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畫家。字藝，號晦廬，筆名羽軍。廣東鶴山人。早年就讀於廣州美術學校與上海藝術專科學校，習西洋美術，後專修國畫。畢業後曾任教於鶴山、中山。1937年避難澳門，1938年隨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到粵北參戰，任第六隊隊長。繼在第十二集團軍政工隊員補習班任美術與歌詠教官。1948年抵東江游擊區參加解放戰爭。20世紀50年代，任教於廣東省文藝學院西洋畫系。1950年底赴香港從事美術教育與出版工作，歷任《鄉土》半月刊、《娛樂畫報》、《新晚報》美術主編，並組織人間畫會、庚子畫會。出版畫集有《風雨集》、《抗戰畫報》、《中國山水紀遊畫集》、《歐洲寫生畫集》等。畫論與其他文藝著作有《詩書畫的藝術》、《中國古畫鑒辨知識》《攝影與繪畫》、《中國山川紀勝文集》、《歐洲遊踪文集》等。

林耀，原籍鶴山址山昆華（今屬鶴山市址山鎮昆華管理區），生於澳門。飛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華人書院讀書，1935年春回到廣州。為抗日救國，他毅然放棄出洋留學的機會，考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學習，後被送往燕塘陸軍學校訓練，同年冬返校接受空軍正規化教育。 1936年，林隨廣東空軍北飛。同年夏，進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七期繼續深造。[1] 1938年3月，林畢業後，被分配到空軍驅逐機隊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軍45架轟炸機向重慶進犯，林駕機升空攔截，一舉擊毀兩架日機。他的座機也被敵機擊中，左手臂受傷，他被迫跳傘落在重慶銅鑼峽亞細亞站旁的山峰，幸被搶救生還。林傷癒後，不適宜繼續擔負空戰任務，被調往航校任飛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軍對重慶等重要城市狂轟濫炸，林義憤填膺，堅決要求歸隊殺敵，後被批准，擔任第26隊副隊長。 1944年春，日寇從漢口南侵，林奉命調往湖南地區協同陸軍作戰，在長沙上空擊落敵機一架，被提升為第17隊隊長。 同年6月26日，林率機在湘江執行殲擊日本軍船隊任務，擊毀擊傷日軍船多艘。他的座機被日軍護航火力擊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於機尾損毀導致操作失靈，飛機撞山墜毀。林耀壯烈殉國，年僅33歲。 1988年6月22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追認林耀為革命烈士。[2] 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畢業，林耀與王剛夏、丘貴祥、朱若彭、李肇新、吳達波、范斡卿、翁克傑、梁會生、麥谷登、陳學堅、張培生、張森義、黃才貴、黃龍金、劉俊、劉懷智、潘國煌、藍錫芳、戴邦模、譚達光、周仕鏞、徐飛、蕭國英、朱煥堂、陳學策、葉鵬飛、劉怒濤、馮俊忠、陳世堉、何世堉、卜鎮海、葉思強、劉漢桓、黃棟權、彭均、司徒堅、蔡仕偉、陳家灼、陳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華、余拔峰、李寶誠、歐陽富、鄭乃漢、劉潤田、余子剛、夏田、鍾前舟、陳日操、陳世雄、溫炎、張鴻藻、陳夢鯤等同期畢業。這期飛行員有32人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殉職；轉學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載“鶴山資訊網＂，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廣東空軍航校簡史》，載“中國飛虎研究學會（原空軍退役人員協會）＂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楊宗玄，又名楊文達，原籍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生於澳門。楊匏安長子、楊宗銳兄長。[1] 1923年初，宗玄六歲，見到父親的朋友梁桂華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為師，學了幾套拳術。當時，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師附小讀幼乙班，直到五年級。他在學校受女生的氣，受人欺侮。學了拳術後，他就把同學打倒了。被打的同學向他的祖母告狀，宗玄捱了祖母的打罵，瞠不准他再學打拳。1927年，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宗玄隨家人逃到澳門。[2] 1931年，父親楊匏安犧牲後，宗玄跟隨祖母、母親從上海輾轉回到廣州，他先後在東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戰時期，宗玄加入國民黨軍隊，奔赴抗日戰場。他在國民黨軍隊中負責軍需工作，為解放區運送大批通訊器材等物資。 20世紀40年代初，宗玄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在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後，黨組織派他去與國民黨軍隊有聯繫的“朝鮮義勇軍”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隨國民黨軍隊前往台灣。“文革”期間，他在台灣的身份被暴露，他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逃到香港，先當計程車司機，後做樓宇管理員。 1978年，三弟楊宗政從雲南調回廣州工作後，與宗玄取得聯繫，失散多年的兄弟終於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臟在香港病逝，終年77歲。[1] 二弟楊宗銳，先在延安“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簡稱）讀書，後在馬列學院學習，先調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印刷廠工作，後任廠部秘書。之後被委派到軍委三局通信工程學校學習無線電機電工程，畢業後留在三局技術試驗廠任技術員。在保衛延安戰鬥中，與同志們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機關通訊設備的安裝和維護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解放後，到航太工業部第二研究院擔任技術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無線電、電工計量與石英晶體研製任務十年規劃》。同時，他重視計量技術研究工作和計量標準建立工作，相繼建成航太、國防一級計量標準和國家計量標準，為航太產品、武器裝備的研製等起到計量的保證作用，為我國、我軍通信電台、廣播電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製造和維修作出重要的貢獻。 三弟楊宗政，又名楊志，1926年生於廣州；在周恩來、鄧穎超關懷下，前往延安自然學院學習，參加四平保衛戰，擔任武工隊隊長、熊岳縣長；長期從事林業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林業廳副廳長；1989年在廣州去世。[3] 妹妹楊絳輝，1938年與王裕壽及庶母關秀英組成“革命家庭”，掩護地下黨組織電台聯絡工作。[4]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1頁。 [2]李堅：《楊匏安史料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88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4]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2-93頁。

鄭彼岸，又名鄭岸父，號伯瑜，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同盟會會員、革命家、史學家、詩人。 少年時代，彼岸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獲得秀才第一名，後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在日本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 1906年，彼岸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之命開展活動，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他和李憐庵等辦《香山旬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文聲討清王朝。[1] 1910年，彼岸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做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門，彼岸和林君復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回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城後，他和林君復共同率領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無意仕途，婉言辭絕。龍濟光禍害粵時，1914年，彼岸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間，他做店員、報販、酒家傭工等職業，自食其力；當教師時，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他被驅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彼岸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特邀請他回國主編修《中山縣志》。彼岸回到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淪陷，彼岸遷居香港，修志暫擱。不久，香港也淪陷。彼岸回鄉與族人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因籌集經費困難，薪金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想聘彼岸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放棄月薪500元葡幣的職位。 因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彼岸認識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他們找工作，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們尊崇和愛戴。 1946年初，一位與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彼岸與他共事期間，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彼岸認識馬克思主義、瞭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 為了營救這位青年出獄，彼岸經常冒著大暑天從鄉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馬上解決，雲妻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來到彼岸家打聽消息。當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難時，叫家人把抽屜裡的錢盡數給了她。後經彼岸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並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彼岸冒著極大的風險，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劉思復。 1940年，簡又文、葉恭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持人標榜展覽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當時，彼岸避居香港，參觀後，他立刻指出該會有50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撰寫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100期發表。簡又文立即撰文展開論辯。 彼岸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騶、伍瑞隆的投降問題，他研究過20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騶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 彼岸兩次主修《中山縣志》。1937年春，受當時縣長楊子毅的邀請，他從夏威夷回鄉主修縣志。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志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志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 之後香港淪陷，修志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修志辦事處，聘任彼岸為《中山志》主編。1947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彼岸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史資料。 彼岸對於縣志編纂首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目，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跡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並釐正前志之訛誤。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證確實。他見識過人，治史嚴謹認真，將重修縣志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彼岸在濠頭任教時，與村夫、牧童為伍，發掘鄉村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裡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淨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 1946年，彼岸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 他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掙來的金錢，全部捐助窮苦的人。回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有兩袖清風。中山淪陷期間，他在家鄉濠頭，生活清苦，但親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中山光復後，石岐鄭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的威望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彼岸的思想發生轉變，他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理，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沒。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時期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等書。[1] [1]《鄭彼岸》，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蘊潔、吳冉彬、徐綺妮：《鄭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載《中山文史》（第11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9-56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黃森，香山縣第八區黃家莊（今屬珠海市斗門區白蕉鎮黃家莊村）人。 父親黃顯莘，母親容桂是斗門縣龍西村人。解放前，黃森擔任自衛大隊長。抗日勝利後，先後任中新邊區竹島聯防主任、廣東省暫編第一縱隊獨立第一大隊大隊長、澳門中山縣八區白蕉同鄉會會長、東和小學校長。 抗戰勝利後，黃森的部隊在中山縣金斗灣駐防，號稱有600人，實約300人。當時，黃森主要靠走私穀米發財，每畝收禾票五斤，做了些不光彩的事，但他也做過好事。 一是中山縣淪陷後，黃森在澳門出售廉價米，壓抑米價暴漲；施粥救濟難民。 二是捐款興建東和小學，親自任校長，對白蕉鄉教育事業起到促進作用。 三是捐款100萬元（折合當時港幣六千元）支持和風中學建設。 四是捐鉅款給澳門鏡湖醫院，鏡湖醫院特建“黃森紀念堂”一座。 五是日寇攻陷香港後，他派出機動船，從香港秘密運送各國領事、國民黨要員和各界人士80多人，經澳門轉送新會三江趙其休處，再轉肇慶、桂林，並在澳門保護英國駐澳門領事。 六是黃森部隊駐在金斗灣，金斗灣處於中新邊境，土匪利用該地的特殊環境，打船劫舍；而慣匪陳俊一般為害最大，有匪徒百餘人，電扒數艘。1949年初，黃森獲悉陳俊匿居嘉禾鄉，指揮便衣十多名冒雨趕往緝拿，先將守望匪徒制服，再衝入寮內拘捕陳俊。翌日，黃森親自將陳俊押解石岐，交縣政府處理，成為當時中山縣一則特大新聞。石岐報紙形容黃森說“黃氏年齡不過四十，身段清秀，談吐溫文爾雅狀如小學教師，若非預識其人，真不知其為烜赫一時、深刻印象之‘英雄人物’也。” 另外，黃森在澳門的勢力很大，賭場、跑狗場及一些大商場都是他控制的地方。他在澳門住宅守衛嚴密，保衛人員都帶有駁殼槍一支、左輪槍一支和匕首等，其他人不易進入他的住宅。 吳康楠是中山縣三鄉人，擔任國民黨排長、連長、營長、團副、旅副、中山縣警察局長等職，1948年回中山五區任鄉政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為佔據金斗灣一帶，吳康楠千方百計設法趕走黃森。吳黃矛盾日益激化，縣長孫乾從中調解。1949年7月9日，吳黃兩人在澳門孫公館進行談判，各不讓步，會議不歡而散。晚上7時多，黃森派人約吳康楠往國際酒店再談判。吳康楠應約到酒店，商談到9時40分，尚無結果。吳康楠乘車返中央酒店，剛抵酒店升降機前，被預伏人員狙擊，身中三彈，送澳門山頂醫院搶救不治，翌日死亡。 吳康楠的弟弟吳康鑒當時是廣東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立即向省府控告黃森。 省保安司令部派出副參謀長何群生，率領炮艇三艘，特務團第一營，配合中山縣第五聯防處及三洲鄉自衛隊，分路圍攻黃森部隊。由何群生率三炮艇封鎖海面，第一營李營長與第五聯防辦事處主任陳楚鏡，率兵一連，從坦洲出發，先將駐棉昌圍黃森部隊擊退。但到了東西廠，配備犀利武器的黃森部隊頑強抵抗，從下午三時激戰至下午七時許，黃森部隊向蜘洲撤退。一路由李斯滿連長率領聯防自衛隊追到南屏，黃森部隊撤走了。另一路由史百軍連長率領向三合進發，被黃森部隊迎頭掃射，就化整為零撤走。 黃森自己到了澳門，其部隊撤到白蕉。當時，省保安部隊取消黃森部隊的“廣東省暫編第一縱隊獨立第一大隊”的番號，撤銷黃森的大隊長職務並通緝他。 1948年冬，黃森與中共黨組織聯繫，商談武裝起義事宜，中共中山縣委指派縣委委員兼七八區委書記趙明，負責與黃森商談武裝起義事宜。趙明委派與黃森關係好的陳培光負責該工作。 黃森在當時眼見國民黨政府已全面崩潰，自己又受到吳康楠弟弟的威脅。他想到三條出路：一是把全部武裝、家產變賣，入葡籍到澳門定居。二是把武裝交給侄子黃福興出面活動，他在幕後指揮。三是起義投靠共產黨。 經過陳培光大半年細緻做工作，黃森終於選擇了武裝起義。黃森對人說：“如果不是陳培光、陳滿的推動，我是不會起義的。”原來商定起義的日期是9月，但由於保安部隊的圍攻，1949年8月，由副大隊長李國、第一中隊長黃福興、第二中隊長黃子雅率隊來到斗門老區龍壇村，武裝起義提前了。黃森率部隊起義後，改編為泰山隊。 黃森起義後，做了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一是在中共斗門（中山縣第八區）區委領導下，與斗門武裝部隊緊密配合，向國民黨鄉政府徵收軍糧，迎接大軍南下。 二是大大加強了武裝力量，聲勢大振。為了加強對這支部隊的領導，先後派梁其穎、趙東、梁其靖、趙榮芳到這支部隊工作。當時石岐還沒解放，中共斗門區委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1949年10月16日解放了斗門。當時吳均平自衛隊起義，而保警兩個連企圖奪路逃跑，由黃福興、黃子雅、趙東等帶領部隊追到南門衝口，把企圖逃跑到新會梅閣的兩個保警連堵截了，迫使這兩個連陣前起義。 三是由於李及蘭部隊往海南島逃跑，大批部隊從廣州壓至斗門。部隊主動撤出斗門，經南山轉到龍西、西坑、豬仔環、小黃楊、白蕉東圍等地。梁其穎帶著黃森部隊撤到大托，還拖著兩個剛起義的保警連，任務艱巨複雜。黃楊山戰鬥後，斗門武裝力量和黃森部隊一起，挺進五桂山區。經過短暫整頓，黃森部隊改編為中山縣人民義勇總隊（中山縣國民自衛總隊），黃森任總隊長。 參加解放石岐後，黃森部隊只休息一天，又開始緊急夜行軍，追擊往澳門逃竄的國民黨殘軍，一口氣追到三鄉麻子墟時，敵軍狗急跳牆，燒掉了麻子橋，逃竄澳門去了。 黃森部隊的起義，成為中山縣最早起義的隊伍，影響廣泛。 黃森走上投靠人民這條道路，實在不易。因他和一部分人吸鴉片煙成癮，又過慣了散漫的生活，可他下決心逐步把鴉片煙戒掉了。他的部下遵守紀律，沒拿過群眾一針一線。在物質條件困難的情況下，能堅持下來，非常不易。 黃森身材高瘦，穿的是“蒔涼”唐裝衫褲，談吐溫雅，講義氣，關心他部下的生活。他曾對趙榮芳說，對他的部屬管理要嚴，不必客氣。 斗門第二次解放時，中隊長黃子雅調到縣上集訓，趙榮芳帶著第二中隊調到石岐，黃森親自送行，依依不捨向部隊招手。不久，由於健康狀況不佳，經縣長譚桂明批准，黃森請長假前往澳門。 1967年，黃森去世，年僅53歲。 其妻潘好是斗門縣龍西村人，居住澳門。妾陳詠嫦，已去世。妹妹黃蓮，居住澳門。 黃森生育兒子四個，長子黃之光，為潘好所生，現居香港。次子黃之尚，三子黃之城，四子黃之賢，都是陳詠嫦所生，居住加拿大。 侄子黃福興是黃森部隊第一中隊長。堂侄黃子雅是黃森部隊第二中隊長，澳門廣東中學高中畢業，居住澳門。堂侄黃傑生居住澳門，經營旅業。[1] [1]趙榮芳：《黃森其人其事》，載“斗門區地情網＂，2012年12月20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門區地情網。

吳勢，香山縣人。廣東空軍總司令部機械長。 吳勢自小在澳門氹仔讀書，少年時學習機械，成為一名經驗較豐富的機械人才。 1920年，吳勢在利古的澳門電燈公司工作，當時，利古向美國購得六架波音機，原來計劃用於開闢澳門、香港、廣州之間航線，但香港當局遲遲不發營業執照，利古只好將飛機出售。孫中山購買及獲別人贈送飛機，當時，吳勢和兩名美籍飛行員史密斯、維納兩人及機械人員楊標、余炳揚等十多人，隨機前往虎門，參加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 1923年1月，陳炯明退出廣州，據守惠州，伺機再起。楊仙逸急需飛機，設法將當時寄運在澳門和菲律賓兩地的飛機運回。吳勢與楊官宇等人扮成機械工人，參加搶運行動。 1923年3月，孫中山命楊仙逸在廣州大沙頭建立飛機製造廠，自製飛機。楊仙逸僱用兩位美國工程師作技術指導，並運回四架詹尼式飛機及一批備用配件、器材，以詹尼式飛機為藍圖研製，吳勢與楊標、余炳揚等機械人員參加製造飛機工作。 同年7月，第一架飛機研製成功。由黃光銳駕駛，宋慶齡乘搭上天，性能良好，可帶50磅炸彈四枚，後座安裝手提機關槍。孫中山十分高興，以宋慶齡的英文名“樂士文”命名，並當即揮毫書寫“志在衝天”四字，以資鼓勵參與研製的人員。 1926年，國民革命軍總部將航空局改組為航空處，調任吳勢為第二飛機隊機械師。由於吳勢對機械技術熟練，1929年冬被調任廣東航校機械科教官，重點教授內燃機發動機學、動力學、器械實習、飛機修護保養等知識。 1930年2月，中原大戰爆發，吳勢隨同張惠長、楊官宇前往南京，後返回廣州任廣東空軍總司令部機械長。 1932年5月，吳勢隨張惠長前往香港，1932年冬，他隨楊官宇、劉植炎等乘輪船往福州組織航空隊。1933年夏，劉植炎奉命購買教練飛機，吳勢、楊國柱等與遠東航空公司接洽，訂購“阿牛盧”飛機二架。由吳勢負責機械驗收，劉植炎、楊國柱駕返福州，機身分別塗寫上“怡朗號”、“宿霧號”，以紀念菲律賓怡朗、宿霧華僑捐款購機。旅菲律賓華僑李清泉任福建省政府委員、許友超任廈門市長多次乘坐這二架波音機來往福州、漳州、廈門之間。 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吳勢回到澳門居住了一段時間。1936年冬，應楊官宇之邀，前往南京，吳勢編入中央航委會運輸大隊任機械長，夜以繼日搶修飛機，為抗日戰爭作出積極的貢獻。 吳勢返回澳門氹仔，不久病故，年僅48歲。[1] [1]《航空機械長吳勢》，載《中山文史》（第16輯），中山：中山政協，1989，第46-47頁。

林毓桓（1921-1949）[1]軍政（軍事）、科學技術（航空）、社會（教育） 林毓桓，外號“大隻佬”[2]，香山縣黃梁都馬山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馬山村）人。空軍飛行教官、烈士。 父親林善儀是旅居瓜地馬拉華僑。毓桓是危地馬拉籍母親所生的混血兒，身材高大。1926年，毓桓隨父回鄉，在馬山維新小學讀書，畢業後進入陸眉老師私塾專長班，後到斗門和風中學讀初中一年級，1937年轉到廣州聖心中學讀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寇經常空襲廣州，毓桓隨家遷往澳門，1938年考入澳門總理故鄉紀念中學讀書；1939年初中畢業後，在澳門讀完高中。當時，他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立志救國。 1941年，毓桓和同學劉永仁等人離開澳門，輾轉前往廣東曲江，投考空軍學校被錄取，轉送四川省銅梁縣中央航空學校受訓。1943年8月，敵機轟炸重慶時，毓桓奉命隨同教官駕機迎敵。由於成績優異，1944年，他被送到美國洛杉磯深造。 1945年冬，毓桓回國後，在南京空軍總司令部任戰鬥機飛行員。1948年，隨空軍部隊到台灣桃園機場，任航空學校教官。 1949年4月，毓桓在帶學員升空作常規練習飛行時，天氣突變，能見度差，與另一架戰鬥機相撞，機毀人亡。林毓桓殉難時，年僅28歲。 林毓桓的二弟林毓志接到通知後，立即前往台灣，領回林毓桓的骨灰，安葬在斗門馬山村山崗上。[1] 2011年11月11日11時，中山紀念中學為剛建成的一座八角涼亭舉辦簡樸而莊重的揭牌儀式。 丹心亭楹聯寫著：“一片丹心昭日月，滿腔碧血薦軒轅”，字裡行間記錄著炮火紛飛的抗戰時期，以抗日救國為己任的紀中（紀念中學）人，投筆從戎、奮力禦敵的英勇故事，其中光榮殉國者有黃木芬、楊日韶、楊日暲、梁孝剛、陳壽彭（建中）、林毓桓、鄭誠之、賴冠威、唐滌棼、李剛、陳衡葆、董淑英等13位師生。原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郭昉凌為丹心亭撰寫碑記，紀中十三英烈，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段感人故事。紀中校長賀優琳表示，將把丹心亭建設為紀中愛國主義教育和校史教育的基地。[2] [1]《空軍飛行教官林毓桓》，載《中山文史》（第16輯），中山：中山政協，1989，第139-141頁。 [2]蘇小紅、繆曉劍等：《丹心昭日月碧血薦軒轅紀中校友捐建丹心亭紀念抗戰犧牲英烈》，載《中山日報》，2011年11月12日。

葉挺，原名葉洵，字希夷，祖籍廣東省興寧市合水鎮，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鎮周田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2]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個，生活十分清苦。葉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在村裡跟騰雲私塾先生學習時，開始接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教育。他16歲時，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第七期，後進入湖北陸軍第二學校學習。1916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入當時中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從此踏上了職業軍人的生涯。當時，他非常喜歡閱讀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17年冬，葉參加由孫中山在福建漳州組建的援閩粵軍，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 1921年，葉被任命為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16日凌晨，廣東軍閥陳炯明命令部隊圍攻總統府，發動叛亂，孫中山因事先得到情報得以秘密離開，但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卻被叛軍包圍在廣州粵秀樓。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宋慶齡從叛軍的重圍中脫險，登上“永豐”號艦與孫中山會合。宋慶齡因驚嚇不幸流產，但葉的英勇和忠誠，卻贏得孫中山和宋慶齡的讚賞和感激。 1924年，在孫中山的推薦下，葉作為第一個國民黨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翌年春天，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0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因要參與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回到廣東。期間，他認識了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高材生、17歲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於1907年，比葉小11歲，祖籍廣東東莞，定居澳門。其父李少村是一位開明紳士，賢達愛國，家境較富裕，在父親和時代的影響下，開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文章。 葉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對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時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葉很喜歡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來二往，認識了李秀文。談婚論嫁時，李家說，你是一個窮光蛋，還沒當上團長，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兒。你當團長以後，就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了。 1926年2月，葉和李秀文在廣東肇慶一棟臨湖的別墅裡舉行婚禮，證婚人是當時高要縣長，男方主婚人是葉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儀由獨立團團部一位副官擔任，婚禮十分簡單，連樂隊也沒有請，參加人員只有雙方的親朋好友，宴會也很簡單，甚至還不如其他部隊一個連長的婚禮。 此時的葉已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骨幹成員多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閱江樓就是當年獨立團團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葉新婚還不滿三個月，他率領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從肇慶經韶關挺進湖南，揭開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戰爭中，葉的獨立團在武漢週邊的汀泗橋、賀勝橋擊潰了吳佩孚主力，為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立下了頭功。 獨立團英勇善戰，紀律嚴明，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和讚揚，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被譽為“北伐名將”，並被國民政府破格從團長提升為少將。 1927年8月1日，葉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11日，他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因敵強我弱，“廣州起義”失敗。因此，葉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責和處分，他十分委屈和壓抑，國民黨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後來，葉輾轉逃到澳門，與妻子李秀文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見面。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葉來到澳門探親隱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裡，他生活了九年多，當時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三個房間裡，岳父、岳母住在樓下。當年孩子們出生後一滿月，李秀文就把他們交給母親和奶媽撫養，孩子長大後會被送到離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幼稚園或小學裡去上學。澳門的安寧生活，卻無法平復“廣州起義”之後葉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共產國際的投訴無門和國民黨的通緝令，使他內外交困。 1928年秋，葉負氣出走德國，前往嚮往已久的馬克思故鄉。他和妻子李秀文帶著不滿一歲的兒子輾轉於柏林、維也納、巴黎之間，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只能靠開飯館，賣豆芽、豆腐為生。在艱辛的歲月裡，宋慶齡等人接濟使葉一次次渡過了難關。遠離祖國和黨組織的鬱悶，卻時時困擾著一心報國的葉，在德國幾年裡，他潛心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領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報效祖國。 1931年，日寇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令葉悲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1932年離開歐洲，舉家回到澳門。 葉回到澳門後，因沒有穩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貧，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產黨、國民黨裡結識的老朋友接濟度日，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但與異國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門有著更多的親情和寧靜，家裡先後有六個孩子出生，儘管日子拮据，但這段日子成為葉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葉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給他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帶他們去釣魚；通過言傳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學上進，不要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都會受到批評，但他從來不板面孔訓斥人。從德國回來時，愛好攝影的他買了一架萊卡相機。空閒時，他帶著孩子們外出遊玩，給他們照相，帶他們去游泳。 葉失去與共產黨的聯繫，只得暫居澳門，等待機遇，他常常閱讀、研究那套在德國省吃儉用買回來的德文百科全書。期間，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得知他回到澳門，紛紛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聯繫他，邀他前去“協力共事”，並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明白，他們不是擁蔣剿共，就是武裝割據，一概予以回絕。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中共中央特派員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酒店約見了葉，葉驚喜地看到北伐時的老戰友、廣東同鄉柯麟。從此，葉一家人和柯麟結下了不解之緣。[1] 潘漢年告訴葉說，中共將從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力，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他希望葉在反蔣的兩廣等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 葉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潘漢年的建議。之後，葉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葉訪問了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在澳門，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 在這次見面以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地下黨員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並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設診所，負責與葉聯絡及照顧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東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經過周恩來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漫長的十年內戰，在國家最危亡之際結束了。 1937年春節過後，葉聽從張雲逸的建議，舉家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靜安寺路租一幢小樓住了下來。期間，他頻繁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的將領交往，不斷瞭解抗日的戰況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人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潘漢年告訴他，葉現在上海，周恩來請潘漢年安排與葉見了面，商討建立“新四軍”。10月下旬，葉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和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葉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功績，熱烈歡迎他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 葉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3] 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協商，193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新四軍，任命葉為軍長。1938年初，葉前往廣東、香港等地為剛成立的新四軍籌集經費。[1]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軍長一行到達南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省紅軍遊擊隊，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與日、偽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葉為創建新四軍所作的貢獻，永遠載入了史冊。[3] 在漢口，許多外國記者採訪了葉。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描述了當時的他“他讀過不少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特別有研究，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軍人，與其說是因為有軍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氣，毋寧說是因為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知識。” 同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不久，葉奔赴皖南前線，終於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線。1941年1月，正在轉移的新四軍部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襲擊。1月14日，為了保全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部隊，葉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非法扣押。 葉被俘後，在五年多時間裡，先後被監禁在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經過多方奔走說情，帶著女兒葉揚眉，找到了葉。不久，李秀文的母親和其他孩子與他們在桂林相聚。為了解決一家17口人的生活，葉在軟禁的日子裡，帶著家人養豬、養雞，糊口度日。後來，他被單獨押解到恩施，為減輕妻子的負擔，葉又向國民黨請求，把兒子葉正明、葉華明和女兒葉揚眉帶到自己的身邊。 1944年春，被迫與葉分開的李秀文，把三個孩子交給丈夫後，帶著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開始了逃難生活，他們靠變賣衣物買一些地瓜乾充饑，後來，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廣州安頓下來。 1945年9月，國民黨秘密地把葉從恩施押往重慶，為了不讓孩子們住進監獄，並把自己被囚禁在重慶的消息傳遞給周恩來，葉決定尋找機會讓孩子們逃跑，讓機靈的葉揚眉帶著哥哥們去找周恩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葉和孩子住在一個小旅館樓上，特務住樓下。 葉說，明天他們要把我送到監獄去，你們不可能跟著我坐監獄啊，所以你們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來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個特務在監視，覺得時機成熟，他就讓孩子們出發。孩子們一出門，就碰到另一個特務回來，問他們幹甚麼去，葉正明說給父親買煙去。之後，特務就跟著他們。孩子們坐了兩輛黃包車，讓車夫在下坡的時候鑽進了一個小胡同，甩掉了特務，找到曾家岩街52號，問看門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這裡？之後孩子們在外面等著，過來好幾個特務趕孩子們走，孩子們也不說話，就蹲在地上。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出來讓他們進去了。 葉被關押在重慶期間，嚴詞拒絕國民黨的多次威逼利誘，並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寫下了人們所熟悉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過共產黨和國民黨反覆交涉，被囚禁了五年兩個月的葉將軍終於獲得自由。他出獄後僅十小時，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電報發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細心的周恩來特意安排葉揚眉和李秀文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葉出獄。在葉初步休養後，準備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鬥爭的時候，4月8日，葉夫婦和女兒葉揚眉、幼子阿九，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同志在從重慶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當時，葉挺年僅50歲，妻子李秀文只有39歲。 澳門是葉挺的第二故鄉。現存澳門“葉挺故居”在賈伯樂提督街76號。葉家人離開澳門後，交給何賢先生託管，後交給澳門青年組織使用，成為澳門婦聯第二托兒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時，為隆重紀念葉挺將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為“葉挺故居”進行掛牌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為“葉挺故居”牌匾揭幕。該牌匾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親筆題寫。[4] [1]《葉挺：北伐名將澳門避難》，載“網易新聞＂網，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蘇荷：《中外名人紀念日演說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頁。 [3]牟音：《感動中國的抗日戰爭故事青少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第56-57頁。 [4]《一代名將葉挺澳門故居掛牌》，載“中新網＂，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任鶴年，字介眉，又名維垣，生於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高家坊跳石坡一個書香門第。同盟會會員、中將。 父親任東林為邑庠生。任鶴年幼年受業於任漢泉門下，後畢業於東北講武堂，投身國民革命。他與同鄉早期“同盟會”會員陳嘉佑交情甚篤。辛亥革命前，任鶴年在香山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清政府新軍營營長，支持孫中山民主革命，秘密加入同盟會。[1]1906年，受孫中山委派，他隨同盟會會員胡萬州，在香港組建中國同盟會香港支部，點燃香港革命的火種。[2]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11月5日，任鶴年率領新軍在前山起義，被推舉為司令，促進石岐的光復。8日，他率隊進軍廣州，駐紮廣州西關一帶，成為最早進入廣州的一支義軍。12月，該隊伍改編為北伐軍，他擔任旅長，隨姚雨平北伐。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鶴年和姚雨平率部海運南京，捍衛中央政府。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任鶴年領導的護國軍活動於香山等地；10月被桂系軍閥陸榮廷解散。任鶴年追隨孫中山奔走於上海、廣東等地，參加討袁護法和東征、北伐。在粵期間，任鶴年參與大元帥府、非常大總統府的軍事機宜。在與粵桂軍閥鬥爭中，他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孫中山給任鶴年的親筆信中有“粵為西南根本重地，關係匪輕，多勞擘畫，實深欣慰”、“大局前途亦繫之矣！”足見倚重之深。 1923年7月19日，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在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令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發給任鶴年醫藥費500元。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鶴年獲授中將軍銜。[3]他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拒任蔣政府軍政實職。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抗日，任鶴年欣然參與。1934年初，從長沙經漢口赴上海途中，他猝死於漢口，年僅47歲。 任鶴年去世後，何應欽派專車將他的靈柩從武昌送回高家坊安葬，並贈銀洋1000元治喪。蔣介石、宋慶齡、何香凝、周恩來、何應欽、仇鼇等題詞弔唁。 任鶴年之子任錫陵現80多歲，珍藏的孫中山致任鶴年的一封親筆信，瞭解到孫中山對任鶴年的評價。這封信為孫中山親筆所寫，十分珍貴。曾有人上門以70萬元的高價收購信函，被任錫陵拒絕。任錫陵把孫中山信函裡三層外三層包裹好，鎖在保險櫃裡，視為傳家之寶。他最大的心願是將父親在湖南老家的陵墓修繕一新。[2] [1]汩羅市志編纂委員會：《汩羅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606頁。 [2]《孫中山致愛將任鶴年親筆信函曝光》，載“中國網絡電視台＂網，2012年1月3日，http://news.cntv.cn/20110919/114856.shtml。 [3]岳陽市地方志辦公室：《岳陽市志》（12人物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67頁。

屈仁則，原名屈增榮，字德裕，綽號“佛爺”，香山縣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屈家莊人。民國將領、國民黨澳門支部部長。 仁則自幼喪父，前往香港當傭工；後來參軍，在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抗戰前在中山任守備隊小隊長，與袁帶成為死黨。抗戰期間，仁則擔任中順兩縣敵後別動隊副司令、國民黨第七戰區挺進第三縱隊（簡稱“挺三”）副司令，兼第五支隊隊長。[1]他儀表溫文，智深勇沉，儘管“大天二”粗野蠻橫，都能調解“大天二”之間矛盾，並在當時混亂的社會中建立一定的威信，袁帶倚之為左右手。仁則帶領“挺三”駐五桂山和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據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訓隊總隊長[1]，“挺三”下分12個支隊，中山佔七個，順德佔五個。[2]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不久，國民黨派仁則前往澳門建立澳門支部，並出任部長。[3] 10月初，張發奎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山縣長張惠長及駐軍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策動澳門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門的口號，進行反澳葡政府的活動。張惠長在各種集會及宴會上都為收回澳門大造輿論。他說：“澳門原本是中山縣的地方，是中山縣的一部分。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全國國土都已光復，澳門也不能再讓帝國主義的葡萄牙繼續佔領下去。我們中國人應該收復澳門，中山縣人民更要收復澳門。” 中山縣臨時參議會、中山縣商會等表示“熱烈支持”。接著，以仁則為首的國民黨澳門支部又在澳門境內發動集會、遊行，反對葡萄牙繼續統治澳門。中山各界為支援澳門同胞要求，組織代表團、請願團等赴澳門，與澳門同胞聯合行動。 這些活動引起澳葡當局的恐慌。為了撲滅抗議聲浪，澳葡當局以維持社會治安為名，關閉了前山一帶邊境的出入口，限制內地人民進入澳門，禁止澳門居民集會宣傳，嚴厲取締澳門居民的反葡活動。[4]不久之後，國民黨港澳工作委員會從香港調派黃今駒接任，再由李炳石繼任，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地位每況愈下。[3] 1946年後，仁則擔任中山縣地方武裝統率部主任、中山縣參議會副議長、國大代表等職。1949年，解放前夕，仁則前往香港。1966年，仁則在香港病逝，終年69歲。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189-190頁。 [2]何仰鎬：《日寇、大天二在小欖》，載《中山文史》（第62輯），中山：中山政協，2009，第210-223頁。 [3]《澳門第一家族——“澳門王”何賢》，載《大地》，2000年第98期。 [4]左雙文：《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41-63頁。 [5]《屈仁則1946年作行書鏡心》，載“卓克藝術網＂，2012年12月20日，http://auction.zhuokearts.com:1981/artsview.aspx?id=26773515。

林鋒，又名林楓秋[2]，生於澳門。珠江縱隊司令部參謀、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大隊長。 林在澳門讀書，1936年在澳門參加革命，擔任澳門地下黨工委書記。抗戰期間，他成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工作委員會委員。[2]1939年，黨組織派林等三人前往珠江三角洲地區打遊擊戰，他擔任珠江縱隊司令部參謀、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大隊長。 林經常深入敵後進行偵察工作，當時在部隊裡擁有最好的行頭——一套黑尼綢的衣褲，就是靠著這一身在當時代表高貴的派頭，他經常以商人身份，出入敵佔區的核心部位。 1944年初，遊擊隊準備攻打由敵偽軍李朗雞控制的翠微鄉，正式攻打之前，戰鬥指揮謝立全和謝斌找來了偵察參謀林。當時，林的主要任務是摸清翠微敵偽軍的情況，包括敵人人數、武器配備、駐防分佈、營房狀況等。林滿懷信心，穿上黑尼綢衣服，他身高1.80米，寬膀圓腰，儼然一副富商模樣，帶著三名偵察員出發。 抵達翠微村，林住進了黨組織領導的交通站負責人、女共產黨員吳清家中。吳清母親黎瑞珍是一位明白事理的農村婦女，非常支持女兒的革命工作。當林一行住進家中後，黎瑞珍讓兒子吳當鴻為他們帶路偵察。 在當地群眾帶領下，林走遍了村內大街小巷，把敵人的人數、武器配備、分佈、營房狀況，敵軍的思想作風、生活規律、軍官素質等摸得一清二楚。晚上，林闖進了敵軍的駐地。為把敵人的情況瞭解更清楚，為尋找最佳的通道，林決定冒險與敵軍“零距離接觸”。那天，林裝作行色匆匆的樣子，從田野的荒道裡插入到位於偽軍駐地兩個祠堂之間的小道裡。 陌生人的闖入，一下子就引起了當時在小道邊休息和閒逛偽軍的注意。林一邊走，一邊留心著兩個祠堂的駐軍人數和佈局。看見敵人已經注意到自己了，他就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理直氣壯地從他們面前走過。最後，偽軍們一句未問，就讓這位“冒失”的商人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根據林收集回來的準確情報，幾天後，遊擊隊夜襲翠微，只用了五分鐘解決了戰鬥，生擒偽軍二百多人。 林參加不少著名戰役，在一場戰役中，他與死神擦肩而過。一天夜裡，林接上級命令，攻打一個日寇佔領的據點。當時負責給司令員警備的警衛員臨時抽調到突擊隊，臨行前將一張毛氈交給了林。林也沒多想，將毛氈裹在胸前就參加戰鬥。槍林彈雨之下，前有障礙，就有爆破，但林沒有停下來，一鼓作氣拿下了據點。天亮後，打掃戰場時，林無意間摸到自己身上的毛氈，才發現胸口破了一個洞，原來這張毛氈救了自己一條命。 1998年，林出版《松梅集》一書。 2005年，在於廣州迎賓館舉行的珠江縱隊戰士小型聚會上，昔日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老戰友們見了面，大家仍忍不住叫林“醒目仔”。[1] [1]林峰：《孤膽英雄闖敵營》，載《中山日報》，第3889期，第F8版，2005年9月2日。 [2]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43頁。

蘇翰彥，乳名佬弟，字覺民，號漢焱，生於廣東北海（今北海市）。民盟澳門分部創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蘇幹遠弟弟。 青少年時代，翰彥開始參加進步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聯合北海各界進步力量，推動成立抗敵後援會，擔任該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仇（日）貨登記處主任、糾察隊總隊長，參加抵制日貨運動。 1936年夏，翰彥入讀廣東國民大學中文系，在校撰稿《中國詩壇》；1937年“七七”事變後，休學後回到北海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38年初，翰彥隨張炎將軍在廣東高州一帶籌建抗日根據地；1941-1946年，跟隨中國國民黨一八七師師長張光瓊，轉戰曲江一帶，利用這一優勢，保護和營救許多中共黨員。 1947年春，孫乾任國民政府中山縣長，邀請翰彥擔任縣政府科長。他利用職務便利，保護一大批革命工作者，剷除全縣的鴉片煙苗，重建孤兒院，為老百姓辦不少好事。 1948年春，經彭中英、葉春介紹，翰彥在澳門加入張瀾、沈鈞儒等進步人士創建的中國民主同盟，協助彭中英籌建民盟澳門分部，並在石岐建立民盟分部，成為創始人之一。 同年冬，中山縣發展盟員80多人，翰彥擔任民盟中山分部主任委員，秘密創辦中山民盟內部進步刊物《群聲》，援助五桂山抗日遊擊隊，自己帶頭並發動一些公司為五桂山遊擊隊捐獻財物，利用職務便利秘密取出國民身份證5000張，為五桂山遊擊隊和盟員在敵偽管區活動提供方便。 他利用與孫乾的關係和職務之便，成功營救中共黨員蘇金榮、蘇恆輝等人；提前通知中共黨員張光轉移，避過搜捕；為提防敵人大屠殺，通過在法院工作的盟員梁健釋放政治犯20多人。通過在國民黨機關工作的盟員搜集國民黨軍隊情況，及時送交珠江區中共黨組織及五桂山遊擊隊。 1949年8月，翰彥將獲得國民黨廣州軍政機關準備撤向海南島及把大批武器、彈藥銷毀與投入黃埔港等重要情報，通過盟員，將信息輾轉香港送交香港民盟組織及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配合中共中山縣委書記黃旭，與兄長蘇幹遠一起策動國民黨六二軍、中山“保安團”第三營、中山保安團第一營第二連和1946年後任中山縣地方武裝統率部主任屈仁則起義；和平接收中山二區聯防大隊，協助貧農團開展抗徵兵、抗徵糧、抗徵稅鬥爭。 翰彥在中山開辦夜校，對婦女進行革命啟蒙教育。應南路解放區要求，他動員盟員李一波、賴恆、鄺力軍等秘密回南路遊擊區根據地參加革命活動；動員部分學生參軍，編入粵贛湘邊縱隊中山獨立團第四營，直至中山解放。 在中共黨組織支援下，翰彥組織策應和平接管中山石岐小組，由中山民盟推舉鄭彼岸、鄭道實出面主持，秘密印發各種宣傳資料，以中山革命人民名義，發出告父老兄弟書，號召師生護校、工人護廠、機關職員保護檔案，號召各界民眾共同遵守社會秩序，維持治安，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後，翰彥被聘為中山縣軍事管制委員會顧問，奉派接管私立大公中學並任校長。他團結原校教職員，從澳門等地調進知名的高中生物科教師孫錫昆等一批有教學經驗教師，充實學校師資力量，提高教育教學品質。 後來，翰彥調往廣州工作。1954年後，翰彥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他認真做好統戰工作，協助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吸收中山大學知名教授商承祚、王起、樓棲、吳宏聰和粵劇界知名演員文覺非、羅家寶等加入民盟。[1] 民盟中山市委會1950年召開第一次盟員大會。1966年，“文革”開始，民盟組織停止活動，1979年恢復，翰彥擔任中山市民盟第一任主任委員。[2]翰彥因心臟病和青光眼病日加嚴重，1984年離休。 2003年10月20日，翰彥在廣州去世，終年88歲。[1] 2006年12月19日下午，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盟廣東省委主委韓大建，民盟廣東省委專職副主委兼秘書長李竟先出席在廣州市廣東大廈舉行的“《落紅護花》首發式暨紀念蘇翰彥誕辰93周年座談會”。 《落紅護花》是民盟中央主辦的群言出版社編輯的《民盟歷史人物叢書》系列中的一本，在全國公開發行。《落紅護花》的主人公蘇翰彥是中山民盟組織的創始人。作者謝炎是民盟省委機關離休老幹部，以平實、沉細的筆觸，翔實地講述了蘇翰彥一生起伏沉浮、風波跌宕的生命行跡。 韓大建主委在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她說：“蘇翰彥同志是我們民盟的驕傲和楷模。他作為舊時代的知識份子，嚮往光明、投身革命、積極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歷經坎坷矢志不渝，直至晚年依舊坦蕩磊落。今天我們緬懷和紀念蘇翰彥，就是要學習他為國為民的優秀人格，最終落腳點就是推動我們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和自身建設工作繼續向前發展，建設一個合格的參政黨，為廣東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群言出版社》社長范芳、政協北海市委、中山市政府、民盟中山市委、蘇翰彥家屬及其生前親朋好友共五百餘人參加座談會。[3]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68-269頁。 [2]《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頒佈15周年積極推進多黨合作事業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載《中山日報》，第3639期，B3版，2004年12月23日。 [3]《〈落紅護花〉首發式暨紀念蘇翰彥誕辰93周年座談會在廣東大廈舉行　省政協副主席、民盟廣東省委主委韓大建出席座談會》，載“民盟廣東省委＂網，2008年7月18日，http://www.gdmm.org.cn/Article/class2/class18/200612/239.html。

英國海軍上校、業餘畫家。具有藝術天分，擅長鉛筆素描和速寫，筆法細緻，線條精確。1822-1824年隨軍艦到印度和中國。1824年在澳門寫生，題為《北眺澳門南灣景色》和《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從不同角度完整地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南灣的面貌和澳門城市規模。《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畫面的右側，還描繪了中國税館和高聳的旗杆，對研究澳門歷史和南灣的建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利樹宗，字柱石[2]，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花山鎮新和村人。廣州市憲兵司令、番禺縣長。陳濟棠襟兄。 1912年，樹宗畢業於黃埔陸軍小學堂，1919年後，在粵軍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訓副官等職；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運輸站站長、廣州市憲兵司令、第四八〇旅旅長。 1935年，樹宗用自己的積蓄在老家花錢購置一塊面積300多平方米的地，計劃建造一棟別墅、前面建圍牆的院子，取名為“半畝園”。家人按照樹宗的設想在老家劃地建房時，發現地籍圖紙劃定的房屋界線很不規整，圍牆界線多處曲折，影響院子的使用，就私自挪移了圍牆界線，擴大院子的面積。 樹宗知道後，親自從廣州回到新和村處理這件事，拆除已建好的圍牆基礎，在原來的界線上重建，並教育他的家人說：“我買的地有多大就建多大，地界是怎麼劃的圍牆就怎麼建，不能多佔村裡的一寸土地。”樹宗不利用自己手上的權力，不侵佔村裡的土地。這種誠實做人的準則，深深影響著他的後人。[1] 1936年8月，國民黨第四路軍第十師來石岐駐防，師部設在石岐江南酒店，師長香翰屏，管轄兩個旅四個團。旅長樹宗率何宗範、陳亨坦兩個團駐紮小欖。陳濟南、莫福如兩團駐防長洲、沙溪等地。[3] 日寇侵華時，樹宗率領四八〇旅參加南京保衛戰。後來，他擔任番禺縣長，期間，投敵的李輔群（朗雞）勾結日寇，“掃蕩”臨時縣府和“合作社”，激戰了七晝夜，“合作社”人員擊斃李輔群手下的“悍將”梁財仔，但終因不支，撤向三水蘆苞等地與伍觀淇的第四挺進縱隊會合。樹宗和何躡天率領部分人員退到澳門，每天前往前山辦公。[4] 1947年，樹宗擔任花縣花山水利協會主任。家鄉常年遭遇自然災害，他深有感觸，開始萌發實現“清水淋花”工程的設想，解決花縣的旱澇災害問題，保障家鄉農田生產和收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家人，妻子全力支持他。他開始謀劃水利工程，親自跋山涉水，深入梯面和花山等地區反覆調查，瞭解水文及地形情況。 重金聘請測繪人員，設計和繪製圖紙，計劃開挖一條山坑，把流入清遠的溪水引進梯面，灌溉梯面和花山的農田。樹宗不但出錢出力，而且積極爭取民國廣州市政府撥款興修水利。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廣泛發動花縣鄉紳，遊說他們籌集資金進行“清水淋花”工程建設。但政府撥款和民間籌集資金有限，工程完成設計後，因資金問題被逼停工。 新中國成立後，樹宗移居香港，擔任僑港花縣同鄉會主席。花縣人民政府成立主管農業，以水利為主的建設科，並派人到香港找到樹宗，希望他提供“清水淋花”工程的測繪圖紙。樹宗對縣政府代表說：“我的圖紙全部都留在花縣，沒有帶來香港，你們可以到我原來辦公室的資料櫃裡面找。你們要搞好水利建設，不要讓花縣人民再受苦。”之後，縣政府參照樹宗設計的圖紙，組織群眾開鑿一條一公里多長的山坳，把北部流入清遠的鐵爐口和羊石水兩條溪水引進梯面百步梯，使梯面和花山8000畝農田受益。 晚年時候，樹宗以書畫自樂，1948年，他與趙少昂合作一幅書法花卉。 1957年，樹宗在香港病逝，終年64歲。[1] 利樹宗在去世前，多次告誡妻兒說：“我當過國民黨的大官，共產黨絕不會放過我家。我們今生是有鄉不能回了，你們要努力創立基業，為永居海外之計。” 後來，利樹宗之子利光明從《花縣鄉音》得悉政府提前改變自己的家庭成分、並退回祖居“半畝園”的情況後，與母親商量好，毅然應邀回鄉參加春節座談會。他目睹祖居依舊，感觸良多，返港後向母親介紹家鄉情況，消除疑慮。[5] 現錄利樹宗的詩一首：[6] 《重遊靈山有感》 揚鞭慷慨蒞南賓，舊地重遊氣象新。 為問曦時鴻爪處，六峰三海話前塵。 廿年投筆事長征，國是蜩膠劇可驚。 有志澄清方未逮，兵符忝綰愧蒼生。 [1]江毅：《桑梓名賢利樹宗》，載“廣州市花都區駱秉章研究會＂網，2012年11月12日，http://lbzyj.com/hdmr.asp?skey=130304665098。 [2]陳予歡：《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第199頁。 [3]中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山市志》（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485頁。 [4]番禺政協：《番禺文史資料》（第12期），廣州：番禺政協，1991。 [5]廣州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廣州僑務與僑界人物》，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第162頁。 [6]陳秀南、蘇馨：《靈山文史資料》（第4輯），靈山：靈山政協，1989，第311-312頁。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諡號忠湣，江蘇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畫家。[1] 祖父湯大奎和父親湯荀業死守鳳山縣舊城，陣亡於林爽文亂兵之中，為國捐軀。貽汾以世襲雲騎尉，擔任三江守備等武職；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2] 貽汾在廣東時，與謝蘭生、張維屏、黃培芳、劉彬華、儀克中、陳曇等人交好，後來退隱白門，貸保緒園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塵外，海內名宿多與之遊。 湯貽汾撰寫擲地有聲的豪邁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舊雨無多，屈指誰為三徑客。南嶺以南，北海以北，千萬裡閒雲自在，到頭還愛六朝山。”[3] 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南京，貽汾投池自盡，終年75歲。 據《清史稿》記載：“湯貽汾語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脫有不幸，惟當致命遂志，以見先人。’”及城陷，從容賦絕命詞：“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槁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後湯貽汾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彈琴、圍弈、擊劍、吹簫諸藝無不精好。他擅畫山水，亦寫墨梅、花卉，筆致秀逸。兼工行草書和詩。與戴熙齊名，並稱為“湯戴”。 湯貽汾著有《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畫筌析覽》等文獻。[1]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湯貽汾與鍾啟韶同年來到澳門。當時，風琴已從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湯貽汾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到嶺南緝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舊》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稱：“琴制藏金絲於木櫝，飾牙牌十餘於櫝面，按牌成聲，牌仍隨指而起。予以訪緝朱逆，得遍歷諸夷之家，夷女為予鼓琴一曲。”[3] 湯貽汾之曾孫湯定之，頗有畫名。梅蘭芳除唱戲了得，還畫得一手好工筆劃，尤擅畫梅。早在“蘆溝橋事變”後，梅蘭芳居香港前，請人代筆，當時他請湯定之。湯定之的畫有文人氣，特別雅緻，算是代筆中的上品。沈磊的母親是湯貽汾後人。[3] 現錄湯貽汾的詩一首： 《澳門之役未暇為詩歸舟以短句補之》[1] 花發水晶宮，晴霞萬頃紅。四鄰鐘子午，百肆海西東。 蜃幻樓台麗，犀明魍魎窮。綃珠車斗賤，愧我探驪空。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頁。 [2]《湯貽汾》，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蘭芳畫梅》，載《澳門日報》，2013年6月16日；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248頁。

李唯行，又名李雪柔。澳門四界救災會文書股副主任。 1937年8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立時，唯行擔任文書股副主任。 1939年9月3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六、第七隊出發，李唯行擔任第七隊隊長。廖錦濤擔任領隊，幾經周折到達北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政工人員補訓班，經短期訓練後，被派到該集團軍政治大隊及補充第五團工作。 1939年9月13日，為求民族生存和解放，李唯行等30位青年在戰場上奮勇工作。11月16日，日寇7000餘人（後增至16000人）進犯粵漢線的軍田，展開粵北會戰序幕。第七隊奉令隨同軍級長官到前線去，視察各部隊政治工作，並且代表總司令慰勞前線將士及傷病戰士。可行車經青塘過佛崗、太平、龍崗、湯塘，到龍山就停了下來，時值粵漢線方面我某集團軍決將銀盞坳、軍田的日寇先行掃蕩，我軍正與日寇混戰，戰況不明所致。 戰局一天一天擴大。20日中午，在某軍司令部，第七隊隨著移動了。這一戰役戰況的激烈是廣東從沒有過的。剛爆炸的炸彈的氣焰還沒消散，日機又不斷在空中盤旋。白天，日機同樣在盤旋搜索，火線上的炮聲非常清晰地不斷傳過來。入夜，炮聲稀疏了。民船在江水洶湧中送來一批批帶傷的弟兄，擱在冷寂岸邊。凜冽的北風不停在呼嘯，岸邊受傷的弟兄不斷在呻吟，慘痛的呼聲此伏彼起，第七隊隊員的淚水壓抑不住偷偷落下。終於挨到深夜，才找到了一所炸後的“當樓”，而第七隊隊員瑟縮在傷患的身旁。 因軍事上的需要，李唯行等第七隊員沿連江口轉赴英德，工作在前線的後方。全營守軍在日寇強烈的炮火下，犧牲慘重，後被日軍突破後，大血戰全面展開。留在隊部的全部同志奉命趕到翁源某地集中，隨即混合編成三條防線，待命出動。 這時，第七隊隊員要求自己在行動中有所表現，使自己言行一致而起到策勵作用。除因自己太流動而不便背步槍外，幾顆手榴彈時刻掛在腰際，等候著機會擲向來犯的日寇！ 26日，我某集團軍下令全線總反攻了，各部向良口、牛背脊、呂田、梅坑、沙田等處分進合擊，將日寇截成數段後，日寇潰退了。這給予第二線部分同志一個新的戰鬥機會，上級批准志願的政工人員隨著部隊長官追擊日軍，渴望參加實際戰鬥的幾個同志首先舉手了。出了新豐，日寇竄地派，追到地派；日寇竄左潭，追至左潭、永漢；被我軍俘獲的戰馬，背著大量重機輕機步槍和彈藥歸來。下午，經半天火拼，日寇終於入夜闖進青塘和官渡。可嗅不到半點人的氣味，日寇終因起糧荒而動搖起來了，結果不得不狼狽滾蛋！[1][2]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4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09-214頁。

英國皇家海軍准將，業餘畫家。又譯作考德維爾。1842年隨軍至遠東，在澳門畫了一系列的水彩畫，其中《澳門聖芳濟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這幅畫呈金黃色調，把古老衰敗的聖方濟修院在夕陽殘照下的沒落情調刻劃得淋漓盡至。此外，這幅畫對於研究澳門歷史和加思欄兵營一帶建築物的變遷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楊宗玄，又名楊文達，原籍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生於澳門。楊匏安長子、楊宗銳兄長。[1] 1923年初，宗玄六歲，見到父親的朋友梁桂華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為師，學了幾套拳術。當時，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師附小讀幼乙班，直到五年級。他在學校受女生的氣，受人欺侮。學了拳術後，他就把同學打倒了。被打的同學向他的祖母告狀，宗玄捱了祖母的打罵，瞠不准他再學打拳。1927年，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宗玄隨家人逃到澳門。[2] 1931年，父親楊匏安犧牲後，宗玄跟隨祖母、母親從上海輾轉回到廣州，他先後在東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戰時期，宗玄加入國民黨軍隊，奔赴抗日戰場。他在國民黨軍隊中負責軍需工作，為解放區運送大批通訊器材等物資。 20世紀40年代初，宗玄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在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後，黨組織派他去與國民黨軍隊有聯繫的“朝鮮義勇軍”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隨國民黨軍隊前往台灣。“文革”期間，他在台灣的身份被暴露，他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逃到香港，先當計程車司機，後做樓宇管理員。 1978年，三弟楊宗政從雲南調回廣州工作後，與宗玄取得聯繫，失散多年的兄弟終於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臟在香港病逝，終年77歲。[1] 二弟楊宗銳，先在延安“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簡稱）讀書，後在馬列學院學習，先調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印刷廠工作，後任廠部秘書。之後被委派到軍委三局通信工程學校學習無線電機電工程，畢業後留在三局技術試驗廠任技術員。在保衛延安戰鬥中，與同志們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機關通訊設備的安裝和維護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解放後，到航太工業部第二研究院擔任技術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無線電、電工計量與石英晶體研製任務十年規劃》。同時，他重視計量技術研究工作和計量標準建立工作，相繼建成航太、國防一級計量標準和國家計量標準，為航太產品、武器裝備的研製等起到計量的保證作用，為我國、我軍通信電台、廣播電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製造和維修作出重要的貢獻。 三弟楊宗政，又名楊志，1926年生於廣州；在周恩來、鄧穎超關懷下，前往延安自然學院學習，參加四平保衛戰，擔任武工隊隊長、熊岳縣長；長期從事林業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林業廳副廳長；1989年在廣州去世。[3] 妹妹楊絳輝，1938年與王裕壽及庶母關秀英組成“革命家庭”，掩護地下黨組織電台聯絡工作。[4]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1頁。 [2]李堅：《楊匏安史料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88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4]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2-93頁。

原名德根。原籍廣東開平，生於美國舊金山。曾為機械廠學徒，工餘鑽研飛機製造、飛行技術。1910年畢業於美國希敦飛機實驗學校；在華僑資助下試製成功水上飛機，在萬國飛機製造比賽大會上獲冠軍獎。後在檀香山中華飛行器公司任設計師。曾飛越菲律賓坑內海拔為2416米的馬茶火山，創造了當時水上飛機飛行高度的世界紀錄。1914年回國，任中華革命軍飛機隊隊長。1915年曾應邀在廣州、香港、澳門等地作飛行表演。在澳門表演時，萬人空巷，為澳門首次飛行表演。其後籌建廣東航空學校，任飛行主任。1916年參加廣東護國軍，任討袁航空隊隊長。1918年後改行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