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2月，溫陵泉敬堂再次在媽祖閣正覺禪林內立碑以頌天后聖母之聖德神功，碑仍名《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撰碑人為羅定直隸州知州壬子年廣東同考試官及新安縣知縣黃光周。碑文稱：“凡吾泉郡之貿易於澳者，前後共叨惠澤。彼此均沐恩波。今泉敬堂既置業之嘗，為春秋祀典，統計共捐洋銀2318元，非是以答神靈而酬聖德也。”同治七年《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轉引自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第74—78頁。奇怪的是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16—18頁及林子升《16—18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第29—30頁均將此碑題為《媽祖閣𤍤興堂碑記》，譚世寶先生已進行了批判，但未指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錯誤，是否另有《媽祖閣𤍤興堂碑記》而使郭、林誤錄？如沒有，這種錯誤的來源又在何處，平白無故捏造出一個“𤍤興堂”？俟考。

除《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外，餘者均以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為底本，參校陳光《澳門媽閣廟歷史告澳人書》〔“陳錄”撰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為今見最早過錄媽閣碑文者。〕所出校記，繫於各篇末尾。為免煩瑣，凡底本不誤而“陳錄”明顯為誤者，皆不出校﹔凡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皆不出校。另，錄文個別標點，今據文意重新訂正。

媽閣共有二十四首石刻詩，作者分別是：林國垣、康健生、張道源、許敦元、西密揚阿、趙同義、趙元儒（四首）、張玉堂（兩首）、黃恩彤、潘仕成、暢瀾（兩首）、釋碧漪、陳詞博、遂昭、朱壽年、列贊雄、梁進輝、布衣，以及佚名作者一首。他們的身份包括：蒞澳的清朝官員、旅澳的騷人墨客和寓澳的僧道，也有澳門本地的名人才子。這些詩作的寫刻時間，始於清乾隆三年，終於民國年間。

媽閣廟建築群的最後一座，是位於山頂的觀音閣。其始建年代未知，唯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香山詩人吳啟苞遊覽媽閣廟後，撰有《遊阿媽閣觀音亭》詩。由此推測，應該不晚於嘉慶一朝，媽閣廟已有名為“觀音亭”的建築。

崇禎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澳門華商懷、德二街坊眾集資再次重修媽閣廟之神山第一亭。譚世寶：《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在早期藝術作品中的媽閣廟，即便其重點描繪對象是廟宇，亦多旁及建築物周邊的山體、林木、空地甚至水體，可以反映出媽閣廟作為一個藝術題材，所指並非單一的廟宇建築，而是一個場景或景觀——媽閣景觀。這是媽閣廟作為園林式廟宇的建築特色所在，即其建築既為廟宇，亦為園林。前者主體為山門、牌坊、石殿、弘仁殿、圓門、正覺禪林、觀音閣，後者則是山體與摩崖石刻，兩者在觀感上構成一個整體。

媽閣廟的建築，大體可劃分為三組。第一組：山門、牌坊、石殿、弘仁殿等，第二組：圓門、正覺禪林及其周邊建築，最後是位處地勢較高的觀音閣。

媽閣是遊人必到之處，其所嚮往者，蓋非廟宇建築，而是景觀：殿觀疊架的佈局、錯落有致的山林廟宇景致。與此同時，國人亦偏愛留墨於媽閣，最直接的證明，莫過於媽閣的山石題刻：摩崖、石刻題詞與石刻詩。

在中國古代遺存下來的刻辭中，碑刻佔有重要的地位。碑刻常見於山川名勝、陵墓、宮殿、寺廟、園林等古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又以宗教寺廟碑刻，在碑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建築藝術的角度而言，碑刻也是一種建築要素，與建築物互相依存。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而言，碑刻與建築物互不分離，是記載建築歷史、保存和傳播建築文化內涵的特殊載體，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