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郭信堅，澳門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護校校長、鏡湖醫院副院長。 1949年，為了籌備全澳門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型活動，柯麟院長和何賢主席親往澳督府，向澳門總督要求舉行全澳的慶祝大會，澳葡當局態度曖昧，但柯麟院長、何賢主席據理力爭，終於說服澳督同意澳門各界聯合舉行大會。 由鏡湖醫院、澳門商會、勞工界等代表組成的“澳門華僑協會”成立，柯麟擔任主席，王皓明任秘書，主要成員有馬萬祺、郭信堅、林德彰、梁秩智、陳直生、高振武、謝再生、李端禮、甄棠、鄺秉仁、馮祝萬、戴恩賽等人，立即開展籌備工作。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長在其診所主持正式籌備會議。[1] 1951年春節，柯麟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令後，舉家遷到廣州。他雖離開了戰鬥十多年的澳門鏡湖醫院，但之後長期兼任該院的院長一職，並委託副院長、他的好友郭信堅全面主持醫院工作。[2] 1954年，郭信堅擔任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任護校校長，繼續柯麟院長的改革方針，為發展醫療業務，默默耕耘，創建新校舍（何澄溪紀念堂），並於1956年落成啟用，為醫療及護理教育事業作出貢獻。[1] 20世紀50年代，澳門經濟低迷，市民生活困迫。作為澳門慈善機構的鏡湖醫院擔負市民的主要醫療工作，壓力很大，當時郭信堅副院長兼秘書長負起重擔，無論問題大小都認真對待，從不草率處理，科室要求添置用品或是某些要改善問題，他都不會馬上批准，他深思熟慮再作決定。 在處理業務上，遇到留醫病者因經濟困窘沒法支付醫藥時，提出申請援助，郭信堅視實際情況減免，得到市民的讚許。當時慈善捐款箱有很多市民樂於獻捐，成為佳話。在葡萄牙管治的歲月，當時政府沒有撥款資助唯一的私立醫院，醫院的收入除醫療費和房地產收租外，其他都是社會人士捐款（醫院理事董事捐助等），收支經常不平衡，可員工從來沒有被院方拖欠薪金，全靠郭信堅處理得當。 當經濟支持不來時，他主動向慈善會提出解決辦法，當時何賢主席經常慷慨付款解決，在工作中，郭信堅副院長向全體員工提出勤儉辦院，以醫院為家的方針，員工的薪金雖偏低，但福利好，員工及直系親屬享受免費醫療，同時員工有餐廳和免費宿舍。不論職位高低，員工們同心同德做好醫療工作，大家都對醫院有著深厚的歸屬感。 除處理醫務工作外，郭信堅在當時複雜的社會裡，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支持國家的愛國統一戰線，帶領員工參加愛國活動。他勤奮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以公謀私。 郭信堅在工作中逝世。身後沒有自己的物業，生前住房都是院方的房子。他去世後只有院方給他家屬十多萬撫恤金。他是兩袖清風的好領導，嚴肅帶有慈祥的光輝形象銘記在人們心中。[3] [1]《人物介紹》，載“澳門鏡湖護理學院90周年校慶＂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kwnc.edu.mo/web/90th_anniversary/characters.htm。 [2]《〈柯麟傳〉連載——八、致力新中國醫學教育事業》，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537。 [3]《退休感言——敬愛的郭信堅院長》，載“海豐人社區＂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hfre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6。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吳寄夢，女，澳門知名教育人士。 1923年，吳寄夢來到澳門辦校，先在工匠街七號開辦“勵群女子小學”。[1]學校以關心家長、管教嚴謹見稱，深得家長的信任。 1927年，學校在澳門葡政府民政廳立案，名為華人私立勵群女子小學。[2] 1941年，學校兼收男生，改為勵群小學[2]；先後在工匠街七號、沙梨頭口巷二號和白鴿巢前地三號A辦校。 1959年，吳寄夢自購校址兩座，1962年學校改建，創辦初中部，改為勵群學校。1977年結束初中部，仍開辦小學部。 學校校址雖不靠近碼頭，但由於吳寄夢辦校方針和教育宗旨深得家長贊同，歷時幾十年，漁民子弟的學生始終佔有一定比例，更有三代同校的例子。50年代，漁民子弟開始增加；60年代，全校漁民子弟達三四百人；90年代，仍有200個漁民子弟就讀。[3] 1988年，學校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920人，1992年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1360人。[4] 1996-1997年度，學校設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預備班兩個班，小學15個班，在校學生1066人，教師27人。 勵群學校是澳門辦學經費全靠學費收入而能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獨立私校，幾十年來，以“有教無類、自力更生”為辦學方針，“以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為宗旨，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為未來進一步修業作好準備。 吳寄夢將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貢獻給勵群學校，為澳門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73年，吳寄夢去世，終年78歲。香港著名粵劇藝人“二幫王”李香琴早年居於澳門，入讀勵群小學。[5] [1]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3]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勵群中學》，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378059.htm。 [5]《李香琴》，載“豆瓣＂網，2012年12月30日，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275009/。

馮桂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1]詩人。 1946年春，澳門志道堂舉行教友大會，議決為擴展教育事業及利於青年升學起見，租賃馬大臣街一號為校舍，由協英中學轉讓一批圖書、儀器、台椅等，由崇實中學轉讓標本，以資增辦初級中學（先辦中一班）；並組織校董會，推舉陸鏡輝、余美德、謝永生、廖沃心、羅有節、馮桂秋、廖奉露、張祝齡、黃國權等人為校董，加強校務工作。[2] 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人與竺摩法師交好，1941年，竺摩法師整裝北歸，眾友人或設宴媽客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祝作為紀念。[3] 現錄馮桂秋的詩兩首： 《讀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次韻奉和》[1] 殘年猶是百忙身，卅載塵勞鏡海濱。困苦遺黎難卒歲[4]，荒涼焦土不成春。 滄桑飽閱人嗟老，鐘漏頻催序轉新。[5]今夕故鄉誰臘祭？[6]燈前回首總傷神。 《開春彌月皆雨尤大不寐感賦》[7] 千金一刻是春宵，容易虛過暮復朝。未見風花樂開笑[8]，但看煙柳濕柔條。 寒侵衾枕聲淒苦，光點帷燈影動搖。何處曉鐘催覺夢，落紅滿地總魂銷。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0頁。 [2]《蔡高中學史略》，載“蔡高中學＂網，2012年12月29日，http://www.choikou.edu.mo/school/about/history.php。 [3]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修訂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108頁。 [4]遺黎：亡國之民。《晉書‧地理志》：“自中原喪亂，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此指流亡至澳門的難民。 [5]鐘漏：鐘，佛寺懸掛的鐘。漏，漏壺。皆為古報時之具。溫子昇《常山公主碑》：“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 [6]臘祭：歲終祭祀眾神祖先。《禮記》：“臘，先祖五祀。”《疏》：“臘祭之時，暫出田臘以取禽。” [7]《覺音》，1924年第23期，第8頁。 [8]未見一句：原文只有六個字，章文欽在《澳門詩詞箋注》，聯繫上下文加上“樂”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