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1746)权澳门同知事,两年后实授澳门同知。在任内,曾报请查封唐人庙。1748年发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门杀死华人李廷富、简亚二一案,葡人驻澳兵头若些拒不肯向中国交出凶犯,他反复与之交涉,最后终获解决。又与香山知县暴煜制《澳夷善后事宜条议》12条勒石刊布,重申中国在澳门的行政司法主权。但朝廷对该案处理结果不满,被降职去任。遂返乡隐居,不复为官。
他平生好文,著作除与印光任合著《澳门纪略》外,还有《辛辛草》、《吴越吟》、《耳鸣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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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乾隆十一年(1746)权澳门同知事,两年后实授澳门同知。在任内,曾报请查封唐人庙。1748年发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门杀死华人李廷富、简亚二一案,葡人驻澳兵头若些拒不肯向中国交出凶犯,他反复与之交涉,最后终获解决。又与香山知县暴煜制《澳夷善后事宜条议》12条勒石刊布,重申中国在澳门的行政司法主权。但朝廷对该案处理结果不满,被降职去任。遂返乡隐居,不复为官。
他平生好文,著作除与印光任合著《澳门纪略》外,还有《辛辛草》、《吴越吟》、《耳鸣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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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释光鹫,1637-1722
罗天尺,字履先,号石湖,又号百药居士,生于广东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一个书香之家。清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惠门八子”及“凤城五子”之一。[2] 祖父罗孙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与陈恭尹、梁琏、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组织石湖诗社,驰名远近州府。[2]父亲罗世举是1693年副贡生,家道中落,却坚守家中园亭花木,力劝其弟勿变卖。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权贵,晚号棱崖居士;著有《驱饥集》。 天尺幼承家学,聪明颖悟,博学多识,尤长于诗;1736年考中举人,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不中。1721年,他与何梦瑶、苏珥、劳孝舆等同为学政惠士奇所赏,成为补诸生,当时有“惠门八子”之名。他又与余锡纯、陈份、严大昌、梁麟生合称“凤城五子”。 1730年,鲁曾煜总纂《广东通志》,天尺与劳孝舆同任分纂,撰拟诸稿,多所采取;因资望未深,颇招谤议,相继辞职,所以《广东通志》完成时不得列名。 天尺回乡授徒。中举后一上公车,他就奉母居于顺德城北门外石湖故里,杜门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瘿晕山房诗钞》、《文钞》。晚年时候,他自定其诗为《瘿晕山房诗删》。其诗以学宋诗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长篇跌宕不羁,其余诸体亦高雅超脱。 他与张汝霖交情甚笃,张汝霖于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访于石湖草堂,作《二罗行》相赠,诗末云:“安能君似罗山长作主,我侣浮山海中寓。万里长风海上来,浮山忽与罗山遇。天俾李子作铁桥,两山终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谈艺》)。次年春,天尺到广州禺山寓斋探访张汝霖,与粤秀书院山长郭植谈诗,好事者为绘《三子论诗图》。 天尺一生体弱多病,17岁时因心悸而辍学,长年服药,因此自号“百药居士”。他清心寡欲,调养有方,活得长寿;[3]1766年去世,终年80岁。 现录罗天尺的诗两首:[2] 《题澳门图》 澳口东风未易寻,莲茎关外大洋深。谁当海不扬波日,写出人来归市心? 鱼撼腥风疑岛动,蜃浮楼气入春阴。天边不用乘槎去,酒后青山画里吟。[4] 《送家漱公游澳门》 壮游谁不羨,十字列成门。地势中华尽,涛声海市喧。 花钱唐壻重,蛮律法王尊。亦足觇风化,輶轩好细论。[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市政协文教体卫委员会:《佛山历史人物录》(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页。 [3]张解民、叶春生等:《顺德历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页。 [4]这首诗约作于1721年。清代的《澳门图》不止一幅,题咏之作颇多。这首诗为《澳门图》题咏中较早的一首。颔联写出封建社会的“盛世”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时代色彩。 [5]这首诗大约作于1748年。
罗天尺,1686-1766
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
清初诗人,史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入广州,曾参加陈邦彦等发动的抗清队伍。顺治七年,清军再破广州,为避祸,削发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种。后与同里文士创“西园诗社”,以诗言志,砥砺名节。两度北上游历,先后到南京、北京、山海关、关中、山西等地,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结交遗民,以图复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庐。康熙元年(1662)归粤,蓄发还俗。台湾郑克塽降清,复明绝望,遂隐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录》,表彰抗清忠烈,未几病殁。善写诗,诗风明朗雄健,颇负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军入关时暴行,感伤时事,为后世传诵。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诗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30余种。屈大均曾在澳门居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情节尚待进一步考订)。他在澳门时撰写的诗文留下了关于当时澳门情况的珍贵记载。在《广东新语》卷二的《澳门》专文及《广东新语》其他各卷中,有关澳门及西洋夷人的记载将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诗外》中有以《澳门》为题的诗六首,其他吟咏澳门及与澳门相关的诗12首。这些诗文记述澳门和当时形势,澳门圣保禄教堂及澳门天主教法规礼仪、澳门经济贸易(澳门葡人海外贸易),以及葡人生活习俗及西洋物品等,观察细致,记载翔实,是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史料。
屈大均,1630-1696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6-1658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东来,1636年抵澳门。1638年入江南。1640年创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间,与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1647年,为清军所俘。次年与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后,设立北京东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东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难中被捕。1669年获康熙帝恩释。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多达20余种。
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
清朝官员。字黻昌,号炳岩。江南宝山人。清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下诏,命令省督抚举荐孝廉方正之士,印光任应诏,被荐为广东地方官。历任石城、广宁、高要、东莞等地知县,颇有政声,尤长于经办中外交涉事件。乾隆九年(1744)朝廷选派其担任第一任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到任后,首订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七条,加强清政府对澳门的管辖,并能妥善处理各项涉外事端。1745年在澳门同知任内写成《澳门记略》草稿本,后在潮州与张汝霖共同完成。1746年调任南澳同知,后升任广西庆远及太平两府知府,因事去职。晚年在乡家居,终年68岁。著作有《炳岩诗文集》、《翊蕲编》、《补亭集话》、《雨吟碎琴草》、《铁城唱和》等,今存者唯《澳门记略》。
印光任,1691-1758
天主教传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稣会。1610年抵澳门,曾在澳门教授数学两年。后至北京、常熟、杭州,与士大夫往还,被称为“西来孔子”,在福建传教23年。明天启三年(1623)刻《性学触述》八卷,系统介绍人体之神经、消化、呼吸、感觉诸系统。1623年撰《职方外纪》五卷,介绍五大洲之风土、民情、气候、物产、名胜等。1631年(崇祯四年)经瞿式谷笔录而成《几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问答》叙述西方之风俗、物产、制度及《出像经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记略》,附图57幅,这些西洋宗教画,也即是西化之中国版画。
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
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郑玛诺,1633-1673
天主教传教士。字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8年抵澳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自陕西奉诏赴京,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康熙八年)授钦天监副职,所造天文仪器,计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经平纬仪(即象限仪)、纪限仪等,又撰《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以说明各仪之制法、用法及安置法,并有绘图。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加通政使衔。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历劳苦功高,赐諡号“勤敏”,为西洋教士蒙赐諡号之始。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明清时期继利玛窦之后最具影向的耶稣会传教士。德意志人。1622年经澳门到北京。1630年由徐光启推荐入历局,编纂《崇祯历书》130卷,并为明廷铸造西式火炮。清初深受顺治帝器重,任钦天监监正,继而兼太常寺卿,光禄大夫,并诰封三代。1666年病逝于北京。著有《主制群征》等宗教著作和《古今交食考》等天文著作多部。汤若望引进西方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之学说,在军器制作上亦颇有造诣,在西学东渐史上和中国科技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卢文起,字深潮,号斗韩,别字瀚星,香山县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进士、县令。 文起自小聪明过人,当时得到知学使惠士奇的赏识,用心栽培他。他不负所望,补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会考,荣登戊辰科进士。当时,他的恩师惠士奇罢官回归吴地,因生活贫困而变卖房屋。文起获悉后,联同其他同学捐赠600两,为恩师将房产“红豆斋”赎回。此事四方传为美谈。 文起先后担任湖南临湘县令、贵州仁怀县令。仁怀当地偏僻贫穷,苛捐杂税十分沉重。到任后,他减免贫民税收,改善人民的生活。当地文化落后,许多人不识字。他烧录诗文,兴办教育;秉公执法,磊落办事,深受仁怀民众的爱戴和拥护。[1] 某日,某妇人伙同奸夫杀死亲夫,将尸体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寻数月,找到死者未变质的尸体。杵作按照惯例,需要拆解尸体检验。文起加以制止,说死者的伤痕清晰可见,为甚么还要拆解尸体呢?他有甚么罪呢?于是,文起请示抚军,说贵州山高土厚,凡尸体不易变质且能够检验的,一概不要剖尸检验。抚军表扬他,并采纳他的建议。[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怀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建造一座遗爱祠,表彰他的功绩。后来,文起因病,回到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从事教学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与兄长卢文兴一起大力支持家乡建设,倡议集资建桥,带领村民兴建官涌桥,桥长14丈,宽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们长途跋涉之苦。 莲峰庙是澳门华人求神拜佛和集议商事的公共场所。清雍正元年(1723)莲峰庙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慈护宫”。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担任清廷户部侍郎,积极联同香山县事等,捐资修建庙内观音殿,他所撰《重修观音殿碑记‧观音大士殿宇记》记载“其中基址广延,肇造宏丽,惟莲峰慈护一宫,直并象教鹫岭。其前为天后殿,其后为观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余载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终年89岁。 卢文起博学多才,著有《四书纂要》十卷、《易经讲义》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连乡志》、《四书讲义》等书。 现今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前有一座云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当年,卢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阳》诗赞曰:[4] 一声金鼓半峰丹,丽日峥嵘复旦看。镗答应天暄负早,离晖出地曙光团。 花呈锦绣笼烟瑞,涧绕春阳煦谷寒。静传云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鸾。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382页。 [2]卢文起:《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3]冈虎:《澳门莲峰庙始建时期探微》,载《五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29页。 [4]《“香山八景”始于元代》,载“中山文化资讯网",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卢文起,1703-1792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杨匏安,1896-1931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简朝亮,1851-1933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赐諡文达,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进士、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 阮元提倡朴学,精研经籍,学识广博;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主编《经籍撰诂》,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成为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古文字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为文提倡骈偶;著有《研经室集》58卷、《研经室诗录》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终年85岁。[1] 历代方志中,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是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品质的一部,历来备受史志专家所重视。从《阮通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从修志过程中发生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争考察,《阮通志》优长之处与特点很明显:全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编纂选材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方面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书具有鲜明的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具体内容上,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对于历来方志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则力加警戒,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域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 阮元通过修志培育人才、为振兴广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2]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鸦片贸易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联名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示谕。1821年,阮元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澍;接着惩罚庇护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广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顶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监视海关收税的哨艇,在缉拿之中,该官吏用刀砍伤了一两个走私贩子,令往日那些肆无忌惮的烟贩有所收敛。同年11月,清朝廷宣布驱逐泊在黄埔的趸船,同时封锁澳门。 澳门和黄埔的鸦片走私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后,“夷商”无处存储鸦片,相率转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48页。 [2]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门的鸦片贸易》,载“文化共享网",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阮元,1764-1849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捕属(今属广州市)人。岭南文献家、编书家和骈文家、诗人。 谭自少聪颖,喜作诗赋,12岁作《鸡冠花赋》、《看桃花诗》,县中耆宿惊赞为“后来之秀”。适值两广总督阮元督粤,游越秀山寺,见到谭的题壁诗文,赞赏有加,一时传为佳话。谭以县考首选榜入学。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立学海堂,明言不教八股,专以经史考据课士,兼及诗赋,实际上是以讲求实学之风气,扭转广东文坛学术浮夸之弊。当时能跻身学海堂者,如陈澧、朱次琦、曾钊、陈兰修、谭等十多个优秀学生,几乎囊括当时岭南士子的精英。 学海堂从另一角度说是岭南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谭在学海堂常受阮元赞誉,所作《蒲涧修禊序》、《岭南荔枝词》尤为欣赏。学官叹其“粤东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誉日隆。同时,谭以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入贡,院试名列前茅。文章憎命达。 尽管谭在学界傲视同侪,但他对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导致乡试屡遭失败,20多年无缘科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又因策问触及时讳,降为榜末,险些失去。 谭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从此无意科场,安居教职。他先后任肇庆府学教授、博罗院学教谕、嘉应州学和化州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未赴任)等职,后来,他充任粤秀、粤华、端溪等书院院监,数十年培育岭南人才,诲人不倦。 谭一生为丰富岭南文库作出重大的贡献。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采和整理海内罕见古籍,钩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献,汇刻成丛,在岭南文化大地和文献之园无声播种,裨益后代,青史留名。 两人合作半生,所刻的书有《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署名是伍崇曜,实际上由选题、选材和编纂的工作,从访求、收集、研读、鉴别,并加以校勘、审定和编排之统筹,直至丛书的序言和丛书所收各书的尾跋,都离不开谭的汗水和心血。 《粤雅堂丛书》是谭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响的一部丛书。此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付刻,经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元年(1875)为止,历时25年,前后出正、续、三编,共30集,收书208种、1289卷,是清代后期一部大型私刻综合性丛书。 谭在审辑此书时,显示出他作为国内有数的文献家和编书大家的气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之逸书,如《宝刻类编》、《帝苑》。 二是收入《四库全书》编后嘉庆年间,阮元进呈,而《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尔雅新义》、《九国志》。 三是收入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佚存丛书》一部分之书:如《文馆词林》,是继《文选》后最早的诗文总集,共1000卷。此书早于北宋亡佚,日本学者发现残卷后,中土惊为秘笈。虽残页断简,弥足珍贵。 四是收录四库未收之书和其他丛书少收之书,如《虎钤经》和《四书逸笺》等,大都极为罕见。 五是收入道光前后之近人有价值而又未刻之书,如钱大绍《类经》、全望祖《汉书地理志稽疑》等。《粤雅堂丛书》凡跋尾二百余篇,其体例统一,又极有章法;征引广博,审考精详;非广揽群书、精思博见、洞识卓颖者不能为。 期间,谭受到当时学界和学术之尊阮元的高度称赞,是对我国自汉刘向、刘歆所校订古籍方法的继承和改进。谭在书后跋语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学术造诣,再分析内容,撮其要旨,评得失;又注重辩证学术,考核源流,甚得《四库全书》纪氏之味。学术上,对《四库提要》多所补正、驳正和补充,又为纪氏所不及。 谭编纂的《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及其他丛书序文,很有特色,其语体和语言风格充分地体现作者“尤工骈体文”、喜俪体和句式工整对称的特点。每种书后所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书籍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情况,十分详细。其学识之广博,功力之深厚和见解之卓越。《岭南遗书》计收75种,其书之序跋,谭之名虽隐,但功不可没。 《粤十三家集》是辑者用心收录,或借或抄或买,共得岭南十三家诗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赵必豫、区仕衡;明代李时行、黎民表、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纲兰、王隼、易宏,都是在粤诗家有一定影响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谭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12卷、《乐志堂文集》18卷(约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学海堂丛刻》,题为《乐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时著有《续国朝骈文正宗》一卷(未完)。 谭莹次子谭宗浚(1846-1888),字叙裕,后改懋安,进士,有文名,选为学海堂堂监。谭宗浚有父之风,创藏书斋“希古堂”;所继承其父的藏书,后增至八万余卷,一度总数达到12万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谭莹到过澳门游历,并作七律诗一首: 《澳门人馈青洲蟹》[2][3] 岛中珍味冠熊鱼,一例无肠企不如。[4]风雪估帆天气换,烽烟蛮榼世缘疎。 谁堪出将征佳兆,人笑居夷乏远书。闻说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飨武陵渔。[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政协:《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页。 [3]黄德鸿:《澳门掌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265页。 [4]谭莹把“无肠公仔”比作珍味,甚至连熊鱼也不及。但在从未尝过此等珍味的人来说,确实是少有的滋味。因为此种黄油膏蟹只有在咸淡水交杂的海岸边才能生养。 [5]这首诗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诗人曾到澳门,一尝青洲蟹的美味。此时在羊城接到澳门友人馈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诗之作。诗中“烽烟”、“避兵”及“武陵渔”等,与当时粤中红巾军之役有关。
谭莹,1800-1871
汪文炳,字冠时,号伴樵,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进士、作家、《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 清光绪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880)荣登庚辰科进士,殿试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选授浙江富阳知县,署理钱塘知县,升候补知府;后迁任庚子科浙江乡试同考官、乙酉科顺天乡试弥封官,赏花翎、盐运使衔。[1] 1915年,汪文炳和张丕基(仲弼)被聘为《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重修《香山县志》(光绪志)共16卷,志成于1923年。[2]《香山县志续编》提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20世纪20年代,澳门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合计周围水陆地方平面计算共约370里。” 晚年时候,汪文炳归隐,与邑中名士李赞辰、林星舫、梁碧珊、郑鼐等人,在南门迎阳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会”,唱游为乐。 汪文炳善于作诗,现录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会宴集迎阳石》 朋辈招邀让我先,联欢九老继唐贤。重阳节幸留佳日,南极星欣聚九天。 石上题诗伟韵事,楼头醉月迈英年。沧桑世变撩人感,徙倚斜阳古树边。 《步郑君熙见赠四首韵》 管领湖山记宦游,饱餐风月集清流。宰辞花县图归隐,恨抱萱帷莫解忧。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迹寄浮欧。且倾樽酒酬佳节,胜会春明瞬复秋。 《闻本邑专审所员曾罗被逮捕解省感赋》 其一 扫除专制说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贿赂公行无枉直,脂膏尽吮等妖魔。 欧风美丽阴全翳,白镪黄金抚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阶下罪严科。 其二 恨煞机关布爪牙,作伥引虎罪应加。 通风兔狡营三窟,败露狼贫哭几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测尽诛邪。 诸公有意休钳舌,莫比寒林宿暮鸦。 [1]《汪文炳‧清末》,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02-103页。 [2]《香山县志续编》,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汪文炳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金曾澄,1879-1957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刘逸生,1917-2001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释光鹫,1637-1722
王淑陶,香山县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硕果诗社成员。[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创办华侨工商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侨工商学院迁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转徙重庆。[4]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恢复上课,淑陶担任院长。[1] 1947年秋,华侨工商学院迁到广州河南沙园,增设文法两学院,改为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全校有教师80余人,设立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等12个学系。 1949年2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成立董事会。该校继承原工商学院面向华侨,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以致用。图书馆收藏有两广文献、南洋文献等珍贵图书二万余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停办。[4]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知用中学等几所广州私立中学迁往澳门。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粤省党部书记长,李大韶、孙甄陶担任执委。[5] 1949年1月,淑陶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约唐君毅与钱宾四赴穗讲学。4月4日,唐君毅与钱宾四同赴上海,7日转乘金刚轮赴粤,11日抵广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广州中山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仪式,总秘书长方治、董事长黄麟书致辞,气氛热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余嘉宾参加开幕典礼,场面热烈。[7] 淑陶历任重庆中华文商学院院长、香港华侨中学校长及董事长、澳门华侨大学校长。现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友会设立纪念王淑陶教授学业优异奖,奖励学业优异学生。 1991年,淑陶去世,终年85岁。著有《新哲学体系》、《物理学与心理学之新关系》、《陶园诗文钞》等,《海天楼诗钞》1967年由泰印务公司出版;《华侨教育的片面观》一文发表在1943年《华侨先锋》第5期上。[2] 现录王淑陶的七绝诗一首: 《松山访友》[3] 几丛黄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贮白云。 毕竟名山如有识,已藏风月又藏君。 [1]杨宝霖等:《东莞文史》(第24辑),东莞:东莞政协,1996,第86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3]澳门基金会:《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届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第82-83页。 [4]《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载“知识百科"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东迅:《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第541页。 [6]《刘国强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图书馆简介》,载“中国文化协会"网,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王淑陶,1906-1991
| 人物: | 张汝霖,1709-1769 |
| 时间: | 清前期(1645-1759年) |
| 1709年 | |
| 清中期(1760-1844年) | |
| 1769年 | |
| 关键字: | 中国官员 |
| 澳门同知 | |
| 华人旧体文学 | |
| 学术 | |
| 知县 | |
| 同知 | |
| 澳门纪略(书) | |
| 辛辛草(书) | |
| 吴越吟(书) | |
| 耳鸣集(书) | |
| 澳夷善后事宜条议(法律) |
| 资料来源: | 吴志良、杨允中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2005年,第302页。ISBN99937-1-0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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