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簡朝亮，字季起，號竹居，順德縣簡岸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簡岸村）人。學者稱為“簡岸先生”、嶺南近代著名經學家和教育家。[1] 父親簡孫揚精通文墨，長期在本族祠堂供職，家境貧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聰穎，刻苦好學，嚴格自律，品行高尚；27歲時補稟生，在廣州設館授徒。他37歲時，第五次應考舉人，落第後不再涉足科場；回鄉建讀書草堂，一邊講學，一邊讀書著述。 朝亮畢生師承朱九江的學說，極力宣導“通經致用”（掌握儒家經典精義，應用於人生實踐），尊奉孔學是“萬世學術之宗”，寫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風”；而對於興起的新學，抱有排斥態度，視為“介亂”、“離經叛道”。他把國家民族的危難歸咎於“人心不古”，一再呼籲“明正修身之道，始可達於治平之階”。 朝亮的思想雖趨於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為稟生後，生活仍相當拮据，卻從不為童生作擔保，以賺取酬金。每次應考舉子試，一般考生那樣出錢買謄錄（新科考試時，由於時間限制，考生不可能將考卷的作文草稿謄正上交。為便於教官批閱，考場僱用一批書手，只要考生繳交一定費用，可代為謄正草稿。這種做法叫“買謄錄”）。他認為一經別人謄正，便涉嫌文過飾非。時人認為，他連考五次都沒考上，與此有關。但他泰然處之，無怨無悔。 朝亮先後在廣州、順德、陽山築“讀書草堂”、“讀書山堂”，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專治經史之學，成就卓越；著有《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尚書集注述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孝經集注述疏》等文獻。[2] 朝亮設帳講學30多年，社會影響頗大。他言傳身教，與學生一起篤行儒家修身之道。學生們深受潛移默化，走出社會後，大多大有作為和聲譽良好。他的儀態風度，無不令學生欽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課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論滔滔，聲若洪鐘；每談到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時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聲疾呼，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數十年後，學生們對此印象猶新，津津樂道。 朝亮門人眾多，人才輩出，如晚清國粹派領袖鄧實、黃節出自其門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權勢。清光緒年間，簡岸鄰村槎涌的豪強買通省衙門某達官貴人，偽造證據，拒絕出錢修築歷來由簡岸、槎涌、祿洲合修的三村堤圍，引起簡岸、祿洲兩村村民不滿，上告到縣衙門。順德知縣害怕得罪權貴，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親自到省上面見主管此事的讞官，而讞官官官相護，一臉不高興，斥責朝亮“無事生非，要脅官府，居心叵測”。 朝亮毫不畏懼，據理力爭。讞官見一個小小的生員居然斗膽頂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並咆哮道：“若還多嘴，當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於度外，大聲抗辯：“大人枉判此案，為害三鄉，即使殺了我。也無濟於事！”讞官氣得說不出話來，悻悻然退入後堂，半晌，重新走出來，態度稍為緩和，叫朝亮上前，讓左右把帽子還給他，但案件仍維持原判。 民國成立後，政權旁落於北洋軍閥手中。1915年，袁世凱網羅全國各地知名人士，作為他竊國稱帝的羽翼，朝亮在禮聘之列。他拒絕會見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幾天一無所獲，只好留下聘書，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遊歷澳門、香港。《讀書堂集》卷八記錄他遊歷澳門、香港詩作。如《澳門》詩寫葡國化的澳門，云：“大眼魚舵泛海家，澳門口岸阻浮沙。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後，他東渡香港，途經汲水門，有詩紀事。 來到香港後，新異風貌，使朝亮讚歎不已，他撰寫《香港四首》詩，分別介紹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馬路、番妓樓（妓院）、綠衣兵（警察），頗能刻畫出英國統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詩云：“白沙碧草路委蛇，雲氣初開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樓斜倚醉戎姬。”詩寫蒼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樓瓊宇之中，姿態多麼嫵媚呀！自洋人雜居後，西方的名物隨之進入香港。《大馬路》詩云：“夾道垂陰外國花，廛居畫地鬥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戲，但看西人走馬車。”寫港島大馬路上盛開著外國的花朵，殖民化可見一斑。 《番妓樓》寫洋人開辦的洋妓院，詩云：“金鏤花錢出碧洋，電鐙浮影錦衣光。可憐賣笑青樓女，一半番妝一半唐。”在燈光輝煌、雕飾華美的妓院中，有穿著唐裝的洋妓，亦有著番裝的唐妓，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當時香港青樓的獨特風貌，表明中西文化的進一步融洽。 《綠衣兵》詩寫香港警察：“吹茄號令報嚴更，頃刻旋收海市聲。借問月明誰犯夜，綠衣一喚萬人驚。”綠色制服，執法嚴明，成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這當然與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終年82歲。[2] [1]劉正剛：《居家憂國的簡朝亮》，載“南方網＂，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紅塵往事：嶺南儒宗簡朝亮詩中的香港》，載“新浪網＂，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廣東南海佛山鎮（今佛山）人。早年曾入廣州世界語夜校，接受世界語的啟蒙教育。後就讀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及北京大學。五四運動期間，在北大學生中宣傳無政府主義。1920年畢業後到嶺南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並利用《民聲》等雜誌，進行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的宣傳。次年赴法國里昂大學留學，加入國際性世界語組織“全世界無民族協會”。1925年畢業回國，致力於世界語的推廣。翌年在廣州與黃尊生等創辦世界語師範講習所和廣東大學世界語學會。1929年參與創辦廣州世界語學會，任交際部主任。1938年廣州淪陷後，曾任日偽廣州市社會局課長。不久到澳門，任職於濠江中學。後病逝於澳門。

陳大白，新會水東（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羅坑鎮水東村）人。澳門資深報人、資深新聞界人士。 大白出身於貧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親當年在航行省澳線客輪任低級職員，收入微薄，家庭負擔重，生母早年去世。父親因長期嗜酒，50歲時不幸去世。大白由繼母勉力養育成人。他少年時，因家境困難，只能供讀小學，無力升中。[3] 在青年時代，大白以半工半讀方式，在廣州一所教會中學讀書，結業後來到澳門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陳少偉在澳門創辦的《朝陽日報》工作，同年，他在陳天心創辦的《大眾報》兼任編務，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發起組織澳門規模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積極開展抗日活動，出任首屆理事，後任常務理事。[4] 50年代，澳門風雲激蕩。大白在新聞戰線上親歷不少風浪，度過動盪不安的歲月。當時澳門湧現一股要求變革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新潮流，新興的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澳門同胞的民主進步力量迅速發展，逐漸地形成一股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時，蔣介石從大陸潰退後，其大批人馬湧入澳門，擴展機構和立足點，與澳門同胞進步力量形成對壘的局勢。蔣氏人馬到處鬧事和進行干擾，搞破壞活動，甚至搞爆炸、暗殺，還恐嚇毆打各行工人，干預工人加入愛國工會，更利用澳門為基地，派特工潛入內地進行破壞活動，造成澳門滿城風雨、動盪不安的緊張局面。由蔡凌霜接辦的《大眾報》及由陳滿、張陽主理的愛國期刊《新園地》，堅定地站在澳門同胞民主進步力量方面，對抗邪惡，並肩作戰。 1948年，蔡凌霜接辦《大眾報》，大白繼續在報社擔任編輯工作。1950年3月《新園地》創刊，大白加入該刊兼任編務，直至1958年夏。期間，他與兩報同事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動一致，堅守立場，為澳門進步的新聞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鑽研重心轉移到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兩個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寫《漢語語法講話提綱》，之後作了多次增訂，全文三萬多字。當時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獲悉大白從事語法研究多年，舉辦一個“教師業務講座”，講授漢語語法，邀大白擔任主講，為中小學教師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講授詞法、句法的分析，各種類型結構的闡釋及各種病句的舉例等內容。 1967年，大白參加新中國成立後澳門第一個新聞工作者團體——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業餘時間，他從事漢語語法及漢語拉丁化的研究，歷年在報刊上發表的時事評論文章，累計1000萬字以上。 大白擔任澳門愛國報紙《大眾報》副總編輯、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副監事長，成為澳門地區報齡較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聞事業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的參與者、澳門大半世紀華文報業發展的見證者，大白具報人風骨，並致力傳承澳門的歷史文化。20世紀30年代後期起，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逾半個世紀，在《朝陽日報》連載的專欄“老實人的書信”逾百篇；1959年撰《漢語語法講話提綱》，1990年參與編纂和出版《濠江風雲兒女》。1995年出版綜合性文集《天明齋文集》，輯錄其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關澳門歷史及新聞史的珍貴資料，為研究澳門現代史提供不少寶貴的史料。《濠江風雲兒女》記述抗戰時期澳門同胞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歷史，1991年獲得廣東省史料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天明齋文集》收集作者發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記述澳門報業歷史的論文及大量有關澳門報業發展情況的回憶文章。[1] 2003年，大白獲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2009年，他將多年珍藏的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百餘原件，包括照片、文獻、書信等捐贈給澳門博物館。2010年，他向記協贈送其個人史料著作及記協多屆珍貴照片、資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歷史檔案館舉辦“澳門歷史的見證——陳大白大半個世紀的回憶展覽”，他應邀主持“抗戰時期澳門中文報業”講座，分享抗戰時期，報紙作為抗日救國的重要宣傳工具的點滴與艱辛，備受各界好評。[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時10分，大白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7歲。遺體於12月2日移鏡湖殯儀館壽全堂治喪，3日中午12時30分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奉柩珠海市殯儀館火化。[2] [1].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中國新聞年鑒1996》，北京：中國新聞年鑒雜誌社，1996，第659頁。 [2].《陳大白病逝周日治喪》，載《澳門日報》，2012年11月29日。 [3].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4].《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頁。 [5].《歷史檔案館辦陳大白回憶展開放日多項活動歡迎公眾參加》，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羅忼烈，廣西合浦人。詞曲研究大家。 忼烈出身於地主家庭，小時候，家裡請來先生教書，學到初小三年級，他才入讀小學。1936年，忼烈在鄉下考上廣州中山大學，期間，他師從詞學大家詹安泰，作詩填詞，在師友間有“詞人”的雅號。 1940年，忼烈畢業於中山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之後，在培正中學、羅富國師範學院、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等院校任教，對詩、詞、曲和文字學、訓詁學、古音學深有研究。 忼烈的家依山而建，曰“兩小山齋”。書房和客廳相連，書櫃裡擺滿線裝古籍，古董錯落有致地安放在房中各處。“兩小山齋”源於他喜歡晏幾道的詞，晏幾道是晏小山；又喜歡張可久的元曲，張可久是張小山，所以叫“兩小山”。 忼烈溫文爾雅，不善客套，對學界人事的品評，往往一針見血。所作《周邦彥清真集箋》，探幽輯廣，功力深厚，論者謂與龍榆生《東坡樂府箋》、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媲美；倚聲與饒選堂先生相驂靳。他所作的《兩小山齋樂府》，存詞不多而首首精粹，以裁雲鏤月之章，蘊身世滄桑之感，兼融兩宋，沈厚淵雅，洵南天尊宿，詞苑正宗。 忼烈是詞曲研究大家，兼涉經、史、地輿方志、文字音韻之學；著有《周邦彥清真集箋》、《話柳永》、《北小令文字譜》、《元曲三百首箋》、《詞曲論稿》、《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兩小山齋樂府》等。 忼烈夫妻生育一女一子，女兒在牛津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在英國工作；兒子留美攻讀經濟學，畢業後留美教書。羅太是忼烈在培正中學時的學生，比他小17歲。羅太甚麼都幫忼烈做好了，讓他可以專心研究。他叫她請一個傭人，她說不用。 2009年，忼烈去世，終年91歲。[1] 現錄羅忼烈的詩一首： 《清平樂‧賦愁》[2] 愁來無路，來了還留住。 石井梧桐今夜雨，寂寞憐伊伴侶。 深情始解相知，天涯地角相隨。 除卻眉頭心上，人間無處容伊。 [1]《羅忼烈小傳》，載《最後的文化貴族》（第三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 [2]葉元章、徐通翰：《中國當代詩詞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第499頁。

盧榮儉，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生於澳門。[1]《國外地震工程》雜誌主編。盧廉若與六妾區氏所生之子、盧九之孫。[2] 1944年，榮儉高中畢業於坪石的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簡稱“培聯”）。當時日寇窮途末日，仍想最後一拼，打通粵漢線並轉而西犯重慶。6月，日寇攻打長沙，榮儉與其他同學提前畢業疏散了。有錢的和有靠山的就趕至桂林，再轉貴陽赴重慶考大學；沒有錢和靠山的只有回家等待時機再考大學或尋找職業。 榮儉家在澳門，當時匯款不通，沒有接濟，而南下又危險，只得在曲江親戚家暫住。但不久，日寇又停止南下了。粵北僅有的兩所大學——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相繼在報上刊登招生的消息。 當時，為了阻止日寇南下，從曲江到樂昌的鐵軌已被政府拆除。為了應試，必須從曲江步行到樂昌，再從樂昌乘火車到坪石。疏散兩個多月，榮儉的功課也生疏了。他約上在曲江的三位同學，先回坪石複習功課，然後再應考。榮儉等都是十八九歲的小夥子，步行幾十公里到樂昌絕無問題。但他們肩不能挑，隨身帶的行李、書籍，只有請挑夫。他們跟著挑夫上了路，沿途沒有心思欣賞粵北的山景，心中只有古時上京考試的窮舉子的滋味。 到了樂昌，立即轉乘火車前往坪石。抵坪石後，榮儉他們托人在坪石墟租了一間面臨武水的房間，雖然條件不盡如意，但臨窗可一覽武水的風景，溫習之餘，調節一下緊張的情緒。四個同學輪流做飯，洗衣則各自為政。 複習兩個月後，中大開考了，考場設在坪石墟。考題並不太難，只是“國文”的作文題《正德利用厚生論》難倒了一些考生，但培聯的學生以前作過這樣的作文練習，尚不至於“考糊”了。 放榜了，榮儉等四個同學全都榜上有名。快盼到開學了，又傳來了日寇南下的消息。開學無限期延長，榮儉他們又不得不趕回老家。過了一個多月，快到年底，又在衡陽北面駐軍不動了。中大校方有見於此，又宣佈翌年一月開學，令新生們前來報到入學。 於是，榮儉等人又一次高興地從曲江北上，認為這次可平安地上學了。 榮儉考的是工學院，入學地點在三星坪。入學前一個月要進行軍訓。他經受過多次磨煉，對於軍訓的艱苦，已不覺得怎樣了。軍訓完畢，榮儉等人搬入三星坪的宿舍。當時宿舍大大不如現在的“學生公寓”，牆壁是竹編的，四面通風，門也關不嚴密，北風吹來，呼呼作響。 粵北酷寒，晚上，榮儉他們躲在被窩裡看書，複習功課。就這樣，過不了一個月，日寇又南下了，學校緊急疏散。有些同學隨校到東江去，有些到連縣。有家或有親戚的各自投奔。榮儉因擔心經濟來源中斷，又南下曲江投奔親戚去了。[3] 抗戰勝利後，榮儉才回到廣州石牌，重新入學，1948年在中山大學土木系畢業。 1948-1950年，榮儉在香港馬士文（Massman）建築公司任助理測量員。 1950年，榮儉回國，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工程力學研究所（後改為地震局領導）工作，擔任實習研究員，後任武漢工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副研究員，享受政府特別津貼。榮儉從事編譯工作多年，歷任《土木工程學報》副主編、《矽酸鹽學報》編委、《中國建材科技》英文編審，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土木）、《國外地震工程》主編、武漢建材學院學報（英文版）副主編。 1979-1981年，榮儉獲得國家地震局科技二等獎兩項；1984年由地震出版社推薦其編著的《英漢地震工程學詞彙》，獲中國出版工作者紀念獎，後由台灣名山出版社翻印出版。[1] 榮儉編譯著作有：《在嚴寒中硬化的摻鹽類混凝土應用暫行規則》（1956年基本建設出版社出版）、《工地試驗室材料試驗指導》（1957年基本建設出版社出版）、《混凝土的徐變》（1959年建築工程出版社出版）等。 榮儉撰寫論文有：《凍不壞的混凝土》發表在《科學大眾》（中學版）1957年第2期上；《乾硬性混凝土》發表在《科學大眾》（中學版）1957年第4期上；《關於用劈裂方法測定水泥抗拉強度的若干問題》發表在《中國建材》1963年第6期上；《國際地震工程協會簡介》發表在《工程抗震與加固改造》1979年第1期上；《各國知名人士》發表在《工程抗震與加固改造》1979年第1期上；《〈中國地震烈度表〉（1980）簡介》發表在《工程抗震與加固改造》1981年第3期上；《混凝土徐變的機理及其預測》發表在《混凝土》1983年第6期上；《一場關於地震烈度的論戰：“烈度革命”還是“革烈度的命”?》發表在《城市與減災》1999年第6期上；《混凝土在海洋工程中的應用》發表在《混凝土》1984年第5期上；《香港新機場各項工程的新動態》發表在《土木工程學報》1992年第1期上；《澳門“大三巴”考》發表在《城市與減災》1999年第3期上；《澳門同胞抗拒葡萄牙侵略軍的歷史見證地——奧斯丁教堂》發表在《城市與減災》1999年第5期上；《名不副實、詞不達意和一詞多義——試論土木工程學科的若干名詞》發表在《科技術語研究》2000年第2期上；《“高層建築”與“多層建築”》發表在《科技術語研究》2000年第4期上等。 [1]于德春：《中國建材名人辭典》，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5，第309-310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31頁。 [3]羅永明：《中山大學校友會》，載《我們的中大》，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第129-131頁。

區鳳墀，原名區逢時，字錫桐，號鳳墀、又號穡叟，生於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港澳基督教新教學者。[1] 1807年，英國倫敦會差派馬禮遜和米憐等人來到中國傳教，因被清政府禁止，他們只好轉到南洋麻六甲從事聖經翻譯、出版書籍，向當地華人傳福音，並開辦“英華書院”，培訓華人宣教人才。鴉片戰爭之後，隨著“五口通商”，中國大門對外開放。倫敦會將英華書院遷往香港，並以香港為基地，向中國內地宣教。 當時廣東南海何進善（字福堂）入讀英華書院，1846年畢業後被倫敦會按立為牧師，在香港、廣州等地傳福音，建立教會。1864年，何福堂來到佛山傳道，與鳳墀相識。鳳墀追求真理，素有向道之心，當他讀了何進善所著《新約全書注釋》之後，為其折服，接受了基督，不久受洗，加入佛山之自理會，並帶領全家人信主。 1865年，佛山華人教堂落成，舉行慶典時卻遭到暴徒襲擊焚毀。鳳墀一家逃到香港。他頗有才學，受到倫敦會重用，參與翻譯聖經，編寫注釋等工作，其神學知識隨之提高。 1872年，經丹拿（F. S. Turner）牧師推薦，鳳墀岀任倫敦會香港灣仔堂主任。他盡職盡責，並在講解聖經方面清晰入理，令會眾信服。1875年，鳳墀與丹拿牧師一道發起勸戒鴉片會社，上書英國政府請願，並被推舉為赴英代表。 1883年，孫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基督教學校畢業後，返回香港進入拔萃書室進修，預備投考香港公立學校。為了補習中文，拜鳳墀為師，之後兩人成為莫逆之交。鳳墀在信仰和學問上對孫中山影響甚深。後經鳳墀介紹，孫中山認識美國綱紀慎會的喜嘉理（Charles Hager）牧師，在其鼓勵下，孫中山正式受洗，並取教名為孫日新。後來，鳳墀為他改為“逸仙”。之後，孫中山以“逸仙”之名，蜚聲海內外。 1885年，鳳墀回到廣州主持教務，化解中法之戰而帶來的危機，使教會化險為夷。 1889年，應德國柏林大學東語學堂邀請，經香港督學使歐德理極力推薦，鳳墀遠赴德國，擔任柏林大學中國語文教授數年。任滿回港後，他被選為道濟會堂長老，時值孫中山在廣州開業，兩人保持密切的關係。 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興中會，鳳墀積極參與。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避走倫敦。鳳墀回到香港擔任倫敦宣道會濟會堂長老，同時被委任為香港華民政務司署總書記。工作十年間，他廉潔自守，寓佈道事業於交際中，備受社會各團體敬重。 1896年11月，孫中山從英國寫信給鳳墀，報告其蒙難經過：“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越祈越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簡地利（康得黎）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著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癲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為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沙侯（首相）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即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藏，雖清勇陰謀，終無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從中字裡行間，可見兩人情義深厚。 1899年，鳳墀幫助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1910年，加入關心焉等發起的“剪辮不易服會”。他退休後，繼續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幹事，聖士提反男、女校漢文總教席，以及廣華醫院監理等職。1914年，鳳墀病逝，終年67歲。 區鳳墀著有《道鄉漁樵》。劉粵聲牧師讚譽他“公性剛猛如彼得，慈愛如約翰，才華橫溢，不逾乎道，又類保羅，秉此奇賦，誠教會有數人物”。[2] 澳門馬大臣街有一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前稱為澳門中華基督教會。這所教堂落成於1919年，至今已有90多年歷史。自該堂1898年開基佈道計算，現已超過100年，是一所最有歷史的華人教會。 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的創立，與香港道濟會堂（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合一堂）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道濟會堂是香港最早自理的華人教會，在1884年進行自理後，計劃本地和國內佈道工作。1898年，澳門是馬禮遜牧師初到開基之地，也是中國第一位基督徒蔡高受洗之地，並且有一些信徒在澳門聚居工作，道濟會堂主任王煜初牧師認為在澳門開基佈道正是時機，倫敦傳道會皮堯士牧師（Rev. T. W. Pearce）深表贊成，於是組織澳門傳道會。 王煜初牧師、皮堯士牧師、區鳳墀長老、何芹甫長老四人連袂前往澳門探討佈道工作，廖德山醫生借出寓所作為聚會之用，之後格致書院（後為嶺南大學）鍾榮光教習、子褒學塾校長陳子褒參加教會事奉，教會聖工日漸興旺。1906年在黑沙灣興建聖堂，這是澳門華人基督徒興建第一所教堂。落成開堂感恩之日，香港道濟會堂致送一塊金漆黑字“福音初至之地”的牌匾志慶，至今仍然金光閃閃掛在聖堂入口之處，具有歷史意義。[3] [1]丁光訓、金魯賢：《基督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第463頁。 [2]《區鳳墀》，載“百度百科＂網，2006年12月1日，http://baike.baidu.com/view/43450.htm。 [3]《福音初至之地～澳門》，載《基督教週報》，2006年12月1日，http://christianweekly.net/2004/sa9646.htm。

丁仁長，字伯厚，號潛客，原籍安徽懷寧，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教育家。 清光緒八年（1882），仁長考中舉人；光緒九年（1883）榮登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後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地方鄉試官、侍講、侍讀等。[1] 光緒十七年（1891），仁長擔任貴州鄉試正考官；光緒二十二年（1896）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嘗上疏請開講筵，力崇節儉，痛陳內務府積弊。[2] 後來，仁長因父病告假還鄉，從此不再出仕，講學終身。光緒二十三年（1897）粵督譚鐘麟聘任仁長，主掌廣州越華書院，講授經史實學。各省廢書院，改為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仁長與吳道鎔、汪兆銓等創辦新式學校——教忠學堂，擔任首任監督；同時兼任兩廣大學堂監督；光緒二十九年（1903）聘為存古學堂監督。 辛亥革命後，仁長自號潛客，杜門讀書奉母。後來遷居香港，繼續設塾教學，致力於培養人才。 1924年冬，清廢帝溥儀被國民軍馮玉祥部驅逐出故宮，仁長赴天津“行在”奔問。 1926年，仁長在天津病逝，終年65歲。 丁仁長重視教育管理，在創辦學堂之初，主張“學堂初辦，首在宗旨純正，主持得人”。但思想守舊，創辦教忠學堂，意在“教人忠君”。 丁仁長著有《中興金鑒》、《先正讀史法》、《毛詩傳箋義例考證》等著作。他去世後，門人李麟頤輯其遺詩，汪兆鏞、張學華校定，名為《丁潛客先生遺詩》。門人陳善伯另輯《遺詩續稿》。據說，其外甥沈光燾收輯丁仁長的經史策問數十篇，未見。[1] 丁仁長為澳門創作不少詩篇。 現錄丁仁長的詩兩首：[2] 《慵叟避地濠鏡，於海濱山麓訪得一泉，味清而甘，夏不溢，冬不涸，有類於君子之德，因名以“君子泉”，賦詩表彰之。澹庵、闇公竝有和作，寄示津寓，為賦二絕，時乙丑十一月也》 為貪為讓水無情，偶遇幽人便作名。 繞屋泠泠定何語，丁寧不改在山清。 素狄蹤同地不同，間關幸住日華東。 何時共醉南灣月，會有愚溪賚此翁。 [1].嶺南文化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嶺南文化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538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34-144頁。

李滄萍，字菊生，諱漢聲，中歲以後，以字行，廣東豐順縣小勝鄉（今屬小勝鎮）羊公坑人。南社社員、大學教授、作家。 曾祖父李丹桂是太學生。祖父李雲岩，武德騎尉。父親李杜是縣學生，以學行為鄉里祭酒，生育八子，滄萍居長。[2] 滄萍師從著名詩人黃節，成為他的入室弟子。1924年，滄萍畢業於北平國立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與豐順縣立中學（今豐順一中）校友會幹事孝紹青常有聯繫，從中推薦訂閱和寄送《新青年》等新文化運動進步書刊，使豐順青年師生得以開始接受革命理論和進步思想的影響。 滄萍歷任教育部秘書、譯述館分纂、北京大學講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廣東省政府秘書、教育廳秘書及民政廳秘書、廣東通志館編纂、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研究院教授等職，並擅長於經學、詩學、古文學、史傳研究、修辭學及詩史等。 滄萍遺著有《詩學大綱》、《詩學通論》、《漢魏六朝》、《唐宋家詩選》、《毛詩學》、《楚辭通論》、《文選學》、《古今學》、《古文鈔》、《近代詩學》、《陳後山詩注》、《高齊詩存》、《高齊文存》等豐富著作，工於詩又有深造詣。[3] 1949年3月3日，滄萍因患肝硬化而病逝，年僅52歲。 南社有兩大陣地，一是雅集，二是刊物《南社叢刻》。南社社員積極拿起筆，把自己的才華現諸筆端，慷慨悲歌，寫下對那個風雲突變、民族苦難深重時代的關注與思考，以詩詞、散文等作品抒發內心的感受，林百舉、謝英伯、鄒魯、李滄萍等16人，在《南社叢刻》留下光彩華章。[4] 李滄萍妻子黃真如，賢慧淑德，夫妻生育兩子。長子肄業於嶺南大學。[2]李滄萍弟弟與黃節的女兒結婚，1930年生育一子李華鐘。李華鐘居住廣州，擔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是一位著名物理學家；在小時候，母親經常對他說起外祖父黃節的事。[5] 現今，澳門博物館藏有李滄萍的《題若遺齋圖卷》，作於1942年，紙本，24釐米×106釐米；《贈馮印雪詩卷》，作於1942年，紙本，26釐米×134釐米；並收入2002年刷版的《澳門博物館館藏書畫》。李滄萍致盧子樞信劄，三開，紙本，盧子樞家屬收藏；收入《不蠹齋友人書劄》。[1] [1]朱萬章：《廣東傳世書跡知見錄》，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第268頁。 [2]《本校文學院李滄萍教授逝世》，載《嶺南大學校報》，1949年，第94期，第2頁。 [3]大陸雜誌社：《叢考‧傳記》，杭州：大陸雜誌社，1975，第462頁。 [4]劉奕宏：《百年南社與客家梅州》，載《梅州日報》，2012年5月30日。 [5]《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吳道鎔，原名吳國鎮，字玉臣，號用晦，晚號澹庵，祖籍浙江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先祖因經營鹽業入粵，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文史專家、書法家。 道鎔小時勤奮好學，16歲補縣學生。1874年，李文田請假奉母南歸，主講於廣州應元書院。道鎔當時入讀此書院，得到李文田教導，書法大有長進。 1875年，道鎔23歲，高中舉人，之後二年應試不第。家境並不寬裕，他不再追求科舉，在家鄉授徒養親。李文田對道鎔的才學非常看重，再三敦促他赴試。1880年，道鎔榮登進士，進入翰林院授庶吉士。他請假回鄉省親，不久，父親去世，他在家守喪。 1886年，道鎔滿服回京復職。不久前，李文田已回京復職，進入南書房兼詹事府少詹事。道鎔寓居李文田府上，被李文田聘為記室，再受到李文田的教誨。道鎔無意仕途，李文田不勉強他，不以祿仕相勸。庶吉士散館時，道鎔得授編修，本可留在京師，他卻捲起鋪蓋回家，之後不再復出，以講學著述終其身。 道鎔回到廣東後，潛心教育，主講於潮州韓山、金山書院，惠州豐湖書院，三水肄江書院，廣州應元書院。他與陳石樵、石惺庵等人在廣州府學設館授教，從遊者數百人；後任廣州越秀書院山長。道鎔手不釋卷，博綜經史，旁通算術，甚至閱讀有關西方政治的書籍，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多為通才。他在潮州任教時間最長，潮人對他非常敬仰，學生把他當成父兄，他並不因此沾沾自喜，自表功績，而視作自己的本分。 1888年，海陽縣（今廣東潮州）知縣盧蔚猷開局纂修縣志，延聘在潮州金山書院任教的道鎔為總纂。翌年，編纂工作完成過半，道鎔離潮帶走草稿。因距修前志已近170年，道鎔對海陽情況不太瞭解，不免錯漏。1896年，李芳蘭等人重行搜集，訂訛增闕，補綴成編，歷時11年完成，1900年付印。 戊戌變法後，清朝實行整頓和改革書院，廢除科舉，廣雅書院改為兩廣大學堂，1903年，清政府規定各省設立高等學堂，兩廣總督將兩廣大學堂改為廣東高等學堂，聘請道鎔為學堂總理。當時學堂設總理一名，相當於現在校長，負責學校全面工作。道鎔為廣東第一所新式高等學堂的首任總理，在校八年，培養了不少人才，有的學生後來成為社會名流。 後來，他兼任學部諮議、廣東學務公所議長。兩廣總督張鳴岐向朝廷舉薦道鎔，說他學行兼優，兼備任吏。而道鎔表示無意仕途，一心從教。辛亥革命後，道鎔杜門著述，不問外事。省志局、學海堂禮聘他，都推辭不就，以遺老自居，一度寓居羅浮山酥醪觀。 道鎔既工書、能詩，尤擅古文辭。少年時學詩，他聽到大學者陳澧謂粵東多詩人少文人，因此發憤鑽研古文。他所作導源於《史記》、《漢書》，又能涵詠於諸子，精心獨運，力矯浮靡之習，深得淡遠之趣。 他致力於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博考粵中作者，以明末屈大均《廣東文選》、前清溫汝龍《粵東文海》為基礎，辛勤採輯，歷時20載，積成巨帙，書名《廣東文徵》，分文體為16類共240卷，收入自漢至清共600餘家。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另纂《作者考》12卷，可惜，終其一生而未及完成，病中猶校補不輟。 之後，番禺人張學華為之整理，續成713家3000餘篇，並補齊《作者考》，洋洋300萬字，篇幅數倍於《粵東文海》。這部凝聚了道鎔一生心血的巨著，為保留廣東地方文獻作出很大的貢獻。1947年，由葉恭綽邀同北京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集資先行油印。始得印刷出版。 1918年，梁鼎芬、盧維慶編修《番禺縣續志》開局，道鎔成為三位主纂人之一，手定條例，成書44卷，歷時13年完成。 1936年，道鎔病逝，終年84歲。遺命以道服殮，葬於廣州東門外石鼓岡。 吳道鎔的書法造詣甚深，初習柳公權，後居北京李文田府中得見漢魏隋唐碑帖，得到李文田悉心指引，同筆結體，日有所成，漸至形成自己的風格。晚年時候，吳道鎔以書法出名，廣東各地不少樓堂館院的匾額、楹聯出自其手筆，曾榜書“一景酒家”，妙筆興成，為人所稱讚，所書《屈翁山墓碑》尤其精彩。麥華三評價他“用筆結字，幾與隋《蕭飭性夫人墓誌》無異，豈其得力處歟”，又說“其榜書‘保滋堂’三字尤佳，反虛入渾，積健為雄，從容暇豫，有君子之風”。 吳道鎔遺著有《海陽縣志》46卷、《明史樂府》八卷、《澹庵詩存》一卷、《廣東文徵作者考》12卷、《番禺縣續志》44卷，輯有《廣東文徵》249卷。[1] 吳道鎔遊歷澳門時，留下不少詩篇。現錄吳道鎔作於1920年的詩兩首： 《遊濠鏡訪林樸山，歸後寄懷並柬其哲嗣柔仲、學文、正烇》[2] 柵關落日馬交潮，天末懷人感寂寥。嵇呂相思聊命駕，紀群深語到連宵。 清觴款款簷花落，寒漏遲遲燭影搖。最感臨歧珍重意，風波穩處隱頻招。 自憐弱羽奮飛難，心怯危枝強自安。得失雞蟲憑聒耳，逍遙鵬鷃付齊觀。 拄藜訪舊心驚少，束筍叢編眼倦看。欲羨移家陶處士，三層樓擁地高寒。 [1]《吳道鎔和潮汕》，載《揭陽日報》，2010年7月11日。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7-243頁。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饒宗頤，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城（今潮州市湘橋區）。著名國學大師。[1] 父親是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家中的天嘯樓是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藏書數以萬計。宗頤是長子，幼承庭學，飽覽群書，自小被父親訓練寫詩、填詞，寫駢文及散文。[2] 1929年，宗頤隨金陵楊械習畫，攻山水及宋人行草，開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1932年續修父親的《潮州藝文志》；1933年詠優曇花詩，一時驚諸老宿。1935年，受詹安泰先生委託，他在韓山師範學校代授國文課；被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同年加入禹貢學會。 1938年中山大學遷雲南，他因病滯留香港； 1943年赴廣西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復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潮州志》總編纂；被推選為廣東文獻委員會委員；1948年赴台考察高雄縣潮州鎮。 1949年，宗頤移居香港，之後繪畫漸多。1952年，他被聘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1952-1968年，任教於香港大學期間，赴台參觀故宮博物院館藏書畫。 1954年初，宗頤赴日本，結識吉川幸次朗教授，在東京大學教養部講授甲骨文；在廣島會見斯波六朗、小尾郊一教授，談文選學；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甲骨學研究。 1956年，宗頤出席巴黎國際漢學會；1958年遊意大利，在貝魯特會晤高歲佩。1962年，他獲法國法蘭西遠東學院頒授“漢學儒蓮獎”；主編《文心雕龍研究專號》，首次將敦煌本《文心雕龍》印刊。 1963年，應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邀，他與汪德曼同赴天竺作學術研究，成為永久會員；歸途遊錫蘭等國，兼作寫生；1964年再赴日訪問，結識林謙之，與水原琴窗、水原江渭父子談詞，到京都大原山聽梵唄，聽多紀穎信演奏日本雅樂。 秋後，他赴哈佛大學訪問；年底至法國同立科學中心從事研究工作，復至倫敦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書稿；著有《敦煌白畫》；1966年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與戴密微教授同遊瑞士；著有詩集《黑湖集》記遊，後由戴密微教授譯為法文；1968-1973年，擔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位講座教授、系主任，期間，創作大量山水畫，多師法元代黃公望、倪雲林兩家。 1970-1971年，宗頤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期間到美國、加拿大各地寫生。1971年，他與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分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出版。 1972年，宗頤擔任法國法蘭西遠東學院院士；1972-1973年任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發表《詞與畫》論文；1973-1978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連續四年參加日本南書院書畫年展；1978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在香港大會堂主辦“饒宗頤書畫展”。8月，他在曼谷舉辦個人書畫展。宗頤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應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主講《中國古代宗教》； 1978-1979年任教於法國高等實用研究院，期間創作《青天歌論書》長卷；1979年應中山大學之邀，首次回內地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議，會後赴湖南考察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4月遊瑞士，過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創作《古村詞》記遊； 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講學；日本二玄社在東京主辦“饒宗頤教授個人書畫展”；日本近代書道研究所《書道俱樂部》月刊出版《饒宗頤教授個展作品》特輯。他獲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 1980年，宗頤受聘為澳門東亞大學（1991年改為澳門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10月，他在武昌參加全國語言學討論會後，參觀祖國大陸博物館33所，足跡遍及14個省市，歷時三個月。 1981年，宗頤參加太原古文字學討論會；在新加坡舉辦個人書畫展；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 1983年日本二玄社請為其出版的《虛白齋書畫錄》作解題；編纂《敦煌書法叢刊》，由二玄社出版，全書29冊，1986年完成。他出席在蘭州市舉行的首次全國敦煌吐魯番研討學會，被聘為顧問。 宗頤為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創辦中國文史學部，並擔任該學部主任。他應聘為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台灣“文哲研究所”諮詢委員、浙江省溫州師範學院名譽教授。香港三聯書店主辦“饒宗頤書畫展”；香港芥子居出版《選堂扇面冊》；韓國東方研究會於韓國首爾利馬美術館主辦“選堂韓國書畫展覽”。他在馬來西亞吉隆玻舉辦個人書畫展。 1986年，宗頤赴汕頭市出席汕頭大學、韓山師範專科學校、潮州韓愈研究會聯辦的“首屆國際韓愈學術討論會”。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饒宗頤教授從事藝術、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七十大壽書畫展”。他擔任香港藝術館名譽顧問；為澳門東亞大學羅忼烈教授撰寫《東亞大學創建記》。1987年，他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書譜》雜誌出版《饒宗頤專輯》。 1991年“饒宗頤書畫展”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行。10月，宗頤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作《廣州南越王墓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和《香港與廣東大陸的歷史關係》演講；11月，參加浙江省溫州市舉辦的“謝靈運與山水文學國際研討會”；12月，赴越南河內參加越南遠東學院九十周年慶典，介紹牙璋在國內外的分佈情況，引起越南考古界的興趣。 1992年5月，宗頤受聘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個人書畫展；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辦個人書畫展； 1993年受聘為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名譽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名譽教授、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應邀任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國際學術討論會”主席；2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第二次國際學術會議，作《由牙璋分佈論古史地域擴張問題》專題演講； 擔任北京廣播學院名譽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研究院於北京中國畫研究院展覽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 12月，由宗頤倡議召開的“潮州學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同月赴法國接受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榮譽國家博士學位和法國文化部文化藝術騎士勳章；台灣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饒宗頤國畫史論集《畫寧》；廣東美術家協會、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美術出版社、廣東書法家協會、廣東畫院及廣東《畫廊》雜誌社於廣東書院聯合主辦“1993廣州饒宗頤書畫展”。 1995年3月，他參加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辦的“東南亞考古學術研討會”；受聘為北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全明文》編委會顧問；11月，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落成；泰國華僑崇聖大學、泰國潮州會館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1996年1月，他參加由港穗澳三家博物館聯合舉辦之“南海貿易二千年展覽”學術研討會。8月，由廣東韓山師範學院主辦，潮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協辦“饒宗頤八十回顧展”，展出32尺寬巨幅《荷花》。 1997年，宗頤創辦《華學》大型學術刊物，由中山大學出版；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第一屆終身成就獎；1998年獲“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和“當代國學大師”榮譽；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首位榮譽院務委員會委員。 1999年，宗頤先後受聘為南京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名譽教授；9月，香港藝術館舉辦“澄心選萃——饒宗頤的藝術展”，同時出版《澄心選萃》書畫集；11月，澳門基金會主辦“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展”在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並出版書畫集；12月，獲授香港公開大學榮譽人文科學博士；擔任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名譽主席。 2000年3月，宗頤受聘為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顧問、北京大學客座教授。7月，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獲國家文物局、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200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宗頤被聘為學術顧問；4月，出席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文物館主辦的“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作《泛論三國碑刻書法》主題演講。7月，澳門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主辦“選堂雅聚——饒宗頤書畫藝術展”，並出版書畫集及明信片；10月，北京歷史博物館主辦“古韻今情——饒宗頤書畫展覽”，成為該館首次舉辦現代畫家個人展，並致贈該館22尺巨幅墨荷，出版《古韻今情——饒宗頤書畫集》。12月，他應邀為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漢學講座作三場上古史研究學術講座。 2002年，宗頤編訂增修20世紀的著作及論文；5月，美國哈佛大學邀請作“楊聯升教授講座”演講；7月，香港國際創價學會主辦“學藝雙攜——饒宗頤書畫展”，出版《學藝雙攜》畫冊；2003年11月，獲香港科技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正式成立、開幕。12月，他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2004年3月，宗頤獲潮州市榮譽市民稱號。4月，由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廣州藝術博物館及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廣州炎黃文化研究會合辦“造化心源——饒宗頤書畫展暨學術座談會”在廣州舉行，並出版展覽圖表；11月初至2005年1月底，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舉辦“象外環中——饒宗頤教授甲申書畫創作展”，並出版書畫冊；12月，獲澳門大學授予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及榮譽教授。 2005年4月至5月底（香港），8月初至9月初（廣州），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聯合主辦“嶺海風韻——嶺南四家與饒宗頤教授合作作品展”，並出版展覽圖錄。9月，《饒宗頤藝術創作彙集》（12冊）出版；10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出饒宗頤捐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藝術作品選萃；11月，香港大學圖書館展出饒宗頤與香港大學有關的照片、題字、書籍、藝術作品等；設於學術館“選堂文庫”的饒宗頤藏書以參考書庫形式開放。 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展出“普荷天地——饒宗頤九十華誕荷花特展”。12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出宗頤的山水畫配法國攝影師Paul Maurer的山水照片；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饒宗頤丙戌年的書畫作品；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饒宗頤在學術及藝術上的成就，展品包括他的學術著作、藝術作品、藝術畫冊、照片、手稿及相關文物；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展出他捐贈潮州饒宗頤學術館的藝術作品；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與香港教育學院等聯合舉辦“學術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 宗頤著有：《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辯證》、《說文古文考》、《金六平議》、《古史新證》、《西漢節義偉》、《古史辯》、《潮州叢著初稿》、《瑤山詩草》、《楚詞地理考》、《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海南島之石器》、《明器圖錄》、《日本所見甲骨錄》、《潮瓷說略》、《人間詞話平議》、《楚辭書錄》、《巴黎所見甲骨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戰國楚簡箋證》、《楚辭與詞曲音樂》、《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九龍與宋季史科》、《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敦煌書譜》、《佛國集》、《詞籍考》、《潮州志彙編》、《景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白山集》、《星馬華文碑刻繫年》、《固庵詞》、《黑湖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歐美亞所見甲骨文錄存》、《唏周集》、《選堂賦語》、《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本》、《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選堂詩詞集》、《敦煌白畫》、《遠東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選堂集林史林》、《雲夢秦簡日書研究》（與曾憲通合作）、《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紳磐銘辭研究》（與曾憲通合作）、《固庵文錄》、《甲骨文通檢》（一至五）、《饒宗頤書畫集》、《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譜》、《近東開辭史詩》（編譯）、《敦煌琵琶論文集》、《老子想爾注校證》、《文轍——文學史論集》（中國精神史研究之一）、《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選堂書楹聯初集》、《饒宗頤翰墨》、《梵學集》、《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作）、《法藏敦煌書苑精華》、《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新加坡古事紀》、《饒宗頤書畫》、《澄心論萃》、《饒宗頤潮學論文集》、《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選堂書畫》、《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韓文版，孫睿徹譯）、《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饒宗頤五體書法》、《悉曇經傳——趙宦光及其（悉曇經傳）》、《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集分14卷、共20冊），《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日文版）、《古史之斷代與編年》等。[1] 宗頤與妻子陳若儂（1916-2013）生育女兒饒清綺、饒清芬。[2] 2013年7月11日，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接收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捐贈一批藝術及學術作品，作為未來以饒宗頤教授命名的展館的館藏。崔世安感謝饒教授對特區藝術和學術建設的支持。[3] [1]施志詠：《饒宗頤學術年表》，載《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252-264頁。 [2]《饒宗頤》，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5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92%E5%AE%97%E9%A0%A4。 [3]《國學大師饒宗頤向澳門特區捐贈珍貴作品》，載“國際線上＂網，2013年9月30日，http://gb.cri.cn/42071/2013/07/12/5892s4180499.htm。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黃瑜，字廷美，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嶺南學者、自稱“雙槐老人”、世稱“雙槐先生”。黃泗之子、黃畿之父。 黃自幼聰穎，勤奮讀書；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舉人。當時知縣謝祺為他立石柱牌坊在縣署左側，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順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鎮頒詔於天下，以求直言，圖善朝政。黃應詔赴京晉見上疏，奏陳六事，世稱《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則天下治；二日正家則天下定；三日正禮則天下化；四日正樂則天下和；五日正賦則天下富；六日正軍則天下安。＂全文數千言，義正辭懇，聲威震盪朝野。因此，黃觸怒朝中權貴，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書王翱、戶部侍郞薛遠兩人賞識他，並設法挽救而未遭禍害。 黃聲譽大振，居在京師八年，卻未能任事。大學士李賢、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黃，著意推薦他進入翰林院從事。黃書《七誘》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選銓部寫奏章保舉他任事，因名冊被一位俞姓侍授詔者盜去而纂改，奪走黃的任命。黃知道這事，但不作辯。明成化五年（1469），黃發回廣東授長樂知縣。 黃上任後，禮賢興學，整肅綱紀，施行開明之策，竭力舉辦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攏流浪閒蕩人群，施以教化，引導他們從事農商正務。二清理民間積案，大開衙府公門，公開問案，廣聽呼聲，秉公處事，有冤雪冤，有罪則判，應放則放，應殺則殺。三抑制豪強，懾服以州府朝廷權貴為靠山之輩，按章處置偷稅貪贓之徒，切實充實邑倉邑庫。四率先捐贈薪金辦學，設法改善縣學環境，宣導各界集資興學，並於政暇時親自為生員授課、考試等，從而使素來以貧瘠見聞之長樂城鄉，稍向饒富轉變，百姓安居樂業。 黃告辭官回歸故里時，百姓為他立生祠在縣學官前，作為銘念。 黃回鄉後，遷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親自種植兩棵槐樹，建築休憩亭作為讀書之處，自稱“雙槐老人”，學者稱“雙槐先生”。黃每日早起讀書於亭，晚上詠詩於居室而後睡，對於聲色紛華之事，一無所好。 黃去世時，終年73歲；著有《應詔六事疏》、《七誘》、《書傳旁通》十卷、《雙槐文集》十卷、《雙槐歲鈔》十卷。 其子黃畿著作較多，著有《易說》、《粵洲集》六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三五元書》25卷、《刪正黃庭經》等。黃畿之子黃佐著有《詩經通解》21卷、《禮典》40卷、《樂典》36卷、《鄉禮》七卷、《續春秋明經》12卷、《小學古訓》一卷、《姆訓》一卷。 黃瑜與父親黃泗、兒子黃畿、孫子黃佐都成為香山郡學鄉賢。 現錄黃瑜的詩兩首： 《悲井澳詩》[2][3] 白雁過，江南破[4]，更無一寸土可坐。 自閩人廣隨波流，氛塵暗天天亦愁。[5] 黃蘆霾岸風颼颼[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到御舟到。 風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誰與告。 誰與告兮悲復悲，逢崖則止會有時[8]，星星之火奚滅為。[9] 君不見青苗行時不敢語[10]，大事已逐黃龍去。[11] 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12]，殺氣先傳白雁來。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14] 《夜宿鳳凰山》[15] 桃花悄無源，仙妹渺河許。 空餘一片山，欲逐鳳凰翥。 長林暮蕭颼，似送飛玉語。 倏然臥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頁。 [2]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頁。 [3]井澳：在大橫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麗，就視之，化為雙鯉，今有雙鯉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處，曾欲逃向占城，遇颶風，幾乎溺死，遂得病死於澳門以東的大嶼山。因史事發生於澳門附近海域，故錄此詩。 [4]白雁過二句：宋季臨安童謠有“白雁渡江來”，後元以伯顏為統帥破江南。 [5]氛塵：災禍的塵氣。古以氛為兇氣。 [6]霾岸：指風塵滾滾的海岸。颼颼，風勁刮的樣子。 [7]排奡：互相擠壓。此寫帝舟遇颶風顛覆的情景。 [8]逢崖則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戰中最後敗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後的一點抗爭力量和復國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其中有青苗法，當青黃不接時，宮放貸於民，正月放而夏斂，五月放而秋斂，納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變法。作者認為，王安石變法使北宋朝政混亂，最後衰敗。 [11]黃龍：黃龍府，在今吉林省農安縣，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即指此。借指金國，此句謂金兵破汴，宋朝大勢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當岳飛大破金兵，乘勝前進時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軍的事。後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宋金和議，又失去恢復中原、振興國家的機會。 [13]舒王：王安石死後的封贈。鄂王，岳飛死後的封贈。 [14]這首詩換韻頻繁，且多用仄聲韻，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續氣的藝術效果，與詩的內容悲悼宋王朝飄零海上屢遭天災相適應。但作者更把宋王朝滅亡原因溯於王安石變法、岳飛抗金受挫等，表現出學者的深刻，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是非仍是一個不易簡單論定的歷史問題。 [15]《黃家四代賢良》，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2-27頁。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