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朱念高，香山县（澳门）第一任县丞。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级为香山县。从明隆庆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缴交的地租银500两，由香山县代为征收。 清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奏请朝廷增添香山县丞一名，专门处理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事务和纠纷。 雍正九年（1731），香山县丞衙署设立，最初驻扎于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县丞，负责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施管理。县丞是知县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对澳门十分重视。[1] 为了显示郑重，广东巡抚策楞还奏请发给香山县县丞印记，上刻“管理广州府香山县左堂关防”，后改为“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授予香山县丞相对独立的外事职权。从此，由香山县丞签发给澳葡机构的公文，于日期之上加盖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一宗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后，上疏清廷加强防范。乾隆九年（1744），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加强对澳门事务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马留为扩张地界，将县丞衙署连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拆毁，县丞和官员被迫迁回前山寨驻扎。 朱念高任职一年，雍正十年（1732），顾嵩接替担任香山县丞。[3] [1]《香山县历任县丞驻节澳门表：1731-1906》，载《中山文史》（第45辑），中山：中山政协，1999。 [2]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3]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入汉军正红旗籍。两广总督、诗人。 父亲吴执忠在礼亲王代善府中担当幕僚，被授予头等护卫。1650年初，吴兴祚以贡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乡知县，当时白莲教聚众反抗朝廷，成为一大隐患，他开导和遣散教众。不久，他因犯错，被降补江南无锡知县。 无锡县吏亏欠了官库钱财，更换了几任也没法偿还，免职后仍留在任所不许离去。吴兴祚到任后，为本县请求豁免这笔亏欠款，那些应当偿还的则捐出私财代为缴纳。吴兴祚用耕种官田所得的租钱雇用劳役，老百姓的困难得以解除。发生饥荒时，他又叫人煮粥救济给饥饿的百姓。 八旗兵驻防苏州，吴兴祚向领兵的固山请求允许自己单骑前往军中进行约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鸡，被吴兴祚查出后，立即鞭打，以示处罚，使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1674年，吴兴祚迁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诸侯及诸侯的上卿之礼），仍留下负责处理知县事务；又因漕运总督帅颜保举荐，他被破格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为清廷收复郑成功所占厦门、金门等地。 1681年，吴兴祚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到任后，他上疏揭发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长达几十年。他列举盐埠、渡税、渔课等各种弊端，上奏请求罢免。他上疏请求将禁界再拓宽，听任百姓捕采耕种。皇上派了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同吴兴祚巡历诸地，进行测量规划，使兵民都有安居乐业之地。 他又上疏称潮州海汛辽阔，商人往来贸易，因担心奸徒暗中骚扰破坏，应当将澄海协达濠营的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视保卫外海的岛屿，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吴兴祚上疏请在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铸造兵器。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上疏弹劾吴兴祚在铸造之事上弄虚作假，冒领功劳，将此事交由吏部商讨判决。1692年，吴兴祚被授为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但又因犯错被降级。 1696年，皇上亲征噶尔丹，命他从呼坦和硕前往宁夏安抚13个驿卡，但他请令愿意效力镇守沙克舒尔驿，没多久，官复原级。 1697年，吴兴祚去世，终年66岁。 吴兴祚为政时为民着想，免除苛税琐事，受到远近百姓的爱戴。他任过官职的地方，都将其列入名臣之中进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诗钞》、《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书。[1] 1684年春，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在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的陪同下，在澳门巡视二天。之后，广东官员对澳门巡视频繁。[3] 现录吴兴祚约作于1682年的诗一首： 《自香山县渡海赴濠镜》[1] 欲经濠镜，薄暮正扬舲。风雨声相搏，鱼龙气自腥。 黑云迷远屿，白浪拥孤汀。隐隐闻钟鼓，蛮归议事亭。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页。 [2]《中华全二十六史》编委会：《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0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页。 [3]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载“潮汕风情网＂网，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何作猷，字汝宏，号仲秩，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荣登戊戌科第215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为癸卯科乡试担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绪三十年（1904），他为甲辰科会试任同考官；朝廷赏戴花翎二品衔。后来，何作猷担任甘肃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尤其牵动人心。内外官员、在京会试举人2000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抗战，反对割地赔款，涉及当时全国23个省区，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战斗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何作猷参与上书。当时，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会馆，也是会馆管理者。孙中山曾莅临中山会馆。[2] 1917年，广东图书馆复馆时，实行董事会制，冯愿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监理，后改委员制。第一任馆长是冯愿，李茂之、何作猷、茅谦之先后继任馆长。[3] 澳门哪吒古庙簷际悬一匾额，题“哪吒古庙”四字，乃何作猷所书。该庙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庙碑及对联参证。[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龙拱村（今中山市城区槎桥村龙拱街）。 现今小榄何家祠，又称仆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经历200年之后，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进三间，台梁式木架构，后座寝室原有顶脊长联一副，以表彰仆射何公的忠烈史迹，是由清浙闽总督何璟所撰长联： 谏二帝割三镇，早知和议之非，其如国步艰难，一木当风支大厦； 察敌骑将再来，代草勤王之诏，岂意人心涣散，孤魂随日返虞渊。 中座亭堂有一副顶脊联，是时任清翰林院编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两房，兄弟发祥钟凤岭；[6] 孤忠垂万古，君臣大节树燕山。[7] [1]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页。 [2]刘征：《海峡两岸的文化枢纽》，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3]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页。 [4]郝雨凡等主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25页。 [5]何仰镐：《榄溪风物》，载《中山文史》（第46辑），中山：中山政协，2000，第159-221页。 [6]凤岭：指小榄。 [7]燕山：指徽、钦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梁家瑛，香山县六区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天津海关关长、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家瑛家境殷实，青年时代外出求学，30年代中期在上海市的海关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海关工作。 1937年，家瑛调任珠海拱北海关，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港澳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他成功组织拱北海关关警的罢工斗争，并吸收了五名队员入党。 1940年初，家瑛调到四川省万县海关工作，其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抗战期间，他遵照党的指示，致力开展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后为三位上级领导人安排社会职业，作为掩护。 抗战胜利后，万县海关撤销，家瑛被海关总署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天津海关任职。 1948年4月，任职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变节，出卖一批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幸好家瑛离开四川，行踪不定，未被国民党抓捕。 1948年冬，家瑛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南下，参加香港九龙海关起义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家瑛重返天津海关工作，历任副关长、关长。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天津海关获得“全国红旗海关”的荣誉称号。 “文革”期间，家瑛受到康生的迫害，被诬陷为冉益智一伙的叛徒和潜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坐牢21个月。打倒“四人帮”后，他获得平反昭雪，后被海关总署调到北京外贸学院筹建海关学系。 两年后，家瑛调任天津市侨务办副主任，继任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1985年，家瑛离休后，担任海关学会副会长，主持26万字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一书的编辑工作。[1]他撰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历史述略》一文，发表在《海关研究》1991年第3期上。[2] 1992年初，家瑛及家人从深圳蛇口乘船来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珠海。拱北海关领导人为这位八旬老人提供了生活起居的方便。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榕达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龙贵兴陪同家瑛，回到金鼎镇看望故居，并拜访镇政府。[3] 1999年，家瑛在天津病逝，终年86岁。[1]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400-401页。 [2]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17-24页。 [3]卓华明：《梁家瑛和抗战初期拱北海关的地下革命斗争》，载《珠海文史）（第14辑），珠海：珠海政协，2006，第6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