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冼藻扬，又名冼翰廷，原籍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简村。清末澳门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学正，从南雄珠玑巷迁往南海县，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长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进从大茂村迁往简村。[2] 清咸丰年间，父母因洪杨之役，乡间生活艰难，于是，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打工。藻扬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3] 母亲蔡氏为人勤俭严肃，患有微疾，藻扬事母至孝。藻扬归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扬自少孤苦贫困，对长辈非常孝顺。后来，他跟族人来往于钦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带经商。1899年，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贵”号两轮，开创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纪元。后来，他在香港、澳门入股投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等，并开设建昌荣药庄，成为当时知名富绅。 藻扬的妻子刘氏是个贫农女，平时较少言语，具有传统中国妇女的勤俭诚朴，深明大义。刘氏对女儿冼玉清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虑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态度，她放弃个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后，刘氏勤俭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俭节约，并积极参与社会地方公益事业。1928年，藻扬去世，终年78岁。[1] 刘氏于1931年去世。冼藻扬15岁时辍学，他不想后代走自己的旧路，尤其重视子女教育，而且受当时澳门的开明思想影响，不分男女都送入学读书。 冼藻扬夫妇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冼秉钧在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取得学士学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独资开办一家“建昌荣”药庄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亲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务”六字金牌。这是港督最高荣誉奖。[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称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学者、教授，岭南文献专家。她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甚丰；她从事教学工作，热爱祖国，关心乡邦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献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载“佛山市政府网＂，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邝希恩：《冼玉清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第2-3页。 [3]高炳礼：《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与中山图书馆》，载《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第259-262页。 [4]《名人介绍》，载“百度文库＂网，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杨荫芳，女，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油画家、同盟会会员。方人定妻子。 荫芳生于一个前清举人家庭，居长。她聪明勤奋，深得家人的疼爱。青少年时期，她在国内读书，1925年赴日读书，起初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刺绣科学习，1928年结业；1929年考入日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她和留日同学辍学回国，1933年返回日本继续学业，1935年毕业。 1930年，荫芳在日本美术学校与同学方人定结婚。翌年，荫芳夫妻回国从事美术教学和创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时，她参加东京举办的“日本美术学校画展”、“中华旅日作家十人画展”；后来参加中法、中苏、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画《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观众欢迎。1935年9月，荫芳夫妇和同学苏卧农、黄浪萍回到广州时，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特意为他们四人举办欢迎画展，荫芳以油画《卧读》等十多幅画作参展，轰动广州。 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荫芳以油画《鱼》参展，赢得中外观众的好评。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荫芳夫妇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救国抗敌。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胜斯酒店举办“方人定抗战画展”，荫芳积极支持丈夫的爱国行动，参与画展设计布置，出谋出力，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诸于世，召唤人民，坚持抗战。 1935年，荫芳从日本学成回国后，随即回到中山县，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后在县立女子中学、仙逸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培养一批批有志于画艺的学生。1938年秋，因日机疯狂轰炸石岐，各学校相继停课，她避居澳门，直至抗战胜利。 荫芳夫妇蛰居澳门期间，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敌伪当局要胁他们参加画展，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秋至1952年，荫芳受聘为中山县二区区立第一中学教师；之后，迁居广州。 1979年8月开始，荫芳受聘为广州市文史馆研究员，致力于油画创作，并参加多届广州市文史馆书画展，展出油画新作多幅，连获好评；代表画作有《兔》、《卧读》、《荔湾一角》、《四喜图》等。 几十年来，荫芳始终把她的艺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青年时代，她参加进步的美术团体；抗战时期，耻于与落水画人为伍，并协助方人定从事抗日救亡画的创作。解放后，她用画笔赞颂祖国，描绘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赋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体现民族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的融合与升华，为画坛绽放异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后，荫芳将丈夫生前的画作、遗稿加以整理，交给有关部门出版和展出，先后由广东画院编辑、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画集》及论文著作《国画的三个问题——线条、皴法、色彩》。[1][2] 荫芳长期在外工作，但对故乡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举办“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办“中山籍人士书画展”，她以油画《广州西关》参展。1987年，她为《中山修志通讯》第六期撰写《方人定传略》一文，晚年时画作有《荔湾一角》、《四喜图》、《常餐准备》等。[2] 荫芳与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方心冬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从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坚在深圳特区电子厂工作。女名方微尘居住广州。 1990年7月19日，荫芳在广州病逝，终年88岁。 抗战时期，濠涌村时常有日军的汽艇来往，有时日军还上岸劫掠，有时向伪乡保要粮、要猪、牛，伪乡保就向乡亲们勒索。某日，突然有三个日军徒手进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横冲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拦住。方德深闻声冲出房门，抄起木棍便打，边打边呼，一些乡民闻声而至。基于对日军的仇恨，挥舞棍棒，一阵狠打。三个日本兵被打得遍体鳞伤，由伪机关出面把三个日兵带走。但乡民知道这次闯了大祸，紧张万分。 果然，日军调来百多人将村子包围，声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紧急之际，有人想起杨荫芳，她精通日语，请她出面交涉。 在乡亲们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杨荫芳义不容辞，迳直走到日本军官面前，取出她留学日本的证件，递了过去。日寇军官看着证件，再端详著这位妇女，一脸正气，不卑不亢，凛然不可侵犯，一时愣住了。杨荫芳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事情缘由。日本军官不信，几个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杨荫芳，她毫不畏惧，反复强调，此事与村民百姓无关，不应加罪于他们。她有理有节的一番义正言辞，令日本军官语塞，最后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杨荫芳》，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华侨．港澳台人物传编委会办公室：《女油画家杨荫芳》，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30-132页。 [3]《杨荫芳救了濠涌村》，载《中山日报》，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孙婉，女，又名孙金婉，原籍香山县翠亨乡（今属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生于檀香山。孙中山次女。 孙生于11月12日，与父亲孙中山同月同日生。1907年，她随母亲迁居香港九龙牛池湾。1910年，祖母杨氏去世。她与母亲离港赴马来西亚槟城与父亲团聚，后随父亲访问沪、鄂、闽、粤等地。同年7月，她与兄长孙科、姐姐孙娫同赴美国求学。1913年，孙娫因病去世。鉴于此，孙眉在孙婉名字上加个“金”字，意为“金不换”之意。 孙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系。1915年，她与王伯秋在美国结婚，生育女儿王纕蕙、儿子王弘之（海平），后离异。 1920年离婚后，孙决定回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1921年，她回到澳门陪伴母亲，住在澳门文第士街孙公馆。后经兄长孙科介绍，她认识了1918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1921年3月，她与戴恩赛在澳门结婚。宋庆龄致函祝贺，并寄来礼金4000元。[1] 1921年3月19日，孙科遵照母亲卢慕贞的意见，在澳门孙公馆为妹妹与戴恩赛主持结婚典礼。孙戴婚姻，不仅父母同意，而且得到卢慕贞的重视。婚前，卢慕贞向儿子和女婿提出一些特别要求：一是婚礼要在澳门孙公馆举办。二是指定孙科担任他们的主婚人。三是女婿结婚后要长居澳门。戴恩赛满口答应，一切为了爱妻，甚么条件他都乐于接受。 这场婚礼得到父亲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支持与关爱。3月11日，宋庆龄致函孙，说你父亲和我很高兴听说你们的婚礼在澳门举行，希望你们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4000元。或者如你父亲所说，这是你的嫁妆。两人结婚时，孙中山在广州。那天，孙中山突然通知政府部分官员去吃饭，人到齐后，孙中山突然向大家宣布：这次请大家来吃个便饭，是因为我女儿孙婉与戴恩赛博士结婚。事先未有通知大家，以免赠送礼物。在座官员听后，无不感慨，更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和处事方式。 孙与戴恩赛结婚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开车到广州东山等地度蜜月。1922年，孙与戴恩赛的女儿在香港出生。时值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希望一举成功，就给外孙女起名“成功”。1923年夏，孙在香港生下儿子。当时，孙中山为纪念在“永丰”号舰（后改为“中山”号舰）蒙难事件，给外孙起名“永丰”。孙中山十分喜爱两个外孙。同年，孙中山任命戴恩赛为梧州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 1927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广东治河督办。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准备随夫一起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孙在动身前办理两件重要事情：一受邀参加中国国民党举行的奉安大典，安葬父亲孙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二为解决儿女抚养权问题与王伯秋相约见面。11月，孙把戴成功、戴永丰托付给在澳门的母亲抚养，随夫到巴西上任。 1929年，孙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1933年，戴恩赛结束公使的使命，与妻子一起回国。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赛为财政部厦门海关监督；次年又任命为粤海关监督。戴恩赛担任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一职，日军入侵广东后，他在海关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也无接济，没有退休金。为了维持生活，孙与戴恩赛日夜辛劳，身体日渐孱弱，需要休养。戴恩赛给蒋介石和孙科去函，希望他们能拨点款资助他赴国外疗养身体，但信函发出后，没有得到回复。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随戴恩赛携女儿戴成功移居澳门。戴永丰不愿回澳门，执意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孙和丈夫尊重儿子的选择。1952年6月，戴永丰在岭南大学宿舍突然去世。戴永丰身体一直很好，家人对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跷。当时社会上传言，说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戴恩赛的儿子戴永丰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 戴永丰死后被葬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西洋坟场（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当儿子病逝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戴恩赛遭受沉重的打击，只能与女儿抱头痛哭，不敢对孙讲，直到孙离世时，还以为儿子在大学教书。戴恩赛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戴公馆宅中病逝。 从此，孙母女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全家生活陷入了窘境。戴成功变买了父亲留下的戴公馆房产，一家人搬到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51号两层小住宅居住。 1964年，孙母女在澳门清平直街开了一家“成记古董店”，并请人代理，处理戴恩赛留下的一批古董，换得一点钱，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戴成功写信给廖承志舅舅（戴家与廖家是远房亲戚）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孙家人。 司徒倩生于广东开平赤坎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庞锡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不见十多年、同在澳门粤华学校就读的同班同学戴成功。两人简要诉说了从澳门分别后的情形，当庞锡垣听到戴家发生的巨变后，感到非常震惊。 庞锡垣在澳门读书时，与戴永丰关系很好。他从戴成功口中得知，最近陪伴母亲住在香港尖沙咀格兰酒店。司徒倩听庞锡垣说到孙戴两家的情况。1963年冬，孙正式接纳司徒倩为干女儿。在司徒倩的调解下，孙与王纕蕙见面，抱头痛哭。王纕蕙与母亲见面后，每夜共枕同眠，互诉分离后的孤独与凄凉。王纕蕙回到台湾后，将自己在香港和母亲见面的情形和母亲思念儿子的事写信告诉弟弟王弘之。由于种种原因，王弘之始终未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成为终生遗憾。1968年，蒋介石派员赴澳门劝孙移居台湾，她以年老体弱，行动困难婉拒。 1971年，孙最后一次港澳之旅。司徒倩陪伴她从香港回到澳门时正赶上过年。除夕，司徒倩正在厨房做饭菜。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在起身上洗手间时，不小心从沙发跌坐在地毯上。次日，镜湖医院救护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司徒倩和戴成功陪伴孙入住镜湖医院特等病房，经检查，孙摔了一跤后盆骨粉碎。 春节过后，新华社澳门分社秦介平与柯正平、何贤等人来到澳门家中看望孙并查询病情。北京方面还派出骨科名医到澳门给孙医治。后来孙一直是在伤痛中度过，戴成功日夜陪伴在母亲身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孙长期在镜湖医院治疗和调理费用，并通过驻澳门机构南光行每月拨款3000元生活费。[2] 1979年6月3日[2]，孙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终年83岁。 葬礼由何贤主持，并宣读祭文。孙婉遗体安葬于澳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1989年迁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坟场戴家墓地与戴恩赛合葬。 [1]《孙婉》，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2月16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19。 [2]孙霄：《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载“辛亥革命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xhgmw.org/archive-51252.shtml。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缪揆一，字悔因，号梅园，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2]诗人、书法家。 缪揆一与兄长缪君侣居住澳门。他为人善良，乐施好义，擅长楷书，工篆刻，善于吟咏。缪揆一著有《复庵诗钞》一书。 1977年，缪揆一去世，终年87岁。 现录缪揆一的诗两首： 《甲申重阳游松山归，得居素信有怀》[1][3] 一身濩落乱离中[4]，踽踽孤吟孰与从。[5]漫拟幽怀如止水[6]，可堪华发似秋蓬？ 登高尚喜强筋力，引远应惭负剑锋。[7]还忆严城兵气重[8]，天南目断未归鸿。 《南湾闲居，迟刘唐二君约晤未至》[9][10] 小窗临水点幽多，照眼微霞挂薜萝。一角繁灯沽茗座，四围新涨泛鸥波。 看云敛手真无碍，执辔牵黄事竟何。绿树疏烟堤上路，轻车应见晚来过。[11]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95页。 [2]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中山诗社，1989，第250页。 [3]甲申重阳：指1944年农历九月初九。居素，指黄居素，诗人好友。 [4]濩落：空廓，廓落无用。引申为零落，无聊失意。 [5]踽踽：孤独的样子。 [6]止水：静止不流的水。止水澄清，可以照镜。用以喻心境宁静，胸怀纯洁。 [7]引远：谓引身而去，远离尘俗。 [8]严城：指居素居住的香港，时仍为日军占领，经常受盟军飞机空袭，故云。 [9]《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10]刘君有犬马之好。 [11]1940-50年代，南湾新填地晚上遍设流动茶座，灯火灿耀，居民在此乘凉。

何老桂，又名何桂、何贵，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富商。 1851年，时值太平天国运动，何老桂从水路来到澳门，之后发家致富。 何老桂早年加入葡籍，生育十个儿子，长子何连胜；次子何连旺；三子何连钧（云章），后考中秀才；四子何连汉；五子何连辉；六子何连宗，补邑痒，为人谨正；还有何连炜、何连安等。八子、十子未读诗书；除七子温顺谨慎外，其他儿子精习拳术。 1869年，何老桂和亚彭以每年缴3000元，竞得当年澳门的闱姓经营权，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门公物会经过一番争抢后，与陈行（Chen-Hang）订立新的闱姓承充合同。每年缴纳承充规银17033元，从同年9月27日起计，三年共缴银510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这期闱姓，由陈行出头承充，实际上还有何老桂等人参与。 1875年，何老桂承充澳门闱姓，三年上缴葡国131000元，以致中和闱姓公司之名经营。1878年，葡国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经营三年，上缴葡国政府60万元，定名为时和闱姓公司。1881年，葡国又以期满加价，何老桂继续三年，上缴葡国90万元，名为怡安闱姓公司。 1886年，何老桂继续与澳门公物会签定闱姓承充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闱姓厂每卖出一百闱姓票，交承充人十元银。 1877-1878年，何老桂和冯成以每年缴3500元承充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并番摊揽头生意，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 1882年4月，澳门鸦片烟承充人陈六和何老桂控告公物会“查阅案卷内，该澳门鸦片烟承充人等拿获黄亚二，因伊在澳门煮鸦片烟并无领牌”。 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何老桂及其子等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73-1874年，何老桂以每年上缴6000元，承充澳门卖盐生意，为期一年，担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该合同规定，在澳所卖零星之盐系归承充人或承充人所许有牌之人可卖，别人不得私卖，如有人私卖，将盐执去，并罚银50两。当时，澳门卖盐生意被何老桂所垄断。 合同期满后，何老桂经过竞投，获得公物会批准，继续经营1874-1875年澳门食盐专卖生意，每年上缴6220元。 早在清同治年间，何老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渔艇进塘停泊，须向何老桂缴纳停泊租税。1872年，王禄父子填埋和建筑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坦时，工程规划需经过白眼塘。王氏父子与何老桂协商，最后合股填塞该塘。这样一来，何老桂在王禄、王棣的集成堂中占2/10份额，拥有一大批物业商铺。 何老桂还有其他物业：风顺堂街一间、板樟堂街七间，吧嗦叨尔咕街两间，天神巷一间，清平新街八间，水坑尾两间，蓬莱新巷五间，仁安里、群队街、龙篙街各一间，桔仔街二间。何氏物业中，多为大屋。 1888年，何老桂去世。 何氏家族是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赌王家族”，成为澳门第一届闱姓（1869年1月12日出投）的承充人。何老桂不仅经营番摊、闱姓票等中式赌博和中式彩票，而且在省城广州设立代理人，在内地搞赌谋利，成为省澳闱姓大户。 何老桂是参与澳门仁慈堂彩票竞投活动的华商之一。因缴纳赌税贡献最大，1880年初，他成为澳门公钞会首位华人成员，可见，他在当时社会地位显赫。 1881年6月2日，鉴于何老桂对社会的影响，为表彰其慷慨捐赠，澳葡政府向他颁授耶稣基督骑士勋章。 1880年6月，何老桂成为澳门公钞会的正式成员，这是最早进入澳葡政府职能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华人。 1874-1876年，长子何连胜与冯成合作，以每年上缴5810元，承充氹仔番摊及煮卖洋烟生意。 1874-1875年，何连胜和尤勉之合作，以每年上缴156050元，承充澳门番摊生意。该合同第二款：每月规银壹万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厘（13004.166元）兑，准开摊馆26间，不得开多；第五款：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都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 何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84年6月，他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何连旺、何老桂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对何连旺在澳门的地位和影响给予重视和关注，以“捐款赈灾”表彰何连旺。 父亲去世后，何连旺接管家族生意，不但是一代赌王，而且独揽全澳的卖盐专利，并控制市贩、屠宰行业和粪业等。1894年，他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87年2月22日创办《知新报》；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同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1898年，他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何老桂、何连旺父子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卓越的表现，成为晚清澳门华人、华商的杰出代表。 何氏家族热心华人公益事业，为了纪念何老桂父子对澳门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将位于新马路一条街道命名为“何老桂巷”。[2] 现存何老桂巷位于新马路中段，是一条典型的短小细巷，属风顺堂区。巷的两侧均有建筑物，地上铺设马赛克碎石。[3] [1]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26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3]《何老桂巷》，载“澳门街道网＂，2014年3月11日，http://gb.iacm.gov.mo/gate/gb/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f8beec2d-40eb-43c1-b635-27bdb1981039。

卢湘父，名子骏，字湘父，以字行，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清末民初澳门、香港教育家。卢九侄子。[2] 卢家不算富裕，书香世代，父亲、堂兄、同母长兄都是秀才，湘父却屡试不第。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他少年求学，时有辍学，26岁开始担任老师，帮补家计。他希望能够专心致力于八股文，以冀科场得利，于是访寻名师，通过亲戚陈荣褒介绍，师从康有为，成为万木草堂的学生。 在加入万木草堂之前，湘父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草堂时期继续著书。他与陈子褒商榷蒙学诸书，认为当时流行的启蒙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诗》等，往往不能切合初学者，尤其是成年平民初学者的需要。陈子褒致力编著妇孺课本和读本，尝试用粤语注释，解释文字和文理。 约1896年，湘父写成《妇孺韵语》。在体裁上，这是一本《四言杂字》，把日常使用的文字，分成天文、地理、宫室、踌令、器用、服饰、珍宝、音乐、文事、武备、饮食、身体、人伦、植物、动物、性情、人事、活字等分门别类，各编成四言韵语。此书虽有牵强之处，但毕竟是一本非常实用、很能配合传统语文教学的课本。这书的目的是识字，没有强调灌输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 清光绪年间，广州万木草堂是一所与别不同的学校。康有为领导草堂的学生钻研经学、关注时事，而不以八股文为务。受到师友的熏陶，湘父对经义的兴趣较文辞为深。 若以康有为的思想之发展，分辨“革新政治”与“尊孔立教”两大方向，梁启超日后的路向偏于前者，而陈焕章则瞩于后者。湘父与梁启超交情颇深，但他的思想倾向，却与陈焕章最为接近。 在湘父的《万木草堂忆旧》里，最为推许的同学是陈焕章。 “尊孔立教”实为湘父在康有为门下所得之最深、持之最久的信念。戊戌变法，改试策论。湘父得以避开八股文的障碍，就以时务经古，考中秀才，他当时31岁。 他受知于学使的《五洲教派表》一文，其中虽有下少宗教源流史的错误，但重点却在于指出：“强弱之势，展卷了然。凡在儒门，劝吾将目。若夫开圣学之会，演孔成图；派传教之师，交邻有道，张惶敦义，布护瀛寰。是又在于强有力者矣。＂从儒家转变到孔教，既反映康门思想的一面，也是湘父日后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湘父的教材得到康有为的嘉许。康有为指出蒙学亟须改良，鼓励他从事教育大业，并为他“假定书目，发凡起例”。在日后教育事业中，湘父又编写课本教材，反映他办学的精神。 1931年夏，湘父编写《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童蒙五字书》三种，作为教本。这是回应陈焕章的孔教运动，又得到朱汝珍、区大典的参订，后来寄到英国，得到英国汉学家瞿理斯的称许。《诠叙圣迹》在蒙以养正的书本，成为他教材的一部分，但他的教材，仍足以旧有的经、史、诗、赋为主。他的教育不乏创新性，但总离不了旧价值和旧方法。他的私塾教育是传统教育，是战前香港社会上办得成功的传统教育之一例。 戊戌政变后，湘父远渡扶桑。1899年，应梁启超之邀，他出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1900年回国，担任澳门张氏家族专席教师；1905年，在澳门创办湘父学塾，以自编蒙学新教本教学。 1911年，湘父学塾迁往香港，在香港倡办女子学校，接着开办男校。[1] 1924年，湘父担任澳门孔教学院院长；1928年在澳门创办孔圣堂。1934年，湘父学塾改名湘父中学，1942年日寇侵占香港后被迫停办。 湘父在澳门、香港办学的数十年间，除致力孔教外，极为热心倡办和支持宗族和乡党的事业。民国之初，陈焕章依附在袁世凯力量之下，图谋把孔教立为国教，多次失败后，1930年来港创孔教学院、孔教中学，都得到湘父的慨捐募捐和多方协助。[3] 1942年，湘父继陈焕章和朱汝珍后，成为孔教学院（当时已改为大成学校）院长，担任星期日讲学宣道。 湘父继承父亲未竟的遗志，在宣统年间花费三年时间，重修《卢鞭卢氏族谱》。开始时并未得到族人的支持，经过兄弟鼓吹，湘父印发章程、组织、募捐等，接着调查、校勘、编辑、以至印刷等都由他领导。之后，他重修续修，要30年一次。抗战胜利后，湘父80岁时，又主持族谱重修工作，又花两年时间和精力修谱。1923年，他发起募捐重建毁于风灾的宗祠，奔走省港澳各地。在宗族的建设和维系工作上，他不遗余力。 1922年，湘父联合潮连乡同乡，倡办普仁善堂，赠医施药，宣讲善书，尤其鼓吹西法接生和卫生教育。他倡捐芦溪义学，使贫困儿童得互求学的机会。为了解决西江水患问题，1924年，他向侨港和海外的乡人劝捐，购置三台水泵，分设在要害地方，潮连再无水患。1939年饥荒时，他发起乡人和族人平耀赈粥，以活民命。1943年，他致力收集乡党文献，著成《潮连都志》20万字。 无论地方公益事业，还是教育、传道、宗族等事务，湘父都发扬宋儒的精神，发挥传统士绅的领导地位。20世纪大动荡的时代里，宗族解体，乡党离散，儒教式微，湘父与同仁力挽狂澜。湘父学塾每年孔圣诞例行祝圣，坚行古礼，守夏历。以为非此不足以提倡宗教、恢复道德。他桃李满门，许多香港、澳门名流、学者、实业家都出自其门下。 1970年，湘父在香港去世，终年102岁。[1][3] [1]陆鸿基：《卢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其事业》，载《孔道专刊》，香港：香港孔圣堂，1983，第31-35页。 [2]林广志：《卢九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94页。 [3]《卢湘父》，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11日，http://baike.baidu.com/view/3612000.htm。 [4]《卢湘父行书》，载“易拍全球＂网，2013年6月10日，http://www.epailive.com/items/4/3/474839.shtml。 [5]《历任院长》，载“孔教学院＂网，2013年6月10日，http://www.confucianacademy.com/load.php?link_id=27613。

郑淡然，女，乳名淑淑，小字秋云，生于香山县濠头乡（今属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中山知名画家。 父亲郑彦闻是个热心乡梓文化事业的开明士绅。母亲杜慧剑是中山张溪人，1913年在石岐创办华益女子学校，并任校长。兄弟姐妹七个，淡然是长女。叔叔郑哲园在清末和刘思复等共倡革命，后自设海天书屋讲学，成为知名的诗人和老报人。 淡然出身于一个知识份子的家庭，从小对艺术有所向往；七岁起，父亲聘请画家梁云樵教她画画，同时，她随叔叔郑哲园习诗填词。 三年后，淡然师从李鹿门、李君彝父子。李鹿门出身于番禺居廉先生门下，曾东渡日本学画，是中山书画名家。在名师悉心指点下，淡然在画艺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李鹿门和高剑父师出同源，使她日后赴“春睡画院”深造、在艺术流派上一脉相承、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当时，淡然不过15岁，她却成为中山艺林中的活跃人物。她和同学黄少娴（中山书法名家黄孟徒之女）、李恣馨（李鹿门孙女）成立“艺游画社”，画名远播海外。她的个人诗集《秋云小阁诗草》大半内容创作于这个时期。 之后数年间，李鹿门、李君彝不料相继去世。当李君彝病入沉屙之时，16岁的淡然承担起为老师筹划医药和家费之责。她的画在檀香山、大吕宋的华侨中很受欢迎，她将卖画所得，尽付老师治病之用。复又登上中山师范讲坛，代李君彝传授美术课。李君彝弥留之际，淡然正代他授课，她放学后闻讯，匆匆赶去，却未能见老师最后一面。之后多年，她一直为此事感到遗憾。 1929年，为求深造，淡然负笈前往广州，经由从国外归来的族叔引荐，登门向岭南派大师高剑父求教。高剑父见了她的画作，十分高兴，当即留她在春睡画院习画。 高剑父对她颇为器重，除传授画业外，常带她参加陈树人所主持的“清游社”，郊游赋诗。在春睡画院。经高剑父介绍，淡然认识何香凝，两人结为忘年之交，合作了一些画，其中一幅是何香凝画的梅花，她画雀鸟，可惜在40年代沦陷时期散失了。淡然非常勤奋，白天在春睡画院习画和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晚上在国民大学进修。之前她仅读过私塾，跳过了整个中学阶段。 三四十年代，成为淡然创作的黄金时期，许多主要作品，如《踏雪鸿泥》、《晨》、《春燕》、《蛇瓜》等，先后参加广州、南京、上海、广西、香港、澳门多次画展，广受赞誉。国画《鸽》送往莫斯科参加“中国美术展览”。 淡然与张坤仪、伍佩荣并称为“岭南画派三女杰”。淡然人如其名，画如其人。她的画，并不缺乏女艺术家常见的细腻入微，但更注重追求“画外之象”，画作飘逸、豪放，是她的诗人气质使然。淡然在艺术上不趋时，不媚俗，卓立不群。有一个时期，受高剑父的影响，她画《孤梦》、《残荷》，其意不在萧飒，而是要在物象的不完美中，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境界。 淡然反对浓涂艳抹，也反对盲目堆砌。画面上，常只留下简约到无可再简的背景作烘托，寥寥数笔，突兀而出。将要着意表现的活生生地勾勒出来，却又不是北派的大写意，保留着浓郁的岭南画派的工笔写意、渲染与泼墨并重的特色，尤重传神，不尚形似。[1] 中山沦陷期间，淡然避居澳门，狭域蜗居，反而给她潜力习艺的机会。 当时不少广东画人流寓澳门，春睡画院的弟子如李抚虹、关山月、淡然、司徒奇、何磊、罗竹坪、伍佩荣等人在澳门继续追随高剑父，观音堂、新桥的天海茶楼就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2] 1940年，淡然与刘道明结婚。刘道明祖籍广东梅县，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位颇具才华的诗人和评论家。寓澳期间，淡然画作颇丰，尤以善于捕捉瞬间的动态著称。她画的《落牡丹》，重现的是千载难得亲睹的美，却毫无花落流红的“人生无常”的悲叹。她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艺术赋人生以幸福，人生赋艺术以生命”。 1946年，淡然从澳门返穗，任教于南中美术院（春睡画院前身）；1949年，返石岐侍奉卧病的母亲之日为止，画笔不曾一日小歇。 1988年，淡然赴澳门参加“澳门、中山、新会书画联展”开幕式，展出的《木棉》一画中，她题诗“爆竹声中岁序移，闲调彩墨写花枝。泼朱催促木棉发，愿比春风早些儿”。[1] 1995年6月，应澳门教育文化艺术协会邀请，淡然在澳门文化广场举办“郑淡然花卉展”，深受社会各界欢迎。1996年，她出版《郑淡然画集》，却把这些辛勤耕耘后的丰收，看作是“闲调彩墨写花枝”的把玩。[3]1997年4月，她应广州岭南美术馆之邀，举办画展。[4] 淡然是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第四届委员，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 1997年12月23日，淡然因脑溢血而病逝，终年86岁。 现录郑淡然的诗一首： 《七夕》[1] 银河耿耿清光照，花果筵开争炫耀。 织女牵牛事有无，徒倚栏杆发长啸。 [1]《郑淡然》，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2月1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379。 [2]上海书画出版社：《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第217-218页。 [3]《真放本精微绚烂归平淡——岭南画派女杰郑淡然》，载“中山网＂，2008年1月27日，http://www.zsnews.cn/zt/zsarts/showcontent.asp?id=558460。 [4]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52页。

卢荣锡，原籍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卢怡若之子。 父亲卢怡若深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致力于革命，成为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是澳门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卢怡若与八弟卢寿荪留学英国，入读伦敦皇仁书院；他和尢列、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广东归国华侨子弟学校，出任校董。卢怡若娶有妻妾四个，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卢荣均，七子卢荣勋居住台北，卢荣锡还有卢荣标、卢荣坚等兄弟。 1955年，卢荣锡和父亲及高世俭等人发起成立澳门新会同乡会，帮助滞留澳门同乡；积极参与澳门华人事务，赈济、教育及华葡交涉等活动。[1] 继祖父卢九、伯父卢廉若之后，卢荣锡出任第三任澳门商会华人代表。[2]澳门商会于1916年正式改为“澳门中华总商会”，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商业性社团。[3]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各界救灾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首期筹募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赠结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渔冰、梁洁英夫妇，陈章唐、李淑颜夫妇，苏无逸、陈紫英夫妇，六人各捐婚戒一枚。游艺大会购买名誉入场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宁、郑芷湘、黄豫樵、陈声始和杨惠馨夫妇、梁鸿勋及梁太夫人、卢荣锡、柯麟、梁彦明、陆电明等人。[4] 1953年，卢怡若、卢荣锡为吴铁城撰写挽联一副：[5] 数十年作革命前锋，党国早著贤劳，羨当代皆称元老； 四五载悲沉沦大陆，鼓鼙正思将帅，惜中枢遽折良材。 卢荣锡之子卢景昭是澳门兴昌行、澳门实业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国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经济，取得文学士学士学位；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长（亚洲）特别顾问及澳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关系顾问；并为澳门（中国）青年商会总会创办人和澳门扶轮会前会长、澳门高尔夫球总会主席。[6] 现今，在江门市潮连街卢鞭村海田街11号的名宦家庙，坐南朝北，宏伟大门，精致雕刻。一个刻有“名宦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颜色变得黯淡。牌匾四周环绕着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面的花、鸟、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7] [1]林广志：《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载“神州交流＂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3]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商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载“澳门经济学会＂网，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5]祝秀侠：《吴铁城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页。 [6]《卢景昭》，载“华富财经＂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寻访名宦家庙——探岭南古风》，载《江门日报》，2012年8月3日。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冼藻扬，又名冼翰廷，原籍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简村。清末澳门富商。冼玉清之父。[1] 先祖为冼源盛是宋朝象州学正，从南雄珠玑巷迁往南海县，初居西樵山麓大茂村。冼源盛生育四子，长子冼迪、次子冼逵、三子冼进从大茂村迁往简村。[2] 清咸丰年间，父母因洪杨之役，乡间生活艰难，于是，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打工。藻扬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3] 母亲蔡氏为人勤俭严肃，患有微疾，藻扬事母至孝。藻扬归家四年，蔡氏去世。[2] 藻扬自少孤苦贫困，对长辈非常孝顺。后来，他跟族人来往于钦州、廉州、高州、雷州一带经商。1899年，藻扬创办天和轮船公司，通航“和平”、“和贵”号两轮，开创西江航行汽船的新纪元。后来，他在香港、澳门入股投资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缆公司等，并开设建昌荣药庄，成为当时知名富绅。 藻扬的妻子刘氏是个贫农女，平时较少言语，具有传统中国妇女的勤俭诚朴，深明大义。刘氏对女儿冼玉清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力行和克己裕人的品德。冼玉清考虑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态度，她放弃个人幸福，克己裕人。 冼家致富足后，刘氏勤俭不改，依然要求子女一定要勤俭节约，并积极参与社会地方公益事业。1928年，藻扬去世，终年78岁。[1] 刘氏于1931年去世。冼藻扬15岁时辍学，他不想后代走自己的旧路，尤其重视子女教育，而且受当时澳门的开明思想影响，不分男女都送入学读书。 冼藻扬夫妇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冼秉钧在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取得学士学位，1913年在香港自己独资开办一家“建昌荣”药庄公司；1918年，香港政府港督亲手授予“宏展港市商务”六字金牌。这是港督最高荣誉奖。[4] 三女冼玉清，弟妹都称她“三姐”，是知名文史学者、教授，岭南文献专家。她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甚丰；她从事教学工作，热爱祖国，关心乡邦文化，为国家图书馆找回流散在港、澳文献典籍做了不少工作。[3] [1]《冼玉清》，载“佛山市政府网＂，2011年9月4日，http://www.foshan.gov.cn/zjfs/mlfs/fsgk/rwfg/lsmr/201101/t20110112_3883231.html。 [2]邝希恩：《冼玉清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第2-3页。 [3]高炳礼：《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与中山图书馆》，载《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第259-262页。 [4]《名人介绍》，载“百度文库＂网，2011年9月4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2bf266f25c52cc58bd6becc.htm。

曹雨亭，字应逵，号雨亭，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有兄长。[1]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逐渐在澳门繁衍，发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74年秋，澳门遭受飓风之灾，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郑观应等带动下，澳门绅商纷纷助筹赈务，设立“澳门协赈公所”，专“有募收绅士，随时汇交起解”，救济内地受灾诸省。仅在“协助晋赈一案”内，由山西巡抚劄饬咨报的“办赈出力绅士”名单中，“澳门协赈公所”有何伯贤、冯颂清、陈兆祥、曹应逵、曹应贤（有）、沈荣煜（旺）、伍其政、龚廷章、王应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门“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忧念“晋省久困灾饥”、“慨发宏愿，捐银万两”，善款之巨，为“连年各省筹赈输助”、“无论官捐民捐，均所未觏”。[1] 曹雨亭和周者宜创办广州润身社善堂。润身社善堂原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当时东关汛一些文人学士于1869年在大东门外线香街46号，组织两个吟诗论文的团体。清光绪年间，东关汛一带，时疫流行，贫苦百姓染上瘟疫，无钱医治，又复求救无门，死亡很多。润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惨像，殊觉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两位澳门富商捐资购置广州荣华南46号的四便过大屋兴建堂址，开始办理慈善事业，并由各人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之用。由于措施得当，成绩卓著，影响大。瘟疫过去后，还有不少病患者上门请求医治。该社同人扩大组织，改为专营救济业务的善堂，推举何梦觉为董事长，聘请有名中医数人，打开大门，接受病员，赠医赠药，兼施衣施粥救济贫民。当时劳苦大众及一般人士对该善堂颇为称颂。该善堂并办有润身社小学，由何煜林任校长。润身社驻堂诊症的有梁佩赓、李汇川等医生，并特约会诊医生潘静江。 沦陷期间，全体董事星散。该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负责，取消中医中药，仅派出西医一名驻堂担任医务，其他业务已停办。小学停办了近十年，学校所有设备，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润身社善堂无人负责，由李汇川、周达材、梁锡洪、卢幻海、黄顺之等临时维持，渐次恢复诊疗（李汇川任医生）、教学等业务。之后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派丁鸿训为负责人到润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麦思敬负责。解放后，润身社善社参加公益社团联合会。1955年迁至中山四路33号（惠爱堂对面）成为公益社团第五诊所，之后又迁河南同庆路，后又由广州市卫生局改为宝岗卫生院。[3] [1].汪叔子：《郑观应与穗澳社会经济合作》，载《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3].广州政协：《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页。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孙婉，女，又名孙金婉，原籍香山县翠亨乡（今属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生于檀香山。孙中山次女。 孙生于11月12日，与父亲孙中山同月同日生。1907年，她随母亲迁居香港九龙牛池湾。1910年，祖母杨氏去世。她与母亲离港赴马来西亚槟城与父亲团聚，后随父亲访问沪、鄂、闽、粤等地。同年7月，她与兄长孙科、姐姐孙娫同赴美国求学。1913年，孙娫因病去世。鉴于此，孙眉在孙婉名字上加个“金”字，意为“金不换”之意。 孙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系。1915年，她与王伯秋在美国结婚，生育女儿王纕蕙、儿子王弘之（海平），后离异。 1920年离婚后，孙决定回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1921年，她回到澳门陪伴母亲，住在澳门文第士街孙公馆。后经兄长孙科介绍，她认识了1918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1921年3月，她与戴恩赛在澳门结婚。宋庆龄致函祝贺，并寄来礼金4000元。[1] 1921年3月19日，孙科遵照母亲卢慕贞的意见，在澳门孙公馆为妹妹与戴恩赛主持结婚典礼。孙戴婚姻，不仅父母同意，而且得到卢慕贞的重视。婚前，卢慕贞向儿子和女婿提出一些特别要求：一是婚礼要在澳门孙公馆举办。二是指定孙科担任他们的主婚人。三是女婿结婚后要长居澳门。戴恩赛满口答应，一切为了爱妻，甚么条件他都乐于接受。 这场婚礼得到父亲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支持与关爱。3月11日，宋庆龄致函孙，说你父亲和我很高兴听说你们的婚礼在澳门举行，希望你们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4000元。或者如你父亲所说，这是你的嫁妆。两人结婚时，孙中山在广州。那天，孙中山突然通知政府部分官员去吃饭，人到齐后，孙中山突然向大家宣布：这次请大家来吃个便饭，是因为我女儿孙婉与戴恩赛博士结婚。事先未有通知大家，以免赠送礼物。在座官员听后，无不感慨，更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和处事方式。 孙与戴恩赛结婚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开车到广州东山等地度蜜月。1922年，孙与戴恩赛的女儿在香港出生。时值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希望一举成功，就给外孙女起名“成功”。1923年夏，孙在香港生下儿子。当时，孙中山为纪念在“永丰”号舰（后改为“中山”号舰）蒙难事件，给外孙起名“永丰”。孙中山十分喜爱两个外孙。同年，孙中山任命戴恩赛为梧州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 1927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广东治河督办。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准备随夫一起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孙在动身前办理两件重要事情：一受邀参加中国国民党举行的奉安大典，安葬父亲孙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二为解决儿女抚养权问题与王伯秋相约见面。11月，孙把戴成功、戴永丰托付给在澳门的母亲抚养，随夫到巴西上任。 1929年，孙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1933年，戴恩赛结束公使的使命，与妻子一起回国。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赛为财政部厦门海关监督；次年又任命为粤海关监督。戴恩赛担任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一职，日军入侵广东后，他在海关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也无接济，没有退休金。为了维持生活，孙与戴恩赛日夜辛劳，身体日渐孱弱，需要休养。戴恩赛给蒋介石和孙科去函，希望他们能拨点款资助他赴国外疗养身体，但信函发出后，没有得到回复。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随戴恩赛携女儿戴成功移居澳门。戴永丰不愿回澳门，执意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孙和丈夫尊重儿子的选择。1952年6月，戴永丰在岭南大学宿舍突然去世。戴永丰身体一直很好，家人对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跷。当时社会上传言，说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戴恩赛的儿子戴永丰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 戴永丰死后被葬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西洋坟场（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当儿子病逝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戴恩赛遭受沉重的打击，只能与女儿抱头痛哭，不敢对孙讲，直到孙离世时，还以为儿子在大学教书。戴恩赛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戴公馆宅中病逝。 从此，孙母女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全家生活陷入了窘境。戴成功变买了父亲留下的戴公馆房产，一家人搬到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51号两层小住宅居住。 1964年，孙母女在澳门清平直街开了一家“成记古董店”，并请人代理，处理戴恩赛留下的一批古董，换得一点钱，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戴成功写信给廖承志舅舅（戴家与廖家是远房亲戚）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孙家人。 司徒倩生于广东开平赤坎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庞锡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不见十多年、同在澳门粤华学校就读的同班同学戴成功。两人简要诉说了从澳门分别后的情形，当庞锡垣听到戴家发生的巨变后，感到非常震惊。 庞锡垣在澳门读书时，与戴永丰关系很好。他从戴成功口中得知，最近陪伴母亲住在香港尖沙咀格兰酒店。司徒倩听庞锡垣说到孙戴两家的情况。1963年冬，孙正式接纳司徒倩为干女儿。在司徒倩的调解下，孙与王纕蕙见面，抱头痛哭。王纕蕙与母亲见面后，每夜共枕同眠，互诉分离后的孤独与凄凉。王纕蕙回到台湾后，将自己在香港和母亲见面的情形和母亲思念儿子的事写信告诉弟弟王弘之。由于种种原因，王弘之始终未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成为终生遗憾。1968年，蒋介石派员赴澳门劝孙移居台湾，她以年老体弱，行动困难婉拒。 1971年，孙最后一次港澳之旅。司徒倩陪伴她从香港回到澳门时正赶上过年。除夕，司徒倩正在厨房做饭菜。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在起身上洗手间时，不小心从沙发跌坐在地毯上。次日，镜湖医院救护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司徒倩和戴成功陪伴孙入住镜湖医院特等病房，经检查，孙摔了一跤后盆骨粉碎。 春节过后，新华社澳门分社秦介平与柯正平、何贤等人来到澳门家中看望孙并查询病情。北京方面还派出骨科名医到澳门给孙医治。后来孙一直是在伤痛中度过，戴成功日夜陪伴在母亲身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孙长期在镜湖医院治疗和调理费用，并通过驻澳门机构南光行每月拨款3000元生活费。[2] 1979年6月3日[2]，孙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终年83岁。 葬礼由何贤主持，并宣读祭文。孙婉遗体安葬于澳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1989年迁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坟场戴家墓地与戴恩赛合葬。 [1]《孙婉》，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2月16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19。 [2]孙霄：《孙中山女儿孙婉的悲喜人生》，载“辛亥革命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xhgmw.org/archive-51252.shtml。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