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本年，澳门议事会颁布《澳城通官、通事及文案章程》（Regimento da Língua da Cidade e, dos Jurubaçase Escrevaens），以规范翻译职业活动。当时，澳门议事会有一名首席翻译（língua principal），两名小翻译（jurubaças menores）和两名文案（escrivaens），通常都是华人，且必须是皈依天主教的华人。章程还规定：未经议事会同意，翻译小组不得自作主张擅自答复，尤其是在那一些有分量的事情上。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Ásia, 49—V—8, fols. 245—251. 该档Códice 49—V—6第457—463页有钞件。参见Jorge Manuel Flores, Comunicação, in formação e propaganda: os 'Jurubaças' e o uso do português em Macau na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ⅩⅦ, in Encontro do Portugués-Lingua da Cultura, pp. 107—12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月22日─1548年2月9日)2月12日，葡王若奥三世任命王室贵族莱奥内尔•索萨(Leonel de Sousa)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这是1546年以后的第二次任命。葡萄牙王室一直以“巡航首领制度”的形式对远东商业航行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惯例，统领船队的巡航首领(又称甲必丹末)不仅享有特定航线贸易独占权，身兼贸易总监、巡航首领及外交代表等多种使命，而且还可以国王的或葡印总督的名义，在沿途各港口出任临时性的最高长官，相机处理各种事务，故又被称为“海上巡抚”或“移动总督”。中日贸易航线本来是商人和冒险家们建起来的，但王室很快插手，掌握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任命权：一是王室可以分享葡中和葡日贸易的丰厚利润；二是可以对远东海上来来往往的葡商们混乱无序的行为定一些规则；三是以王室的名义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有些帮助。一份早期耶稣会文献称：从彿兰西斯科•沙勿略死于上川岛时就是如此，葡萄牙人带着银子从印度来到这个港口(上川)，从中国人那里购入生丝和其他商品。有人将中国商品带回印度，也有人将它们运往日本。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一般译为中日贸易船队司令或中日贸易船队总指挥，或中国与日本航海的加比丹•莫尔，本书统一译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葡王任命书，见冈本良知：《16世纪日欧交通史研究》，第277——278页。李玛诺(Dias Manuel)神父于1610年称：葡萄牙人携带中国商品前往日本的初期，没有国王的许可书，任何人不得进行这种贸易，葡萄牙国王一直确保他规定的这一许可权。这一敕令使许多贵族竭力服务于国王。这是国王在印度实行的恰当措施之一。参见José Alvarez-Taladriz： 《1610年关于澳门、长崎间贸易船Armação契约的资料》，载《基督教研究》第12辑，1967年，第358--359页，转引戚印平：《早期澳日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11页)。戚印平：《早期澳日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410页；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50页。罗理路：《澳门寻根》，第34页。这是文献中较早提到葡萄牙人的生丝贸易，16世纪中，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最大宗当是生丝。特别是在16世纪中后期，1580—1590年由澳门输入果阿的生丝为每年3000担，而输入日本之生丝每年在1000～1600担。(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p.6;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p.52.)据16世纪末，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周游世界评说》记录：“商品的种类主要是生丝，据我估计，一担生丝需花费90塔艾尔(tael)现金相当于黄金90斯格特，白银100里彿罗，每一里彿罗相当于20盎司。但这是最高价，通常一担价值70塔艾尔。”据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东印度或葡属印度针路、旅行及航行志》第132—133页的介绍：中国有三种生丝，最上等为“南京(Lankin)丝”，第二等为“佛山(Fuscan)丝”，第三等为“南赣(Lankam)丝”。此外，还有若干品种的丝称为撚丝。未经纺撚的“南京白丝”价格每担145～150雷阿尔，佛山生丝每担价格160～170雷阿尔，而广东撚丝每担价格50～55雷阿尔。高濒泓一郎：《日本ィェズス会の生丝贸易につぃて》，载《基督教研究》第13辑，第170—171页。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12月1日，泰玛诺神父记录澳门的情况称：在澳门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在不同的港口奔走，但真正的葡萄牙居民只有500人。这些人口数字，均未将华裔妇女计算在内。据黎沙(Almerindo Lessa)称：葡萄牙人一开始在澳门拥有的大部分妇女都是从马来语地区——整个南洋群岛，甚至锡兰(这便是若奥•巴罗斯和贾梅士笔下的Traporbana)带去的。当时葡萄牙人名气很大，因为在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次航行中，有一个浪漫的插曲。由于一个女子的通报，或不知多少女子的协助，我们的人免遭屠戮。“他们从士兵和当地人那里了解情况后，将一切通知了我们的人，因为她们知道所有的命令。这些马六甲的妇女非常钟情，愿意满足一个男人的愿望，甚至不惜为他们的男人献出生命”。这已经为我们所津津乐道。洛佩斯(Fernão Lopes)曾经说道，大部分妇女都很漂亮，“皮肤黝黑，穿著名贵的丝绸，外披一件短衫。大部分都很漂亮”。杜阿尔特•巴尔波萨 (Duarte Barbosa)也有这样的说法。博克塞亦称：“建于约1555─1557年的澳门城，在最初期的殖民者当中是没有白种妇女的。他们也没有与邻近的香山县的华人融合在一起，与他们一同居住的妇女一般是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来的，而这些妇女身份多数是奴仆。可是过了一阵子，一群为数不少的华人开始定居于逐渐发展的港口，由于在明朝时期，中国禁止与日本贸易往来，所以澳门很快形成了中日贸易中心。因此，葡萄牙的男人开始与中国女人通婚；不过中国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约女佣(妹仔)居多。”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p. 36.Almerindo Lessa, L'Histoire et les Hommes de la Premiére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e l'Orient: Anthropobi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 p. 103.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1975, p. 84.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2月12日，据统计，澳门有460名已婚葡人，其中三分之一去世，三分之一为老人，还有160名年轻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县张汝霖奉督抚两院之命发布“为严禁愚民私习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肃法纪事”告示，要求严拏澳门传教华人林氏父子。并将进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该澳夷目严加封锢看守，不许擅开。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内地民人入教者，立即严拿治罪。其寺内原贮西洋经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从前入教愚民，嗣后务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纪。从前进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许令自首，改业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县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礼拜或于私家仍习天主教诱民惑众者，立将本人按律重治，保邻不举，一并坐罪。暴煜：《（乾隆）香山县志》卷8《濠镜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新订《澳门交犯章程》正式颁行，共24款，其中明确规定：“凡罪犯必须是华民，且所犯之罪与1886年9月16日批准之葡国律例第55、57两条所载相符者方可解交。”《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第2册《澳门交犯章程译文》，第844—849页。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28日，粤海关监督命令行商通知已经抵达澳门的6位荷兰大班，他们的船要停留在澳门，这样可以获得安全，但不能给他们来广州的执照。他同意派官员前往澳门丈量他们的船只，他们也可以在澳门随便买卖。29日，澳门议事会向广东巡抚请求，不要将荷兰船留在澳门，因为荷兰人全副武装，恐怕会攻击他们。因此，广东巡抚派出行商向他们表示，同意荷兰船驶入内河，并停泊在二道滩以下。开始，荷兰人拒绝执行巡抚的命令，不愿进入虎门，只希望留在澳门，但在广东政府的威逼下，于9月3日离开澳门，启程前往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