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查封阿巴罗修道院。

18世纪60年代， 葡萄牙本土在著名政治家庞巴尔（Marques Pombal）侯爵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取缔耶稣会。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澳葡当局根据葡萄牙的命令，也镇压澳门的耶稣会。耶稣会拥有的一切财产，包括圣保禄教堂，都被没收，圣保禄神学院和圣约瑟修院也被封闭，学员均被驱散，圣保禄神学院图书馆在近两个世纪内大量收藏的珍贵图书，全部被贱卖。24名耶稣会士被押送里斯本，关在圣朱利安堡垒。

两个华人被葡萄牙士兵杀害一案。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6月某日晚，华人李廷富、简亚二在澳门街上游逛，被巡夜的葡萄牙士兵亚吗嚧、安哆呢当作嫌疑犯加以拘捕。在押解途中，李、简二人企图逃跑，亚吗嚧等竟将他们毒打致死。第二天，香山县丞获悉此事，便与澳葡当局交涉。而清楚该案详情的澳督梅内泽斯（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ses）却将两位死者的尸体扔入大海，并否认见过这两个中国人，但有位知情的土生葡人佛朗哥（Franco）向中国官府告发了罪犯，海防同知张汝霖等便再次要求澳葡当局交出被害人尸体与凶犯。梅内泽斯不仅拒绝交尸、交犯，甚至拒绝中国官员审讯凶犯。于是，广东大吏下令封闭关闸，停止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并命令中国居民离开澳门。在这种形势下，梅内泽斯仍增兵修城，准备顽抗。梅内泽斯以应付突然事变为借口，立即将两名凶犯流放帝汶岛。凶犯离澳后，澳葡官员只好以重贿来求平息这一事件。张汝霖因罪犯已经离澳，又收受贿赂，便向广东巡抚岳浚谎报李廷富、简亚二夜入亚吗嚧、安哆呢之家而被杀死、弃尸，据葡萄牙法律，可判流放。这一案件就这样草草了结，关闭20余天的关闸又重新开放。

1743年（清乾隆八年）12月3日，澳门华商陈辉千酒醉后在路上与葡人晏些嚧发生争吵、斗殴，后被晏用快刀戳伤致死。凶犯审讯招供后，澳葡当局自行收管。香山县令王之正根据过去案例，即洋人犯罪如与华人有关，即由驻澳中国官员处理的规定，要求澳葡当局交出凶犯。澳葡当局一再拒绝，并声称近百年来犯罪的葡人俱在澳门惩治，如将凶犯交给中国政府，则违反了葡萄牙政府下达的禁令，又恳请中国官府允准他们仍在澳门处置这一案件。两广总督策楞经过会商后，决定同意葡萄牙人的要求，在司法上给予一些特殊照顾。通知澳葡当局，应当按照《大清律例》将凶犯绞死，并派广州知府、香山县令等会同澳葡当局在澳门执行。这一案件的处理改变了历代在澳门“化外人有犯，并依律问断”的法令，而变为“澳夷”杀害中国居民，“罪应斩绞者”，由中国地方官员在澳门会同澳葡官员将凶犯依法处决。后又在1774年乾隆敕令中得到明文规定，列入清朝律例。

又称为查封唐人庙事件。阿巴罗修道院（Seminário do Santo Amparo）由耶稣会士通过中国信徒募捐而建成，为一个包括一教堂、一华人望教之家及两所神学院的综合体。始建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重建、扩建于1719年，专用于向中国居民传教和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 故又称为“唐人庙”或“进教寺”。由于此时清政府在内地对天主教进行查禁，传教士大多被逐往澳门。因此，在澳门中国人人教的人数甚多，还有一部份内地居民专门赶到澳门入教或做礼拜。对于这种违禁活动，广东官府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禁止中国人来澳入教。香山县令张汝霖在广东督抚的允准下，于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3月委派香山司巡检顾麟会同香山县丞顾嵩前去查封这座唐人庙。3月20日，张汝霖亲自来澳门查封了阿巴罗修道院。澳门主教伊拉利奥（Hilario de Santa Rosa）和耶稣会士试图煽动澳门议事局进行抗拒，还声称如中国政府要封闭教堂，便是“灭教”，他们宁可回国。张汝霖回答是：你们愿意遵守中国法令，则呈请封寺；不愿遵守中国法令，则可呈请回国。最后，葡萄牙人只好让步。

1744年（清乾隆九年），第一任澳门同知印光任走马上任后，针对过去香山县官府对澳门管辖不严的状况，制定7条治澳的措施，以加强对澳葡的管理和对洋船进出港口的控制。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4个方面：①加强稽查途经澳门、出入珠江的外国商船；②加强对在澳门的中国商贩、工匠的管理；③加强对在澳葡萄牙人的管理；④协调附近驻军对澳门地区的巡防。此后，他还制订了有关禁止在澳的中外人贩卖人口的详细条例；对犯罪的葡人应如何审判、处刑的条例；重申了清政府禁止华人入教的禁令，并采取了查捕来澳入教、礼拜的华人，限令在澳的中国教民于一年内“首报回籍”等措施。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梅内泽斯（António José Te1es de Meneses）出任澳门第44任总督。梅内泽斯上任后，不仅频频与中国官方发生冲突，而且用极为残暴的手段统治澳门的葡萄牙人，留下了一个“老虎”的恶名。梅内泽斯的肆意妄为很快激起葡萄牙官员和市民的公愤。当地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罗沙（Manuel Vicente Rosa）与市议员们一起策划驱逐梅内泽斯的行动。罗沙劝说中国官员给葡印总督写信，声讨梅内泽斯的罪行，并于1749年4月向葡印总督上达澳门居民有关驱逐梅内泽斯的请求。葡印总督决定罢免梅内泽斯，任命海军上校美露（João Manuel de Mello）为新澳督，命令果阿高等法庭的法官庇利那（António Pereira e Silva）迅速前往澳门，仔细查核人们对梅内泽斯的指控。庇利那于1749年8月抵达澳门后，先后会见揭发、控诉梅内泽斯罪行的葡萄牙居民达80余人，广东方面也派已被免职的海防同知张汝霖及香山县令暴煜参与了对梅内泽斯案的勘问。经过审判，罪行确立，这头凶恶的“老虎”被游街示众，并于1750年1月27日被押回果阿。

清初对在澳葡萄牙船只数量作出的限定。1724年（清雍正二年），孔毓询任两广总督，他通过对澳门的炮台进行海道巡查后，感到对澳门的防范已很严密，但对葡萄牙人的海外贸易则没有控制。因此，他向朝廷建议：限定澳门葡船数额为25艘，并对各船进行登记，编列字号，刊刻印烙，注明船长、商人、舵工、水手等姓名，百年内不予变更，如有违反，以“通贼之例”治罪。这一奏请，于1725年获得了雍正帝的允准。于是，澳门的25艘葡萄牙商船都用“香”字编号，船名、船主等都经中国官府注册在案。在出入澳门时均须依法逐一验明，查验结果由守口官弁“申报督抚存案”。这一措施使清政府对澳门的管治有所加强，也有利于澳门的进一步复兴。

1724年（清雍正二年），满清政府大规模驱逐西洋传教士，澳葡政府担心清廷会进而收回澳门，就上书请求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遣使来华。1727年，葡国使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e Menezes）经澳门抵达北京，朝觐雍正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呈献大量礼物，并恳请清政府保护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人。雍正允准了这一请求，同意葡人继续居留澳门，并在麦德乐返澳时，给予了特别的优待。这次出使费用浩大，在澳葡萄牙人共拿出了3万両银子，其中澳葡当局承担了2.5万両。

1574年（明万历二年），明朝政府在澳门半岛与内地相连的沙堤——莲花茎的中段（今关闸马路中段），设置关闸一事，史称“茎半设闸”。此座中式城楼形式的关闸，位于澳门与内地之间的险要处，扼内地通往澳门的陆上咽喉。开始时每5日开启一次，设官兵把守，成为限制民夷出入之要隘。后逐渐成了一个重要关卡，至清代则由几日开启一次变成日日开启的“官关”。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改为“关闸汛营”，由前山派兵驻守。至道光年间（1821～1850）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时，关闸更由重兵镇守。后来，关闸变成了边界，不仅限制洋人出入境，更禁止居澳葡萄牙人擅自越过关闸到前山打鸟。1849年的关闸事件中，关闸城楼首次被葡兵占领，延至1870年（清同治九年），澳葡当局竟将关闸城楼拆毁，夷为平地。莲花茎古关闸存世近300年，只余关闸城楼刻着“关闸门”3个字的匾额，迄今仍镶嵌在民政总署大楼入口大堂的墙上作为古关闸的唯一证物，也成为殖民扩张的历史见证。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为消灭台湾郑成功率领的抗清武装，决定实行海禁，封锁台湾，并颁布迁海令，将粤、闽、浙等沿海地区居民迁入内地30里或50里。澳门亦在内迁之列。1662年，澳葡当局接到夷平各个炮台，以免被郑成功占据的命令。后因顺治皇帝身边的传教士汤若望、庞迪我等人请愿斡旋，一再申称“澳门有功于国”，并表示葡萄牙人自己能够对付“海盗”，才使清政府收回成命，并将香山县迁海之界线就划在前山寨、北山、闸口一带，澳门半岛始获免迁。由于实行海禁，澳门反而受益，得以对外开放，继续对外贸易，成为中国保持对外贸易联系的一个主要港口。

1644年（清顺治元年），崇祯帝自尽，明王朝倾覆后，澳门葡萄牙人仍全力支持残存的南明政权的抗清事业。1645年3月，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 1582-1649）奉南明福王之命前往澳门求援，受到澳葡当局的隆重接待。由于福王政府旋即覆亡，毕方济又向建立在福州的唐王政府表示忠诚，与信奉天主教的太监庞天寿一起去澳门购炮请兵。葡萄牙人予以积极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了一批大炮，还选派了300名士兵。唐王政府则同意将对面山下的一块地方作为耶稣会士陆若汉的墓地，开始了葡人居留对面山的历史。不久，唐王政府被清军消灭，庞天寿就带这支葡萄牙军队去投奔建在桂林的桂王政府。葡萄牙的军事援助对于桂王政府的抗清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次击退清军，同时，耶稣会士也积极地在南明君主中传播天主教，南明君主纷纷皈依天主，太后、皇后及太子均入教。1648年（南明永历二年），久病的太子在受洗后恰好病愈，王太后还派庞天寿前往澳门，请求耶稣会的司铎们举行弥撒大祭。10月17日，庞天寿入澳，各炮台鸣炮致敬，修道士们列队出迎。10月31日，圣保罗教堂为南明王室隆重地举行弥撒，弥撒结束，澳门总督又设宴款待使者，还赠送火枪100支作为给桂王政府的礼物。桂王政府也因之答应永远豁免每年500两的地租银，并豁免澳葡数年的船舶饷税。澳葡政府与南明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至桂王政权的最后灭亡。

澳葡总督越权取缔议事会的事件。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澳门行政权与财政权归议事会，总督不得干涉，也不得召集市议员开会。1710年，澳门总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无视国王法令，干涉议事会的选举。市议员抗议他的非法行为，而戴冰玉却派兵逮捕议员，迫使议员逃进耶稣会的神学院避难；戴冰玉又召集市民非法选出新的议事会，使澳门出现了两个议事会。新选出的议员和一些市民也纷纷避入神学院。戴冰玉派兵包围神学院，并动用战船火炮轰击神学院大门。澳门主教出面调停，事态才稍有和缓。6月29日，议事会召开大会，戴冰玉又率兵镇压，遭到市民的回击。他即命令大炮台向议事亭开炮，炸死1人，炸伤多人。澳门主教急忙派神父带着“圣体”赶到大炮台，迫使戴冰玉下跪祈祷，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不久，葡印总督召回戴冰玉，已被迫签署投降书的市议员才走出神学院，重新行使职权。

明朝政权倾覆后，特别是南明福王政权瓦解后，大批汉民族志士不愿做满清异族王朝的顺民，宁愿远离家乡，飘流海外，澳门就是他们出亡海外的孔道之一。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起，汉族人民入居澳门形成高潮。这一年，澳门人口4万余人中汉人约占4万人，其中大多数都在此候船出洋。1665年（清康熙四年）底，约有3000名汉人，内有750名乘坐7艘葡萄牙船经印尼到印度。至于漂流到东南亚及南洋者更无法计算。另外还有一批汉民族的爱国志士也在这一时期旅居澳门，如屈大均、陈恭尹、张穆、何绛、陶潢等。用袈裟、禅杖来作伪装的大法和尚，亦于此时将望厦观音堂扩建为规模更大的普济禅院，作为志士聚义之地。

1926年11月7日由澳门港口工程主任罅些喇倡办，澳门政府主办。目的是借此推动澳门工商业的发展。展览会为期3个月，设陈列所60多个，展出澳门各种货物596种。展览会还备有各种娱乐设施，入场观众达29万人次，成为澳门工商发展史上一大盛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武装封锁澳门的一次行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当时中国驻葡大使即于20日要求里斯本政府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8月31日，当时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制定了战后对澳政策。粤省军民亦借此机会酝酿回收澳门。驻守广东的第二方面军军长张发奎借口澳门未派遣使节前来慰问，于10月间命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当地驻军159师师长刘绍武，利用民情，准备采取收澳行动。刘绍武下令该师陈庆斌团，师直炮兵一营屯集前山边境，对澳进行武装封锁和禁运，并计划待机一举回收之。12月下旬，经过葡萄牙当局的外交努力，在南京政府的指示下，此次封锁澳门事件方告平息。

葡萄牙在1974年“四•二五”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态度，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且于1975年1月宣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同年，澳葡当局也开始在澳门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与海防司令部。为加强内部治安力量，另组织包括治安警察厅、水警稽查队等在内的保安部队。这些措施改善了澳门与内地，葡萄牙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1979年2月8日，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在法国巴黎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宣称：“两国政府将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持其外交关系。”并决定自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关于澳门问题，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中葡两国建交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为最后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打下了基础。

1935年11月30日，泛美航空公司开辟港澳航线。航机为四引擎“马丁103”型水陆两用机，命名为“菲律宾飞剪”号，后易名为“中国飞剪”号。该航线每星期仅开航一次，设有导航用的无线电台，航机时速130英里，由香港到澳门约需25分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该航线中断。

1910年（清宣统二年）葡军杀害路环岛村民的事件。路环是澳门半岛南面的一个小岛，原名九澳岛，在十字门的入口处。早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葡萄牙人就占据路环岛上的荔村湾，在那里建筑炮台、驻军防守。岛上这时仅有居民1900多人，全以捕鱼为生。1910年7月初，广东新宁、开平发生教案，10余名天主教徒子女被困在路环岛上。教民先禀告两广总督袁树勋，袁因“澳界尚未勘定，不便派兵往缉”而迟疑。教民又向澳门主教求救，澳葡当局即以此为借口，以“剿匪”名义派军队进攻路环，岛上居民武装自卫，击退葡军3次进攻，打死葡方官兵数人，并夺回炮台。澳葡当局立即又调军舰炮轰路环，一连几天，岛上居民得不到支援，最后失败。8月4日，葡军登陆，纵火焚烧九澳全乡，村民数百家家毁人亡。有一艘逃难的村民船，被葡军追逐击沉，船上38人全部丧生。路环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废除条约，收回澳门。清政府鉴于群众强烈要求，遂派驻法大使刘式训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划界谈判问题，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8世纪60年代， 葡萄牙本土在著名政治家庞巴尔（Marques Pombal）侯爵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取缔耶稣会。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澳葡当局根据葡萄牙的命令，也镇压澳门的耶稣会。耶稣会拥有的一切财产，包括圣保禄教堂，都被没收，圣保禄神学院和圣约瑟修院也被封闭，学员均被驱散，圣保禄神学院图书馆在近两个世纪内大量收藏的珍贵图书，全部被贱卖。24名耶稣会士被押送里斯本，关在圣朱利安堡垒。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欧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葡萄牙议会制定了君主立宪的宪法，下达了取消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的命令，在葡萄牙民主运动的影响下，澳门的葡萄牙人分成了敌对的两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为主体，有着强烈变革要求的立宪派，其首领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一是以葡萄牙贵族官员为主体，力图维护原有特权的保守派，其首领是地方长官亚利鸦架（Miguel Arriaga）。立宪派先是开展请愿活动，抗议议事局无视市民的要求，提出恢复原来的议事局政体，免除澳门对果阿、帝汶的财政补贴，任用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在当地文职机构及军队任职等一系列请求。澳葡当局被迫于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厅举行忠于宪法的宣誓。但他们对民众所要求的改革并不准备实行。在这种形势下，立宪派与澳葡当局，特别与保守派首领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不时采取激烈行动，使亚利鸦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1822年8月中旬，澳门民主运动爆发。市民若瑟在8月17日议事局开会时，提交了一份由83位市民联名的抗议书。这份抗议书指控亚利鸦架怂恿中国官员干预澳门事务，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亚利鸦架自知受到市民的普遍敌视，表示愿意辞职。市议员向市民们宣布了他辞职的消息，并表示准备进行一次新的选举。8月19日，市民们举行选举大会。会上，立宪派与保守派发生尖锐的冲突。保守派头目卡瓦尔坎蒂（Cavalcanti）宣称，这一会议没有确定新政体的权力。与会的市民都被激怒，当即将他从窗口扔到街头。这时，巴波沙登台演说，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与宪法完全符合的政体。会议最后决定，重新恢复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前的政体，授予新选出的议事局不受总督及地方长官控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总督只能掌管军事。亚利鸦架则被剥夺一切职务。9月12日，巴波沙又创办了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报纸－《蜜蜂华报》。该报宗旨鼓吹立宪派各项主张，成为新政权的喉舌。澳门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被罢免的亚利鸦架并不甘心失败，煽动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发动政变。但很快被立宪派击败。1823年，葡印总督派“萨拉曼特拉”号巡洋舰运载一批士兵驶往澳门，旨在恢复旧政权，镇压澳门民主运动。由于中国政府的干涉，他们未敢轻举妄动。9月23日凌晨，士兵在澳门偷偷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抵市政厅前的广场，并逮捕了立宪派领袖巴波沙。随后，保守派组织了政府委员会，来摄理总督职权，并将亚利鸦架官复原职。接着，他们大肆镇压立宪派，查封《蜜蜂华报》。与此同时，葡萄牙王子米格尔（Dom Miguel）也在本国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恢复其父若奥六世专制君主的权力。澳门保守派狂热地欢呼这一场政变，他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专制政体，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和宴会。澳门民主运动遂因此而夭折。

见查封阿巴罗修道院。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和澳葡当局加紧对澳门地区的殖民扩张。亚马留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4月21日抵澳门任总督，更加肆意践踏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拒交商税和地租，关闭中国在澳门的官署和驱赶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行拆屋挖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香山望厦龙田村民沈志亮等人因先人骨殖被毁，于1849年8月22日与郭金堂、李宝、张根、郭洪、周玉和陈发等人经过周密的计划，趁亚马留于傍晚到望厦龙田村骑马打鸟取乐之机，埋伏在距离关闸300米处，对其实施突袭，致其当场毙命。亚马留的随行副官也被砍伤，仓惶逃回澳门。沈志亮等人的英雄行动震撼了葡萄牙当局，他们立即对望厦等地居民采取报复，同时照会广东政府严惩凶手。英、美、西等国领事馆发表声明支持澳葡当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屈膝妥协，将沈志亮杀害于前山，郭金堂发配充军，并把亚马留的残肢交还葡方。香山和澳门人民厚葬沈志亮于前山寨城西门山坡（今前山镇西门大街，山坡已毁），立碑“义士沈志亮之墓”，以志钦敬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