胜，开拓画境。擅绘虫鱼花鸟。[2] 张担任广州八桂中学教席，在羊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3] 20年代，张在绘画上的活动较活跃。1924年，他参加由邓剑刚、黎庆思、陈树人宣导的“清游会”集会活动；以会员身份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群体的雅集、展览和研究古代书画的活动。 “清游会”形式极为自由，且“清”、“游”、“会”之雅称，是一文社，参与者有文人、书法家等，没有宗旨、门户的限制，集会无定期，主要活动是结伴游览秀丽山川，游兴阑珊时吟诗作对，即席挥毫助兴。黎葛民、经颐渊、苏少伟、罗仲彭、黎泽闿、容仲生、谢子祥、黄祝蕖、高剑父、张谷雏、黄少梅、赵浩公、卢子枢、吕觞妩、陈罗生、黄咏雩、邓芬、梁培基、简琴石、陈大年等，这些人都是张的主要交游者，一直持续到30年代，“清游会”同人鼓励张将自己的诗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剑父、陈树人、凌巨川、黎泽闿、苏少伟、周演明、叶竞生、袁芷芬、刘秉纲、陈草村、黄咏雨、陈子和、李供林等“清游会”同人代张梓印《笔花草堂词》，内含《花痕梦影词》、《豁尘词》、《百花词草》。 20年代后期，张主要与国画研究会联系。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中不少参加“清游会”活动，但国画研究会有明确的艺术宗旨和目的，宣导复古维新的创作方式，并与高剑父的新派产生一定矛盾，在这一事件中，张表现一种平和的态度。在国画研究会画学活动上，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1927年冬，广州发生大火，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在陶园酒家设“书画助赈即席挥毫会”，张前来参加。另外，张当时在《海珠星期画报》美术部工作，并且屡次刊载其花鸟画和传略，都与参与国画研究会的画人组织有关。 30年代，张担任广州市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的美术组委员，画作《泉石杜鹃》、《凤仙茉莉》、《海棠小鸟》入选“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省预展会”，其中《海棠小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些画学活动的开展，说明张在画学研究上的成绩不俗。 抗战时期，张避居香港和澳门，与高剑父、陈树人、郑哲园等人重组“澳门清游会”。 当时，张主要以鬻画维生，绘画成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得到简又文的不少赞助，许多画作于这个时期，颇费心力。1940年，张参加香港艺术研究社的艺术观赏会活动，参展作品《木棉》。当时，香港画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张”弟子进行宣传，实属时事之无奈。张心归佛门，与竺摩法师等来往颇为密切，并在《觉音》、《狮子吼月刊》发表倾向于禅意的诗文。[2] 1942年，张在澳门去世，终年71岁。 张逸除作画外，尤好诗词曲艺。尝作百花册，每花自题绝句。自言于词：“潜心研炼，寝馈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于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时复倚声，不复知人间何世，积久遂多”。李供林评价其词：“于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为近。” 张逸著有《花痕梦影词》一卷、《豁尘词》一卷、《百花词草》一卷、《笔花草堂词》二卷等[3]，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张逸为简又文绘制的《牡丹》轴款识：“余友简君又文精赏鉴，所藏甚富。而尤爱居师古泉画，故秘藏特多。＂[3] 张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张逸生活并从其学画，后到汕头任图画教师。1932年回广州，曾临邓芬所画《浣纱图》，为其赏识，遂得从邓芬学画。1939年寄寓香港，抗战期间避居澳门、越南等地。战后定居香港，设“木兰花馆”授徒，毕生致力于中国画艺。精擅花卉画，设色妍雅富丽兼而有之，笔触流丽柔畅，更以绘牡丹著称于世，素享“牡丹王”美誉，间亦绘画人物、仕女、山水等。[4] 现录张逸的诗两首： 《菩萨蛮》[2] （丁未八月十六夜，与子寿夜渡澳门，舟中赏月。） 云罗卷净天如水。沧溟灏瀚金波碎。表里尽澄清。姮娥彻夜明。 秋光才过半，兔魄依然满。记得昨宵游，珠江听粤讴。 《题〈青洲图〉》[3] 绿云深护读书堂，堂外澄湖碾鉴光。倦客登临伤世变，闲鸥来去笑人忙。 春风满座新桃李，古木盘根老雪霜。难得山川明秀处，嘤鸣萍合共徜徉。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页。 [2]魏祥奇：《襟怀清朗‧张纯初艺术论略》，载“艺术国际＂网，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页。 [4]《近现代张韶石花鸟麻雀图》，载“唐潮文化＂网，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岭南画派：十香园寻找岭南画派的“族谱”》，载“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甘长龄，生于香港。澳门水彩画一代宗师。 长龄自小喜画，早年在港跟著名水彩画家徐泳青学习；1954年定居澳门，60年代组织“天虹画会”；后加入“澳门颐园书画会”；开办“澳门美术学院”，招生授徒，成为澳门西画创作、特别是水彩创作的佼佼者。[1] 长龄主要靠售卖画作来维持简朴的生活。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携带自己的作品往香港寄售（早期澳门议事亭前地的“松林摄影行”也售卖他的作品），独具特色的《帆船》、《老人头》水彩画有别于一般的油画“行货”，销路较畅。由于他精晓英语，不少洋行大班更会越洋命题订画；另外，有时他为广告公司作楼宇配景。 长龄早年成名，却从不以大画家自居，自诩“好色”（颜色）之徒，除擅长水彩画外，他尝试以不同媒材作画，以求突破，如以西洋技法绘画国画、以签字笔勾线加淡彩等，有时从事油画创作。他对艺术不断追求，乐于与同道交流，与郭士、杜连玉、林近、甘恒等书画家成为好友。 长龄是位公认的多产画家，较偏向写实的表现手法，他的作品无论是铅笔速写还是水彩绘本，除具艺术观赏价值外，一定程度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与社会人文的变迁。他既是艺术工作者，又是受人尊敬的好老师。他以身作则，视学生如子侄，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他以澳门为家，热爱澳门的人和事；并为培养澳门新一代艺术人才作出了榜样。[2] 长龄的作品题材以反映本地风貌、小城人物及渔港景色为主，他成为澳门水彩画一代宗师，更是一位备受尊崇的画家。[1] 1991年，长龄去世，终年80岁。 甘长龄一生从事美术设计和艺术创作，并致力推动澳门文化艺术发展，是一位贴近生活而多产的艺术家。他在近40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水彩画，真实地反映澳门城市容貌的变迁，南湾堤岸、内港渔民、大三巴牌坊、新马路、议事亭前地等都入画中，在浓淡不同的色彩中，显现濠江小城的脉动，见证了澳门城市的发展变迁。[3] 2003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于该署画廊举办“人间胜境——甘长龄纪念画展”，展出其创作于60-80年代的水彩画作共74幅，作品大部分以描绘澳门风景为主，成为澳门城市发展变迁的有力见证。 展览除展出水彩画作外，还有甘长龄生前的生活照、手稿等展出。为让居民加深对他画作风格及技法的了解和认识，方便新一代艺术创作者了解澳门艺坛的历史及艺术家，在继承根源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2009年8月20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十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23日举办“艺海归帆——甘长龄、郭士、谭智生、陆昌作品展”，展出四位画家以澳门风景水彩画为主的作品120件。回顾澳门上世纪中期至末期的历史风貌、社会及文化变化。 特区政府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主席谭伟文表示，四位画家不但精于水彩、油画，还擅长中国水墨，甚至将中、西技法融会贯通，在水彩中加入中国画元素，形成独特而多样的表现手法。他们已辞世，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把澳门水彩画创作推向高峰，奠定了澳门当代艺术发展的基础。此次展出大部分展品为馆藏品，近20件是首次公开。[4] [1]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第281页。 [2]吴卫坚：《忆恩师甘长龄先生》，载“澳门艺术网＂，2006年1月15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78&id=136。 [3]《甘长龄纪念画展》，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网，2006年6月16日，http://www3.icm.gov.mo/gate/gb/www.macauart.net/Activity/ContentC.asp?region=L&id=600。 [4]刘卫国：《澳门将举办“甘长龄、郭士、谭智生、陆昌作品展》，载“新华网＂，2010年8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09-08/20/content_11918851.htm。

郑淡然，女，乳名淑淑，小字秋云，生于香山县濠头乡（今属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中山知名画家。 父亲郑彦闻是个热心乡梓文化事业的开明士绅。母亲杜慧剑是中山张溪人，1913年在石岐创办华益女子学校，并任校长。兄弟姐妹七个，淡然是长女。叔叔郑哲园在清末和刘思复等共倡革命，后自设海天书屋讲学，成为知名的诗人和老报人。 淡然出身于一个知识份子的家庭，从小对艺术有所向往；七岁起，父亲聘请画家梁云樵教她画画，同时，她随叔叔郑哲园习诗填词。 三年后，淡然师从李鹿门、李君彝父子。李鹿门出身于番禺居廉先生门下，曾东渡日本学画，是中山书画名家。在名师悉心指点下，淡然在画艺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李鹿门和高剑父师出同源，使她日后赴“春睡画院”深造、在艺术流派上一脉相承、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当时，淡然不过15岁，她却成为中山艺林中的活跃人物。她和同学黄少娴（中山书法名家黄孟徒之女）、李恣馨（李鹿门孙女）成立“艺游画社”，画名远播海外。她的个人诗集《秋云小阁诗草》大半内容创作于这个时期。 之后数年间，李鹿门、李君彝不料相继去世。当李君彝病入沉屙之时，16岁的淡然承担起为老师筹划医药和家费之责。她的画在檀香山、大吕宋的华侨中很受欢迎，她将卖画所得，尽付老师治病之用。复又登上中山师范讲坛，代李君彝传授美术课。李君彝弥留之际，淡然正代他授课，她放学后闻讯，匆匆赶去，却未能见老师最后一面。之后多年，她一直为此事感到遗憾。 1929年，为求深造，淡然负笈前往广州，经由从国外归来的族叔引荐，登门向岭南派大师高剑父求教。高剑父见了她的画作，十分高兴，当即留她在春睡画院习画。 高剑父对她颇为器重，除传授画业外，常带她参加陈树人所主持的“清游社”，郊游赋诗。在春睡画院。经高剑父介绍，淡然认识何香凝，两人结为忘年之交，合作了一些画，其中一幅是何香凝画的梅花，她画雀鸟，可惜在40年代沦陷时期散失了。淡然非常勤奋，白天在春睡画院习画和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晚上在国民大学进修。之前她仅读过私塾，跳过了整个中学阶段。 三四十年代，成为淡然创作的黄金时期，许多主要作品，如《踏雪鸿泥》、《晨》、《春燕》、《蛇瓜》等，先后参加广州、南京、上海、广西、香港、澳门多次画展，广受赞誉。国画《鸽》送往莫斯科参加“中国美术展览”。 淡然与张坤仪、伍佩荣并称为“岭南画派三女杰”。淡然人如其名，画如其人。她的画，并不缺乏女艺术家常见的细腻入微，但更注重追求“画外之象”，画作飘逸、豪放，是她的诗人气质使然。淡然在艺术上不趋时，不媚俗，卓立不群。有一个时期，受高剑父的影响，她画《孤梦》、《残荷》，其意不在萧飒，而是要在物象的不完美中，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境界。 淡然反对浓涂艳抹，也反对盲目堆砌。画面上，常只留下简约到无可再简的背景作烘托，寥寥数笔，突兀而出。将要着意表现的活生生地勾勒出来，却又不是北派的大写意，保留着浓郁的岭南画派的工笔写意、渲染与泼墨并重的特色，尤重传神，不尚形似。[1] 中山沦陷期间，淡然避居澳门，狭域蜗居，反而给她潜力习艺的机会。 当时不少广东画人流寓澳门，春睡画院的弟子如李抚虹、关山月、淡然、司徒奇、何磊、罗竹坪、伍佩荣等人在澳门继续追随高剑父，观音堂、新桥的天海茶楼就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2] 1940年，淡然与刘道明结婚。刘道明祖籍广东梅县，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位颇具才华的诗人和评论家。寓澳期间，淡然画作颇丰，尤以善于捕捉瞬间的动态著称。她画的《落牡丹》，重现的是千载难得亲睹的美，却毫无花落流红的“人生无常”的悲叹。她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艺术赋人生以幸福，人生赋艺术以生命”。 1946年，淡然从澳门返穗，任教于南中美术院（春睡画院前身）；1949年，返石岐侍奉卧病的母亲之日为止，画笔不曾一日小歇。 1988年，淡然赴澳门参加“澳门、中山、新会书画联展”开幕式，展出的《木棉》一画中，她题诗“爆竹声中岁序移，闲调彩墨写花枝。泼朱催促木棉发，愿比春风早些儿”。[1] 1995年6月，应澳门教育文化艺术协会邀请，淡然在澳门文化广场举办“郑淡然花卉展”，深受社会各界欢迎。1996年，她出版《郑淡然画集》，却把这些辛勤耕耘后的丰收，看作是“闲调彩墨写花枝”的把玩。[3]1997年4月，她应广州岭南美术馆之邀，举办画展。[4] 淡然是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第四届委员，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 1997年12月23日，淡然因脑溢血而病逝，终年86岁。 现录郑淡然的诗一首： 《七夕》[1] 银河耿耿清光照，花果筵开争炫耀。 织女牵牛事有无，徒倚栏杆发长啸。 [1]《郑淡然》，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2月1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379。 [2]上海书画出版社：《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第217-218页。 [3]《真放本精微绚烂归平淡——岭南画派女杰郑淡然》，载“中山网＂，2008年1月27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58460。 [4]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52页。

郭杓，澳门教育前辈。 郭杓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英文书院。该校采英国学制，由Form 1至Form 5，高年级用英语授课。[1] 1914年，郭杓和蔡克庭、区利仁一批热心于英文教育人士，发起成立“树学会”组织，成为民国后澳门早期的民间社团。 郭杓等人设法筹募经费，在澳门三层楼上街创办澳门英文学校，简称M. E. C.。该校是一所学制具备规模、各科完备的英文学校，该校按照香港学制，设有Form 1至Form 5各年级，高年级用英语讲课，每年暑假前学期将结束时派学生到香港参加香港大学堂会考的初级试和本级试。 郭杓担任校长，教员都为中西名人，如港澳教育家陈子褒担任过该校的中文教员。[2] 汉文小学成立于1915年，作为澳门英文学校的姐妹学校，汉文学校校长为孔宗周，办学严谨，校誉很高，但像高美士那样的澳门土生葡人入读的不会很多。[3] 1921年，澳门英文学校扩充了汉文小学部，校名随之改为“澳门英文汉文学校”。校址迁至大庙顶街蔡氏大屋。汉文部按中国学制为小学七年。1924年后，因英、汉文学制和习惯相异，意见渐多，只保留了汉文部，称为“澳门汉文学校”，英文部因“树学会”的人散居香港而解散。[2] 1920年，尚志学校董事会注册成立，由郭杓担任校长。 1938年，郭杓去世，年仅46岁。[1] [1]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0-4041页。 [2]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457页。 [3]吴志良、章文钦等编著：《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第151页。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郭信坚，澳门镜湖慈善会秘书长兼护校校长、镜湖医院副院长。 1949年，为了筹备全澳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型活动，柯麟院长和何贤主席亲往澳督府，向澳门总督要求举行全澳的庆祝大会，澳葡当局态度暧昧，但柯麟院长、何贤主席据理力争，终于说服澳督同意澳门各界联合举行大会。 由镜湖医院、澳门商会、劳工界等代表组成的“澳门华侨协会”成立，柯麟担任主席，王皓明任秘书，主要成员有马万祺、郭信坚、林德彰、梁秩智、陈直生、高振武、谢再生、李端礼、甄棠、邝秉仁、冯祝万、戴恩赛等人，立即开展筹备工作。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长在其诊所主持正式筹备会议。[1] 1951年春节，柯麟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调令后，举家迁到广州。他虽离开了战斗十多年的澳门镜湖医院，但之后长期兼任该院的院长一职，并委托副院长、他的好友郭信坚全面主持医院工作。[2] 1954年，郭信坚担任镜湖慈善会秘书长，兼任护校校长，继续柯麟院长的改革方针，为发展医疗业务，默默耕耘，创建新校舍（何澄溪纪念堂），并于1956年落成启用，为医疗及护理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 20世纪50年代，澳门经济低迷，市民生活困迫。作为澳门慈善机构的镜湖医院担负市民的主要医疗工作，压力很大，当时郭信坚副院长兼秘书长负起重担，无论问题大小都认真对待，从不草率处理，科室要求添置用品或是某些要改善问题，他都不会马上批准，他深思熟虑再作决定。 在处理业务上，遇到留医病者因经济困窘没法支付医药时，提出申请援助，郭信坚视实际情况减免，得到市民的赞许。当时慈善捐款箱有很多市民乐于献捐，成为佳话。在葡萄牙管治的岁月，当时政府没有拨款资助唯一的私立医院，医院的收入除医疗费和房地产收租外，其他都是社会人士捐款（医院理事董事捐助等），收支经常不平衡，可员工从来没有被院方拖欠薪金，全靠郭信坚处理得当。 当经济支持不来时，他主动向慈善会提出解决办法，当时何贤主席经常慷慨付款解决，在工作中，郭信坚副院长向全体员工提出勤俭办院，以医院为家的方针，员工的薪金虽偏低，但福利好，员工及直系亲属享受免费医疗，同时员工有餐厅和免费宿舍。不论职位高低，员工们同心同德做好医疗工作，大家都对医院有着深厚的归属感。 除处理医务工作外，郭信坚在当时复杂的社会里，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国家的爱国统一战线，带领员工参加爱国活动。他勤奋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以公谋私。 郭信坚在工作中逝世。身后没有自己的物业，生前住房都是院方的房子。他去世后只有院方给他家属十多万抚恤金。他是两袖清风的好领导，严肃带有慈祥的光辉形象铭记在人们心中。[3] [1]《人物介绍》，载“澳门镜湖护理学院90周年校庆＂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kwnc.edu.mo/web/90th_anniversary/characters.htm。 [2]《〈柯麟传〉连载——八、致力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537。 [3]《退休感言——敬爱的郭信坚院长》，载“海丰人社区＂网，2012年3月1日，http://www.hfre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6。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罗濂，字云翘，号勺庵、又号拜梅，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人。诗人。罗濂16岁时，父亲去世。他刻苦读书，26岁时，补诸生；以文救贫，驰京华，走中州，蹭蹬（失意）无成。辛亥革命后，他授徒讲学，设帐穗城，移砚香海（香港），再迁澳门。 晚年时候，罗濂寄居澳门，能诗文，工书，学苏轼及米元章，饶有大气。当时，学生潘家豪等人凑钱，为他刊印诗文，名为《勺庵全集》。1941年，罗濂去世，终年79岁。 现录罗濂作于1923年的诗三首：[2] 《迁席澳门南湾》[3] 九洲洋望雪涛堆，入幕依人又一回。晓岸车声疑雨急，夜江灯火识潮来。 残生病骨惟工卧[4]，乱世家书总怯开。挂起南窗天水阔，鬓丝榻畔且徘徊。[5] 《澳寓感咏》 寥落乡心一雁飞，江湖仍恋稻粱肥。[6]书非白首胡知读？座有黄花便欲归。[7] 敢扶经心膺讲席[8]，还偿酒债典寒衣。卷堂欲趋茱萸节[9]，争奈依人此愿违。 江村黄叶好归休[10]，濠镜劬书又滞留。[11]斗室瓜牛终自槁[12]，故乡稻蟹不成秋。[13] 笼中术供多病[14]，袖里湖山足卧游。[15]人事漫悲沧海幻[16]，元龙到处有高楼。[17] [1]张解民、叶春生等：《顺德诗萃顺德文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27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1-236页。 [3]迁席：谓迁移讲席。 [4]病骨：犹病躯。谓病中体瘦露骨。 [5]鬓丝：鬓边白发。 [6]稻粱肥：喻易于谋求衣食之处。稻梁，鸟食。 [7]黄花：菊花秋开，秋令在金，故以黄为正，因称黄花。 [8]经心：萦心，烦心。 [9]卷堂：全堂尽散伙。 [10]黄叶：落叶。乔知之《从军行》：“南庭结白露，北风扫落叶。” [11]劬书：读书。劬，勤劳。程俱《和柳子厚读书》诗：“谁能三万卷，悬头苦劬劬？” [12]瓜牛：瓜牛庐，即蜗庐。此与斗室意同，喻己居处。 [13]稻蟹：食稻之蟹。谓吴田地荒芜，国无余粮。不成秋，秋为收获季节，谓年成不好。 [14]术：人参与白术，都是药材。，通参。 [15]袖里湖山：指画图。卧游，谓看图。 [16]沧海幻：沧海桑田的变幻。 [17]元龙、高楼：陈登，字元龙，东汉下邳人，深沉有大略。此喻诗人南湾居处。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捕属（今属广州市）人。岭南文献家、编书家和骈文家、诗人。 谭自少聪颖，喜作诗赋，12岁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赞为“后来之秀”。适值两广总督阮元督粤，游越秀山寺，见到谭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一时传为佳话。谭以县考首选榜入学。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明言不教八股，专以经史考据课士，兼及诗赋，实际上是以讲求实学之风气，扭转广东文坛学术浮夸之弊。当时能跻身学海堂者，如陈澧、朱次琦、曾钊、陈兰修、谭等十多个优秀学生，几乎囊括当时岭南士子的精英。 学海堂从另一角度说是岭南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谭在学海堂常受阮元赞誉，所作《蒲涧修禊序》、《岭南荔枝词》尤为欣赏。学官叹其“粤东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誉日隆。同时，谭以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入贡，院试名列前茅。文章憎命达。 尽管谭在学界傲视同侪，但他对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导致乡试屡遭失败，20多年无缘科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又因策问触及时讳，降为榜末，险些失去。 谭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从此无意科场，安居教职。他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博罗院学教谕、嘉应州学和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职，后来，他充任粤秀、粤华、端溪等书院院监，数十年培育岭南人才，诲人不倦。 谭一生为丰富岭南文库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采和整理海内罕见古籍，钩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献，汇刻成丛，在岭南文化大地和文献之园无声播种，裨益后代，青史留名。 两人合作半生，所刻的书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署名是伍崇曜，实际上由选题、选材和编纂的工作，从访求、收集、研读、鉴别，并加以校勘、审定和编排之统筹，直至丛书的序言和丛书所收各书的尾跋，都离不开谭的汗水和心血。 《粤雅堂丛书》是谭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响的一部丛书。此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付刻，经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历时25年，前后出正、续、三编，共30集，收书208种、1289卷，是清代后期一部大型私刻综合性丛书。 谭在审辑此书时，显示出他作为国内有数的文献家和编书大家的气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逸书，如《宝刻类编》、《帝苑》。 二是收入《四库全书》编后嘉庆年间，阮元进呈，而《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尔雅新义》、《九国志》。 三是收入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佚存丛书》一部分之书：如《文馆词林》，是继《文选》后最早的诗文总集，共1000卷。此书早于北宋亡佚，日本学者发现残卷后，中土惊为秘笈。虽残页断简，弥足珍贵。 四是收录四库未收之书和其他丛书少收之书，如《虎钤经》和《四书逸笺》等，大都极为罕见。 五是收入道光前后之近人有价值而又未刻之书，如钱大绍《类经》、全望祖《汉书地理志稽疑》等。《粤雅堂丛书》凡跋尾二百余篇，其体例统一，又极有章法；征引广博，审考精详；非广揽群书、精思博见、洞识卓颖者不能为。 期间，谭受到当时学界和学术之尊阮元的高度称赞，是对我国自汉刘向、刘歆所校订古籍方法的继承和改进。谭在书后跋语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学术造诣，再分析内容，撮其要旨，评得失；又注重辩证学术，考核源流，甚得《四库全书》纪氏之味。学术上，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驳正和补充，又为纪氏所不及。 谭编纂的《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及其他丛书序文，很有特色，其语体和语言风格充分地体现作者“尤工骈体文”、喜俪体和句式工整对称的特点。每种书后所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书籍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情况，十分详细。其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厚和见解之卓越。《岭南遗书》计收75种，其书之序跋，谭之名虽隐，但功不可没。 《粤十三家集》是辑者用心收录，或借或抄或买，共得岭南十三家诗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赵必豫、区仕衡；明代李时行、黎民表、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纲兰、王隼、易宏，都是在粤诗家有一定影响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谭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12卷、《乐志堂文集》18卷（约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学海堂丛刻》，题为《乐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时著有《续国朝骈文正宗》一卷（未完）。 谭莹次子谭宗浚（1846-1888），字叙裕，后改懋安，进士，有文名，选为学海堂堂监。谭宗浚有父之风，创藏书斋“希古堂”；所继承其父的藏书，后增至八万余卷，一度总数达到12万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谭莹到过澳门游历，并作七律诗一首： 《澳门人馈青洲蟹》[2][3] 岛中珍味冠熊鱼，一例无肠企不如。[4]风雪估帆天气换，烽烟蛮榼世缘疎。 谁堪出将征佳兆，人笑居夷乏远书。闻说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飨武陵渔。[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政协：《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页。 [3]黄德鸿：《澳门掌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265页。 [4]谭莹把“无肠公仔”比作珍味，甚至连熊鱼也不及。但在从未尝过此等珍味的人来说，确实是少有的滋味。因为此种黄油膏蟹只有在咸淡水交杂的海岸边才能生养。 [5]这首诗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诗人曾到澳门，一尝青洲蟹的美味。此时在羊城接到澳门友人馈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诗之作。诗中“烽烟”、“避兵”及“武陵渔”等，与当时粤中红巾军之役有关。

陈寂，字寂园，又字寂爰[2]，自号枕秋生，原籍广东怀集，生于广州。 陈少时入读城中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他读中学时，成绩优异；博览群籍，尤好读诗古文辞，创作诗词。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升读大学，谋得一份小学教职。 1926年，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的聘请，陈前往柳州任教。当时广西建设厅长陆希澄赏识陈的才干，调任他为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干事。一年后，因母亲病重，陈回到广州。 陈历任广东省立女子中学、知用中学、台山师范学校、新会县立中学及澳门知用中学教员。1941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45年，担任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陈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能进入广东著名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任教，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外，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奖掖和朋友扶助。20世纪20年代初，陈还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投稿《学衡》杂志，马上受到主编吴宓的关注，并分期刊出数十首。学者刘永济读到陈的诗词后，与他通信。后来，陈多次对人感叹地说“知我者刘弘度也”。广东名宿叶恭绰、陈融对陈更是青睐有加，殷勤期许。叶恭绰更亲为陈的诗词集《鱼尾集》作圈点，并加眉批。时值抗战，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到坪石，陈北上韶关。时任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与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能文擅诗，经诗人阮退之介绍，阅读陈的诗词，大为赞赏，破格聘请陈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与音乐家马思聪成为同事。 抗战胜利后，陈担任法商学院教授期间，张北海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特辟文艺专栏《岭雅》，聘请陈主事。在任上，陈广交岭南诗友，组织稿件，在主编50期中，发表了数千篇品质堪称上乘的古文诗词，保存岭南一代文献。1949年后，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过著安稳的书斋生活。当时陈寅恪、方孝岳、容庚、黄海章、詹安泰、陈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谢健弘、卢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陈的旧友新知，时有酬唱。历史系周连宽教授回忆说，陈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说“寂园的诗词写得好”。陈的助手黄萱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陈寅恪非常夸奖陈的诗词。黄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陈多年好友，点评其诗词。 1969年，陈从教授楼被迫迁到集体宿舍。“端居类”诗多作于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与佣保杂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一时难以适应。居住环境恶劣，妻子长期患病，三个子女又需抚养，打入“牛棚”后所发的“生活费”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经济十分拮据，为了偿还债务，陈不得不廉价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籍。1976年，陈去世，终年76岁。 陈寂的诗词集，最早有《寂园诗词钞》一卷，编定于1924年10月。钞本。所录者皆为广东《商报》文艺专栏者，计40余篇。后有《鱼尾集》一卷，刊于1935年。录诗71篇，词30阕。《鱼尾集‧二集》二卷，编定于1949冬。卷一录诗150多篇，卷二录词30余阕。《枕秋阁诗钞》七卷，为陈晚年手抄本，录1949年以后诗。卷一录古风、律诗70余篇。卷二至卷七为七绝，以题材编排，分为身世、哀痛、感时、端居、纪游、寄人、咏物、咏史、论诗、论词、题画等11类。录绝句1300多首。《枕秋阁词》一卷，录词260多阕。 其子陈方教授复从旧报刊中辑得集外诗词120多篇，编为一卷。[1] 抗战时期，陈寂避居澳门，住在青洲过渚矶。[2] 陈寂一直以幽默著称，上课也不例外。他有两撇往上翘的花白胡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阑而一动一动的，令人一见就想笑。教案写在类似旧时记帐用的那种折叠式的本子上，一边讲课，一边向讲台前缓缓往地板上掉，讲完课匆匆收拢来塞回手提袋里，这在全系教授、讲师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往往引人发笑。有一次，一位同学站起来问及“含蓄”一词。他不作直接解释，而是眉飞色舞地说日前一位朋友从马来亚回广州省亲，见面叙旧时，他赠给对方一首诗：“一别乡关三十畴，曾经相约共南游；南瀛浪恶千帆远，怎奈梅花劝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声说：“写成‘梅花’就含蓄啦！写成‘老婆’就不含蓄啦！当年倘不是老婆拖后腿，反对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么？”就这样，算是对“含蓄”一词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课电铃响过，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等了20来分钟，仍不见他的踪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讲坛，把手提袋往讲台一搁，呼吸还没有恢复均匀，就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我想了一首诗。”他缓慢地吟了起来，原来就是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吟罢，他说：“我想呀，想呀！想来想去，就忘记来上课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吟了一首七绝：“幔帐低垂锁玉娇，溶溶细语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来急雨打芭蕉?＂大多数听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诗的含意；只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学从高楼视窗撒尿下来，很失体统。他是用诗句对那位同学提出批评啦！[3] 现录陈寂的诗三首： 《题〈青洲图〉》 堂前踮踮白鸥翻[4]，堂后森森古柏存。隔岸数峰清似水，梦来还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满江村。[5]嬉春记得儿时事[6]，故国东风望眼昏。[7] 《过望厦》[2] 碧翳林塘聒午蝉，萍开还见橛头船。[8]澹师去后江山老[9]，行过寺门无杜鹃。[10] [1].陈永正：《枕秋阁诗词略论》，载《诗论诗讯》，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页。 [3].彭颂声：《心里充满著爱》，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第77-78页。 [4].踮踮：堕落貌。《后汉书‧马援书》：“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 [5].漠漠：弥浸貌。 [6].嬉春：游春。 [7].以上二首诗作于1941年春。当时诗人约邀张逸、张谷雏、郑哲园、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矶山园雅集，作画题诗。上首“梦来还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国东风放眼昏”之句，寄托故国之思，颇有苍凉之感。 [8].橛头船：又作橛头。小木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雨细春江渺。” [9].澹师：指澹归和尚。 [10].寺：指普济禅院。这首诗亦作于1941年。

黄耀坚，澳门镜湖医院著名医生、镜湖护校首任校长。 1935年秋，柯麟医生举家迁至澳门，开办诊所，挂牌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对穷苦病人收费低廉，对特别困难的病人给予免费医疗，深受澳门居民的赞扬；1937年10月被聘为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柯麟是共产党员，不久，他接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建议，进入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一批名医生如黎锋、王德光等陆续到澳门避难居住，得到柯麟的热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联络从广州逃难来澳门居住的医学界黎锋、黄耀坚、王德光、陈伯强等十多人组成“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并成立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为改革和发展镜湖医院准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镜湖医院建立护士学校（今镜湖护理学院），聘请“西医顾问团”的医生义务学校上课。[1]1941年，镜湖医院值理会的推选过程中，值理会两次面谒总督报告情况，总督介绍的人选戴恩赛、王德光、郭秉琦、黄苏、刘叙堂、胡肇春、黄耀坚、赵七、梁后源、高福耀、董庆堂、吴伟佳等12位成为当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镜湖医院医药部主任黄德光和黄耀坚、吴鸣、柯麟联名再提建议建立手术室。3月2日，澳门卫生局覆函，准予设立，但手术时须由葡籍医师到场负责。这份覆函使医生们无限愤慨，但柯麟和马万祺沉住气，请富商高可宁捐资8000双毫（贰毫银币），着手建设手术室，1944年，手术室初具雏形。[3] 抗战期间，澳门人口激增，从30年代十万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万人。社会医疗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区伤患的治疗，镜湖护士学校任务加重。护校首任校长黄耀坚，既为镜湖值理会成员，又为西医顾问团成员，更是懂行的医生，日理万机。其夫人林柳坚女士主要负责护士学校校务。林柳坚原为广州博济医院护士长，把博济医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门，对护理教育和训练进行大力的改革，使护校渐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础。[4] [1]《明清以来的粤澳关系》，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特征》，载《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页。 [3]《香港沦陷后的“孤岛”澳门》，载“文化共享网＂，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刘羨冰：《澳门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页。

陈满，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澳门医学、文化界名人。[1] 20世纪20年代，陈满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后转读光华医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越华报》工作，主持该报“医事专版”。之后，他在澳门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文化事业。 1950年3月8日，陈满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担任社长。《新园地》原为“新民主协会”会刊，出版时编者只注“澳门新民主协会出版委员会主编”，最初附在《大众报》内发行，双周刊，四期后改为旬刊，正式单独对外发行，1955年改为周刊发行。《新园地》属于文艺刊物，最初为免费派发，后改为消息类报章，倾向于时事论述。文艺不是报纸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价，如1955年为例，每份零售价一毫，订阅每月三毫。《新园地》等刊物对澳门文学新秀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培养不少文学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学在热心爱国人士支持下，扩大校董会，由陈满担任董事长，将中学部扩迁到亚马喇马路三号，1952年兴办简易师范班，1951年创办高中部。[3] 1964年，柯麟医生受聘为镜湖医院院长；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为首，组织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今澳门中华医学会），成为澳门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门华人西医团结在中华医学澳门分会的周围。50年代，陈满和邵昆仑等校友协助澳门工联创办澳门工人医疗所。1987年3月，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是陈满和饶不辱、谭焕容、梁秀珍、梁志辉、邵昆仑、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筹组成立的群众性医学专业团体，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境外第一个校友会，其中不少是各专科主治、主任医生、教授及院长等。该会宗旨是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加强与国内外各地校友的联系，交流讯息和学术，团结本地同业人士，共同推动本地区卫生保健事业。[4] 陈满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新园地》社长、澳门同善堂名誉主席、濠江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江门政协委员、新会同乡会副会长等职，为澳门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陈满的外孙梁维特连续出任三届澳门行政委员会成员。[5]1990年1月，陈满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4岁。[1] 2012年11月9日，澳门历史档案馆首次与民间团体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合办的“‘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举行开幕式，展出图片逾300张，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陈满、饶不辱、谭焕容等中山医校友的事迹、澳门主要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医护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体现近80年来澳门医学界和社会的发展。[6]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2].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7页。 [3].《濠江中学》，载“新榜网＂，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载“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华澳人语》，载《新华澳报》，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载“开幕澳门民航学会＂网，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吴寄梦，女，澳门知名教育人士。 1923年，吴寄梦来到澳门办校，先在工匠街七号开办“励群女子小学”。[1]学校以关心家长、管教严谨见称，深得家长的信任。 1927年，学校在澳门葡政府民政厅立案，名为华人私立励群女子小学。[2] 1941年，学校兼收男生，改为励群小学[2]；先后在工匠街七号、沙梨头口巷二号和白鸽巢前地三号A办校。 1959年，吴寄梦自购校址两座，1962年学校改建，创办初中部，改为励群学校。1977年结束初中部，仍开办小学部。 学校校址虽不靠近码头，但由于吴寄梦办校方针和教育宗旨深得家长赞同，历时几十年，渔民子弟的学生始终占有一定比例，更有三代同校的例子。50年代，渔民子弟开始增加；60年代，全校渔民子弟达三四百人；90年代，仍有200个渔民子弟就读。[3] 1988年，学校有小学及幼稚园学生920人，1992年有小学及幼稚园学生1360人。[4] 1996-1997年度，学校设学前教育及小学教育预备班两个班，小学15个班，在校学生1066人，教师27人。 励群学校是澳门办学经费全靠学费收入而能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独立私校，几十年来，以“有教无类、自力更生”为办学方针，“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发展”为宗旨，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未来进一步修业作好准备。 吴寄梦将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贡献给励群学校，为澳门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73年，吴寄梦去世，终年78岁。香港著名粤剧艺人“二帮王”李香琴早年居于澳门，入读励群小学。[5] [1]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20世纪中国教育》（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页。 [3]刘羨冰：《澳门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励群中学》，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378059.htm。 [5]《李香琴》，载“豆瓣＂网，2012年12月30日，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27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