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翔，字騰翮、仁卿，號鳳樓，香山縣人。[1]進士、太史、書法家。 清咸豐十年（1860），黎翔榮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進士[2]，選庶吉士，未散館；官至太史（明清時，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又稱翰林為太史）。 黎翔為澳門鏡湖醫院撰寫《鏡湖醫院記碑》。[3] 澳門三街會館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後，日漸廢圮，澳門八百餘家商人、店號遂“商議醵金數千有奇，爰集鳩工”，在其舊址重修三街會館。由三街會館值理總領其事，從館內保存的買賣房屋契約看，咸豐八年（1858）前開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這次重修將會館有所擴充。重修竣工後，立有《重建闔澳公所碑記》，撰碑者為國史館協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於書法，創作的一副對聯立軸，規格為133釐米×30釐米×2。[5] [1]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頁。 [2]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頁。 [3]《澳門萬象》編寫組：《澳門萬象：簡明澳門百科全書》（下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第601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頁。 [5]《黎翔　對聯立軸》，載“卓克藝術網＂，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梁家瑛，香山縣六區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天津海關關長、天津市政協黨委書記。 家瑛家境殷實，青年時代外出求學，30年代中期在上海市的海關稅務專科學校畢業，進入海關工作。 1937年，家瑛調任珠海拱北海關，次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港澳工委的直接領導下，他成功組織拱北海關關警的罷工鬥爭，並吸收了五名隊員入黨。 1940年初，家瑛調到四川省萬縣海關工作，其地下黨的組織關係轉到川東特委。抗戰期間，他遵照黨的指示，致力開展社會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係，先後為三位上級領導人安排社會職業，作為掩護。 抗戰勝利後，萬縣海關撤銷，家瑛被海關總署的地下黨組織安排到天津海關任職。 1948年4月，任職地下黨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被捕變節，出賣一批川東地區的地下黨員。幸好家瑛離開四川，行蹤不定，未被國民黨抓捕。 1948年冬，家瑛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南下，參加香港九龍海關起義準備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家瑛重返天津海關工作，歷任副關長、關長。60年代初，在他的領導下，天津海關獲得“全國紅旗海關”的榮譽稱號。 “文革”期間，家瑛受到康生的迫害，被誣陷為冉益智一夥的叛徒和潛伏在黨內的異己分子，坐牢21個月。打倒“四人幫”後，他獲得平反昭雪，後被海關總署調到北京外貿學院籌建海關學系。 兩年後，家瑛調任天津市僑務辦副主任，繼任天津市政協黨委書記。 1985年，家瑛離休後，擔任海關學會副會長，主持26萬字的《海關職工革命鬥爭史》一書的編輯工作。[1]他撰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海關職工革命鬥爭歷史述略》一文，發表在《海關研究》1991年第3期上。[2] 1992年初，家瑛及家人從深圳蛇口乘船來到闊別多年的家鄉珠海。拱北海關領導人為這位八旬老人提供了生活起居的方便。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榕達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龍貴興陪同家瑛，回到金鼎鎮看望故居，並拜訪鎮政府。[3] 1999年，家瑛在天津病逝，終年86歲。[1]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400-401頁。 [2]戴一峰：《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述評》，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第17-24頁。 [3]卓華明：《梁家瑛和抗戰初期拱北海關的地下革命鬥爭》，載《珠海文史）（第14輯），珠海：珠海政協，2006，第67-71頁。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馬文騶，字瞻一，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國時期國民黨官員、檀香山僑領、詩人。鄭乃炎妹夫。 馬文騶早年擔任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監察委員兼秘書、澳門中山教育學院講師。 50年代初，馬文騶舉家移居美國檀香山，成為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的領導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一九七五年特刊》。 馬文騶生育三子二女，長子馬任遠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初任太平洋士廠化驗師，後任設計師。二女馬本維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外交系高級護理系、德洲陸軍衛生醫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歷任美國陸軍醫院少校護士長，調任中東埃及美國陸軍醫院工作。次子馬任弘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商業管理系，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接受美陸軍部特種訓練。四女畢業於夏威夷大學土木工程系，任職政府機構，後奉派往南朝鮮為工程師。 馬文騶初到美國時，生活窮困，在餐館打工賴以維生。他以中國的文化、孔孟學說，倫理道德思想及國家民族之觀念教育子女，且從各方面激勵子女讀書，子女不負父望，個個成才。經金山區評議，馬文騶榮獲1988年度“檀香山模範父親”稱號。 馬文騶自幼愛好詩詞，詩作歷數百首，出版《岫雲廬詩集》，受到海外僑胞稱讚。陳立夫評價《岫雲廬詩集》說“妙造自然，如見道心，取語甚直，矯矯不群”。 馬文騶在艱苦生活中學得一身好廚藝，後來自己開設餐館，成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館的創辦人兼總經理。他擔任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榮譽會長、夏威夷馬氏宗親會榮譽會長、世界中山同鄉會總會副評議長，並任全美華人福利總會第四屆代表大會秘書長。馬文騶身在美國，心念故鄉，改革開放後回到北京、廣州、中山等地探親觀光。 現錄馬文騶的詩三首：[1] 《秋夜有懷》 慣坐小樓聽夜雨，今宵對月伴長檠。萬言隱約秋聲裡，清夢縈牽雁影橫。 遣此晴空當逆旅，拚將塊磊入瑤觥。人間未改荒涼態，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風冉冉綠山城，池漲新蛙試夏聲。雨霽蟬鳴催蕩熟，鄉心苑轉動行旌。 朱門酒肉熏天臭，忍聽春來杜宇啼。華屋邱圩人聞寂，千山濯濯夕陽低。 《春暮》 殘紅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夢醒。茂草苔深王謝宅，夜蘭無語數春星。 [1]英豪：《馬文騶先生和他的詩集》，載《中山文史》（第20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79-182頁。

汪文炳，字冠時，號伴樵，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進士、作家、《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 清光緒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880）榮登庚辰科進士，殿試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選授浙江富陽知縣，署理錢塘知縣，升候補知府；後遷任庚子科浙江鄉試同考官、乙酉科順天鄉試彌封官，賞花翎、鹽運使銜。[1] 1915年，汪文炳和張丕基（仲弼）被聘為《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重修《香山縣志》（光緒志）共16卷，志成於1923年。[2]《香山縣志續編》提到“澳門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間，載在縣志，每年僅納地租銀五百兩”。“20世紀20年代，澳門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合計周圍水陸地方平面計算共約370里。” 晚年時候，汪文炳歸隱，與邑中名士李贊辰、林星舫、梁碧珊、鄭鼐等人，在南門迎陽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會”，唱遊為樂。 汪文炳善於作詩，現錄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會宴集迎陽石》 朋輩招邀讓我先，聯歡九老繼唐賢。重陽節幸留佳日，南極星欣聚九天。 石上題詩偉韻事，樓頭醉月邁英年。滄桑世變撩人感，徙倚斜陽古樹邊。 《步鄭君熙見贈四首韻》 管領湖山記宦遊，飽餐風月集清流。宰辭花縣圖歸隱，恨抱萱帷莫解憂。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跡寄浮歐。且傾樽酒酬佳節，勝會春明瞬復秋。 《聞本邑專審所員曾羅被逮捕解省感賦》 其一 掃除專制說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賄賂公行無枉直，脂膏盡吮等妖魔。 歐風美麗陰全翳，白鏹黃金撫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階下罪嚴科。 其二 恨煞機關布爪牙，作倀引虎罪應加。 通風兔狡營三窟，敗露狼貧哭幾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測盡誅邪。 諸公有意休鉗舌，莫比寒林宿暮鴉。 [1]《汪文炳‧清末》，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02-103頁。 [2]《香山縣志續編》，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吳興祚，字伯成，號留村，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入漢軍正紅旗籍。兩廣總督、詩人。 父親吳執忠在禮親王代善府中擔當幕僚，被授予頭等護衛。1650年初，吳興祚以貢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鄉知縣，當時白蓮教聚眾反抗朝廷，成為一大隱患，他開導和遣散教眾。不久，他因犯錯，被降補江南無錫知縣。 無錫縣吏虧欠了官庫錢財，更換了幾任也沒法償還，免職後仍留在任所不許離去。吳興祚到任後，為本縣請求豁免這筆虧欠款，那些應當償還的則捐出私財代為繳納。吳興祚用耕種官田所得的租錢僱用勞役，老百姓的困難得以解除。發生饑荒時，他又叫人煮粥救濟給饑餓的百姓。 八旗兵駐防蘇州，吳興祚向領兵的固山請求允許自己單騎前往軍中進行約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雞，被吳興祚查出後，立即鞭打，以示處罰，使士兵都嚴格遵守紀律。1674年，吳興祚遷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諸侯及諸侯的上卿之禮），仍留下負責處理知縣事務；又因漕運總督帥顏保舉薦，他被破格提拔為福建按察使，為清廷收復鄭成功所佔廈門、金門等地。 1681年，吳興祚被提升為兩廣總督。到任後，他上疏揭發尚之信在廣東橫徵暴斂、老百姓深受其害長達幾十年。他列舉鹽埠、渡稅、漁課等各種弊端，上奏請求罷免。他上疏請求將禁界再拓寬，聽任百姓捕採耕種。皇上派了尚書杜臻、內閣學士石柱會同吳興祚巡歷諸地，進行測量規劃，使兵民都有安居樂業之地。 他又上疏稱潮州海汛遼闊，商人往來貿易，因擔心奸徒暗中騷擾破壞，應當將澄海協達濠營的水汛官兵船隻改歸南澳水師鎮統轄，與碣石鎮互相聯絡，巡視保衛外海的島嶼，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吳興祚上疏請在廣東、廣西二省設爐鑄造兵器。給事中錢晉錫、御史王君詔上疏彈劾吳興祚在鑄造之事上弄虛作假，冒領功勞，將此事交由吏部商討判決。1692年，吳興祚被授為歸化城右翼漢軍副都統，但又因犯錯被降級。 1696年，皇上親征噶爾丹，命他從呼坦和碩前往寧夏安撫13個驛卡，但他請令願意效力鎮守沙克舒爾驛，沒多久，官復原級。 1697年，吳興祚去世，終年66歲。 吳興祚為政時為民著想，免除苛稅瑣事，受到遠近百姓的愛戴。他任過官職的地方，都將其列入名臣之中進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詩鈔》、《宋元聲律選》、《史遷句解》、《粵東輿圖》等書。[1] 1684年春，工部尚書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在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的陪同下，在澳門巡視二天。之後，廣東官員對澳門巡視頻繁。[3] 現錄吳興祚約作於1682年的詩一首： 《自香山縣渡海赴濠鏡》[1] 欲經濠鏡，薄暮正揚舲。風雨聲相搏，魚龍氣自腥。 黑雲迷遠嶼，白浪擁孤汀。隱隱聞鐘鼓，蠻歸議事亭。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頁。 [2]《中華全二十六史》編委會：《中華全二十六史》（白話文版第10冊），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頁。 [3]鄧開頌：《葡萄牙佔領澳門的歷史過程》，載“潮汕風情網＂網，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盧光裕，字聖珍，號舜渠，諱光裕，廣東省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澳門富商。盧九的長兄盧華錦第三子。[1] 盧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為，深得叔叔盧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經營商業，逐步致富。盧光裕與堂兄盧廉若多次承充澳門闈姓生意。1899年，他和盧廉若、葡人伯爵‧飛難地合作，承充澳門闈姓。1901年，內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恩科奉旨延遲，以致所收銀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盧九與林西、何連旺連續三屆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是亞納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飛難地，每年上交規銀升為150000元。新合同是舊合同期滿後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東與新三記公所簽訂合同，經營澳門闈姓生意。該項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何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飛難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盧氏家族共佔120股，控制著新三記公所和此項生意。 1897年，盧光裕、盧九與另一名賭商柯六合作創立恆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經營十年。盧光裕擔任該公司司事，“盧光裕做該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寶行銀號是盧九一手創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業之一，1905年初，盧九委任盧光裕為該銀號司事，掌管銀號日常事務。可見盧九對盧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盧光裕和盧廉若成為澳門業鈔公會副會員。 1907年3月，盧光裕與蕭登合作，承批位於馬蛟石炮台相連之山腳一塊空地。 1909年1月2日，盧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經營仁慈堂彩票的內幕。恆和公司三大股東，盧家佔了兩個，而且盧光裕長期擔任公司司事。但盧光裕已去世，該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報請求將恆和公司解散。[1] 盧光裕是澳門第一批的住宅電話使用者。[3] 盧光裕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後，通過捐錢做官。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光裕去世時，女兒盧梅君14歲，妻子侯氏是女兒代理人。妾秦氏，兒女盧亞蘇、盧芳姑不到14歲，秦氏是兒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兒盧波詳不到14歲，伊氏是女兒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28-29頁。 [3]程惕潔：《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85頁。

何作猷，字汝宏，號仲秩，香山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人。進士、翰林院編修。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榮登戊戌科第215名進士，殿試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為癸卯科鄉試擔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緒三十年（1904），他為甲辰科會試任同考官；朝廷賞戴花翎二品銜。後來，何作猷擔任甘肅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戰爭後，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尤其牽動人心。內外官員、在京會試舉人2000多人紛紛上書，要求廢約抗戰，反對割地賠款，涉及當時全國23個省區，與台灣島內的抗日戰鬥一起形成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反割台鬥爭”。何作猷參與上書。當時，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會館，也是會館管理者。孫中山曾蒞臨中山會館。[2] 1917年，廣東圖書館復館時，實行董事會制，馮願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監理，後改委員制。第一任館長是馮願，李茂之、何作猷、茅謙之先後繼任館長。[3] 澳門哪吒古廟簷際懸一匾額，題“哪吒古廟”四字，乃何作猷所書。該廟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廟碑及對聯參證。[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龍拱村（今中山市城區槎橋村龍拱街）。 現今小欖何家祠，又稱僕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經歷200年之後，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進三間，台樑式木架構，後座寢室原有頂脊長聯一副，以表彰僕射何公的忠烈史跡，是由清浙閩總督何璟所撰長聯： 諫二帝割三鎮，早知和議之非，其如國步艱難，一木當風支大廈； 察敵騎將再來，代草勤王之詔，豈意人心渙散，孤魂隨日返虞淵。 中座亭堂有一副頂脊聯，是時任清翰林院編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兩房，兄弟發祥鐘鳳嶺；[6] 孤忠垂萬古，君臣大節樹燕山。[7] [1]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頁。 [2]劉征：《海峽兩岸的文化樞紐》，載《中國文化報》，2009年2月3日。 [3]方志欽、蔣祖緣：《廣東通史》（近代下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頁。 [4]郝雨凡等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425頁。 [5]何仰鎬：《欖溪風物》，載《中山文史》（第46輯），中山：中山政協，2000，第159-221頁。 [6]鳳嶺：指小欖。 [7]燕山：指徽、欽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朱念高，香山縣（澳門）第一任縣丞。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級為香山縣。從明隆慶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繳交的地租銀500兩，由香山縣代為徵收。 清雍正八年（1730），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朝廷增添香山縣丞一名，專門處理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事務和糾紛。 雍正九年（1731），香山縣丞衙署設立，最初駐紮於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縣丞，負責對澳門行使主權和實施管理。縣丞是知縣副職，派出副知縣一級官員專門駐守澳門，說明清政府對澳門十分重視。[1] 為了顯示鄭重，廣東巡撫策楞還奏請發給香山縣縣丞印記，上刻“管理廣州府香山縣左堂關防”，後改為“香山縣分防澳門縣丞之關防”，授予香山縣丞相對獨立的外事職權。從此，由香山縣丞簽發給澳葡機構的公文，於日期之上加蓋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兩廣總督策楞在處理一宗葡萄牙人殺害華人案後，上疏清廷加強防範。乾隆九年（1744），縣丞衙署從前山寨移至澳門望廈村，隸屬於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加強對澳門事務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總督亞馬留為擴張地界，將縣丞衙署連同《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石碑拆毀，縣丞和官員被迫遷回前山寨駐紮。 朱念高任職一年，雍正十年（1732），顧嵩接替擔任香山縣丞。[3] [1]《香山縣歷任縣丞駐節澳門表：1731-1906》，載《中山文史》（第4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9。 [2]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頁。 [3]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的歷史審視》，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