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梅鶴，自署冷香館主，香山縣翠微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畫家。 吳梅鶴早年師從廣東國畫研究會創始人李瑤屏學畫，後又成為高劍父的學生。他所作中西畫，景致清幽，著筆蒼勁。[2]1924年，在澳門舉行藝術展覽會上，他的作品獲得最優等獎項。[1]吳梅鶴與高氏師兄弟陳公廉、鍾福佑和余活仙執教於澳門學校。 1928年3月，鮑少游夫婦在半山堅道開辦“麗精美術學院”。同年7月，胡根天、吳梅鶴在堅道開設“香港美術學校”。[3] 1931年，譚荔垣（汝儉）、黃偉伯（棣華）、胡少蘧、吳梅鶴等人發起成立正聲吟社，無固定會址，荷李活道義學教員鄧晃雲（紹先）為召集人，由他將預先擬定的詩鐘“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定期在某酒樓雅集，請大家攜佳作赴會，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幣。[4] 1940年，高劍父、劉君任、吳肇鐘、吳梅鶴、簡琴齋、王道源、張坤儀、周世聰、麥嘯霞、陳抱一等人創組中國藝術協會，舉辦中外畫家作品聯展、港英美術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吳梅鶴在香港中華美術學院撰寫《青年畫家黃獨峰》一文。[6] 中年後，吳梅鶴多居鄉間。翠微離澳門僅幾公里路，他有時到澳門，以當地風貌入畫。當時葡國人很欣賞，他的畫價可賣到十兩白銀。他是個知足常樂的人，賣出兩三幀畫後，盡情揮霍，視澳門為樂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門蹓躂一天，翌日睡醒後回家。[1] [1]《畫如劍以柔制剛》，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6月4日。 [2]宋金緒等：《總結篇我們的成果豐碩而意味深長》，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7月4日。 [3]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二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754頁。 [5]張磊：《東莞英才錄》，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第105頁。 [6]吳學斌、蒙啟菲：《黃獨峰藝術生涯》，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頁。

吳寄夢，女，澳門知名教育人士。 1923年，吳寄夢來到澳門辦校，先在工匠街七號開辦“勵群女子小學”。[1]學校以關心家長、管教嚴謹見稱，深得家長的信任。 1927年，學校在澳門葡政府民政廳立案，名為華人私立勵群女子小學。[2] 1941年，學校兼收男生，改為勵群小學[2]；先後在工匠街七號、沙梨頭口巷二號和白鴿巢前地三號A辦校。 1959年，吳寄夢自購校址兩座，1962年學校改建，創辦初中部，改為勵群學校。1977年結束初中部，仍開辦小學部。 學校校址雖不靠近碼頭，但由於吳寄夢辦校方針和教育宗旨深得家長贊同，歷時幾十年，漁民子弟的學生始終佔有一定比例，更有三代同校的例子。50年代，漁民子弟開始增加；60年代，全校漁民子弟達三四百人；90年代，仍有200個漁民子弟就讀。[3] 1988年，學校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920人，1992年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1360人。[4] 1996-1997年度，學校設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預備班兩個班，小學15個班，在校學生1066人，教師27人。 勵群學校是澳門辦學經費全靠學費收入而能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獨立私校，幾十年來，以“有教無類、自力更生”為辦學方針，“以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為宗旨，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為未來進一步修業作好準備。 吳寄夢將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貢獻給勵群學校，為澳門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73年，吳寄夢去世，終年78歲。香港著名粵劇藝人“二幫王”李香琴早年居於澳門，入讀勵群小學。[5] [1]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3]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勵群中學》，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378059.htm。 [5]《李香琴》，載“豆瓣＂網，2012年12月30日，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275009/。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馮桂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1]詩人。 1946年春，澳門志道堂舉行教友大會，議決為擴展教育事業及利於青年升學起見，租賃馬大臣街一號為校舍，由協英中學轉讓一批圖書、儀器、台椅等，由崇實中學轉讓標本，以資增辦初級中學（先辦中一班）；並組織校董會，推舉陸鏡輝、余美德、謝永生、廖沃心、羅有節、馮桂秋、廖奉露、張祝齡、黃國權等人為校董，加強校務工作。[2] 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人與竺摩法師交好，1941年，竺摩法師整裝北歸，眾友人或設宴媽客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祝作為紀念。[3] 現錄馮桂秋的詩兩首： 《讀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次韻奉和》[1] 殘年猶是百忙身，卅載塵勞鏡海濱。困苦遺黎難卒歲[4]，荒涼焦土不成春。 滄桑飽閱人嗟老，鐘漏頻催序轉新。[5]今夕故鄉誰臘祭？[6]燈前回首總傷神。 《開春彌月皆雨尤大不寐感賦》[7] 千金一刻是春宵，容易虛過暮復朝。未見風花樂開笑[8]，但看煙柳濕柔條。 寒侵衾枕聲淒苦，光點帷燈影動搖。何處曉鐘催覺夢，落紅滿地總魂銷。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0頁。 [2]《蔡高中學史略》，載“蔡高中學＂網，2012年12月29日，http://www.choikou.edu.mo/school/about/history.php。 [3]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修訂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108頁。 [4]遺黎：亡國之民。《晉書‧地理志》：“自中原喪亂，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此指流亡至澳門的難民。 [5]鐘漏：鐘，佛寺懸掛的鐘。漏，漏壺。皆為古報時之具。溫子昇《常山公主碑》：“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 [6]臘祭：歲終祭祀眾神祖先。《禮記》：“臘，先祖五祀。”《疏》：“臘祭之時，暫出田臘以取禽。” [7]《覺音》，1924年第23期，第8頁。 [8]未見一句：原文只有六個字，章文欽在《澳門詩詞箋注》，聯繫上下文加上“樂”字。

郭信堅，澳門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護校校長、鏡湖醫院副院長。 1949年，為了籌備全澳門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型活動，柯麟院長和何賢主席親往澳督府，向澳門總督要求舉行全澳的慶祝大會，澳葡當局態度曖昧，但柯麟院長、何賢主席據理力爭，終於說服澳督同意澳門各界聯合舉行大會。 由鏡湖醫院、澳門商會、勞工界等代表組成的“澳門華僑協會”成立，柯麟擔任主席，王皓明任秘書，主要成員有馬萬祺、郭信堅、林德彰、梁秩智、陳直生、高振武、謝再生、李端禮、甄棠、鄺秉仁、馮祝萬、戴恩賽等人，立即開展籌備工作。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長在其診所主持正式籌備會議。[1] 1951年春節，柯麟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令後，舉家遷到廣州。他雖離開了戰鬥十多年的澳門鏡湖醫院，但之後長期兼任該院的院長一職，並委託副院長、他的好友郭信堅全面主持醫院工作。[2] 1954年，郭信堅擔任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任護校校長，繼續柯麟院長的改革方針，為發展醫療業務，默默耕耘，創建新校舍（何澄溪紀念堂），並於1956年落成啟用，為醫療及護理教育事業作出貢獻。[1] 20世紀50年代，澳門經濟低迷，市民生活困迫。作為澳門慈善機構的鏡湖醫院擔負市民的主要醫療工作，壓力很大，當時郭信堅副院長兼秘書長負起重擔，無論問題大小都認真對待，從不草率處理，科室要求添置用品或是某些要改善問題，他都不會馬上批准，他深思熟慮再作決定。 在處理業務上，遇到留醫病者因經濟困窘沒法支付醫藥時，提出申請援助，郭信堅視實際情況減免，得到市民的讚許。當時慈善捐款箱有很多市民樂於獻捐，成為佳話。在葡萄牙管治的歲月，當時政府沒有撥款資助唯一的私立醫院，醫院的收入除醫療費和房地產收租外，其他都是社會人士捐款（醫院理事董事捐助等），收支經常不平衡，可員工從來沒有被院方拖欠薪金，全靠郭信堅處理得當。 當經濟支持不來時，他主動向慈善會提出解決辦法，當時何賢主席經常慷慨付款解決，在工作中，郭信堅副院長向全體員工提出勤儉辦院，以醫院為家的方針，員工的薪金雖偏低，但福利好，員工及直系親屬享受免費醫療，同時員工有餐廳和免費宿舍。不論職位高低，員工們同心同德做好醫療工作，大家都對醫院有著深厚的歸屬感。 除處理醫務工作外，郭信堅在當時複雜的社會裡，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支持國家的愛國統一戰線，帶領員工參加愛國活動。他勤奮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以公謀私。 郭信堅在工作中逝世。身後沒有自己的物業，生前住房都是院方的房子。他去世後只有院方給他家屬十多萬撫恤金。他是兩袖清風的好領導，嚴肅帶有慈祥的光輝形象銘記在人們心中。[3] [1]《人物介紹》，載“澳門鏡湖護理學院90周年校慶＂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kwnc.edu.mo/web/90th_anniversary/characters.htm。 [2]《〈柯麟傳〉連載——八、致力新中國醫學教育事業》，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537。 [3]《退休感言——敬愛的郭信堅院長》，載“海豐人社區＂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hfre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6。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羅濂，字雲翹，號勺庵、又號拜梅，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人。詩人。羅濂16歲時，父親去世。他刻苦讀書，26歲時，補諸生；以文救貧，馳京華，走中州，蹭蹬（失意）無成。辛亥革命後，他授徒講學，設帳穗城，移硯香海（香港），再遷澳門。 晚年時候，羅濂寄居澳門，能詩文，工書，學蘇軾及米元章，饒有大氣。當時，學生潘家豪等人湊錢，為他刊印詩文，名為《勺庵全集》。1941年，羅濂去世，終年79歲。 現錄羅濂作於1923年的詩三首：[2] 《遷席澳門南灣》[3] 九洲洋望雪濤堆，入幕依人又一回。曉岸車聲疑雨急，夜江燈火識潮來。 殘生病骨惟工臥[4]，亂世家書總怯開。掛起南窗天水闊，鬢絲榻畔且徘徊。[5] 《澳寓感詠》 寥落鄉心一雁飛，江湖仍戀稻粱肥。[6]書非白首胡知讀？座有黃花便欲歸。[7] 敢扶經心膺講席[8]，還償酒債典寒衣。卷堂欲趨茱萸節[9]，爭奈依人此願違。 江村黃葉好歸休[10]，濠鏡劬書又滯留。[11]斗室瓜牛終自槁[12]，故鄉稻蟹不成秋。[13] 籠中术供多病[14]，袖裡湖山足臥遊。[15]人事漫悲滄海幻[16]，元龍到處有高樓。[17] [1]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詩萃順德文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27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1-236頁。 [3]遷席：謂遷移講席。 [4]病骨：猶病軀。謂病中體瘦露骨。 [5]鬢絲：鬢邊白髮。 [6]稻粱肥：喻易於謀求衣食之處。稻梁，鳥食。 [7]黃花：菊花秋開，秋令在金，故以黃為正，因稱黃花。 [8]經心：縈心，煩心。 [9]卷堂：全堂盡散夥。 [10]黃葉：落葉。喬知之《從軍行》：“南庭結白露，北風掃落葉。” [11]劬書：讀書。劬，勤勞。程俱《和柳子厚讀書》詩：“誰能三萬卷，懸頭苦劬劬？” [12]瓜牛：瓜牛廬，即蝸廬。此與斗室意同，喻己居處。 [13]稻蟹：食稻之蟹。謂吳田地荒蕪，國無餘糧。不成秋，秋為收穫季節，謂年成不好。 [14]术：人參與白术，都是藥材。，通參。 [15]袖裡湖山：指畫圖。臥遊，謂看圖。 [16]滄海幻：滄海桑田的變幻。 [17]元龍、高樓：陳登，字元龍，東漢下邳人，深沉有大略。此喻詩人南灣居處。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