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国伟，广东开平人，生于澳门。港澳著名财政金融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世界经济著名人士。 父亲利树培（1892-1964），字耀世，号植庭，曾在港经商，是香港著名鸦片烟商利希慎的堂弟。母亲梁蕙卿。 国伟是长子，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姐姐利婉云，弟弟利锦桓、利锦光、利锦辉。国伟自幼随家人返回香港生活，少时入读敦梅学校，后升读圣约瑟书院。1937-1940年，他未毕业，加入在港开设分行的国华银行任见习生。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期后，主要在澳门和中国内地活动。1945年香港光复，他返港生活。 1946年，在何添的引荐下，国伟加入恒生银号，担任会计，兼负责处理海外黄金买卖。他通晓英语，深得何善衡和何添等人倚重。 恒生最初是一家找换店，并非正式银行。国伟加入恒生时，中国内地政局动荡和经济衰落，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滥发金元券，造成货币大幅贬值。恒生看准时机，大力开拓外币兑换业务，业务迅猛发展。 1952年，恒生向港府注册成为私人有限公司，何善衡任董事长，何添担任总经理，正式开展商业银行业务。1950年，国伟升任助理经理，1953年出任副经理，1957年任经理，1964年任副总经理。何善衡每到欧美考察，带上国伟做翻译。1960年，恒生银号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正式易名为恒生银行，国伟获委任为首批董事之一。除恒生工作外，他身兼美丽华酒店企业等多家公司董事。 1965年1月，香港发生明德银号挤提倒闭事件，明德银号属于小规模的华资银行，但事件引起公众恐慌，使挤提风潮席卷多家华资银行。继明德银号后，另一家华资的广东信托银行在2月出现挤提，最终被接管。而恒生等多家华资银行首当其冲，相继出现挤提。 1965年4月初，再度传出对恒生不利的流言，恒生出现大规模的挤提潮。4月5日，恒生在一天内被客户提走8000万港元存款，占存款总额的1/6，银行累积损失二亿港元，陷入破产边缘。4月8日，董事长何善衡迫于无奈，在紧急董事会会议上决定把恒生卖给自挤提风潮以来一直给予支援的英资汇丰银行，并指派通晓英语、时任副总经理的国伟全权负责洽谈工作。翌日，卖盘建议得到财政司郭伯伟首肯后，国伟立即与汇丰方面展开谈判，促成恒生于4月12日作价5100万港元售出51%股权给汇丰银行。 恒生银行卖盘给汇丰银行的决定，避过了结业倒闭的危机，但成为汇丰银行的附属银行。这对何善衡、何添和国伟等人而言，是经营恒生银行多年来最艰难的决定。汇丰银行入主恒生银行后，继续保留恒生的华资银行格局，汇丰主席桑达士除派出四名董事入局外，还让何善衡、何添和国伟等人继续打理恒生银行，主持大局。 1967年，国伟接替何添出任恒生银行总经理，1976年兼任副董事长，1983年接替退休的何善衡兼任恒生执行董事长。1987年，他卸下总经理一职，但仍继续担任执行董事长至1996年，后留任非执行董事长至1997年。国伟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期间，积极拓展银行业务，包括1969年宣导和向外界推出恒生指数，使该指数从此成为香港股市的参考指标及恒生银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1981年，成功取得在地铁车站开设分行的专营权，1984年收购永安银行和扩大本地分行网络。 中国改革开放，在利国伟的主持下，恒生银行回大陆发展，1985年率先在深圳开设代表处，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立分行。 1978-1984年，国伟兼任汇丰银行非执行董事；1984-1992年改任汇丰银行董事局顾问；1991-1997年任汇丰控股董事局顾问。1997年底，服务恒生满51年、年近80岁的国伟卸任董事长一职，由艾尔敦接任，他仍留任董事，1998年初获委任为名誉董事长。2004年，他正式退出董事局，辞去名誉董事长，再获委任为名誉资深顾问。 早在60年代初，国伟在银行界崭露头角，获香港政府委任为租务法庭委员、民航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彩票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主席、香港旅游业协会董事及公务员薪俸委员会委员，多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外访。 1968年7月，他获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任内关注金融和经济事务。顺应“中文运动”的兴起，1970年，他率先在局内提出中文应该和英文一样成为香港的法定语言。另外，他在局内供职期间又任香港心脏基金会主席、香港肾脏基金会主席和亚洲防盲基金会副主席；1976年获港督麦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加入行政局，1978年8月，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两局议员职务。 1983年8月，国伟获港督尤德爵士邀请再度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成为两度加入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时值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香港前景不明朗，香港人信心动摇，引发信心危机。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国伟的协助下，财政司彭励治爵士迅速采取行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从而稳住港元币值。 国伟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被中方视作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斡旋的对象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介绍下，国伟随钟士元、邓莲如自1983年8月起，定期会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及探讨三人访问北京的可行性，而会谈内容都由钟士元负责向港督尤德汇报。 1984年6月，三人应邀访京，反映港人意见。期间，他们首先会晤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6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拜会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李钟英等人。 中方最初反对三人以两局非官守议员名义访京，几经交涉，三人最后只好单方面宣布以有关名义访京。邓小平接见三人时，若有所指地对他们以个人身份访京表示欢迎，但钟士元随即强调他们是以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身份访京。三人向邓小平表达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忧虑，6月25日返港召开记者会。会上，双方一度就事件争持不下，最后在报章同时发表各自记录的会谈内容，让公众自行判断。 国伟在香港步入主权移交前的过渡期期间，始终与中方维持良好关系。1994年5月，他获中方委任为第三批港事顾问之一；1996年11月获委任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代表“工商及金融界”，成为400名推选委员之一。 1988年，他再次退出行政局后，参与社会公职，并把焦点投放到他专长的金融事务。1987年10月，香港爆发股灾，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停市四日，引起广泛争议。 1988年10月至1991年12月，国伟接受联交所主席一职，着手应港府指示改革联交所。当时，香港证券行大多以“T+1”作为交收日数，与海外证券行的“T+3”不同。为联交所订定一个中外都接受的交收日数安排，成为他上任后的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有见及此，他多次前往英国与当地业界展开谈判和游说，成功争取联交所无需跟随国际做法，采用“T+2”作为交收日数。 在改革联交所架构的过程中，他又确立联交所在处理新股上市申请方面的监管权和审批权；经过他与证监会主席区伟贤（Robert Owen）多番交涉，最终成功为联交所争取从证监会取得上市申请的最终否决权。 1993年4月，港府设立金融管理局，负责强化监管香港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场。国伟在金融界声望较高，获委任为金融管理局辖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就港府外汇基金资产方面的管理提供意见，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初年运作。他在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任职两年多，1995年9月离职。1991-1997年，他担任香港银行学会会长；1992-1997年，应港督彭定康的邀请，他担任总督商务委员会成员。 1964年11月20日，国伟获港府奉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1969年获授OBE勋衔；1977年获授CBE勋衔；1988年获颁爵士勋衔。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翌日，他成为首批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的人士之一，充分肯定他在香港主权移交工作的突出贡献。 多年来，国伟特别关注香港高等教育发展，1963年获港府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首任司库兼财务委员会主席，为当时一切都尚待规划的香港中文大学管理财政和制订财务政策，对香港中文大学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校址筹建委员会委员、大学联合薪俸委员会委员等职，负责跟进沙田马料水校址的发展计划、处理有争议性的大学教职员薪酬改革、以及主导大学合办电脑计算中心工作。他担任大学司库近20年，1982年10月，他获港府任命接替简悦强爵士，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兼荣誉学位委员会委员，1997年10月卸任。 在国伟的推动下，香港中文大学与恒生银行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大学内多项设施都与恒生银行相关，包括何添楼、何善衡工程学大楼和2006年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国伟自己为香港中文大学捐建设施，包括以其父命名的崇基学院学生宿舍楼利树培堂、善衡书院内的学生宿舍楼利国伟堂及利国伟法律图书馆。1994年11月，他获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校董，以表扬他对大学创校以来一直支持和杰出的业绩。 从1970年起，国伟长期担任香港大学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创校校董及首任司库、1987年出任尤德爵士纪念基金信托委员会首任主席、1992年为新成立的尤德学者协会担任名誉顾问；1976年获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1981年4月，港府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建议，宣布成立一个以英国文化协会前会长吕卫伦爵士为首的四人国际顾问团，负责全盘检讨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年时间里，国际顾问团详细审视香港的教育情况，并两度访问香港会见各界人士和实地视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1983年，国伟卸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84年4月获得港府委任为教统会首任主席，在教统会主席任内，1984年10月、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他发表教统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报告书，内容参考《吕卫伦报告书》的建议，除提出研究推动母语教学，又促成香港公开进修学院（香港公开大学前身）于1989年成立。. 1988年6月，国伟发表《第三号报告书》，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后，港府对香港中文大学落实“四改三”的态度显得更坚决。国伟身兼教统会主席和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角色显得相当尴尬，有舆论更批评他未捍卫香港中文大学的核心价值。 面对舆论压力，他解释说落实“四改三”是出于财政原因，而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学制不同；香港中文大学又实施“暂取生制度”，把好的中六学生优先取录，对只招收中七毕业生的香港大学不公平。不过，他坦言“建议有政治、财政、社会、教育理由”，暗示报告书受到港府的压力而支持“四改三”。国伟尝试游说香港中文大学师生接受“四改三”，但建议依旧引起师生们的强烈反响。 1989年12月，国伟卸任教统会主席一职，由范徐丽泰接任。在改制后多年，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一直有声音要求“三改四”，争取重新引入“四年制”学制。经过多年发展，特区政府在2009年实施“新高中学制”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学终在2012年由“三年制”学制统一改为“四年制”学制。 为响应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的号召，1980年，国伟与其他恒生元老创办恒生商学书院，并获委任为创校校监兼校董会副主席。70年代初，国伟支持联合世界书院运动，捐款资助香港学生入读海外的联合世界书院。1992年，他与殷商李宝椿后人李兆增创办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1992年起担任首任校董会主席，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会名誉主席。 国伟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先后获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学院、香港浸会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以及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等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晚年时期，他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与妻子易海伦共同成立伟伦基金会，并自任主席；1994年，他与何善衡、梁𨱇琚和何添共同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两个基金都以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学术发展为宗旨。历年来，他对家乡五邑捐款达2.2亿港元，而祖居地开平占了近1.5亿元人民币。 2002年2月，国伟因中风被送入玛丽医院，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2012年，他应邀到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新会址参观。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 2013年8月10日，中风多年的利国伟在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病逝，享年95岁。行政长官梁振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前任总裁任志刚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岗爵士等均发声明致哀，而恒生银行于8月13日起一连三日全线下半旗哀悼。 8月21日，利氏家人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到场致悼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爵士、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爵士、前布政司钟逸杰爵士、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行政局召集人王鸣女爵士、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以及多名现任和前任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高层等各界人士约1400人出席。曾为何梁何利基金主持颁奖礼的前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送了花圈。[3] 1947年，利国伟与易海伦（Helen Hoi-lun Yick）结婚，生育二子二女：儿子利永立、利永志，女儿利剑虹和利宛虹。利永立和利永志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毕业于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利永立于1988年因心脏病去世。为纪念儿子，1989年利国伟夫妇向圣安德鲁斯大学捐款，为利永立曾入读的电脑科学院设立利永立电脑实验室（Philip Lee Computing Lab），两人亲身前赴校园出席实验室的开幕仪式。 利国伟喜爱收藏古玩，1990年促成美国的亚洲协会在香港设立中心，是该会首个设于美国国土以外的分会，以促进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为宗旨。该中心邀请他到新会址参观，特别把会址其中一个展厅命名为利国伟厅，以纪念他多年来对中心的支持和贡献。利国伟喜欢研究中国哲学和书法。他是香港赛马会名誉遴选会员，拥有马匹“长春树”、“苹果树”、“金苹果”、“大苹果”。他的外甥陆观豪曾在恒生银行担任要职，1994-2004年担任该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1991-1995年担任立法局委任议员。[1] [1]（香港）鸿硕、宾加：《巨富与世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第138-148页。 [2]《曾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大紫荆勋贤利国伟辞世》，载“人民网＂，2013年9月3日，http://hm.people.com.cn/n/2013/0813/c42272-22544780.html。 [3]《香港资深银行家利国伟辞世》，载“亚太日报＂网，2013年9月3日，http://www.apdnews.com/news/31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