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芳，女，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油画家、同盟会会员。方人定妻子。 荫芳生于一个前清举人家庭，居长。她聪明勤奋，深得家人的疼爱。青少年时期，她在国内读书，1925年赴日读书，起初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刺绣科学习，1928年结业；1929年考入日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她和留日同学辍学回国，1933年返回日本继续学业，1935年毕业。 1930年，荫芳在日本美术学校与同学方人定结婚。翌年，荫芳夫妻回国从事美术教学和创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时，她参加东京举办的“日本美术学校画展”、“中华旅日作家十人画展”；后来参加中法、中苏、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画《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观众欢迎。1935年9月，荫芳夫妇和同学苏卧农、黄浪萍回到广州时，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特意为他们四人举办欢迎画展，荫芳以油画《卧读》等十多幅画作参展，轰动广州。 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荫芳以油画《鱼》参展，赢得中外观众的好评。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荫芳夫妇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救国抗敌。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胜斯酒店举办“方人定抗战画展”，荫芳积极支持丈夫的爱国行动，参与画展设计布置，出谋出力，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诸于世，召唤人民，坚持抗战。 1935年，荫芳从日本学成回国后，随即回到中山县，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后在县立女子中学、仙逸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培养一批批有志于画艺的学生。1938年秋，因日机疯狂轰炸石岐，各学校相继停课，她避居澳门，直至抗战胜利。 荫芳夫妇蛰居澳门期间，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敌伪当局要胁他们参加画展，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秋至1952年，荫芳受聘为中山县二区区立第一中学教师；之后，迁居广州。 1979年8月开始，荫芳受聘为广州市文史馆研究员，致力于油画创作，并参加多届广州市文史馆书画展，展出油画新作多幅，连获好评；代表画作有《兔》、《卧读》、《荔湾一角》、《四喜图》等。 几十年来，荫芳始终把她的艺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青年时代，她参加进步的美术团体；抗战时期，耻于与落水画人为伍，并协助方人定从事抗日救亡画的创作。解放后，她用画笔赞颂祖国，描绘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赋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体现民族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的融合与升华，为画坛绽放异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后，荫芳将丈夫生前的画作、遗稿加以整理，交给有关部门出版和展出，先后由广东画院编辑、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画集》及论文著作《国画的三个问题——线条、皴法、色彩》。[1][2] 荫芳长期在外工作，但对故乡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举办“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办“中山籍人士书画展”，她以油画《广州西关》参展。1987年，她为《中山修志通讯》第六期撰写《方人定传略》一文，晚年时画作有《荔湾一角》、《四喜图》、《常餐准备》等。[2] 荫芳与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方心冬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从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坚在深圳特区电子厂工作。女名方微尘居住广州。 1990年7月19日，荫芳在广州病逝，终年88岁。 抗战时期，濠涌村时常有日军的汽艇来往，有时日军还上岸劫掠，有时向伪乡保要粮、要猪、牛，伪乡保就向乡亲们勒索。某日，突然有三个日军徒手进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横冲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拦住。方德深闻声冲出房门，抄起木棍便打，边打边呼，一些乡民闻声而至。基于对日军的仇恨，挥舞棍棒，一阵狠打。三个日本兵被打得遍体鳞伤，由伪机关出面把三个日兵带走。但乡民知道这次闯了大祸，紧张万分。 果然，日军调来百多人将村子包围，声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紧急之际，有人想起杨荫芳，她精通日语，请她出面交涉。 在乡亲们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杨荫芳义不容辞，迳直走到日本军官面前，取出她留学日本的证件，递了过去。日寇军官看着证件，再端详著这位妇女，一脸正气，不卑不亢，凛然不可侵犯，一时愣住了。杨荫芳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事情缘由。日本军官不信，几个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杨荫芳，她毫不畏惧，反复强调，此事与村民百姓无关，不应加罪于他们。她有理有节的一番义正言辞，令日本军官语塞，最后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杨荫芳》，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华侨．港澳台人物传编委会办公室：《女油画家杨荫芳》，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30-132页。 [3]《杨荫芳救了濠涌村》，载《中山日报》，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李维陵，原名李国梁，以字行，原籍广东增城（今属广州市增城区），生于澳门。著名画家、香港早期现代诗人、小说家。[1] 维陵自幼习画，大半生从事绘画和美术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读书[2]；1941-1945年在重庆入读政治大学，毕业后任职于财政部关务署[1]；1948年回到香港从事写作及美术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于葛量洪教育学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维陵开始写作，成为《文艺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写诗和小说，都有不俗的表现。较之当时年轻的现代诗人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经验，他在投入现代主义的创作中，对现代主义有较清醒的反省意识。主要作品有《猎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书局出版）、《荆棘集》（1968年香港华英出版社出版）和杂文《隔阂集》（1979年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2] 20世纪50年代，维陵是最热爱描写香港和澳门风光的画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写的形式。他是画香港画得最多的人，他的画稿，积存近千幅之多。这与他童年时代在这两个地方长久生活有关。这些描绘香港、澳门的作品，过去曾经在报纸和杂志中发表。 1956年，英国文化协会为维陵举办个人展，颇受到艺术爱好者的欢迎。作者深刻体验生活，雄伟的古老建筑物、热闹的市区、宁静的街角、图书馆、教堂、海边、泳棚、车站、医院、学校……等，几乎无一不成为画家捕捉的意象，尽管都市的生活非常复杂繁忙，可是在画家热切的笔触之下，却有可爱的一面。 约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办的“李维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顾）；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开本巨型画册《李维陵画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辑，其中50年代的香港占了两辑，70年代的香港也占二辑。[3] 维陵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散文为主，他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在艺术上勇于开拓的作家。他关心民生和家国命运，作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对人世间的万般风情、人际间的复杂诡变，都有鲜活的勾绘。他的诗不是亦步亦趋地临摹生活。他不满足（或者说是不屑于）拘谨地描画生活中具体、琐细的景物，习惯于用理性之光观照浑沌纷繁的人世，他的诗常常灌注著强烈的主观感受，闪耀着思辩性、哲理性的光彩。[4] 维陵发表于《文艺新潮》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学》一文，检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得失，指出“对现代人本质缺乏理解，对现代生活急剧的变化手足无措，对人和外界的关系惘然不知正当的处理之道”，是造成现代主义消沉的原因；认为“现代主义所能提供给人的，除了空虚苦闷的厌倦与丑恶的特别夸大以外，可以说并没有甚么足以振发人心的东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觉得无甚意义”，主张应当激勉读者“积极地正视这时代与这一世界的变革，正视人类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的发展”。维陵对现代主义的分析，常被香港学者作为例证，说明香港的现代诗较之台湾，“本土的反省的自觉也先行一步”。[1] 维陵和杨际光（笔名贝娜苔，江苏无锡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现代诗人中少数有着内地人生经历和文学经验的作者。[5] 《海澜》部分封面由维陵绘画，杂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翻译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时、赵滋蕃、黄思聘、慕容羽军等曾在《海澜》发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学生的作品外，《海澜》刊登不少来自新加坡、台湾、澳门等东南亚地区学生的作品，并且希望“在菲律宾、印尼和别的地方正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也能给我们寄稿”。《海澜》最后因经济问题而停刊。[6] 2009年，维陵去世，终年89岁。 1957年，李维陵与谢佩葵女士结婚，生育一子二女。长子李世宁，长女李圣芝，次女李圣茵，都学业有成，分别移居加拿大和美国。 在学校教学之余，李维陵在家里授徒，是现今香港不少著名画家的恩师，桃李满天下。[2] 现录李维陵的诗一首： 《钟》[4] 鼓醒了翠绿的微笑，佝偻的腰。 忠实于无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细碎分割，然后委弃于泥土。 烟蒂与梦俱化作灰烬，捡拾璀璨珠粒，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脏同时跳动，向前追踪。 相信谎骗，行旅于缤纷梦境，那里永不闻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58-459页。 [2]《追忆李维陵》，载“书之驿站＂网，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黄俟东：《猎书小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页。 [4]潘亚暾、汪义先：《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页。 [5]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页。 [6]《“香港文学特藏”到访嘉宾》，载“香港文学资料库＂网，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读完这首诗，耳畔仍久久回荡著那浑厚、意味深长的钟声，诗里的钟所蕴含的浓郁的象征色彩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李维陵的诗常采用开放的结构，并不规定思维的空间及走向，这便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神奇的张力。读他的诗被动地接受是不成的，读者必须同作者一起去发掘，去思考，从中捕捉到一种深沉悠长的内蕴，从而获得一次愉快兴奋的审美体验。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孙锡昆，香山县左步乡（今属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人。画家。 锡昆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对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颇有研究，通晓英、俄、法等多种语言。年青时期，锡昆在澳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回到中山，在中山一中、华侨中学担任物理、化学、数学及外语教师。后来，他被错划为“右派”，回到左步村务农，接受劳动教育。60年代，他获得平反后，返回澳门定居，成为颐园书画会会员。90年代初，他移居澳洲。 父亲在澳门青山等地开设冰厂，经济较为充裕，并重视文化交流，常与国内外文化名人交往，使锡昆有机会拜中国著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为师。 之后，锡昆致力于山水和花鸟画的研究、创作，集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善用浓重墨法，画作常呈现出墨韵淋漓、虚实相应之景象，并富有空灵之感，后期画风兼重色彩。在澳门、香港、澳洲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2003年，锡昆去世，终年82岁。[1] 中山画家周达初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少年时代师从著名油画家黄敏之、孙锡昆学习绘画。[2]1982年，画家缪鹏飞刚到澳门时，感到一切极其陌生，当时他的才华和学识，没有人欣赏、没有人承认。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澳门“颐园书画会”的孙锡昆先生，孙锡昆对其作品大为赞赏，建议他举办画展，并积极代他向当时澳门市政厅贾梅士博物馆申请。[3] [1]卢德铭：《画坛名家——孙锡昆》，载《中山日报》，第3468期，C2版，2004年7月5日。 [2]卢德铭：《周达初的艺术之旅》，载“中山网＂，2008年1月16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6/22/573693.shtml。 [3]冉茂金、余宁：《中国现代绘画的探索者——中国美协理事、澳门著名画家缪鹏飞访谈》，载《中国艺术报》，2009年12月22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吴梅鹤，自署冷香馆主，香山县翠微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画家。 吴梅鹤早年师从广东国画研究会创始人李瑶屏学画，后又成为高剑父的学生。他所作中西画，景致清幽，着笔苍劲。[2]1924年，在澳门举行艺术展览会上，他的作品获得最优等奖项。[1]吴梅鹤与高氏师兄弟陈公廉、钟福佑和余活仙执教于澳门学校。 1928年3月，鲍少游夫妇在半山坚道开办“丽精美术学院”。同年7月，胡根天、吴梅鹤在坚道开设“香港美术学校”。[3] 1931年，谭荔垣（汝俭）、黄伟伯（棣华）、胡少蘧、吴梅鹤等人发起成立正声吟社，无固定会址，荷李活道义学教员邓晃云（绍先）为召集人，由他将预先拟定的诗钟“钟眼”通函分发各爱好者，定期在某酒楼雅集，请大家携佳作赴会，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币。[4] 1940年，高剑父、刘君任、吴肇钟、吴梅鹤、简琴斋、王道源、张坤仪、周世聪、麦啸霞、陈抱一等人创组中国艺术协会，举办中外画家作品联展、港英美术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吴梅鹤在香港中华美术学院撰写《青年画家黄独峰》一文。[6] 中年后，吴梅鹤多居乡间。翠微离澳门仅几公里路，他有时到澳门，以当地风貌入画。当时葡国人很欣赏，他的画价可卖到十两白银。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卖出两三帧画后，尽情挥霍，视澳门为乐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门蹓跶一天，翌日睡醒后回家。[1] [1]《画如剑以柔制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4日。 [2]宋金绪等：《总结篇我们的成果丰硕而意味深长》，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4日。 [3]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二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页。 [4]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754页。 [5]张磊：《东莞英才录》，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第105页。 [6]吴学斌、蒙启菲：《黄独峰艺术生涯》，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