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罗天尺，字履先，号石湖，又号百药居士，生于广东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一个书香之家。清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惠门八子”及“凤城五子”之一。[2] 祖父罗孙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与陈恭尹、梁琏、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组织石湖诗社，驰名远近州府。[2]父亲罗世举是1693年副贡生，家道中落，却坚守家中园亭花木，力劝其弟勿变卖。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权贵，晚号棱崖居士；著有《驱饥集》。 天尺幼承家学，聪明颖悟，博学多识，尤长于诗；1736年考中举人，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不中。1721年，他与何梦瑶、苏珥、劳孝舆等同为学政惠士奇所赏，成为补诸生，当时有“惠门八子”之名。他又与余锡纯、陈份、严大昌、梁麟生合称“凤城五子”。 1730年，鲁曾煜总纂《广东通志》，天尺与劳孝舆同任分纂，撰拟诸稿，多所采取；因资望未深，颇招谤议，相继辞职，所以《广东通志》完成时不得列名。 天尺回乡授徒。中举后一上公车，他就奉母居于顺德城北门外石湖故里，杜门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瘿晕山房诗钞》、《文钞》。晚年时候，他自定其诗为《瘿晕山房诗删》。其诗以学宋诗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长篇跌宕不羁，其余诸体亦高雅超脱。 他与张汝霖交情甚笃，张汝霖于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访于石湖草堂，作《二罗行》相赠，诗末云：“安能君似罗山长作主，我侣浮山海中寓。万里长风海上来，浮山忽与罗山遇。天俾李子作铁桥，两山终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谈艺》）。次年春，天尺到广州禺山寓斋探访张汝霖，与粤秀书院山长郭植谈诗，好事者为绘《三子论诗图》。 天尺一生体弱多病，17岁时因心悸而辍学，长年服药，因此自号“百药居士”。他清心寡欲，调养有方，活得长寿；[3]1766年去世，终年80岁。 现录罗天尺的诗两首：[2] 《题澳门图》 澳口东风未易寻，莲茎关外大洋深。谁当海不扬波日，写出人来归市心？ 鱼撼腥风疑岛动，蜃浮楼气入春阴。天边不用乘槎去，酒后青山画里吟。[4] 《送家漱公游澳门》 壮游谁不羨，十字列成门。地势中华尽，涛声海市喧。 花钱唐壻重，蛮律法王尊。亦足觇风化，輶轩好细论。[5] [1]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市政协文教体卫委员会：《佛山历史人物录》（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页。 [3]张解民、叶春生等：《顺德历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页。 [4]这首诗约作于1721年。清代的《澳门图》不止一幅，题咏之作颇多。这首诗为《澳门图》题咏中较早的一首。颔联写出封建社会的“盛世”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时代色彩。 [5]这首诗大约作于1748年。

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1767-1770年间在埃武腊大学学习。1769年入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会。1779年获科英布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782年被选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区一修道院中领主教神品。1783年4月离里斯本东来。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遴选汤氏出任北京主教时向其下达宗教、政治双重任务。前者为缓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达马塞诺‧萨鲁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圣为北京主教而引发的葡萄牙王室与梵蒂冈的矛盾，但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后者则为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的压制，尤其《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所规定的严厉管束。为此，海事及海外国务秘书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83年4月4日为统治澳门的葡印总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达了41条详细的指令，令其为汤士选入华作好准备。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题为《在果阿应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记及消息》的备忘录，其内容更加细致。葡印总督接卡斯特罗指令后，亦起草一指令并于1784年4月7日正式下达。同时责成澳门议事会为汤士选执行政治任务准备材料。汤士选抵达澳门后，议事会于1784年9月12日又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条组成的指令。虽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汤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华从未公开，他仅以数学家和天文家学的身份为清廷服务，自然无法执行那些为他下达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于北京南堂，享年57岁。赐葬栅栏教堂。

清初诗人，史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又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受业于顺德举人陈邦彦。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入广州，曾参加陈邦彦等发动的抗清队伍。顺治七年，清军再破广州，为避祸，削发为僧，在番禺雷峰寺出家，法名今种。后与同里文士创“西园诗社”，以诗言志，砥砺名节。两度北上游历，先后到南京、北京、山海关、关中、山西等地，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结交遗民，以图复明。清廷下令搜捕，避居桐庐。康熙元年（1662）归粤，蓄发还俗。台湾郑克塽降清，复明绝望，遂隐居著述，撰《皇明四朝成仁录》，表彰抗清忠烈，未几病殁。善写诗，诗风明朗雄健，颇负盛名。不少作品揭露清军入关时暴行，感伤时事，为后世传诵。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家”。著作有《易外》、《翁山诗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30余种。屈大均曾在澳门居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情节尚待进一步考订）。他在澳门时撰写的诗文留下了关于当时澳门情况的珍贵记载。在《广东新语》卷二的《澳门》专文及《广东新语》其他各卷中，有关澳门及西洋夷人的记载将近4000字；在其所著《翁山诗外》中有以《澳门》为题的诗六首，其他吟咏澳门及与澳门相关的诗12首。这些诗文记述澳门和当时形势，澳门圣保禄教堂及澳门天主教法规礼仪、澳门经济贸易（澳门葡人海外贸易），以及葡人生活习俗及西洋物品等，观察细致，记载翔实，是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史料。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东来，1636年抵澳门。1638年入江南。1640年创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间，与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1647年，为清军所俘。次年与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后，设立北京东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东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难中被捕。1669年获康熙帝恩释。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多达20余种。

清朝官员。字黻昌，号炳岩。江南宝山人。清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下诏，命令省督抚举荐孝廉方正之士，印光任应诏，被荐为广东地方官。历任石城、广宁、高要、东莞等地知县，颇有政声，尤长于经办中外交涉事件。乾隆九年（1744）朝廷选派其担任第一任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到任后，首订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七条，加强清政府对澳门的管辖，并能妥善处理各项涉外事端。1745年在澳门同知任内写成《澳门记略》草稿本，后在潮州与张汝霖共同完成。1746年调任南澳同知，后升任广西庆远及太平两府知府，因事去职。晚年在乡家居，终年68岁。著作有《炳岩诗文集》、《翊蕲编》、《补亭集话》、《雨吟碎琴草》、《铁城唱和》等，今存者唯《澳门记略》。

天主教传教士。字思及。意大利人，1600年入耶稣会。1610年抵澳门，曾在澳门教授数学两年。后至北京、常熟、杭州，与士大夫往还，被称为“西来孔子”，在福建传教23年。明天启三年（1623）刻《性学触述》八卷，系统介绍人体之神经、消化、呼吸、感觉诸系统。1623年撰《职方外纪》五卷，介绍五大洲之风土、民情、气候、物产、名胜等。1631年（崇祯四年）经瞿式谷笔录而成《几何要法》四卷。1637年又刻《西方问答》叙述西方之风俗、物产、制度及《出像经解》，又名《天主降生言行记略》，附图57幅，这些西洋宗教画，也即是西化之中国版画。

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天主教传教士。字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8年抵澳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自陕西奉诏赴京，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康熙八年）授钦天监副职，所造天文仪器，计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经平纬仪（即象限仪）、纪限仪等，又撰《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以说明各仪之制法、用法及安置法，并有绘图。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加通政使衔。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历劳苦功高，赐諡号“勤敏”，为西洋教士蒙赐諡号之始。

明清时期继利玛窦之后最具影向的耶稣会传教士。德意志人。1622年经澳门到北京。1630年由徐光启推荐入历局，编纂《崇祯历书》130卷，并为明廷铸造西式火炮。清初深受顺治帝器重，任钦天监监正，继而兼太常寺卿，光禄大夫，并诰封三代。1666年病逝于北京。著有《主制群征》等宗教著作和《古今交食考》等天文著作多部。汤若望引进西方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之学说，在军器制作上亦颇有造诣，在西学东渐史上和中国科技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卢文起，字深潮，号斗韩，别字瀚星，香山县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进士、县令。 文起自小聪明过人，当时得到知学使惠士奇的赏识，用心栽培他。他不负所望，补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会考，荣登戊辰科进士。当时，他的恩师惠士奇罢官回归吴地，因生活贫困而变卖房屋。文起获悉后，联同其他同学捐赠600两，为恩师将房产“红豆斋”赎回。此事四方传为美谈。 文起先后担任湖南临湘县令、贵州仁怀县令。仁怀当地偏僻贫穷，苛捐杂税十分沉重。到任后，他减免贫民税收，改善人民的生活。当地文化落后，许多人不识字。他烧录诗文，兴办教育；秉公执法，磊落办事，深受仁怀民众的爱戴和拥护。[1] 某日，某妇人伙同奸夫杀死亲夫，将尸体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寻数月，找到死者未变质的尸体。杵作按照惯例，需要拆解尸体检验。文起加以制止，说死者的伤痕清晰可见，为甚么还要拆解尸体呢？他有甚么罪呢？于是，文起请示抚军，说贵州山高土厚，凡尸体不易变质且能够检验的，一概不要剖尸检验。抚军表扬他，并采纳他的建议。[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怀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建造一座遗爱祠，表彰他的功绩。后来，文起因病，回到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从事教学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与兄长卢文兴一起大力支持家乡建设，倡议集资建桥，带领村民兴建官涌桥，桥长14丈，宽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们长途跋涉之苦。 莲峰庙是澳门华人求神拜佛和集议商事的公共场所。清雍正元年（1723）莲峰庙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慈护宫”。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担任清廷户部侍郎，积极联同香山县事等，捐资修建庙内观音殿，他所撰《重修观音殿碑记‧观音大士殿宇记》记载“其中基址广延，肇造宏丽，惟莲峰慈护一宫，直并象教鹫岭。其前为天后殿，其后为观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余载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终年89岁。 卢文起博学多才，著有《四书纂要》十卷、《易经讲义》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连乡志》、《四书讲义》等书。 现今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前有一座云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当年，卢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阳》诗赞曰：[4] 一声金鼓半峰丹，丽日峥嵘复旦看。镗答应天暄负早，离晖出地曙光团。 花呈锦绣笼烟瑞，涧绕春阳煦谷寒。静传云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鸾。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382页。 [2]卢文起：《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3]冈虎：《澳门莲峰庙始建时期探微》，载《五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29页。 [4]《“香山八景”始于元代》，载“中山文化资讯网＂，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陈寂，字寂园，又字寂爰[2]，自号枕秋生，原籍广东怀集，生于广州。 陈少时入读城中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他读中学时，成绩优异；博览群籍，尤好读诗古文辞，创作诗词。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升读大学，谋得一份小学教职。 1926年，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的聘请，陈前往柳州任教。当时广西建设厅长陆希澄赏识陈的才干，调任他为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干事。一年后，因母亲病重，陈回到广州。 陈历任广东省立女子中学、知用中学、台山师范学校、新会县立中学及澳门知用中学教员。1941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45年，担任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陈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能进入广东著名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任教，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外，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奖掖和朋友扶助。20世纪20年代初，陈还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投稿《学衡》杂志，马上受到主编吴宓的关注，并分期刊出数十首。学者刘永济读到陈的诗词后，与他通信。后来，陈多次对人感叹地说“知我者刘弘度也”。广东名宿叶恭绰、陈融对陈更是青睐有加，殷勤期许。叶恭绰更亲为陈的诗词集《鱼尾集》作圈点，并加眉批。时值抗战，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到坪石，陈北上韶关。时任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与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能文擅诗，经诗人阮退之介绍，阅读陈的诗词，大为赞赏，破格聘请陈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与音乐家马思聪成为同事。 抗战胜利后，陈担任法商学院教授期间，张北海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特辟文艺专栏《岭雅》，聘请陈主事。在任上，陈广交岭南诗友，组织稿件，在主编50期中，发表了数千篇品质堪称上乘的古文诗词，保存岭南一代文献。1949年后，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过著安稳的书斋生活。当时陈寅恪、方孝岳、容庚、黄海章、詹安泰、陈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谢健弘、卢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陈的旧友新知，时有酬唱。历史系周连宽教授回忆说，陈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说“寂园的诗词写得好”。陈的助手黄萱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陈寅恪非常夸奖陈的诗词。黄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陈多年好友，点评其诗词。 1969年，陈从教授楼被迫迁到集体宿舍。“端居类”诗多作于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与佣保杂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一时难以适应。居住环境恶劣，妻子长期患病，三个子女又需抚养，打入“牛棚”后所发的“生活费”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经济十分拮据，为了偿还债务，陈不得不廉价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籍。1976年，陈去世，终年76岁。 陈寂的诗词集，最早有《寂园诗词钞》一卷，编定于1924年10月。钞本。所录者皆为广东《商报》文艺专栏者，计40余篇。后有《鱼尾集》一卷，刊于1935年。录诗71篇，词30阕。《鱼尾集‧二集》二卷，编定于1949冬。卷一录诗150多篇，卷二录词30余阕。《枕秋阁诗钞》七卷，为陈晚年手抄本，录1949年以后诗。卷一录古风、律诗70余篇。卷二至卷七为七绝，以题材编排，分为身世、哀痛、感时、端居、纪游、寄人、咏物、咏史、论诗、论词、题画等11类。录绝句1300多首。《枕秋阁词》一卷，录词260多阕。 其子陈方教授复从旧报刊中辑得集外诗词120多篇，编为一卷。[1] 抗战时期，陈寂避居澳门，住在青洲过渚矶。[2] 陈寂一直以幽默著称，上课也不例外。他有两撇往上翘的花白胡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阑而一动一动的，令人一见就想笑。教案写在类似旧时记帐用的那种折叠式的本子上，一边讲课，一边向讲台前缓缓往地板上掉，讲完课匆匆收拢来塞回手提袋里，这在全系教授、讲师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往往引人发笑。有一次，一位同学站起来问及“含蓄”一词。他不作直接解释，而是眉飞色舞地说日前一位朋友从马来亚回广州省亲，见面叙旧时，他赠给对方一首诗：“一别乡关三十畴，曾经相约共南游；南瀛浪恶千帆远，怎奈梅花劝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声说：“写成‘梅花’就含蓄啦！写成‘老婆’就不含蓄啦！当年倘不是老婆拖后腿，反对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么？”就这样，算是对“含蓄”一词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课电铃响过，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等了20来分钟，仍不见他的踪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讲坛，把手提袋往讲台一搁，呼吸还没有恢复均匀，就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我想了一首诗。”他缓慢地吟了起来，原来就是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吟罢，他说：“我想呀，想呀！想来想去，就忘记来上课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吟了一首七绝：“幔帐低垂锁玉娇，溶溶细语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来急雨打芭蕉?＂大多数听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诗的含意；只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学从高楼视窗撒尿下来，很失体统。他是用诗句对那位同学提出批评啦！[3] 现录陈寂的诗三首： 《题〈青洲图〉》 堂前踮踮白鸥翻[4]，堂后森森古柏存。隔岸数峰清似水，梦来还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满江村。[5]嬉春记得儿时事[6]，故国东风望眼昏。[7] 《过望厦》[2] 碧翳林塘聒午蝉，萍开还见橛头船。[8]澹师去后江山老[9]，行过寺门无杜鹃。[10] [1].陈永正：《枕秋阁诗词略论》，载《诗论诗讯》，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页。 [3].彭颂声：《心里充满著爱》，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第77-78页。 [4].踮踮：堕落貌。《后汉书‧马援书》：“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 [5].漠漠：弥浸貌。 [6].嬉春：游春。 [7].以上二首诗作于1941年春。当时诗人约邀张逸、张谷雏、郑哲园、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矶山园雅集，作画题诗。上首“梦来还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国东风放眼昏”之句，寄托故国之思，颇有苍凉之感。 [8].橛头船：又作橛头。小木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雨细春江渺。” [9].澹师：指澹归和尚。 [10].寺：指普济禅院。这首诗亦作于1941年。

邓尔雅，原名溥，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1]著名文字学大家、篆刻家。名儒邓蓉镜第四子。 尔雅是东莞邓云霄第十一世孙。邓云霄是1598年进士，以谏恒出湖广左右参藩，为官行法严毅，为文渊浩宏硕，尤工诗律，著作等身，《紫云楼诗稿》、《漱玉斋文集》、《词曲竹林小记》、《笔记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邓云霄、邓逢京父子晚明时期，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都以篆刻齐名。邓逢京有五方印传世，沉厚朴茂，饶有可人风致。 父亲邓蓉镜于1864年考中举人，1871年荣登进士，历任丙子会试同考官，己卯（1879）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官；后为江西督粮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邓青天”美誉。三次诰授资政大夫，加二品衔花翎。1893年回乡，后任广州广雅书院第三任山长（院长）。邓蓉镜亦精通篆刻，与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过从甚密，现存黄士陵为尔雅于1892年所刻“莲裳翰墨”和后在广雅书院时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尔雅受到家风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大他六岁的哥哥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尔雅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旁听生”，他自小略知六书体例。父亲在家里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痴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力嬉戏，深得父亲喜爱。家里大量的藏书，成为他童年岁月的伙伴，关于篆印的书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里书，就到书坊购买金石图籍。当时这类书，都是点石影印出版，价格便宜，而古代图书、印谱，甚为难得。他四处向戚友借阅，博览群书。之后，他渐渐窥得篆刻的门径、篆刻的要领，甚么冲刀、切刀之法，甚么阴阳、布白，小小年纪，他自己操刀如笔，八岁时开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执辈的赞赏。 尔雅专心研习黄士陵的印，自称是黄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颇有师传斩钉截铁之风，方劲古拙之妙，但不为所囿，能入能出，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闻名遐迩，蜚声海外。 1899年，尔雅入读广雅书院。1905年偕妻及长子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担任小学教员；次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赏奇画报》；1912年与黄节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5年后，尔雅以书刻文章游艺粤桂等地。 1910年，尔雅名列于《广印人传》；1911年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数以万计。他培养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尔雅携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筑绿绮园居住；1926年，他与潘达微、黄般若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8年担任《非非画报》编辑；1932年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后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区绥靖公署委员；1936年与黄节组建南社广东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广州沦陷，避兵岛上，治印《不求闻达》。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他担任征集组组长。日寇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抗战胜利后，治印《幸民》、《历劫不坏》等。[3] 晚年时期，尔雅喜欢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刀笔俱现，韵味清朗；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这是他篆刻的一种代表性创造。 在尔雅的影响下，一家人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子邓橘，自幼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参加印学社团的活动。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参汉金意趣，疏密变化，至堪玩味，深得父执青睐，可惜早逝。次子邓祖永、三子邓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邓橘，列名于印人传中。尔雅的继室叶奕，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尔雅引导下，不时操刀治印，先是由尔雅把印文写在石上，让叶奕摹刻；久而久之，叶奕熟能生巧，从摹写、布白、操刀，挥洒自如。[2]1954年10月6日，尔雅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邓尔雅着有《文字源流》、《邓斋印谱》、《邓斋笔记》、《艺觚草稿》、《艺》、《绿绮园诗集》、《集唐宋诗联》、《聊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书。[1] 邓尔雅的外孙和外曾孙喜欢篆刻，只是业余爱好，无继承祖业之意。从邓云霄算起，篆刻之艺相传15代，家风不失，难能可贵。邓尔雅一生刻过多少印，实在无法统计。由东莞政协主编、荣宝斋出版的《邓尔雅篆刻集》，收入邓尔雅近2500方印。楷书印似俗实雅，古雅清朗，冲和自然，格调甚高。鱼鸟虫书入印，线条畅达宛转，盘曲游动，方寸之间，艳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简约洗练，线条圆洁厚润。金石味中透出强烈的装饰美，别具韵味。[2] 邓尔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门留下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多幅作品为澳门博物馆收藏。2008年12月，澳门行隐画艺学会主办的“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卢园春草堂举行。展出20世纪40-50年代旅居澳门的画家邓尔雅、冯芝、陈融、沈仲强、邓芬、李研山、张韶石、傅菩禅、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观者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画家丰富的文化底蕴、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可以提高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的水准。[4] 现录邓尔雅作于1923年的诗一首《澳门》：[5] 古刻摩厓不可寻，惟存普济一禅林。 当时遗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邓尔雅》，载“邓尔雅个人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黄大德：《篆刻大家邓尔雅》，载《东莞日报》，2007年11月28日。 [3].《邓尔雅》，载“中国硬笔书法线上＂网，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举行》，载《中国书画报》，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页。

汪文炳，字冠时，号伴樵，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进士、作家、《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 清光绪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880）荣登庚辰科进士，殿试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选授浙江富阳知县，署理钱塘知县，升候补知府；后迁任庚子科浙江乡试同考官、乙酉科顺天乡试弥封官，赏花翎、盐运使衔。[1] 1915年，汪文炳和张丕基（仲弼）被聘为《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重修《香山县志》（光绪志）共16卷，志成于1923年。[2]《香山县志续编》提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20世纪20年代，澳门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合计周围水陆地方平面计算共约370里。” 晚年时候，汪文炳归隐，与邑中名士李赞辰、林星舫、梁碧珊、郑鼐等人，在南门迎阳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会”，唱游为乐。 汪文炳善于作诗，现录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会宴集迎阳石》 朋辈招邀让我先，联欢九老继唐贤。重阳节幸留佳日，南极星欣聚九天。 石上题诗伟韵事，楼头醉月迈英年。沧桑世变撩人感，徙倚斜阳古树边。 《步郑君熙见赠四首韵》 管领湖山记宦游，饱餐风月集清流。宰辞花县图归隐，恨抱萱帷莫解忧。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迹寄浮欧。且倾樽酒酬佳节，胜会春明瞬复秋。 《闻本邑专审所员曾罗被逮捕解省感赋》 其一 扫除专制说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贿赂公行无枉直，脂膏尽吮等妖魔。 欧风美丽阴全翳，白镪黄金抚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阶下罪严科。 其二 恨煞机关布爪牙，作伥引虎罪应加。 通风兔狡营三窟，败露狼贫哭几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测尽诛邪。 诸公有意休钳舌，莫比寒林宿暮鸦。 [1]《汪文炳‧清末》，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02-103页。 [2]《香山县志续编》，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黄瑜，字廷美，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岭南学者、自称“双槐老人”、世称“双槐先生”。黄泗之子、黄畿之父。 黄自幼聪颖，勤奋读书；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举人。当时知县谢祺为他立石柱牌坊在县署左侧，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顺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镇颁诏于天下，以求直言，图善朝政。黄应诏赴京晋见上疏，奏陈六事，世称《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则天下治；二日正家则天下定；三日正礼则天下化；四日正乐则天下和；五日正赋则天下富；六日正军则天下安。＂全文数千言，义正辞恳，声威震荡朝野。因此，黄触怒朝中权贵，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郞薛远两人赏识他，并设法挽救而未遭祸害。 黄声誉大振，居在京师八年，却未能任事。大学士李贤、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黄，着意推荐他进入翰林院从事。黄书《七诱》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选铨部写奏章保举他任事，因名册被一位俞姓侍授诏者盗去而纂改，夺走黄的任命。黄知道这事，但不作辩。明成化五年（1469），黄发回广东授长乐知县。 黄上任后，礼贤兴学，整肃纲纪，施行开明之策，竭力举办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拢流浪闲荡人群，施以教化，引导他们从事农商正务。二清理民间积案，大开衙府公门，公开问案，广听呼声，秉公处事，有冤雪冤，有罪则判，应放则放，应杀则杀。三抑制豪强，慑服以州府朝廷权贵为靠山之辈，按章处置偷税贪赃之徒，切实充实邑仓邑库。四率先捐赠薪金办学，设法改善县学环境，宣导各界集资兴学，并于政暇时亲自为生员授课、考试等，从而使素来以贫瘠见闻之长乐城乡，稍向饶富转变，百姓安居乐业。 黄告辞官回归故里时，百姓为他立生祠在县学官前，作为铭念。 黄回乡后，迁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亲自种植两棵槐树，建筑休憩亭作为读书之处，自称“双槐老人”，学者称“双槐先生”。黄每日早起读书于亭，晚上咏诗于居室而后睡，对于声色纷华之事，一无所好。 黄去世时，终年73岁；著有《应诏六事疏》、《七诱》、《书传旁通》十卷、《双槐文集》十卷、《双槐岁钞》十卷。 其子黄畿著作较多，著有《易说》、《粤洲集》六卷、《皇极经世书传》八卷、《三五元书》25卷、《删正黄庭经》等。黄畿之子黄佐著有《诗经通解》21卷、《礼典》40卷、《乐典》36卷、《乡礼》七卷、《续春秋明经》12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 黄瑜与父亲黄泗、儿子黄畿、孙子黄佐都成为香山郡学乡贤。 现录黄瑜的诗两首： 《悲井澳诗》[2][3] 白雁过，江南破[4]，更无一寸土可坐。 自闽人广随波流，氛尘暗天天亦愁。[5] 黄芦霾岸风飕飕[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渔舟不到御舟到。 风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谁与告。 谁与告兮悲复悲，逢崖则止会有时[8]，星星之火奚灭为。[9] 君不见青苗行时不敢语[10]，大事已逐黄龙去。[11] 又不见金牌出时不可回[12]，杀气先传白雁来。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赏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尔。[14] 《夜宿凤凰山》[15] 桃花悄无源，仙妹渺河许。 空余一片山，欲逐凤凰翥。 长林暮萧飕，似送飞玉语。 倏然卧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页。 [2]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页。 [3]井澳：在大横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传有樵者见二姝殊丽，就视之，化为双鲤，今有双鲤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处，曾欲逃向占城，遇飓风，几乎溺死，遂得病死于澳门以东的大屿山。因史事发生于澳门附近海域，故录此诗。 [4]白雁过二句：宋季临安童谣有“白雁渡江来”，后元以伯颜为统帅破江南。 [5]氛尘：灾祸的尘气。古以氛为凶气。 [6]霾岸：指风尘滚滚的海岸。飕飕，风劲刮的样子。 [7]排奡：互相挤压。此写帝舟遇飓风颠覆的情景。 [8]逢崖则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最后败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后的一点抗争力量和复国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其中有青苗法，当青黄不接时，宫放贷于民，正月放而夏敛，五月放而秋敛，纳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变法。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使北宋朝政混乱，最后衰败。 [11]黄龙：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即指此。借指金国，此句谓金兵破汴，宋朝大势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当岳飞大破金兵，乘胜前进时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军的事。后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宋金和议，又失去恢复中原、振兴国家的机会。 [13]舒王：王安石死后的封赠。鄂王，岳飞死后的封赠。 [14]这首诗换韵频繁，且多用仄声韵，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续气的艺术效果，与诗的内容悲悼宋王朝飘零海上屡遭天灾相适应。但作者更把宋王朝灭亡原因溯于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受挫等，表现出学者的深刻，虽然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仍是一个不易简单论定的历史问题。 [15]《黄家四代贤良》，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2-27页。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