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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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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陈芳,1825-1906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曹有,1830-1896
又名国芬。广东香山杨梅斜村(今属珠海)人。早年随叔父赴美国夏威夷经商。1870年创办芳植记公司,从事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后渐发迹为夏威夷巨富,成为早期的华侨“百万富翁”,被誉为“商界王子”,并成为夏威夷国王驸马。1878年后,曾任夏威夷政府枢密院顾问、华人商董、中国驻夏威夷领事。1882年辞职。1890年变卖资产60万美元,返香港、澳门投资火轮业和酒店业,定居澳门。首先引进汽车来澳门,出资捐建从关闸往前山的七公里长的宽敞石板路,并在家乡创办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1906年在澳门病逝。
陈芳,1825-1906
名达权,号平庸。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与容闳为同学。1847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布朗的带领和香港《德臣西报》的资助下,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翻译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1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后在清廷驻美使馆充任翻译官。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洁净局非官守议员。
黄胜,1830-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 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郑文瑞,1812-1893
福建人。早年到澳门经商,1860年(清咸丰十年)与友人合伙,组建一家名为“绍昌堂”的置业公司,买下原庇里喇茶叶行的旧址,并将后门对开一带海滩填平,开辟福隆新街、福荣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莱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寿里、白眼塘街等街道,兴建大小铺户160余间,使该处成为澳门一新区。1864年(清同治三年)后,绍昌堂各股东因澳门市面冷落,铺户建成后颇难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禄与其子王棣遂将全部股份承受,又改名集成堂,管理这新建的160余间铺户,成为澳门当时最大的业主,也是澳门当时的首富。1870年澳督与王禄父子协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块海滩地相赠为条件,要求在此兴建一座大戏院──清平戏院。王氏乃于1870年10月动工,至1875年(清光绪元年)全部就绪。王氏对于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良多,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名绅。
王禄,1794-1876
清代油画家。又名林呱。广东南海人。主要绘画油画肖像,技法趋近于英国当时流行风格和寓澳的英籍画家乔治·钱纳利,并与之有紧密的联系。于广州十三行同文街16号设有画店,销售油画肖像。1845年9月将画馆搬往香港皇后大道3号的奥斯活大厦。1841年有油画《茶商毛升肖像》展于美国纽约。1843年曾在澳门小住,为当地美国侨民绘画肖像。1851年有油画《伍浩官肖像》、《耆英像》及《林则徐像》展于波士顿的文艺协会;其中《林则徐像》又展于英国伦敦。存世作品尚有油画《自画像》、《美籍船长》及《森梅尔高佛肖像》(1825)等。
关乔昌,1801-1860
中国近代思想家、实业家、经济学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鹤山人,生于广东香山雍陌乡。少年时在澳门读书,17岁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先后当过英商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32岁任英商太古行轮船公司总理兼营栈房。后来受李鸿章委办上海电报局,创办机器织布局、造纸局等。39岁时由太古洋行转入官督商办的上海招商局为帮办,并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写的《救时揭要》和1874年撰写的《易言》中,除了宣传他的改良思想外,还有《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等揭露澳门时弊的篇章。从1886~1891年,洋务官僚利用织布局的亏欠对他进行迫害,从此赋闲居于澳门。现位于澳门下环街龙头左巷10号的“郑家大屋”,乃是郑观应协助父亲兴建的祖屋。当时,他贫病交加,杞忧忠愤,两不能禁,抱着“勿为外人所侮”的愿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并把孙中山的《农功》等文章收入该书。这部以富强救国为主题的煌煌巨著在当时振聋发聩,风行全国,对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于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长期留居澳门,在这一期间,他发表了很多关于鼓吹君主立宪的言论,并于1907年编辑、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后编》。其故居郑家大屋是澳门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建筑群12个古建之一。
郑观应,1842-1922
黄绍统,字燕勋,号翼堂[1],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教育家。黄培芳之父、黄佐第七代孙。 绍统八岁时,父亲黄冕去世。[1]家里贫苦,他吃几个螺就算一餐,却怡然自得,勤奋读书。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绍统考中己卯科举人,选授石城(今廉江)县训导。期间,他善于根据各个学生的天资、性格、勤情等情况,分类给予教导,建立一套使各类生员都能接受,并能促使学业长进程序。对于贫寒儒士,尤加意扶持指导,极大地鼓舞学生们勤奋苦学,被推荐乡试者就有多名。绍统授课的课堂,称为“仰山堂”,后人称他为“仰山先生”。 绍统在石城任教18年,后调任琼州(海南岛)府学教授。赴任时,石城民众送行队伍排了20多里,沿途设帐篷30多个,作为接待绍统休息的地方,成为该县空前盛事。 琼州府有一个纨绔子弟,行为恶劣,生活浪荡,被府学开除学籍。绍统到任不久,该生由父兄陪前来拜访,送上千两银锭,以请求准予复学;又请州府高官代为说情。 绍统正言厉色拒之说,我万万不能收不义之财,不做非礼非义之事。否则,败坏学风,遗臭万年。 绍统为人正直,恭俭勤奋,潜心治学,为海南岛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绍统在海南去世,终年62岁。 吊唁者络绎不绝。石城人士听闻噩耗,也渡海过来致哀。黄家人扶灵经石城返回香山时,大批民众素衣拦路哭奠。灵柩运抵省城泰泉旧里时,石城百姓有来省城作客者,都前来吊唁。之后,每逢考期,石城县人赴考者,一定先到泰泉旧里的黄氏祠门下举行拜祭仪式。 黄绍统博学能文,尤长于诗;遗著有《石城县志》八卷、《仰山堂集》三卷、《三唐诗选》三卷、《历朝赋选》四卷、《列朝古文杂选》四卷及《古文五选》等。 黄绍统在仰山堂自署堂楹云:“为伦类中所当行之事,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 《粤东诗海》评价黄绍统:“诗不炫异,不求工,不规规摹仿,即事抒怀,自合温柔敦厚。” 现录黄绍统的诗一首: 《莲峰晚照》[2] 绕城山势折,取道晚登临。云过筛松影,风来送梵音。 炊烟浮地起,夕照入林深。今日多园乐,依然作客心。 黄绍统生育两子:黄式方(沃楷)、黄培芳。黄式方是清代诗人,21岁时病逝。[1]黄培芳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进步学者;著作有《易宗》九卷、《书训纂》12卷、《诗文参》20卷、《礼记郑注翼》12卷、《春秋左传翼》30卷、《十三经或问》13卷、《四书阐注阐》19卷、《四书考释》19卷等50多种共数百卷。[3] [1]林子雄:《黄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98页。 [2]《黄绍统、黄培芳父子‧清》,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65-70页。 [3]赵国勇:《黄培芳在荔山乡》,载《斗门文史》(第9辑),珠海:斗门政协,1989,第40-41页。
黄绍统,1726-1788
赵允箐,字孔坚,号筠如,香山县人,世居澳门望厦村。举人、诗人。赵元辂之子、赵同义之孙。[1] 先祖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间赵彦方担任香山知县,死于任内,其后人一直寄籍香山。明崇祯年间,香山赵彦方后人一支迁居澳门,历六世至赵封石,在澳门望厦村建设赵氏家庙。之后,望厦村赵氏家族以书礼传家。[2]1777年,赵元辂成为丁酉科第十八名举人。 1801年,赵允箐成为辛酉科第四名举人,担任始兴训导。[3]赵氏父子相继高中举人,有“父子登科”的美誉。牌匾现仍存于营地大街赵家巷赵氏大屋。[1] 1817年10月2日,香山县官员派出赵允箐、监生叶恒澍会同地保清查澳葡私占官地的情况。根据他们回来上交的报告记录“澳门夷人历来添造,房屋俱系汉人瞒禀照旧修复,拼工包整,已照原界溢出数倍”。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前,葡人租界围墙未被拆除,但租界内葡人房屋增加几倍,而且澳门围墙以外一带建造许多房屋,许多到澳门谋生的华人居住。[3] 1828年,赵元辂获圣旨诰封。同年小阳春,赵允箐将祖父赵同义的诗《腊日登海觉寺》刻在澳门妈阁庙石上。[4]1819年,赵允箐著有《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重修妈祖阁碑记》等文献。[5]画家招子庸从小随父亲读书,后又向赵允箐、张维屏等名士拜师学艺。[6]赵允箐评价诗人黄仲则(1749-1783)“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7] 赵元辂、赵允箐创办的赵氏父子私塾是澳门最早的私塾,建于19世纪初叶。当时澳门教育界素乏名望之士培育人才,赵氏父子以位于望厦村观音堂对面的赵氏家庙偏殿作为私塾,教授学生以八股文章,或对联诗赋,或四书五经。因教育得法,其门下弟子大多成为知名人士,如内阁侍读学士曾望颜等人。当时赵氏父子私塾成为最受欢迎的私塾,而赵氏父子成为澳门最有声望的教师。[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40页。 [2]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9页。 [3]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95页。 [4]蒋维锬、刘福铸:《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121页。 [5]《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69页。 [6]陈滢:《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30页。 [7]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0年10月28日,http://www.cssn.cn/news/533246.htm。
赵允菁,1768-1834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戴成功,1922-1991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陈淑英,1909-2000
孙婉,女,又名孙金婉,原籍香山县翠亨乡(今属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生于檀香山。孙中山次女。 孙生于11月12日,与父亲孙中山同月同日生。1907年,她随母亲迁居香港九龙牛池湾。1910年,祖母杨氏去世。她与母亲离港赴马来西亚槟城与父亲团聚,后随父亲访问沪、鄂、闽、粤等地。同年7月,她与兄长孙科、姐姐孙娫同赴美国求学。1913年,孙娫因病去世。鉴于此,孙眉在孙婉名字上加个“金”字,意为“金不换”之意。 孙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系。1915年,她与王伯秋在美国结婚,生育女儿王纕蕙、儿子王弘之(海平),后离异。 1920年离婚后,孙决定回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1921年,她回到澳门陪伴母亲,住在澳门文第士街孙公馆。后经兄长孙科介绍,她认识了1918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1921年3月,她与戴恩赛在澳门结婚。宋庆龄致函祝贺,并寄来礼金4000元。[1] 1921年3月19日,孙科遵照母亲卢慕贞的意见,在澳门孙公馆为妹妹与戴恩赛主持结婚典礼。孙戴婚姻,不仅父母同意,而且得到卢慕贞的重视。婚前,卢慕贞向儿子和女婿提出一些特别要求:一是婚礼要在澳门孙公馆举办。二是指定孙科担任他们的主婚人。三是女婿结婚后要长居澳门。戴恩赛满口答应,一切为了爱妻,甚么条件他都乐于接受。 这场婚礼得到父亲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支持与关爱。3月11日,宋庆龄致函孙,说你父亲和我很高兴听说你们的婚礼在澳门举行,希望你们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4000元。或者如你父亲所说,这是你的嫁妆。两人结婚时,孙中山在广州。那天,孙中山突然通知政府部分官员去吃饭,人到齐后,孙中山突然向大家宣布:这次请大家来吃个便饭,是因为我女儿孙婉与戴恩赛博士结婚。事先未有通知大家,以免赠送礼物。在座官员听后,无不感慨,更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和处事方式。 孙与戴恩赛结婚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开车到广州东山等地度蜜月。1922年,孙与戴恩赛的女儿在香港出生。时值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希望一举成功,就给外孙女起名“成功”。1923年夏,孙在香港生下儿子。当时,孙中山为纪念在“永丰”号舰(后改为“中山”号舰)蒙难事件,给外孙起名“永丰”。孙中山十分喜爱两个外孙。同年,孙中山任命戴恩赛为梧州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 1927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广东治河督办。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准备随夫一起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孙在动身前办理两件重要事情:一受邀参加中国国民党举行的奉安大典,安葬父亲孙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二为解决儿女抚养权问题与王伯秋相约见面。11月,孙把戴成功、戴永丰托付给在澳门的母亲抚养,随夫到巴西上任。 1929年,孙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1933年,戴恩赛结束公使的使命,与妻子一起回国。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赛为财政部厦门海关监督;次年又任命为粤海关监督。戴恩赛担任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一职,日军入侵广东后,他在海关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也无接济,没有退休金。为了维持生活,孙与戴恩赛日夜辛劳,身体日渐孱弱,需要休养。戴恩赛给蒋介石和孙科去函,希望他们能拨点款资助他赴国外疗养身体,但信函发出后,没有得到回复。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随戴恩赛携女儿戴成功移居澳门。戴永丰不愿回澳门,执意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孙和丈夫尊重儿子的选择。1952年6月,戴永丰在岭南大学宿舍突然去世。戴永丰身体一直很好,家人对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跷。当时社会上传言,说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戴恩赛的儿子戴永丰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 戴永丰死后被葬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西洋坟场(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当儿子病逝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戴恩赛遭受沉重的打击,只能与女儿抱头痛哭,不敢对孙讲,直到孙离世时,还以为儿子在大学教书。戴恩赛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戴公馆宅中病逝。 从此,孙母女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全家生活陷入了窘境。戴成功变买了父亲留下的戴公馆房产,一家人搬到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51号两层小住宅居住。 1964年,孙母女在澳门清平直街开了一家“成记古董店”,并请人代理,处理戴恩赛留下的一批古董,换得一点钱,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戴成功写信给廖承志舅舅(戴家与廖家是远房亲戚)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孙家人。 司徒倩生于广东开平赤坎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庞锡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不见十多年、同在澳门粤华学校就读的同班同学戴成功。两人简要诉说了从澳门分别后的情形,当庞锡垣听到戴家发生的巨变后,感到非常震惊。 庞锡垣在澳门读书时,与戴永丰关系很好。他从戴成功口中得知,最近陪伴母亲住在香港尖沙咀格兰酒店。司徒倩听庞锡垣说到孙戴两家的情况。1963年冬,孙正式接纳司徒倩为干女儿。在司徒倩的调解下,孙与王纕蕙见面,抱头痛哭。王纕蕙与母亲见面后,每夜共枕同眠,互诉分离后的孤独与凄凉。王纕蕙回到台湾后,将自己在香港和母亲见面的情形和母亲思念儿子的事写信告诉弟弟王弘之。由于种种原因,王弘之始终未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成为终生遗憾。1968年,蒋介石派员赴澳门劝孙移居台湾,她以年老体弱,行动困难婉拒。 1971年,孙最后一次港澳之旅。司徒倩陪伴她从香港回到澳门时正赶上过年。除夕,司徒倩正在厨房做饭菜。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在起身上洗手间时,不小心从沙发跌坐在地毯上。次日,镜湖医院救护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司徒倩和戴成功陪伴孙入住镜湖医院特等病房,经检查,孙摔了一跤后盆骨粉碎。 春节过后,新华社澳门分社秦介平与柯正平、何贤等人来到澳门家中看望孙并查询病情。北京方面还派出骨科名医到澳门给孙医治。后来孙一直是在伤痛中度过,戴成功日夜陪伴在母亲身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孙长期在镜湖医院治疗和调理费用,并通过驻澳门机构南光行每月拨款3000元生活费。[2] 1979年6月3日[2],孙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终年83岁。 葬礼由何贤主持,并宣读祭文。孙婉遗体安葬于澳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1989年迁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坟场戴家墓地与戴恩赛合葬。 [1]《孙婉》,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2月16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19。 [2]孙霄:《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载“辛亥革命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xhgmw.org/archive-51252.shtml。
孙婉,1896-1979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张学华,1863-1951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郑景康,1904-1978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何连旺,1855-1931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卢光裕,-1908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陈芳,1825-1906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曹雨亭
| 资料来源: | 黎细玲编︰《香山人物传略1》,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700-702页。ISBN978-7-5034-5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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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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