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爵，字秉仁，号冠亭。澳门富商。 沈家祖籍福建，居住在澳门城外的乡村。沈天爵幼年纯朴，夙遭凄苦。他12岁时，父亲去世后，只遗有住屋一间、乾隆铜钱四千余文，当时已不能用。母亲将衣服首饰典当，才可办理殡葬事宜。 沈天爵有一个61岁瞎眼的祖母柯氏、40岁的母亲史氏，又有九岁、六岁、四岁、二岁的弟妹。家无越宿之粮，外有恃势强近之亲而无怜恤。母子婆孙，形影相吊，苦不堪言。随时将衣服或当或卖，母亲为别人缝衣以活命。及至次年，更加艰苦，难以支持，每日供奉祖母，朝夕食饭，母子每日都食粥一次，艰难度日。但若祖母问及，沈天爵都答食饭了，措辞安慰。因她两目不见，可以掩饰。 沈天爵与母亲商量，必须想一个善方以活命。当时，母亲让沈天爵做小买卖，每日清晨，或食碗粥，或用铜钱七文买个面包，代作饭食；肩挑椰油，奔走四乡，零星沽卖，递日间，或挣铜钱一百二百文不等。沈天爵令二弟在澳门买卖生果，或挣得铜钱三五十文，才得两餐，或粥或饭。 几年后，沈天爵17岁，得到朋友帮助和提携，拿些洋布各式货物，前往澳门洋人妇女地方贩卖；又让二弟、三弟出来打工。当时家里渐入佳境，家里不再食粥，一年又一年除去家计，有所积蓄。 沈天爵22岁时，积有200余金。八月，祖母去世。十一月，母命沈天爵完婚。事后，全部积蓄用光。当时时人崇尚古风，情多厚重，生意场中稳打稳扎，又能俭蓄。沈天爵27岁时，又积有200余金。他与母亲商量，欲开一间店。当时，二弟沈天奎也积有百金。 母亲命兄弟两人同心协力经营生意，清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门红窗门街开办仁茂洋货店。 自开张后，生意颇为兴隆。当时，沈天爵侍奉母亲，口能宽裕，免去史氏之忧，以乐余年。之后，沈天爵兄弟勤俭，颇有积蓄，购买屋铺数间。当时，三弟沈天相、四弟沈天时去世，甚么也没留下。 沈天爵临终时，为防止去世的弟弟缺祀，谆谆致嘱，令儿子沈荣显将高地围内屋一间拨出，交给两房侄子管理，批赁收租，永远作为兄弟两人祭祀之需。沈天爵毫无遗憾地离世。 沈天爵生前友爱恺悌，念切孔怀而嘉言懿行。 沈荣显，字建业，号琼林，国学生，候选布政使司经历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捐升同知衔清咸丰八年（1858），在福建捐输于咸丰九年七月，经户部奏请奖励，奉旨分发江苏以同知补用；咸丰九年；在广东捐输咸丰十年三月，经户部奏请奖励，奉旨加盐运使司运同衔； 清同治元年（1862），在江北捐炮，奉钦差江宁将军都兴阿饰知议请奖励，赏戴蓝翎于同治五年；在广东遵筹饷例捐输，八月奉旨赏戴花翎，覃恩诰授奉政大夫，例授朝议大夫，敕封儒林郎，晋封武功将军。沈荣显经历一般性的捐输（从监生捐起）和特别的筹饷例捐，从监生至晋封武功将军，历时20年。[1] 镜湖医院的创建者为152个本土商号和71名本地绅商，包括沈荣煜、沈荣显、赵允冠、崔鹏举等人，都参与倡建其他澳门华人组织。[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21-27页。 [2]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人慈善组织的成立理念与组织模式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9-159页。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尔善。澳门大鸦片商。[1] 蔡保官贩卖鸦片发了财，捐官成为“州同知衔”（知府，从六品文官）。当时澳门华籍鸦片烟商，几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给做生意带来便利。时人称他蔡保官，成为澳葡“华籍仕绅”。[2] 清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县丞周飞鸿据澳门举人赵允箐举报，查处蔡保官租赁洋楼开设的鸦片烟馆。[3] 嘉庆年间，张保仔做海匪红旗帮首领时，与多位澳门鸦片烟商关系密切，参与大规模走私澳门鸦片活动。他与蔡保官的关系最好。后来，张保仔向两广总督百龄递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转递给香山县驻澳门佐堂县丞。经蔡保官介绍，张保仔认识了澳门朋友、中医周飞鸿。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张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门、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两广总督百龄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张保仔“福建水师千总”职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队，同时赏赐他大笔银两，让他为部下在陆上买地建房定居。随即朝廷命令张保仔率水师到粤西沿海剿灭海盗，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盗”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过程中，张保仔对清廷供出澳门有一个“鸦片窝子”。 两广督抚立即在张保仔投降招安后的翌日，发出海捕文告（通缉令），捉拿“澳门华民”蔡保官和纪申官、王扁、朱梅官、纪开凤、王栈官、王蓄官、吴党官、郑祥官、朱明官、陈二舍、陈子髦、陈焕官、陈钦官、王玷官、许宁官、卢裕官、许霞运、卓开官、徐秀官等20人，最后只抓获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脱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据说张保仔在作供后，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暂避风头。 蔡保官在澳门开设的鸦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楼（现今圣约瑟教区中学对面），是一幢三层葡式洋楼，天台上有一个大凉亭，红瓦亭顶，十分抢眼。 蔡保官经常邀请朋友在这凉亭下饮茶谈事，眺望南湾海景。当时有一位叫刘志鹏的秀才在蔡保官处做师爷，他精通风水术数，曾劝蔡保官不可把鸦片公司设在如此显眼招摇处，更指味囒楼顶的红顶凉亭“受风招邪”，定会对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祸临到。 蔡保官不为所动。据说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缉，生意大败。[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42页。 [2].金丰居士：《味囒楼红瓦招摇受风招邪不利宅主》，载《新报》，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黄巧波：《清末民初时期中山地区禁毒概况》，载《中山日报》，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卢观恒，字熙茂，外国商人称为茂官（Mowqual），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棠下镇石头村蓬莱里人。广利行富商。 卢观恒出身于贫苦家庭，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40岁时，尚未娶妻成家。为了生计，他从新会来到广州谋生，为商人看管歇业的店铺。18世纪80至90年代，常有外国商人运商品到广州贸易，因受到广州行商的垄断压价，外商不愿压价出售货物的情况。于是不少外商租卢观恒看管的空铺暂存货物，并自定价格，委托他代售。 卢观恒借此机会，加上他经营有方，往往能将外商暂存货物出售清光，从中获取利润和佣金，并得到外商的信任。外商不断运来洋货到广州，委托卢观恒代售。就这样，他成为商人，积累一定的资本，并且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外商眼中的重要商人。 卢观恒未正式承充行商之前，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1787年12月28日，“他不是一名行商，申请转移与茶叶合约有关的款项共计130000两”。在1786-1787年和1787-1788年两个贸易年度，他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港脚商人）购买大量棉花，成为与英国进行棉花贸易的最大商人。这无疑为他后来得以承充行商及发达打下良好的基础。 1792年9月，“粤海关监督另发给六位商人的行商执照”，在“新行商中，卢观恒多年来与委员会订立相当巨额的合约，他是文官（蔡世文）的亲信，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作为承充行商，卢观恒商行名为广利行，地址在源昌街（今广州市十三行路南），后又迁至今广州市普安街处。 在卢观恒的精心经营下，广利行业务蓬勃发展，日益兴旺。特别是他和次子卢文锦承商时期，商务繁荣昌盛，在广利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上，无论是毛织品还是茶叶，都是不断上升，并且排在众行商的前面。[1]1809年4月，卢观恒听说总督百龄筹议在澳门派设专营，以控制和慑服澳葡，当即表示捐饷支持“今情愿捐银十万两发商生息，以备每年兵食之需”。卢观恒支持澳门防务的举动，博得嘉庆皇帝的的赞赏。 卢观恒捐款十万两，利于澳门防务，并持续30多年“前山营有一项从洋商捐出生息，嘉庆十四年奏作添设前山兵营饷之用，按年复实支销，历三十余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底，部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两。” 卢观恒的行为一举两得，既以捐输换得职衔，又求得澳葡当局慑服；番舶安集，商贾蒙麻，确保行商在澳门的贸易。 1812年9月，卢观恒拟保办澳葡第十号额船的所有进出口货物。为了防止澳葡及各类客商私相买卖，碍其生理，他特向粤海关监督德庆察报“窃查澳门各船进口货物，向系各客自行赴澳买运，在澳门口报输，给单来者。其下澳出口各货，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报验输，请给大牌下澳。如系小贩零星，不能候给大牌者，始准随时自行报输，请给便单运往，此向来办理澳船货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只较大，货到怕重，例归外洋行保办，所以重国课而专责成，历年办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与别项夷船不同，所有进出口货物，自应归保商办理，以昭慎重。兹商现在保办第十号大西洋夷船，所有进口货物，应照例由商行一手经理，其出口货物，亦应由商请给大牌运下，该客贩等自不得私自携越，致紊章程。若听其照别项夷船之例，自赴澳门买运，及便单报下，不特货物零星，易启影射偷漏，有亏税怕，且亦非从前原定归行保办之本意，理合案明，伏乞俯赐出示晓谕，实为恩便。” 当时澳门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澳葡额船进出口货物，按例向由广利行及其他十三行保办经理，而且已实行多年。十三行商人“下澳”贸易不但是成例，而且带有不可“私相携越”的垄断性。可能是这种垄断性受到挑战，卢观恒恳切地叙述保办澳葡船货的“成例”，恳请粤海关对此“成例”予以保护。对于他的察报，德庆的回复是非常明确的“查大西洋夷船进出口货物，向由保商承办，自应仍循旧章，不得稍有紊乱，致滋影射偷漏之弊。”[2] 1802年，英国为侵占澳门，集结在广东海面的英国兵船多达六艘，兵千员，满载兵械炮具，随时准备登陆澳门。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多次代粤海关监督传谕英国大班。经卢观恒等人反复交涉，同年7月4日，英国兵船全部离开中国海域，英军第一次图谋攻占澳门被化解。 1807年2月，停泊在广州的英国商船海王星号一班喝醉了酒的水手在岸上与当地群众斗殴，一名中国人被打死，一位海关关员受伤。南海知县下令要保商和英国在华代表交出肇事者。卢观恒是保商，愿意悬赏两万银元缉拿凶手；又交涉英国大班剌佛。数日后，涉案的52名英国水手在南海县衙受审，庭审结果认定藏匿于澳门的希思为凶手。后来，卢观恒与另两位行商赶赴澳门，将希思押回广州。 1808年，卢观恒、伍敦元、潘有度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又由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吕宋载十小儿传牛痘种至广州，聘邱熹、谭国两人免费为市民接种，开创中国群众性接种牛痘之先河。同年，西关绅士何太清、钟启韶等发起修浚西关各濠渠，向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集资。卢观恒等各捐出大笔款项，成立“清濠公所”，主持西濠涌等河渠的疏浚、整修工程，后又用余款兴建有名的文澜书院。 1812年12月20日，卢观恒在广州病逝，终年66岁。 卢观恒去世后，其子卢文锦承充行商，掌管行务，商名为卢隶荣，外国人称为茂官第二，以别茂官。 当时卢文锦约20岁，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让给怡和行伍秉鉴。卢文锦小农思想严重，将大量财产冻结在地产上，投入商业贸易的资金大量减少，广利行生意从此日下。卢文锦英年早逝后，由其四弟卢文翰执掌广利行行务，商名为卢继光，西人称茂官第三。卢继光承商时期，广利行商务进一步衰落，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利行已欠债354692元；之后他回老家居住。 卢观恒的长子卢文举之子卢薛昌，因广利行过早衰败，没有参与到家族生意中。商行生意结束后，卢薛昌没像大部分家人一样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广州经营午时茶店小生意。 卢文锦继承行商时，实际权力掌握在卢文举手中，为了炫耀自己，硬把父亲入祀乡贤祠。卢文锦以父亲办义学义田，有功桑梓为由，要求将父亲入祀乡贤祠，并重金贿赂广东各级地方官吏。新会知县和一些乡绅牵头，要求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卢文锦在明伦堂大宴宾客，设饮唱戏，极为豪奢。此事引起另一些士绅的强烈不满：卢观恒未曾读书，曾与堂兄争田产、拔兄发辫等。香山学者黄培芳、东莞邓湻和番禺陈昙认为只要向上告发，从容力辩。最终朝廷降下圣旨：将卢观恒滥祀乡贤祠的“木主”撤出，摘去卢文锦顶戴，结保之巡抚、藩司等各级官员、士绅分别降级罚俸。[3] [1]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287-288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36-37页。 [3]《“卢观恒家族”来如夏花绚烂去如秋叶静美》，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1日。

商人、业余画家。又译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业余随钱纳利习画，擅长水彩画，模仿乔治‧钱纳利的笔法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曾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同时亦画了不少风景画。1838年在澳门画的《圣玫瑰堂》水彩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创作的《澳门妈阁庙》颇有东方情趣。

名达权，号平庸。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与容闳为同学。1847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布朗的带领和香港《德臣西报》的资助下，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翻译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1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后在清廷驻美使馆充任翻译官。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洁净局非官守议员。

字正馨，号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广东南海人。少时涉猎诸子百家、星象舆地诸书，曾执教于村塾。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务，经商致富。1872年回国。翌年，在南海西樵乡简村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设备，雇用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1881年该厂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遂将丝厂迁徙澳门，初名和昌，后改名复和隆，历四年多时间。1885年复将丝厂迁回简村，改名世昌纶，继续经营。1903年在南海去世。著有《理气溯源》、《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

崇祯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1月，葡印总督利尼亚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米格尔•诺罗尼亚（Miguel de Noronha）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托马斯•史密斯先生签订临时协议宣布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而获得了在印度与葡萄牙各商站进行贸易的特权，并准许英人有权出入澳门。但葡方的条件是，必须把葡萄牙人的财产从澳门运往果阿。随后，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颁发委任状，任命若翰•威德尔（John Weddell）上校为船队指挥官，拿塔尼耳•蒙特尼（Nathaniell Mountney）为首商，准备来华贸易。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0—111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15页。

清嘉庆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门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亚（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亚作为澳门土生甘博亚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于里斯本。1775年来到澳门，主要经营棉花及鸦片贸易，据统计从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时间，甘博亚获发19次船照出海贸易，成为18世纪后期澳门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两次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选为仁慈堂会员。甘博亚去世后，澳门将奥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甘博亚街（Rua do Gambõa）”，华人则称之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嘉庆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纪90年代澳门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门德斯，阿拉乌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奥‧阿美达（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纳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萨维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奥利维拉‧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摆华（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东尼奥‧埃萨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门土生富商安东尼奥·埃萨在澳门花王堂区逝世。安东尼奥·埃萨是澳门土生埃萨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于里斯本，1790年到澳门，即为澳门重要的商业人物，是18世纪90年代活跃在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于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国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游艇从广州去澳门，在回程中，遇台风淹死，同船遇难的还有旗昌洋行书记员蒙逊。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第88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门土生富商皮奥·马葵士在澳门逝世。皮奥是澳门土生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为多明戈斯·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于澳门大堂区。他是“壮丽（Magnífico）”号商船的船东，先后于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议事会赴巴西见葡萄牙国王。马葵士家族极其富有，其住宅在风顺堂区，与圣若瑟修院相对。在他的财产清单中，其住宅当时估价为1万澳门元。他的财产还有许多珍贵的纹章、名画及圣器等，其中还包括7名奴隶，2名为卡菲尔（Cafre）人，5名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跃在粤澳两地的亚美尼亚巨商马休斯•约翰尼斯在广州病逝。他的遗嘱的执行，在澳门引起极大的关注。因为涉及几十万西班牙银元。根据遗嘱，马休斯赠给澳门主教5000元，用以分发给各教堂及神职人员；又捐其10岁孩子的教父马努埃尔•巴罗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给孩子的保姆埃莱纳•格雷亚斯（Elena Gracias）200元，给仆人哈龙（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布施给澳门的穷人。剩下的财产分为五个部分：将第一部分留给其妹妹的女儿玛丽亚•比古姆（Maria Begum），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财产投资一桩有保障的生意，赚钱用来维持他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财产用来安抚他本人的灵魂。它将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来进行可靠的投资，其利润分成 四份分别交给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罗斯及尤尔法城（Julpha）的亚美尼亚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财产的3/5留给他儿子约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资所用，但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遗产由他的生意伙伴佩古斯 •亚当（Pegus Adam）、约翰尼斯的母亲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马休斯的兄弟拉扎罗•约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遗产中有12张债务单据，分别为亚美尼亚、英国、瑞典、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总值为112500元。他留下的内港附近的豪宅价值6000元，马休斯生前的财产远比澳门的年度财政预算要大得多，许多澳门政府部门都要依赖于他的资金，以致掌握这座城市命脉的人们不允许他转移走他的财产，以防这座城市的财政崩溃。他的兄弟拉扎罗继续留在澳门来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当然也试图积累起自己的财富。马休斯的家族对澳门与广州有巨大的影响。在1802年，拉扎罗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尔各答。其子小拉扎罗•约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门，由两位中国籍天主教徒抚养大，并教他中文。施其乐、范岱克：《追寻澳门亚美尼亚商人的足迹》，载《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文称马休斯逝世于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国商人达卫森（W. S. Davidson）来到澳门，为了不被东印度公司赶出中国，他申请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27页。

梁昌，原名梁润昌，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生于澳门。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时代，梁在银铺和办馆任职。[1]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梁因为认识当时知名商人钟子光，又结识经济局长兼富商葡人罗保(Pedro José Lobo)，获得罗保赏识。 40年代中期，梁在内港海旁开设英昌行（润昌的谐音），经营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战结束后，澳门开始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走私地方，当时国际订定黄金价公价为每安士是35美元。许多地区包括香港在内，黄金进口受到管制，而澳门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员，不受国际公价的规限，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黄金市场。1973年，黄金的国际公价撤销。香港取消限制黄金进口后，澳门才失去这一地位。 1948年开始，澳葡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恒昌公司经营，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由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当黄金运到香港时，梁在恒昌公司任职，负责将黄金转运到澳门；并获邀加入专营黄金的恒昌公司成为股东，获得分红，他开始赚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开办港澳水翼船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开设燕昌置业公司，在地产、股票上发展顺利，成为港澳两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导文化体育事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1961年捐资50万元，在澳门南湾兴建孤儿院；1965年再捐款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设备。 梁两次获得葡国授勋；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援救英军有功，1973年获英皇颁授CBE勋衔。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机开车载他兜风，到了浅水湾道1001号浅水湾花园大厦下车。他独自进入大厦A座，不久便坠下大厦入口处地上，当场身亡，终年61岁。[1] 梁昌与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当时澳门政府公共救济处（今社会工作局）捐款50万元，作为抚育孤儿之用。在西环“烧灰炉”兴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儿院，后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钱在香港沙田兴建一所梁文燕纪念中学。 后来，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师何杏庄为继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庄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与梁昌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梁昌心情大受打击，性情大变，经常拿着一叠钞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表行买了一大堆手表，见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门被葡人占据开埠时，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楼居住，形成“烧灰炉”和“竹室仔”两条自然村。清朝时，澳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洋场租界并由澳葡管治，当时西望洋山两条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后二百多年，西望洋山从未有华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筑西望洋山脚东南侧马路，将南湾西湾与妈阁前地连通。因马路修好之际，恰逢葡萄牙国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将此新路命名为“民国大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烧灰炉”附近，英国公使官邸旁边兴建西式大宅并入住，成为200年来第一位在此置业居住的华人。之后，梁昌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港澳华商官员蜂拥而至在西望洋山置业居住，从此西望洋山一带便成为“澳门地王”。据说，梁昌是经粤港澳著名风水师霍鉴清的点化，劝他不必顾虑甚么。霍鉴清说，一是辛亥革命开创民国，国运地大有变化。二是澳葡辟设民国大马路，改其风水作“龙首披挂”，“龙首鸡”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岛上的鸡颈山“鸡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坏则克然亦坏。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继承家业。梁仲豪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他拥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权；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权，套现16亿；在泰国拥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资超过40亿港元。他又与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发展曼谷SV City 121万平方米楼面和8.3万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高级商住区，投资额达35亿港元，建立梁仲豪财团。[5] 1992年，何杏庄捐款港币55万元，作为东华三院“梁昌纪念安老院”建设费用，以彰梁昌的功德。为贯彻政府安老政策和响应社会需要，该院获社会福利署批准于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转型为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于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纳地盘前身的四栋旧楼，购入价共3.86亿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后有见零售业大旺，改变主意重建成银座式商厦作楼上铺之用，总楼面46379方呎。兴建霎东街15-21号银座式商厦楼花OLIV，因应同区铜锣湾地带拆售，即时推出发售，套现逾13.58亿元，赚近十亿元。[7] 2011年，巨龙船务董事总经理梁仲豪担任董事的两间投资公司，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钱后，未能如期还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出任担保人的梁仲豪追讨合共1.6亿元及利息。原告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指，2008年3月与莱祺投资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贷款协议，批贷款额合共3.2亿元。 巨龙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吴福（译音）及被告梁仲豪作为独立担保人，而被告的保证金额共1.6亿元。两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还贷款，截至2011年9月，莱祺投资仍欠原告逾8000万元，晴域投资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万元。巨龙船务提供来往港澳的廉价客运航线，经营14个月后至2011年9月，突然宣布清盘。[8] 梁仲豪因其个人决定放下活跃的业务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他服务于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获委任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为非执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页。 [2]《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载“文汇资讯＂网，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门旧话——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载“aomenMACAU.com＂网，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丰居士：《西望洋山曾无华人敢居》，载《新报》，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567页。 [6]《梁昌纪念安老院》，载“东华三院＂网，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厦　速套13亿》，载《苹果日报》，2013年2月22日。 [8]《中国银行上诉法院向巨龙船梁仲豪追讨1.6亿》，载“中国资本证券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辞任新世界（00017.HK）非执行董事》，载“网易财经＂网，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陈声始，澳门全新织造厂东主。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积极赞助，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殷商高可宁、崔诺枝、毕侣俭、李际唐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著名厂商、全新织造厂东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殷商徐伟卿夫人张瑞英，毕侣俭夫人莫翰声（妇女慰劳会主席），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爱国商人毕漪迢等都是热心支持者。[1]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第三队领队杨惠馨女士，除担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钱出力。另外，全新织造厂受旗一面，给西纸15元。 陈声始的六个儿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纸六元，爱国热诚，令人振奋。又有右文书局报效布旗，全新织造厂报效制工。统计三天所得，达1600余元，积极为抗日救国活动贡献力量。[2] 陈声始、杨惠馨夫妇不但自己热心捐输救国，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数捐献出来，给抗日团体购买药品等。[3] 30年代初，陈声始的家人曾枝西（陈卓禧夫人）组织具有相当规模的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应陈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4] 2011年，陈声始家人捐献澳门币100000元给澳门同善堂。[5]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19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28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页。 [4].《曾枝西》，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长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载“澳门同善堂＂网，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李锦裳，原籍新会县七堡（今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涌沥村，定居香山县南水墟（今属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李锦记”创始人。 父亲早逝，锦裳与母亲蔡氏相依为命，靠耕种为生。他自幼习武，青年时练就了一副强健体魄。他18岁时赴会城应考从军，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征召。同村一个富家子弟不服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场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睐，恣意挑起事端，找来几个人围打锦裳。锦裳避走到香山县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万添、李惠灿在南水做搬运工、樵夫，又帮人家养蠔、打鱼，为糊口四处奔波。后来，锦裳母子开一家小食店，从此定居南水。 锦裳在南水村东（今李兆南纪念学校西侧）开设小食店，母子待人诚恳，诚信经营，蒸包卖粥，生意兴旺。母亲去世后，锦裳孤身一人，难以支撑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铁锅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捞起，在拿出去晒蠔干之时，忘记关掉炉火，结果炭火把蠔汤熬得半干。他回家打开锅盖一看，蠔汤变成蠔油，黄澄澄地凝结在锅底。他用手点了少许放入嘴里，味道非常鲜美。他将蠔油盛起，拿给李万添和李惠灿品尝。他们尝后点头称好，劝他就做蠔油生意，别再为人家加工蠔豉了。 锦裳觉得言之有理，从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将约一百斤蠔汤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适量盐后盛起，除去锅底渣砂，就成为美味的蠔油。他拿着蠔油上街出售，马上成为抢手货。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从几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江门、石岐、广州等地商人到南水采购渔货时，顺便采购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销往澳门。锦裳的蠔油干净卫生，浓度适中，而且他为人豪爽，人缘好，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1888年，锦裳请人在店铺写上“李锦记”招牌，意为蠔油由李家经营、锦记为号。之后“李锦记”蠔油品质最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干脆都把锦裳叫作“李锦记”。他借助南水天然丰富的海产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锦裳经营蠔油有方，赚了些钱，生活走出困境，之后结婚生子。1902年，一场无情大火烧去了半条南水街，“李锦记”蠔油店也被烧得精光。锦裳看着火灾后的家，一筹莫展，只好心痛地离开南水，前往澳门谋生。[1][2] 在澳门创业之初，“李锦记”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购。锦裳经常带着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岁时开始独自回南水收购原材料，海盗猖獗的磨刀门海域当时是条危险的航线，三次在进货途中遇劫。为了儿子的安全，锦裳痛下决心中断南水的货源，将眼光投向了同样盛产生蠔的横琴和银坑，开辟出新的货源。 横琴湾海水咸淡适宜，温度适中，水质肥沃。横琴蠔身体肥硕，鲜嫩质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点，确保“李锦记”蠔油的品质。很快，“李锦记”的招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通过精心配制和加工，“李锦记”蠔油不仅适合国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将它当作高级调味品和送礼佳品，澳门人返乡和华人到外埠都随身带几瓶“李锦记”蠔油，它成为一种手信。[3] 后来，李兆南一方面协助父亲采购横琴和银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学习吸收酱料的制作方法，经过精工炮制所生产出来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独具一格，适合国人和西人口味，一时畅销起来。“李锦记”蠔油庄生意日渐兴隆，路越走越宽。 1929年2月15日，锦裳在澳门逝世，终年61岁。[1] 李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继承“李锦记”事业，30年代初，开辟广州“李锦记”蠔油庄和美国“李锦记”蠔油代销点，1932年在香港设立生产点，1946年发展为股份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锦记”在抗战时期一度衰落，20世纪50年代再次崛起，“李锦记”蠔油迅速恢复发展，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李锦记”成为香港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1972年，李兆南年纪渐大，其子李文达掌管产业，产销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建立新厂，安装11条自动化流水线，电脑控制生产过程。除生产蠔油之外，还生产芝麻油、饮料及酱油等十多个品种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家有李锦记，餐餐陪住你”这句广告词，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1][2] 80年代，李文达的五个子女相继学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进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李锦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983年“李锦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设立办事处；1986年美国“李锦记”在纽约中国城设立办事处；1991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工业市设立厂房；1996年“李锦记”在中国广东新会市建成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尺的酱油生产基地；2002年美国“李锦记”迁入位于洛杉矶工业市的全新办公大楼；2008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获美国著名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授予“杰出企业家学院奖”；2008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扩建的另一间十万尺新厂房开始投产；2009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荣膺“香港杰出工业家奖”；2010年“李锦记”集团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4] 现在，“李锦记”蠔油日销80万瓶，创造了“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的传奇。 [1]《李锦裳（1868-1929）》，载“珠海侨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页。 [3]《李锦记》，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锦裳：美味世家的缔造者》，载“晶报多媒体数位报刊平台＂网，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傅渔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门浸会会佐。 渔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来到澳门，在浸信会热心事主，被按立为会佐，经常代表教会出席全国和两广浸会联会。[1] 1937年9-11月，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独力组织五期筹款活动，举行游艺和乒乓球赛、义演、义舞及劝销国旗国花等筹得现款五千多元。首期筹募，各界踊跃购买门券，收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渔冰和梁洁英夫妇、陈章唐和李淑颜夫妇、苏无逸和陈紫英夫妇等殷商各捐结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渔冰被两广浸会联会推选为培正培道校董，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3年，因学校需要，校董会聘请渔冰兼任澳门培正中学义务校长，对学校发展贡献良多。同时，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镜公司的老板。[3] 1963年，渔冰向校董会请辞，全家迁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渔冰在香港去世，终年81岁。[1] 1928年，傅渔冰在澳门与梁洁英女西医结婚，生育两女五子。 1952年，傅渔冰的女儿傅忠爱与滕近辉结婚，子孙十多个。 滕近辉是山东青岛人，字怀智，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外文系；1950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毕业；是一位资深牧师，著名神学教育家、书法家、音乐家及神学教育家。他担任美国华人宣道会主席、《生命季刊》顾问、著名华人教会牧者、“驱动差传事工”的先锋。担任宣道会香港区联会荣誉主席及荣誉牧顾长、宣道会北角堂荣誉顾问牧师、牧职神学院讲师、世界华福会国际会荣誉主席。宣道会北角堂现时是香港宣道会中最大的教会，每主日崇拜人数超过五千人。[4] [1]《先贤小传》，载“培正学校同学会＂网，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1页。 [4]《滕近辉》，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张祖奇，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上海。澳门知名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37年，祖奇移居澳门。 50年代初，祖奇担任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内设计技术员，经常亲自到地盘监督工程，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代初，他领取建筑商牌照，开始从事建筑设计业务。 70年代，祖奇以“亚张建筑”之名经营建筑装修工程业务，80年代与家族成员组成“亚张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并组织创建联利企业有限公司、达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历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百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达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建筑置业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澳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同时，他担任澳门、葡国、台湾贸易商会名誉会长兼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澳门政府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荣誉副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澳门镜湖慈善会监事、澳门教育基金会常务会董等职。[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时07分，祖奇在山顶医院去世，终年89岁。11月28日下午3时，遗体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9日正午12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安葬在路环华人永久墓园。[1] [1]《澳门知名人士——张祖奇逝世》，载《澳门日报》，2007年11月27日。 [2]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92页。

李葵，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 李葵早期从事澳门工会工作，是澳门工联会发起人之一，1949年出任该会副理事长，1958年及1960年再度担任。 后来，李葵转到澳门中旅社工作，担任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澳门中旅（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澳门富豪酒店、濠臻酒店、京都酒店及香港新雅图酒店董事长。另外，他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董、常务会董。[1] 抗战时期，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时，中共党组织先后派郑秀、郭宁、冯彬、黄乐天等人赴澳门。郑秀借着其舅舅在澳门开设的马康公司作为掩护，在高士德马路19号建立抗日游击队秘密办事处，散发宣传材料，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开展与各界的联络工作。李葵和李成俊等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活动，游击队专门为李葵等人开办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2] 1960年春节前夕，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先生为首，组织澳门各界代表45人，来到水库工地慰问，澳门代表感谢民工为澳门居民的饮用水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并向民工赠送慰问品。同年3月8日大陆正式向澳门供水，澳门各界更是群情激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葵说：“祖国输水澳门，使澳门同胞结束水荒的威胁，饮水思源，澳门同胞应更加热爱祖国。”澳门各界对中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竹仙洞、银坑两水库充满感激之情。[3] 70年代初期，为了拓展澳门、中山旅游业，时任澳门中旅社总经理李葵，与副总经理陈源来到中山，与县领导商议开辟两地旅游线、中山选景点，澳门中旅社组织客源。[4] 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民间社团成立于1946年12月，成为澳门较早成立的民间社团之一。由崔昭光、何炳祥、崔翼周等乡贤发起成立，以同心同德，合行善举为宗旨。后因时局动荡，会务停顿。1961年5月，该会复会，6月举行复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之前该会只设理事会，从第24届起，因会务蓬勃发展，与家乡联系日益增多，改为会长与理、监事会制，两年一届。 崔德祺连任第24至27届会长，李葵和老永担任副会长，崔顺与为理事长。第28届改由李葵担任会长。1997年为第30届，会长由李葵担任，理事长崔世荣，监事长林擎。[5]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欧初：《战斗岁月：在澳门杀敌锄奸的往事》，载“新华网＂，2013年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8/02/c_123513016.htm。 [3]蔡尚途：《澳门与水》，载“金山区水务局＂网，2013年1月6日，http://jswater.jinshan.gov.cn/html/EN77/914441128310.html。 [4]《中澳渊源流长》，载“中山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showcontent.asp?id=558373。 [5]《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载“搜搜百科＂网，2012年12月2日，http://baike.soso.com/v7194374.htm。

卢荣锡，原籍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卢怡若之子。 父亲卢怡若深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致力于革命，成为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是澳门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卢怡若与八弟卢寿荪留学英国，入读伦敦皇仁书院；他和尢列、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广东归国华侨子弟学校，出任校董。卢怡若娶有妻妾四个，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卢荣均，七子卢荣勋居住台北，卢荣锡还有卢荣标、卢荣坚等兄弟。 1955年，卢荣锡和父亲及高世俭等人发起成立澳门新会同乡会，帮助滞留澳门同乡；积极参与澳门华人事务，赈济、教育及华葡交涉等活动。[1] 继祖父卢九、伯父卢廉若之后，卢荣锡出任第三任澳门商会华人代表。[2]澳门商会于1916年正式改为“澳门中华总商会”，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商业性社团。[3]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各界救灾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首期筹募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赠结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渔冰、梁洁英夫妇，陈章唐、李淑颜夫妇，苏无逸、陈紫英夫妇，六人各捐婚戒一枚。游艺大会购买名誉入场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宁、郑芷湘、黄豫樵、陈声始和杨惠馨夫妇、梁鸿勋及梁太夫人、卢荣锡、柯麟、梁彦明、陆电明等人。[4] 1953年，卢怡若、卢荣锡为吴铁城撰写挽联一副：[5] 数十年作革命前锋，党国早著贤劳，羨当代皆称元老； 四五载悲沉沦大陆，鼓鼙正思将帅，惜中枢遽折良材。 卢荣锡之子卢景昭是澳门兴昌行、澳门实业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国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经济，取得文学士学士学位；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长（亚洲）特别顾问及澳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关系顾问；并为澳门（中国）青年商会总会创办人和澳门扶轮会前会长、澳门高尔夫球总会主席。[6] 现今，在江门市潮连街卢鞭村海田街11号的名宦家庙，坐南朝北，宏伟大门，精致雕刻。一个刻有“名宦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颜色变得黯淡。牌匾四周环绕着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面的花、鸟、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7] [1]林广志：《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载“神州交流＂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3]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商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载“澳门经济学会＂网，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5]祝秀侠：《吴铁城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页。 [6]《卢景昭》，载“华富财经＂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寻访名宦家庙——探岭南古风》，载《江门日报》，2012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