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人。早年曾入广州世界语夜校，接受世界语的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大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1920年毕业后到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并利用《民声》等杂志，进行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宣传。次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加入国际性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1925年毕业回国，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翌年在广州与黄尊生等创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和广东大学世界语学会。1929年参与创办广州世界语学会，任交际部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曾任日伪广州市社会局课长。不久到澳门，任职于濠江中学。后病逝于澳门。

陈大白，新会水东（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水东村）人。澳门资深报人、资深新闻界人士。 大白出身于贫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亲当年在航行省澳线客轮任低级职员，收入微薄，家庭负担重，生母早年去世。父亲因长期嗜酒，50岁时不幸去世。大白由继母勉力养育成人。他少年时，因家境困难，只能供读小学，无力升中。[3] 在青年时代，大白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广州一所教会中学读书，结业后来到澳门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陈少伟在澳门创办的《朝阳日报》工作，同年，他在陈天心创办的《大众报》兼任编务，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发起组织澳门规模最大的抗日救国团体——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出任首届理事，后任常务理事。[4] 50年代，澳门风云激荡。大白在新闻战线上亲历不少风浪，度过动荡不安的岁月。当时澳门涌现一股要求变革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新潮流，新兴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澳门同胞的民主进步力量迅速发展，逐渐地形成一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时，蒋介石从大陆溃退后，其大批人马涌入澳门，扩展机构和立足点，与澳门同胞进步力量形成对垒的局势。蒋氏人马到处闹事和进行干扰，搞破坏活动，甚至搞爆炸、暗杀，还恐吓殴打各行工人，干预工人加入爱国工会，更利用澳门为基地，派特工潜入内地进行破坏活动，造成澳门满城风雨、动荡不安的紧张局面。由蔡凌霜接办的《大众报》及由陈满、张阳主理的爱国期刊《新园地》，坚定地站在澳门同胞民主进步力量方面，对抗邪恶，并肩作战。 1948年，蔡凌霜接办《大众报》，大白继续在报社担任编辑工作。1950年3月《新园地》创刊，大白加入该刊兼任编务，直至1958年夏。期间，他与两报同事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动一致，坚守立场，为澳门进步的新闻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钻研重心转移到汉语语法及汉语拉丁化两个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写《汉语语法讲话提纲》，之后作了多次增订，全文三万多字。当时澳门中华教育会负责人获悉大白从事语法研究多年，举办一个“教师业务讲座”，讲授汉语语法，邀大白担任主讲，为中小学教师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讲授词法、句法的分析，各种类型结构的阐释及各种病句的举例等内容。 1967年，大白参加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第一个新闻工作者团体——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业余时间，他从事汉语语法及汉语拉丁化的研究，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累计1000万字以上。 大白担任澳门爱国报纸《大众报》副总编辑、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副监事长，成为澳门地区报龄较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闻事业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为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参与者、澳门大半世纪华文报业发展的见证者，大白具报人风骨，并致力传承澳门的历史文化。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逾半个世纪，在《朝阳日报》连载的专栏“老实人的书信”逾百篇；1959年撰《汉语语法讲话提纲》，1990年参与编纂和出版《濠江风云儿女》。1995年出版综合性文集《天明斋文集》，辑录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关澳门历史及新闻史的珍贵资料，为研究澳门现代史提供不少宝贵的史料。《濠江风云儿女》记述抗战时期澳门同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历史，1991年获得广东省史料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天明斋文集》收集作者发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记述澳门报业历史的论文及大量有关澳门报业发展情况的回忆文章。[1] 2003年，大白获特区政府颁授文化功绩勋章。2009年，他将多年珍藏的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百余原件，包括照片、文献、书信等捐赠给澳门博物馆。2010年，他向记协赠送其个人史料著作及记协多届珍贵照片、资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历史档案馆举办“澳门历史的见证——陈大白大半个世纪的回忆展览”，他应邀主持“抗战时期澳门中文报业”讲座，分享抗战时期，报纸作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宣传工具的点滴与艰辛，备受各界好评。[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时10分，大白在仁伯爵综合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7岁。遗体于12月2日移镜湖殡仪馆寿全堂治丧，3日中午12时30分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奉柩珠海市殡仪馆火化。[2] [1].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中国新闻年鉴1996》，北京：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6，第659页。 [2].《陈大白病逝周日治丧》，载《澳门日报》，2012年11月29日。 [3].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 [4].《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页。 [5].《历史档案馆办陈大白回忆展开放日多项活动欢迎公众参加》，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罗忼烈，广西合浦人。词曲研究大家。 忼烈出身于地主家庭，小时候，家里请来先生教书，学到初小三年级，他才入读小学。1936年，忼烈在乡下考上广州中山大学，期间，他师从词学大家詹安泰，作诗填词，在师友间有“词人”的雅号。 1940年，忼烈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之后，在培正中学、罗富国师范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等院校任教，对诗、词、曲和文字学、训诂学、古音学深有研究。 忼烈的家依山而建，曰“两小山斋”。书房和客厅相连，书柜里摆满线装古籍，古董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房中各处。“两小山斋”源于他喜欢晏几道的词，晏几道是晏小山；又喜欢张可久的元曲，张可久是张小山，所以叫“两小山”。 忼烈温文尔雅，不善客套，对学界人事的品评，往往一针见血。所作《周邦彦清真集笺》，探幽辑广，功力深厚，论者谓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媲美；倚声与饶选堂先生相骖靳。他所作的《两小山斋乐府》，存词不多而首首精粹，以裁云镂月之章，蕴身世沧桑之感，兼融两宋，沈厚渊雅，洵南天尊宿，词苑正宗。 忼烈是词曲研究大家，兼涉经、史、地舆方志、文字音韵之学；著有《周邦彦清真集笺》、《话柳永》、《北小令文字谱》、《元曲三百首笺》、《词曲论稿》、《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两小山斋乐府》等。 忼烈夫妻生育一女一子，女儿在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儿子留美攻读经济学，毕业后留美教书。罗太是忼烈在培正中学时的学生，比他小17岁。罗太甚么都帮忼烈做好了，让他可以专心研究。他叫她请一个佣人，她说不用。 2009年，忼烈去世，终年91岁。[1] 现录罗忼烈的诗一首： 《清平乐‧赋愁》[2] 愁来无路，来了还留住。 石井梧桐今夜雨，寂寞怜伊伴侣。 深情始解相知，天涯地角相随。 除却眉头心上，人间无处容伊。 [1]《罗忼烈小传》，载《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三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2]叶元章、徐通翰：《中国当代诗词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第499页。

卢荣俭，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生于澳门。[1]《国外地震工程》杂志主编。卢廉若与六妾区氏所生之子、卢九之孙。[2] 1944年，荣俭高中毕业于坪石的培正、培道联合中学（简称“培联”）。当时日寇穷途末日，仍想最后一拼，打通粤汉线并转而西犯重庆。6月，日寇攻打长沙，荣俭与其他同学提前毕业疏散了。有钱的和有靠山的就赶至桂林，再转贵阳赴重庆考大学；没有钱和靠山的只有回家等待时机再考大学或寻找职业。 荣俭家在澳门，当时汇款不通，没有接济，而南下又危险，只得在曲江亲戚家暂住。但不久，日寇又停止南下了。粤北仅有的两所大学——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相继在报上刊登招生的消息。 当时，为了阻止日寇南下，从曲江到乐昌的铁轨已被政府拆除。为了应试，必须从曲江步行到乐昌，再从乐昌乘火车到坪石。疏散两个多月，荣俭的功课也生疏了。他约上在曲江的三位同学，先回坪石复习功课，然后再应考。荣俭等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步行几十公里到乐昌绝无问题。但他们肩不能挑，随身带的行李、书籍，只有请挑夫。他们跟着挑夫上了路，沿途没有心思欣赏粤北的山景，心中只有古时上京考试的穷举子的滋味。 到了乐昌，立即转乘火车前往坪石。抵坪石后，荣俭他们托人在坪石墟租了一间面临武水的房间，虽然条件不尽如意，但临窗可一览武水的风景，温习之余，调节一下紧张的情绪。四个同学轮流做饭，洗衣则各自为政。 复习两个月后，中大开考了，考场设在坪石墟。考题并不太难，只是“国文”的作文题《正德利用厚生论》难倒了一些考生，但培联的学生以前作过这样的作文练习，尚不至于“考糊”了。 放榜了，荣俭等四个同学全都榜上有名。快盼到开学了，又传来了日寇南下的消息。开学无限期延长，荣俭他们又不得不赶回老家。过了一个多月，快到年底，又在衡阳北面驻军不动了。中大校方有见于此，又宣布翌年一月开学，令新生们前来报到入学。 于是，荣俭等人又一次高兴地从曲江北上，认为这次可平安地上学了。 荣俭考的是工学院，入学地点在三星坪。入学前一个月要进行军训。他经受过多次磨炼，对于军训的艰苦，已不觉得怎样了。军训完毕，荣俭等人搬入三星坪的宿舍。当时宿舍大大不如现在的“学生公寓”，墙壁是竹编的，四面通风，门也关不严密，北风吹来，呼呼作响。 粤北酷寒，晚上，荣俭他们躲在被窝里看书，复习功课。就这样，过不了一个月，日寇又南下了，学校紧急疏散。有些同学随校到东江去，有些到连县。有家或有亲戚的各自投奔。荣俭因担心经济来源中断，又南下曲江投奔亲戚去了。[3] 抗战胜利后，荣俭才回到广州石牌，重新入学，1948年在中山大学土木系毕业。 1948-1950年，荣俭在香港马士文（Massman）建筑公司任助理测量员。 1950年，荣俭回国，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后改为地震局领导）工作，担任实习研究员，后任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副研究员，享受政府特别津贴。荣俭从事编译工作多年，历任《土木工程学报》副主编、《矽酸盐学报》编委、《中国建材科技》英文编审，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土木）、《国外地震工程》主编、武汉建材学院学报（英文版）副主编。 1979-1981年，荣俭获得国家地震局科技二等奖两项；1984年由地震出版社推荐其编著的《英汉地震工程学词汇》，获中国出版工作者纪念奖，后由台湾名山出版社翻印出版。[1] 荣俭编译著作有：《在严寒中硬化的掺盐类混凝土应用暂行规则》（1956年基本建设出版社出版）、《工地试验室材料试验指导》（1957年基本建设出版社出版）、《混凝土的徐变》（1959年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等。 荣俭撰写论文有：《冻不坏的混凝土》发表在《科学大众》（中学版）1957年第2期上；《干硬性混凝土》发表在《科学大众》（中学版）1957年第4期上；《关于用劈裂方法测定水泥抗拉强度的若干问题》发表在《中国建材》1963年第6期上；《国际地震工程协会简介》发表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1979年第1期上；《各国知名人士》发表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1979年第1期上；《〈中国地震烈度表〉（1980）简介》发表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1981年第3期上；《混凝土徐变的机理及其预测》发表在《混凝土》1983年第6期上；《一场关于地震烈度的论战：“烈度革命”还是“革烈度的命”?》发表在《城市与减灾》1999年第6期上；《混凝土在海洋工程中的应用》发表在《混凝土》1984年第5期上；《香港新机场各项工程的新动态》发表在《土木工程学报》1992年第1期上；《澳门“大三巴”考》发表在《城市与减灾》1999年第3期上；《澳门同胞抗拒葡萄牙侵略军的历史见证地——奥斯丁教堂》发表在《城市与减灾》1999年第5期上；《名不副实、词不达意和一词多义——试论土木工程学科的若干名词》发表在《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2期上；《“高层建筑”与“多层建筑”》发表在《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4期上等。 [1]于德春：《中国建材名人辞典》，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5，第309-310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1页。 [3]罗永明：《中山大学校友会》，载《我们的中大》，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129-131页。

区凤墀，原名区逢时，字锡桐，号凤墀、又号穑叟，生于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港澳基督教新教学者。[1] 1807年，英国伦敦会差派马礼逊和米怜等人来到中国传教，因被清政府禁止，他们只好转到南洋麻六甲从事圣经翻译、出版书籍，向当地华人传福音，并开办“英华书院”，培训华人宣教人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五口通商”，中国大门对外开放。伦敦会将英华书院迁往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向中国内地宣教。 当时广东南海何进善（字福堂）入读英华书院，1846年毕业后被伦敦会按立为牧师，在香港、广州等地传福音，建立教会。1864年，何福堂来到佛山传道，与凤墀相识。凤墀追求真理，素有向道之心，当他读了何进善所著《新约全书注释》之后，为其折服，接受了基督，不久受洗，加入佛山之自理会，并带领全家人信主。 1865年，佛山华人教堂落成，举行庆典时却遭到暴徒袭击焚毁。凤墀一家逃到香港。他颇有才学，受到伦敦会重用，参与翻译圣经，编写注释等工作，其神学知识随之提高。 1872年，经丹拿（F. S. Turner）牧师推荐，凤墀岀任伦敦会香港湾仔堂主任。他尽职尽责，并在讲解圣经方面清晰入理，令会众信服。1875年，凤墀与丹拿牧师一道发起劝戒鸦片会社，上书英国政府请愿，并被推举为赴英代表。 1883年，孙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基督教学校毕业后，返回香港进入拔萃书室进修，预备投考香港公立学校。为了补习中文，拜凤墀为师，之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凤墀在信仰和学问上对孙中山影响甚深。后经凤墀介绍，孙中山认识美国纲纪慎会的喜嘉理（Charles Hager）牧师，在其鼓励下，孙中山正式受洗，并取教名为孙日新。后来，凤墀为他改为“逸仙”。之后，孙中山以“逸仙”之名，蜚声海内外。 1885年，凤墀回到广州主持教务，化解中法之战而带来的危机，使教会化险为夷。 1889年，应德国柏林大学东语学堂邀请，经香港督学使欧德理极力推荐，凤墀远赴德国，担任柏林大学中国语文教授数年。任满回港后，他被选为道济会堂长老，时值孙中山在广州开业，两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兴中会，凤墀积极参与。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避走伦敦。凤墀回到香港担任伦敦宣道会济会堂长老，同时被委任为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总书记。工作十年间，他廉洁自守，寓布道事业于交际中，备受社会各团体敬重。 1896年11月，孙中山从英国写信给凤墀，报告其蒙难经过：“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越祈越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康得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著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从中字里行间，可见两人情义深厚。 1899年，凤墀帮助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1910年，加入关心焉等发起的“剪辫不易服会”。他退休后，继续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圣士提反男、女校汉文总教席，以及广华医院监理等职。1914年，凤墀病逝，终年67岁。 区凤墀著有《道乡渔樵》。刘粤声牧师赞誉他“公性刚猛如彼得，慈爱如约翰，才华横溢，不逾乎道，又类保罗，秉此奇赋，诚教会有数人物”。[2] 澳门马大臣街有一所中华基督教会志道堂，前称为澳门中华基督教会。这所教堂落成于1919年，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自该堂1898年开基布道计算，现已超过100年，是一所最有历史的华人教会。 澳门中华基督教会志道堂的创立，与香港道济会堂（今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合一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道济会堂是香港最早自理的华人教会，在1884年进行自理后，计划本地和国内布道工作。1898年，澳门是马礼逊牧师初到开基之地，也是中国第一位基督徒蔡高受洗之地，并且有一些信徒在澳门聚居工作，道济会堂主任王煜初牧师认为在澳门开基布道正是时机，伦敦传道会皮尧士牧师（Rev. T. W. Pearce）深表赞成，于是组织澳门传道会。 王煜初牧师、皮尧士牧师、区凤墀长老、何芹甫长老四人连袂前往澳门探讨布道工作，廖德山医生借出寓所作为聚会之用，之后格致书院（后为岭南大学）钟荣光教习、子褒学塾校长陈子褒参加教会事奉，教会圣工日渐兴旺。1906年在黑沙湾兴建圣堂，这是澳门华人基督徒兴建第一所教堂。落成开堂感恩之日，香港道济会堂致送一块金漆黑字“福音初至之地”的牌匾志庆，至今仍然金光闪闪挂在圣堂入口之处，具有历史意义。[3] [1]丁光训、金鲁贤：《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463页。 [2]《区凤墀》，载“百度百科＂网，2006年12月1日，http://baike.baidu.com/view/43450.htm。 [3]《福音初至之地～澳门》，载《基督教周报》，2006年12月1日，http://christianweekly.net/2004/sa9646.htm。

丁仁长，字伯厚，号潜客，原籍安徽怀宁，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教育家。 清光绪八年（1882），仁长考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荣登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地方乡试官、侍讲、侍读等。[1] 光绪十七年（1891），仁长担任贵州乡试正考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翰林院侍讲，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尝上疏请开讲筵，力崇节俭，痛陈内务府积弊。[2] 后来，仁长因父病告假还乡，从此不再出仕，讲学终身。光绪二十三年（1897）粤督谭钟麟聘任仁长，主掌广州越华书院，讲授经史实学。各省废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仁长与吴道镕、汪兆铨等创办新式学校——教忠学堂，担任首任监督；同时兼任两广大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为存古学堂监督。 辛亥革命后，仁长自号潜客，杜门读书奉母。后来迁居香港，继续设塾教学，致力于培养人才。 1924年冬，清废帝溥仪被国民军冯玉祥部驱逐出故宫，仁长赴天津“行在”奔问。 1926年，仁长在天津病逝，终年65岁。 丁仁长重视教育管理，在创办学堂之初，主张“学堂初办，首在宗旨纯正，主持得人”。但思想守旧，创办教忠学堂，意在“教人忠君”。 丁仁长著有《中兴金鉴》、《先正读史法》、《毛诗传笺义例考证》等著作。他去世后，门人李麟颐辑其遗诗，汪兆镛、张学华校定，名为《丁潜客先生遗诗》。门人陈善伯另辑《遗诗续稿》。据说，其外甥沈光焘收辑丁仁长的经史策问数十篇，未见。[1] 丁仁长为澳门创作不少诗篇。 现录丁仁长的诗两首：[2] 《慵叟避地濠镜，于海滨山麓访得一泉，味清而甘，夏不溢，冬不涸，有类于君子之德，因名以“君子泉”，赋诗表彰之。澹庵、闇公竝有和作，寄示津寓，为赋二绝，时乙丑十一月也》 为贪为让水无情，偶遇幽人便作名。 绕屋泠泠定何语，丁宁不改在山清。 素狄踪同地不同，间关幸住日华东。 何时共醉南湾月，会有愚溪赉此翁。 [1].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538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34-144页。

李沧萍，字菊生，讳汉声，中岁以后，以字行，广东丰顺县小胜乡（今属小胜镇）羊公坑人。南社社员、大学教授、作家。 曾祖父李丹桂是太学生。祖父李云岩，武德骑尉。父亲李杜是县学生，以学行为乡里祭酒，生育八子，沧萍居长。[2] 沧萍师从著名诗人黄节，成为他的入室弟子。1924年，沧萍毕业于北平国立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与丰顺县立中学（今丰顺一中）校友会干事孝绍青常有联系，从中推荐订阅和寄送《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进步书刊，使丰顺青年师生得以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影响。 沧萍历任教育部秘书、译述馆分纂、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广东省政府秘书、教育厅秘书及民政厅秘书、广东通志馆编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研究院教授等职，并擅长于经学、诗学、古文学、史传研究、修辞学及诗史等。 沧萍遗著有《诗学大纲》、《诗学通论》、《汉魏六朝》、《唐宋家诗选》、《毛诗学》、《楚辞通论》、《文选学》、《古今学》、《古文钞》、《近代诗学》、《陈后山诗注》、《高齐诗存》、《高齐文存》等丰富著作，工于诗又有深造诣。[3] 1949年3月3日，沧萍因患肝硬化而病逝，年仅52岁。 南社有两大阵地，一是雅集，二是刊物《南社丛刻》。南社社员积极拿起笔，把自己的才华现诸笔端，慷慨悲歌，写下对那个风云突变、民族苦难深重时代的关注与思考，以诗词、散文等作品抒发内心的感受，林百举、谢英伯、邹鲁、李沧萍等16人，在《南社丛刻》留下光彩华章。[4] 李沧萍妻子黄真如，贤慧淑德，夫妻生育两子。长子肄业于岭南大学。[2]李沧萍弟弟与黄节的女儿结婚，1930年生育一子李华钟。李华钟居住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在小时候，母亲经常对他说起外祖父黄节的事。[5] 现今，澳门博物馆藏有李沧萍的《题若遗斋图卷》，作于1942年，纸本，24厘米×106厘米；《赠冯印雪诗卷》，作于1942年，纸本，26厘米×134厘米；并收入2002年刷版的《澳门博物馆馆藏书画》。李沧萍致卢子枢信劄，三开，纸本，卢子枢家属收藏；收入《不蠹斋友人书劄》。[1] [1]朱万章：《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第268页。 [2]《本校文学院李沧萍教授逝世》，载《岭南大学校报》，1949年，第94期，第2页。 [3]大陆杂志社：《丛考‧传记》，杭州：大陆杂志社，1975，第462页。 [4]刘奕宏：《百年南社与客家梅州》，载《梅州日报》，2012年5月30日。 [5]《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吴道镕，原名吴国镇，字玉臣，号用晦，晚号澹庵，祖籍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先祖因经营盐业入粤，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文史专家、书法家。 道镕小时勤奋好学，16岁补县学生。1874年，李文田请假奉母南归，主讲于广州应元书院。道镕当时入读此书院，得到李文田教导，书法大有长进。 1875年，道镕23岁，高中举人，之后二年应试不第。家境并不宽裕，他不再追求科举，在家乡授徒养亲。李文田对道镕的才学非常看重，再三敦促他赴试。1880年，道镕荣登进士，进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他请假回乡省亲，不久，父亲去世，他在家守丧。 1886年，道镕满服回京复职。不久前，李文田已回京复职，进入南书房兼詹事府少詹事。道镕寓居李文田府上，被李文田聘为记室，再受到李文田的教诲。道镕无意仕途，李文田不勉强他，不以禄仕相劝。庶吉士散馆时，道镕得授编修，本可留在京师，他却卷起铺盖回家，之后不再复出，以讲学著述终其身。 道镕回到广东后，潜心教育，主讲于潮州韩山、金山书院，惠州丰湖书院，三水肄江书院，广州应元书院。他与陈石樵、石惺庵等人在广州府学设馆授教，从游者数百人；后任广州越秀书院山长。道镕手不释卷，博综经史，旁通算术，甚至阅读有关西方政治的书籍，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多为通才。他在潮州任教时间最长，潮人对他非常敬仰，学生把他当成父兄，他并不因此沾沾自喜，自表功绩，而视作自己的本分。 1888年，海阳县（今广东潮州）知县卢蔚猷开局纂修县志，延聘在潮州金山书院任教的道镕为总纂。翌年，编纂工作完成过半，道镕离潮带走草稿。因距修前志已近170年，道镕对海阳情况不太了解，不免错漏。1896年，李芳兰等人重行搜集，订讹增阙，补缀成编，历时11年完成，1900年付印。 戊戌变法后，清朝实行整顿和改革书院，废除科举，广雅书院改为两广大学堂，1903年，清政府规定各省设立高等学堂，两广总督将两广大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学堂，聘请道镕为学堂总理。当时学堂设总理一名，相当于现在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道镕为广东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堂的首任总理，在校八年，培养了不少人才，有的学生后来成为社会名流。 后来，他兼任学部咨议、广东学务公所议长。两广总督张鸣岐向朝廷举荐道镕，说他学行兼优，兼备任吏。而道镕表示无意仕途，一心从教。辛亥革命后，道镕杜门著述，不问外事。省志局、学海堂礼聘他，都推辞不就，以遗老自居，一度寓居罗浮山酥醪观。 道镕既工书、能诗，尤擅古文辞。少年时学诗，他听到大学者陈澧谓粤东多诗人少文人，因此发愤钻研古文。他所作导源于《史记》、《汉书》，又能涵咏于诸子，精心独运，力矫浮靡之习，深得淡远之趣。 他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博考粤中作者，以明末屈大均《广东文选》、前清温汝龙《粤东文海》为基础，辛勤采辑，历时20载，积成巨帙，书名《广东文征》，分文体为16类共240卷，收入自汉至清共600余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另纂《作者考》12卷，可惜，终其一生而未及完成，病中犹校补不辍。 之后，番禺人张学华为之整理，续成713家3000余篇，并补齐《作者考》，洋洋300万字，篇幅数倍于《粤东文海》。这部凝聚了道镕一生心血的巨著，为保留广东地方文献作出很大的贡献。1947年，由叶恭绰邀同北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集资先行油印。始得印刷出版。 1918年，梁鼎芬、卢维庆编修《番禺县续志》开局，道镕成为三位主纂人之一，手定条例，成书44卷，历时13年完成。 1936年，道镕病逝，终年84岁。遗命以道服殓，葬于广州东门外石鼓冈。 吴道镕的书法造诣甚深，初习柳公权，后居北京李文田府中得见汉魏隋唐碑帖，得到李文田悉心指引，同笔结体，日有所成，渐至形成自己的风格。晚年时候，吴道镕以书法出名，广东各地不少楼堂馆院的匾额、楹联出自其手笔，曾榜书“一景酒家”，妙笔兴成，为人所称赞，所书《屈翁山墓碑》尤其精彩。麦华三评价他“用笔结字，几与隋《萧饬性夫人墓志》无异，岂其得力处欤”，又说“其榜书‘保滋堂’三字尤佳，反虚入浑，积健为雄，从容暇豫，有君子之风”。 吴道镕遗著有《海阳县志》46卷、《明史乐府》八卷、《澹庵诗存》一卷、《广东文征作者考》12卷、《番禺县续志》44卷，辑有《广东文征》249卷。[1] 吴道镕游历澳门时，留下不少诗篇。现录吴道镕作于1920年的诗两首： 《游濠镜访林朴山，归后寄怀并柬其哲嗣柔仲、学文、正烇》[2] 栅关落日马交潮，天末怀人感寂寥。嵇吕相思聊命驾，纪群深语到连宵。 清觞款款簷花落，寒漏迟迟烛影摇。最感临歧珍重意，风波稳处隐频招。 自怜弱羽奋飞难，心怯危枝强自安。得失鸡虫凭聒耳，逍遥鹏鷃付齐观。 拄藜访旧心惊少，束笋丛编眼倦看。欲羨移家陶处士，三层楼拥地高寒。 [1]《吴道镕和潮汕》，载《揭阳日报》，2010年7月11日。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7-243页。

杨铁夫，名玉衔，字懿生，号铁夫、季良、鸾坡，香山县申明亭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人。同盟会会员、著名诗词人、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 1901年，铁夫考中举人，担任广西归顺州知州、晋安府知府；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师范专业，又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1] 时值光绪末年，举国上下废科举制度、责令书院皆改公学时，废科举，兴学堂，废除旧的教育体系，构建新的学堂教育体系。铁夫学成回国后，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兴新学方可救国图强。他召集全都绅士决议把龙山书院改为隆都高等小学堂，首先公推彭炳纲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以乡绅捐助及书院田产收入等作为教育经费，在书院旁购地建筑宿舍和教室，扩建校舍，保证校园足够大。 另外，在师资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笔，以年俸300两的优厚待遇聘请举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贤才为教席，确保师资雄厚。在改制初期，学堂没有章程可考，铁夫参考日本学制课程，不少数、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标本仪器从日本购回，之后，隆都兴学之风开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区教育发达，英才辈出，铁夫贡献较大。其兄杨季廷（玉瑚），侄子杨清甫（兆泾），先后接掌龙山书院，故有“一门三校长”的美誉。 铁夫非常关怀家国，力图澄清吏治，唤醒国魂。他结识不少革命志士，与蔡锷将军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国是相许，结为异姓兄弟。 1904年秋，胡汉民再度留学日本，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次年投身革命。胡汉民与铁夫乡榜同首并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参与反清活动。后来，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邀请铁夫出任秘书。铁夫准备行装将作欧洲之游而婉拒。铁夫前往欧洲时，撰写《旅欧纪游》一书，留居新加坡，开办实业，经营锡矿，后因故离开新加坡回国。 民国初年，铁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1913年任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今中山大学）文案一职，后因故辞职。应校方之约，铁夫推荐侄子杨清甫接任。1914年，铁夫任广东警察厅卫生科科长；1915年因办广东水灾赈济，铁夫获授七等嘉禾章，以县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阳县知事，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事事亲力亲为。 早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高级师范学堂的杨清甫随任，委以教育实业科长一职，为揭阳人多办实事。揭阳官衙有肥缺称，又为鸦片烟苗产地，人皆以为此任“腰缠十万贯”。铁夫绝不同流合污、恃权谋私，而是关心民间疾苦。他认为鸦片祸国殃民，深恶痛绝，严厉禁种铲苗，当地豪绅，以数竹箩盛黄金、白银行贿，请求宽期。他终不为所动，愤然表态“刁民可恶！”亲自率马队于罂粟地往来奔驰，尽将烟苗践踏铲除，奔波三月，始告肃清。 1926年，铁夫回乡担任中山师范校长。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义，委托旅檀香山乡亲募捐修缮校舍，筹得美金2000元。后因款项不必动用，他将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为此，不少侨胞赞他“一尘不染”。 后来，铁夫旅居上海，常出入于同乡小榄人甘翰臣的别苑“非园”，当时，来“非园”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陈伯严、曾农髯等当代诗词大家。铁夫是朱疆村在粤督学时所录取的人才，多次呈献自己的作品，多得奖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读《梦窗词》。铁夫对词章更进行深入探索，完成《梦窗词笺释》一书，并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词》一卷问世，声名大噪。词集由前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兼国学馆馆长叶恭绰题写书名，陈石遗题词，有“疆村夜钵晚年强”之句。 当时，古文学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国学为职志，在江苏无锡设立国学专修学院，聘请铁夫为词学教授，陈石遗为诗学教授，章太炎时来讲学，一时有“国学堡垒”之称。 铁夫担任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经常出游就近太湖诸胜，夜宿鼋头渚广福寺。在治学流览中，他似别有醒悟，陷于虚幻，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济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学佛，唯未剃度。铁夫既欣赏浩瀚大海，又喜爱突兀山峰，江南诸山遍游。年纪渐大时，他腰脚尚健，前往游黄山、衡山，在衡山顺至岳麓，祭拜蔡锷将军墓，并撰文凭吊。南返广州小住后，他又游罗浮、鼎湖诸山，在鼎湖吊慕经老和尚。慕经以庆云寺方丈退院圆寂，称大德，是铁夫少时问道的朋友。 铁夫的长子杨兆焘当时供职于宁波市府，迎往一游，并到奉化雪窦寺观千丈岩瀑布之奇。宁波旧称“四明”，有藏书名楼“天一阁”，在月湖之西，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建于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又有“四明图书馆”，上承薛观察福成之储，藏古今书籍颇丰；铁夫受聘为馆长，迁馆于公园中央，馆前高梧荫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后，铁夫历任中山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无锡市国学专修学院词学教授、香江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教授等职。 铁夫毕生钻研古典文学，词学底蕴深厚，素有“岭南词人”之称；著作有《抱香词》、《双树居词》、《五厄词》、《清真词笺》、《铁城土语语原考》、《隆都语原总例》、《梦窗词笺释》等书。 1943年6月6日，铁夫去世，终年74岁。 在追悼会上，朱庸斋撰写悼联“一瞑巧逢‘教师节’，万人传诵《抱香词》。” 国民时期，6月6日是教师节。该联对仗工整，切时切人，令人潸然泪下。当时杨铁夫之子远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马上回乡奔丧，一切由侄子杨清甫（杨正绳之父）料理。杨铁夫元配妻子黄氏生于1873年，长洲名门望族之女，诰封恭人，温和贤淑，勤俭持家；1939年逝于香港。 杨铁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长女杨惠文，适本邑李应庚解元之子李辕孙（杨铁夫署镇安府时，与李应庚先生交谊甚厚，以儿女姻事为约）。次女杨惠明师范毕业后病逝。长子杨兆焘，儿媳唐逸馨是唐绍仪侄女。次子杨兆熊，儿媳杨洁庄。三子杨兆煦，幼时夭折。 杨兆焘夫妇都获得公费留美，取得硕士学位，同任上海复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杨兆焘供职于宁波和广州府，1935年担任中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兆熊夫妇长期供职于香港、梅汕一带学校，居住汕头市。 杨铁夫的堂弟杨泽常、杨泽图旅居檀香山，美国眼科学者杨思禄博士、火奴鲁鲁市前劳工局副局长、隆都从善堂主席杨兆佳、英文书记杨兆文、申明亭同乡会主席杨献墀及杨献琛、杨献东等都是杨铁夫的侄辈。已故马来西亚吉隆玻中山同乡会主席是杨铁夫的侄孙辈。[1] 杨铁夫所著的《铁城土语语原考》一文，对澳门“马交”得名，持另一种说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门，西人名之曰‘马交’，或曰前以有马蛟石得名。按《说文》瓜部，小瓜也。徐锴曰‘今有马如小瓜也。’（按：古人于动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马之名，马亦然）。澳门一隅与前山相隔，有一窄长之过脉小径联之，今人呼为莲花茎，实瓜蔓也，盖澳门如瓜然耳。又曰南环者，亦瓜环也。”杨铁夫没有提出更多的论据，其眼力颇有穿透力，“马”之说，成为专家学者一新视听，非常有意义。[3] [1]杨正绳：《岭南词人杨铁夫及其家世》，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101-102页。 [2]《山川灵淑蔚人文兴学立教多才俊》，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6日。 [3]陈绍锦：《关于隆都话的研究》，载《中山日报》，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陈寂，字寂园，又字寂爰[2]，自号枕秋生，原籍广东怀集，生于广州。 陈少时入读城中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他读中学时，成绩优异；博览群籍，尤好读诗古文辞，创作诗词。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升读大学，谋得一份小学教职。 1926年，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的聘请，陈前往柳州任教。当时广西建设厅长陆希澄赏识陈的才干，调任他为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干事。一年后，因母亲病重，陈回到广州。 陈历任广东省立女子中学、知用中学、台山师范学校、新会县立中学及澳门知用中学教员。1941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45年，担任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陈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能进入广东著名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任教，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外，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奖掖和朋友扶助。20世纪20年代初，陈还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投稿《学衡》杂志，马上受到主编吴宓的关注，并分期刊出数十首。学者刘永济读到陈的诗词后，与他通信。后来，陈多次对人感叹地说“知我者刘弘度也”。广东名宿叶恭绰、陈融对陈更是青睐有加，殷勤期许。叶恭绰更亲为陈的诗词集《鱼尾集》作圈点，并加眉批。时值抗战，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到坪石，陈北上韶关。时任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与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能文擅诗，经诗人阮退之介绍，阅读陈的诗词，大为赞赏，破格聘请陈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与音乐家马思聪成为同事。 抗战胜利后，陈担任法商学院教授期间，张北海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特辟文艺专栏《岭雅》，聘请陈主事。在任上，陈广交岭南诗友，组织稿件，在主编50期中，发表了数千篇品质堪称上乘的古文诗词，保存岭南一代文献。1949年后，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过著安稳的书斋生活。当时陈寅恪、方孝岳、容庚、黄海章、詹安泰、陈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谢健弘、卢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陈的旧友新知，时有酬唱。历史系周连宽教授回忆说，陈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说“寂园的诗词写得好”。陈的助手黄萱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陈寅恪非常夸奖陈的诗词。黄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陈多年好友，点评其诗词。 1969年，陈从教授楼被迫迁到集体宿舍。“端居类”诗多作于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与佣保杂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一时难以适应。居住环境恶劣，妻子长期患病，三个子女又需抚养，打入“牛棚”后所发的“生活费”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经济十分拮据，为了偿还债务，陈不得不廉价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籍。1976年，陈去世，终年76岁。 陈寂的诗词集，最早有《寂园诗词钞》一卷，编定于1924年10月。钞本。所录者皆为广东《商报》文艺专栏者，计40余篇。后有《鱼尾集》一卷，刊于1935年。录诗71篇，词30阕。《鱼尾集‧二集》二卷，编定于1949冬。卷一录诗150多篇，卷二录词30余阕。《枕秋阁诗钞》七卷，为陈晚年手抄本，录1949年以后诗。卷一录古风、律诗70余篇。卷二至卷七为七绝，以题材编排，分为身世、哀痛、感时、端居、纪游、寄人、咏物、咏史、论诗、论词、题画等11类。录绝句1300多首。《枕秋阁词》一卷，录词260多阕。 其子陈方教授复从旧报刊中辑得集外诗词120多篇，编为一卷。[1] 抗战时期，陈寂避居澳门，住在青洲过渚矶。[2] 陈寂一直以幽默著称，上课也不例外。他有两撇往上翘的花白胡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阑而一动一动的，令人一见就想笑。教案写在类似旧时记帐用的那种折叠式的本子上，一边讲课，一边向讲台前缓缓往地板上掉，讲完课匆匆收拢来塞回手提袋里，这在全系教授、讲师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往往引人发笑。有一次，一位同学站起来问及“含蓄”一词。他不作直接解释，而是眉飞色舞地说日前一位朋友从马来亚回广州省亲，见面叙旧时，他赠给对方一首诗：“一别乡关三十畴，曾经相约共南游；南瀛浪恶千帆远，怎奈梅花劝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声说：“写成‘梅花’就含蓄啦！写成‘老婆’就不含蓄啦！当年倘不是老婆拖后腿，反对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么？”就这样，算是对“含蓄”一词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课电铃响过，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等了20来分钟，仍不见他的踪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讲坛，把手提袋往讲台一搁，呼吸还没有恢复均匀，就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我想了一首诗。”他缓慢地吟了起来，原来就是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吟罢，他说：“我想呀，想呀！想来想去，就忘记来上课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吟了一首七绝：“幔帐低垂锁玉娇，溶溶细语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来急雨打芭蕉?＂大多数听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诗的含意；只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学从高楼视窗撒尿下来，很失体统。他是用诗句对那位同学提出批评啦！[3] 现录陈寂的诗三首： 《题〈青洲图〉》 堂前踮踮白鸥翻[4]，堂后森森古柏存。隔岸数峰清似水，梦来还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满江村。[5]嬉春记得儿时事[6]，故国东风望眼昏。[7] 《过望厦》[2] 碧翳林塘聒午蝉，萍开还见橛头船。[8]澹师去后江山老[9]，行过寺门无杜鹃。[10] [1].陈永正：《枕秋阁诗词略论》，载《诗论诗讯》，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页。 [3].彭颂声：《心里充满著爱》，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第77-78页。 [4].踮踮：堕落貌。《后汉书‧马援书》：“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 [5].漠漠：弥浸貌。 [6].嬉春：游春。 [7].以上二首诗作于1941年春。当时诗人约邀张逸、张谷雏、郑哲园、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矶山园雅集，作画题诗。上首“梦来还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国东风放眼昏”之句，寄托故国之思，颇有苍凉之感。 [8].橛头船：又作橛头。小木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雨细春江渺。” [9].澹师：指澹归和尚。 [10].寺：指普济禅院。这首诗亦作于1941年。

王淑陶，香山县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硕果诗社成员。[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创办华侨工商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侨工商学院迁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转徙重庆。[4]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恢复上课，淑陶担任院长。[1] 1947年秋，华侨工商学院迁到广州河南沙园，增设文法两学院，改为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全校有教师80余人，设立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等12个学系。 1949年2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成立董事会。该校继承原工商学院面向华侨，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以致用。图书馆收藏有两广文献、南洋文献等珍贵图书二万余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停办。[4]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知用中学等几所广州私立中学迁往澳门。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粤省党部书记长，李大韶、孙甄陶担任执委。[5] 1949年1月，淑陶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约唐君毅与钱宾四赴穗讲学。4月4日，唐君毅与钱宾四同赴上海，7日转乘金刚轮赴粤，11日抵广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广州中山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仪式，总秘书长方治、董事长黄麟书致辞，气氛热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余嘉宾参加开幕典礼，场面热烈。[7] 淑陶历任重庆中华文商学院院长、香港华侨中学校长及董事长、澳门华侨大学校长。现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友会设立纪念王淑陶教授学业优异奖，奖励学业优异学生。 1991年，淑陶去世，终年85岁。著有《新哲学体系》、《物理学与心理学之新关系》、《陶园诗文钞》等，《海天楼诗钞》1967年由泰印务公司出版；《华侨教育的片面观》一文发表在1943年《华侨先锋》第5期上。[2] 现录王淑陶的七绝诗一首： 《松山访友》[3] 几丛黄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贮白云。 毕竟名山如有识，已藏风月又藏君。 [1]杨宝霖等：《东莞文史》（第24辑），东莞：东莞政协，1996，第86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3]澳门基金会：《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届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第82-83页。 [4]《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载“知识百科＂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东迅：《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第541页。 [6]《刘国强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图书馆简介》，载“中国文化协会＂网，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学者、新派人士。 刘桢麟是康有为弟子，居住澳门。[1]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刘桢麟、何连旺等维新派人士热情欢迎。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于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应运而生。 《知新报》报馆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王觉任、陈继俨等人担任撰述，编译英文为周灵生、葡文为宋次生、德文为沙士、法文为罗渣、美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发行地点除澳门该报报馆外，还有香港、广州、佛山、石岐、江门、汕头、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发行省内外、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众多杰出人士聚集于澳门共同创办《知新报》，并且取得突出的成绩，这是澳门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知新报》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成为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3]《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被拥护维新变法思想的人视为最重要的三种报纸。[4] 1898年5月，刘祯麟与何连旺、张寿波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在《知新报》上大力宣传，号召人们戒断烟瘾。当时澳门与上海、湖南等地一样，是维新变法思想非常活跃的地区。[5]当时，不少人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刘桢麟立即说：“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派遭到朝廷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刘桢麟等人主持澳门保皇总会，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刘桢麟撰写《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复仇说》、《富强始于卫生论》、《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新编》等文献。 [1]《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载“王朝网路＂网，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载“中山网＂，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第253页。 [6]《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8页。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