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梁家瑛，香山县六区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天津海关关长、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家瑛家境殷实，青年时代外出求学，30年代中期在上海市的海关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海关工作。 1937年，家瑛调任珠海拱北海关，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港澳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他成功组织拱北海关关警的罢工斗争，并吸收了五名队员入党。 1940年初，家瑛调到四川省万县海关工作，其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抗战期间，他遵照党的指示，致力开展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后为三位上级领导人安排社会职业，作为掩护。 抗战胜利后，万县海关撤销，家瑛被海关总署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天津海关任职。 1948年4月，任职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变节，出卖一批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幸好家瑛离开四川，行踪不定，未被国民党抓捕。 1948年冬，家瑛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南下，参加香港九龙海关起义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家瑛重返天津海关工作，历任副关长、关长。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天津海关获得“全国红旗海关”的荣誉称号。 “文革”期间，家瑛受到康生的迫害，被诬陷为冉益智一伙的叛徒和潜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坐牢21个月。打倒“四人帮”后，他获得平反昭雪，后被海关总署调到北京外贸学院筹建海关学系。 两年后，家瑛调任天津市侨务办副主任，继任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1985年，家瑛离休后，担任海关学会副会长，主持26万字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一书的编辑工作。[1]他撰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历史述略》一文，发表在《海关研究》1991年第3期上。[2] 1992年初，家瑛及家人从深圳蛇口乘船来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珠海。拱北海关领导人为这位八旬老人提供了生活起居的方便。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榕达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龙贵兴陪同家瑛，回到金鼎镇看望故居，并拜访镇政府。[3] 1999年，家瑛在天津病逝，终年86岁。[1]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400-401页。 [2]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17-24页。 [3]卓华明：《梁家瑛和抗战初期拱北海关的地下革命斗争》，载《珠海文史）（第14辑），珠海：珠海政协，2006，第67-71页。

黎翔，字腾翮、仁卿，号凤楼，香山县人。[1]进士、太史、书法家。 清咸丰十年（1860），黎翔荣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进士[2]，选庶吉士，未散馆；官至太史（明清时，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又称翰林为太史）。 黎翔为澳门镜湖医院撰写《镜湖医院记碑》。[3] 澳门三街会馆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后，日渐废圮，澳门八百余家商人、店号遂“商议醵金数千有奇，爰集鸠工”，在其旧址重修三街会馆。由三街会馆值理总领其事，从馆内保存的买卖房屋契约看，咸丰八年（1858）前开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这次重修将会馆有所扩充。重修竣工后，立有《重建阖澳公所碑记》，撰碑者为国史馆协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于书法，创作的一副对联立轴，规格为133厘米×30厘米×2。[5] [1]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页。 [2]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页。 [3]《澳门万象》编写组：《澳门万象：简明澳门百科全书》（下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601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页。 [5]《黎翔　对联立轴》，载“卓克艺术网＂，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陈树人，名韶，号葭外，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诗人、画家、“岭南三杰”之一。 树人自幼潜心绘事，17岁时师从隔山乡先辈居巢、居廉画师习画。期间，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画画基础。树人特获居巢画师青睐，将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树人心存报国，治学之余，主持广州、香港两地新闻笔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孙中山从美洲转道香港赴日，树人与陈少白、黄世仲同谒于舟中，大家相见恨晚，树人随即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对树人颇赏识和推重，邀请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会务，之后，树人进入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攻读直至毕业。民国成立后，树人回国担任粤省优级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为深研世界文学，他再次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先后留学日本十多年，与艺术、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树人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袁世凯阴谋篡国，树人以事被袁党所诬入狱，虽系桎梏中，犹吟诗不绝，旷达胆识过人。1922年夏，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树人获悉后，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号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树人不得不离舰。从此，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树人由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1931年冬，树人出游桂林。期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杂诗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鸳鸯江水辨难真，也为临流一怆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头清浊漫无分。”从中可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一盘散沙，已让树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间，他顿悟，促成了他以一种高蹈出世、洁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体验。之后，桂林山水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捩点。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长子陈复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11时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年仅25岁。树人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作《哭子赋》诗八首，并将陈复生前的住处起名为“思复楼”，后亲自将遗骸葬于故园隅山乡刘王殿岗息园。陈复之死使树人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超然洒脱。 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更不可少。如作于1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等，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著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树人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树人生于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他与高剑父、高奇峰被称为“岭南三杰”。 树人一直当官，虽亦官亦画并不矛盾。1927年，他辞去各种职务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住在重庆山区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时多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1] 抗战初期，树人避居澳门，与高剑父、张纯初、郑哲园等重组“澳门清游会”。[2] 1948年10月4日，树人因患胃溃疡而病逝，终年64岁。 陈树人著有《树人画集》三辑、《桂林写生集》一辑及《专爱集》、《战尘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等书。 现存作于1930年的《紫藤游鱼》画一幅，容大块画鲤鱼，陈树人补上了紫藤和题识。 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块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与陈树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块画桃花，陈树人画牡丹花。还藏有一幅合作画《岭海春光》，画作由陈树人写萱花，高剑父画红棉，高奇峰作牡丹，张纯初绘茶花，再由罗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画黄葵，容大块作桃花等。[3] [1].王翯：《“岭南三杰”之——陈树人》，载“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广州脸谱][广州画卷‧第38期]容大块1900年-1963年壮游写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载“中国青年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黄施民，原名黄玉宇，广东南海西樵（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生于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副书记、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诗人。 20世纪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秘书长、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门市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兼副市长，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三胞”委员会主任等职；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职，享受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正厅级离休干部待遇，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晚年时期，施民从事诗词写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风华词集》、《南窗诗草》、《南窗诗钞》等，作品多反映广东开放改革的新风貌。其中，《南窗诗草》1988年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时31分，施民在广州逝世，终年82岁。[2] 1952年7月25日16时，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进入中立区站立约一小时，中方边防团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当日下午6时，该葡兵与另外八名葡兵前来关闭木马（葡方铁丝障碍物，平时晨开晚闭），竟将木马抬进中间地带约两步，还越过了中方警戒线。中方哨兵见打手势制止无用，在拖拽该葡兵时将其摔倒在地。随后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枪上的刺刀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同时葡军碉堡向中方开枪，中方驻军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十多分钟。 此后，中葡双方进入紧张戒备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对于澳葡当局的公然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驻防关闸的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当即向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葡方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时值朝鲜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避免事态扩大，成为其他国家滋事的理由。叶剑英立刻向中央政府汇报事件整个过程，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 澳门总督史博泰感到事态严重，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在没联系到中方驻澳门的代表（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找到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希望他们出面调解。马万祺等人了解事况后，迅速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告知葡方希望谈判。 1952年7月26日晚，叶剑英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大家意见及饶彰风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接触谈判，并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损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黄施民和曹若茗与澳门各界和中华总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在拱北解放军指挥部进行谈判前磋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转达中方的态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权衡过后，答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要求，其余两个条件不答应。7月27日，何贤和马万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转述澳督的意见，这一意见遭到中方代表黄施民的拒绝。 1952年7月25日事发后，澳葡政府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邀请美、英、法及台湾地区顾问参加，以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向中方施压，使中方退让。 26日、29日、30日，葡军悍然向中方界内发射炮弹，猛烈轰击。同时，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及驻远东陆军总司令在28日对外宣称“英葡订有军事同盟”，并宣布冻结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财产。 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员工二百余人。美国在台湾海域演习的几艘军舰，也在去韩国途中折回香港，并大肆造谣生事，不断围攻中方军舰。澳门、香港边境同时紧张，亚洲和平会议又将召开，如处理不当将造成不良国际政治影响；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冲突恶化。 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再次以他过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爱国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情况，制定相应策略，针对葡军的军事行动，中国驻防军加强准备，反击坚决果断，给葡军以沉重打击。 1952年7月30日，战斗结束，葡方共发射炮弹490发、子弹二万多发，死亡五人，伤14人；中方还击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死亡二人，伤30人。冲突的持续升级对澳门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少居民逃往香港。当时船运公司票价暴涨，但大家仍然涌往码头，争相上船。 澳门居民的生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澳督不断发出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又请何贤、马万祺出面调解，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8月1日开始，中葡双方进行15次谈判。何贤、马万祺为了澳门同胞的利益，不辞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军指挥部商谈，有时甚至一天三进三出。 为了尽快平息关闸风波，让澳门同胞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华南分局第90次会议上，叶剑英专门向常委说明澳门关闸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应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征性赔偿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虑之后，向葡萄牙政府汇报谈判的情况。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谈判中，澳葡当局答应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由经济局局长罗保为代表签署澳葡政府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书。[3] 现录黄施民的诗两首： 《西湾远眺》[4] 古堡斜阳旧炮台，榕阴轻拂绿云开。千帆夜钓西湾月，万点金星扑眼来。 《念奴娇‧开放吟》[5] 南天门上，又临春岁晓，山河金碧。探手云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业方兴，穷根始断，百倍情怀激。革新开放，浪潮翻卷朝夕。 犹记锁国当年，战机频失，旧路多荆棘。赖有经纶长袖举，拂起无边生力。左道谰言，狂词空调，一例成陈迹。九州重振，八方同奋飞翼。 [1]廖红球：《广东当代作家辞典》，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黄施民同志逝世》，载“金羊网＂，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卢汉明：《“解密”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载《南方》杂志，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中），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220页。

黄健，又名黄如诚，字晓生，香山县长洲（今属中山市西区）后山村人。[1]革命家。 父亲原在烟洲小学执教，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在私塾任教，不久弃教从商，全家开始过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个，黄的弟弟黄鞅（真钧），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2] 1925年，黄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负责人、中山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6月，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7年，他因策反驻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团团长周景臻参加卖蔗埔起义不成而被捕，囚禁于广州监狱。同年12月广州工人起义，黄率领难友冲出监狱。 1928年春，黄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担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执行第三国际共产决议在东京举行国际反帝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大肆镇压而被捕。黄被严刑拷打逼供，无效后，敌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药，企图杀害，幸及早发觉，经催吐洗胃脱险，后雇请律师辩护才获释放。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当时爱国军民为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示威游行，黄在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时遭特务逮捕，被关进英租界巡捕房，后来英人以游行无罪释放他。不久，黄在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壁报时，被警察逮捕。在狱中，黄坚持宣传抗日，通过手抄《铁窗报》，唤醒难友起来斗争。后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出庭辩护，获得保释出狱。[1] 1933年底，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编印出版《要人报》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被敌人盯梢追踪而被捕，由上海转解南京。在狱期间，黄与杜岚认识，放风时候、“听训会”上，他与杜岚互相倾诉，志同道合，萌生爱情，相约出狱后结为终身伴侣。黄有个同乡叔叔黄仲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通过陈策、郑占南、谢作民等保释，极力斡旋，担保两人于1934年底出狱。黄与杜岚先后返回广东中山长洲，在黄家举行婚礼。[3] 1935年初，黄与杜岚来到澳门，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社会热心人积极支持，1932年创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和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开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接办，并郑重地签订一份合约，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掌管学校后，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有为青年及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 初期学校经济困难，黄想尽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较好的基础。[3] 同年，黄与华南工委接上组织关系，被任为“南委”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6年任博罗县特派员。期间，经组织同意，他利用黄仲榆当博罗县长关系，当上博罗县一个区区长。在任期间，黄组织百多人的“义勇警察队”，为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做好准备。 1938年，黄担任中共博罗县委会书记。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与难友李少石、于益之相会，李少石、于益之建议调黄到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组工作，并以澳门濠江中学为联络站，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黄先后策反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广东保安一师、东江护路总队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中山先后任石岐镇副镇长、石岐市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7年，黄调广东省政协秘书处任副处长；不久调任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和总务处副处长。[4] 1965年，暨南大学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任劳任怨。 “文革”期间，黄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国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威迫他诬陷周总理；将他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等凌辱、折磨、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80年，黄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回到澳门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业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栋梁的宏愿。他担任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1] 1982年6月，黄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黄健与杜岚（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务于社会。杜岚辛勤服务濠江中学，刻苦自励，辛勤育人，造就许多良才，许多学生服务社会，卓有成就；获得澳门政府总督颁赠劳绩勋章。[5] [1]《黄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53-57页。 [3]杨荫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5-88页。 [4]《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网＂，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门濠江学校名誉校长杜岚辞世享年101岁》，载“新华网＂，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曾谷，广东省惠阳县（今属惠州市惠阳区）人。澳门中共特派员、澳门南光公司副经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 曾出身于商人家庭，1930年，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读书；1933-1936年先后在中山、广州任小学教员，并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1936年春，他参加中国青年抗日大同盟；6月，在广州参加学生抗日运动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审讯时，他被“吊飞机”（行刑）五次，但他强调抗日是合法的。结果，他被国民党当局判刑五年。 1937年夏，曾被保释出狱，8月，在中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他回到惠阳县国民党一五一师连部当上士文书，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7月，参加抗击日寇侵犯横门的战斗。11月，中共中山县委决定在全县建成抗日武装，他被派往四区任区委委员，协助孙康、谭桂明建立一支有60人的区抗日别动队，担任队政训员。 1941年1月，中山县八区区委改属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领导，曾担任区委委员。7月，他在东澳乡草朗村以经商名义进行隐蔽活动时，组建一支12人的东澳乡人民抗日义勇游击独立小队，先后多次阻止入侵日寇，掩护乡民安全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八区抗日游击大队发展170多人。 1943年5至9月，他担任八区区委负责人；10月被派往江门，担任地下政治交通员，建立地下交通站，为抗日游击队搜集情报，筹集、转送物资。年底，他返回中山游击区，担任武工队特派员；1945年10月，参加中山县抗日民主政权——县行政督导处筹建工作。 1946年6月，珠江纵队北撤山东省解放区，曾留下来坚持斗争；1947年2月，中共广州市工委在澳门设中共中山特派员，他担任特派员。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设立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区委员会），他担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深入各县墟镇、乡村，开展敌后游击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在中山、番禺、顺德部分农村建立基层人民政权，从各方面做好准备，配合南下解放军。 1949年10月，番禺县解放，曾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人民接管国民党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清匪反霸，恢复经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 1952年11月，曾调任中共佛山市委第二书记，1954年7月担任第一书记。当时佛山百业萧条，许多工商业户歇业，大批工人失业。面对这种情况，他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组织全市工人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资方恢复生产，佛山市手工业生产较快恢复；同时开始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底，佛山工商业初步摆脱了徘徊不前的状况，工业产值、财政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长。1954年12月至1957年夏，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长；1957年夏至1958年11月，担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中共增城县委书记；1958年11月后任中共佛山地委副书记；1959年12月担任佛山专署副专员；1963年6月后，担任专员，负责全区工业、交通工作。 1959年，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变化的问题，曾深入到各城镇、厂企调研。在他的主持下，地委先后制定加强城镇工作，调整手工业体制，改进商业体制，扩大商业网点，整顿工业组织和劳动组织等四项规定。 1961年，为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曾提出要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协调各方面关系，在人力、资金、动力、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尽可能满足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用品供应的紧张局面。之后，他主持召开全区各县市工业书记会议，研究调整企业所有制规模和工资分配政策，拟出台《县社工业有关政策问题十五条意见》，提出地方工业要遵循为农业、为人民、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的“四为”经营方针，坚决处理“共产风”，促进全区县办、公社办工业发展。 1966年“文革”开始，部分学生和群众起来“造反”，破“四旧”，有人要砸烂工人文化宫的牌子，曾立即派人制止。为此，有人质问他。9月初，他在市有线广播站发表题为《我对佛山有人质问的答复》的讲话，对当时运动所出现的“左”的行为进行批评，引导群众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 10-11月，地委、专署两次发出文件，要求做好工农业生产，做好市场供应，安排好群众生活，努力完成国家财政、税收、侨汇和城乡储蓄任务。11月开始，他被造反派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连续遭到批斗而靠边站。 1968年3月，曾担任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2月担任中共佛山地委常委，1973年4月后任地委副书记。期间，他主要分管城镇工作，深入城镇调查研究，先后主持召开两次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城镇要加强规划，抓好经济、财贸工作，变消费城镇为生产城镇，搞好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清洁卫生和造林绿化，搞好市政建设，建成文明卫生的新城镇。 1974年9月，曾调离佛山地区，历任澳门南光公司副经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1983年7月，曾离休；2007年5月29日病逝，享年93岁。[1] [1]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佛山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第269-271页。

张其照，字兰检，晚号暗麓，广东人。琼州检察厅检察长、澳门孔教学校校长。 张其照自幼聪明，勤奋不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成为诸生。 清光绪和宣统年间，张其照担任琼州检察厅检察长；民国年间，担任澳门孔教学校校长。 现录张其照的诗一首： 《万松山踏青歌和诗社诸子》[1][2] 我家镜湖三十年，足迹曾履松山巅。 松山今距三百里，欲游未得空翘企。[3] 故人诏我踏青歌，琴樽[4]互挈相约共攀藤与萝。 提笔回顾思和答，眼前彷佛万顷悬沧波。[5] 浓阴羃[6]郁青苍，鸟声不断野花狂。 山瞰九洲洋，天风吹浪浪。[7] 松枝拂席处，酒白复鸡黄。 桃源已杳此乐土，人间何世浑相忘。 介焚山，屈抱石[8]，终身饮恨向谁白？ 君平卜，申屠舂[9]，千载得名为人佣。[10] 君今自在无羁束，晋之灵运宋玉局。[11] 无边春色杖履中[12]，草见诗人分外绿。 惜我离家掩柴扉，胸中缥缈一翠微。[13] 着不得蜡屐，望不到酒旗。[14] 但闻朝朝卖花过深巷，不知松山落日有客咏而归。[15]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5-417页。 [2]踏青：春日郊游。古代踏青节的日期因地而异，后世多以清明日出游为踏青。 [3]翘企：翘首举踵，形容盼望。 [4]琴樽：琴和酒樽。常指文士宴集。 [5]沧波：大波。湖海之水呈青苍色，一望无际，故称。 [6]羃：覆盖分布。 [7]浪浪：流貌。谓雨水倾注。此形容风势迅猛。 [8]介焚山：介，指介之推，春秋晋人。传说晋文公回国，赏赐流亡时的从属。他没有得到提名，就和母亲隐居绵上山中。文公为逼他出来，放火焚山。他坚持不出，焚死。屈抱石，战国楚屈原遭放逐，最后作《怀沙》之赋，负石自沉汨罗以死。 [9]君平卜：严君平名遵，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市，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即闭肆下帘读《老子》。一生不为官，扬雄少时曾从其巡学，称为逸民。申屠舂，申屠，申屠蟠，字子龙，东汉外黄人；少孤贫，佣为漆工，隐居治学，屡征不仕。《后汉书》有传。舂，用杵臼捣谷类等，古为奴婢贱役所任。 [10]为人佣：受雇为佣人。 [11]灵运：谢灵运，南朝宋阳夏人。晋谢玄孙，袭封康乐公。历官太子左卫卒、侍中等，屡遭贬谪，后以谋反罪被杀；好山水，工诗，既不得意，便恣意遨游，各处题咏，故其诗以咏山水者居多。《宋书》、《南史》皆有传。玉局：《宋史‧苏轼传》：“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故以玉局为苏轼之代称。 [12]杖履：扶杖漫步。 [13]柴扉：犹柴门。也用以指贫寒的家园。翠微，轻淡青葱的山色；亦指青山。此指松山。 [14]蜡屐：涂蜡之屐。古人著以游山。酒旗，即酒帘。 [15]这首诗大约作于1930年。诗人因离家远行，未能赴诗社诸子万松山踏青之会。因家久住镜湖，万松山的山光海色仍然历历在目；与诗社诸子平日亲密无间，对踏青之会仍如身履其境。而从诗中的尘外之想，身世之感，可知诗社诸子盖为陶社遗老。

丁仁长，字伯厚，号潜客，原籍安徽怀宁，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教育家。 清光绪八年（1882），仁长考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荣登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地方乡试官、侍讲、侍读等。[1] 光绪十七年（1891），仁长担任贵州乡试正考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翰林院侍讲，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尝上疏请开讲筵，力崇节俭，痛陈内务府积弊。[2] 后来，仁长因父病告假还乡，从此不再出仕，讲学终身。光绪二十三年（1897）粤督谭钟麟聘任仁长，主掌广州越华书院，讲授经史实学。各省废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仁长与吴道镕、汪兆铨等创办新式学校——教忠学堂，担任首任监督；同时兼任两广大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为存古学堂监督。 辛亥革命后，仁长自号潜客，杜门读书奉母。后来迁居香港，继续设塾教学，致力于培养人才。 1924年冬，清废帝溥仪被国民军冯玉祥部驱逐出故宫，仁长赴天津“行在”奔问。 1926年，仁长在天津病逝，终年65岁。 丁仁长重视教育管理，在创办学堂之初，主张“学堂初办，首在宗旨纯正，主持得人”。但思想守旧，创办教忠学堂，意在“教人忠君”。 丁仁长著有《中兴金鉴》、《先正读史法》、《毛诗传笺义例考证》等著作。他去世后，门人李麟颐辑其遗诗，汪兆镛、张学华校定，名为《丁潜客先生遗诗》。门人陈善伯另辑《遗诗续稿》。据说，其外甥沈光焘收辑丁仁长的经史策问数十篇，未见。[1] 丁仁长为澳门创作不少诗篇。 现录丁仁长的诗两首：[2] 《慵叟避地濠镜，于海滨山麓访得一泉，味清而甘，夏不溢，冬不涸，有类于君子之德，因名以“君子泉”，赋诗表彰之。澹庵、闇公竝有和作，寄示津寓，为赋二绝，时乙丑十一月也》 为贪为让水无情，偶遇幽人便作名。 绕屋泠泠定何语，丁宁不改在山清。 素狄踪同地不同，间关幸住日华东。 何时共醉南湾月，会有愚溪赉此翁。 [1].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538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34-144页。

广东南海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记者、编辑，1985年后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1992年10月来澳，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宣传文体部部长。广州市第八届政协常委。1996年调任广州市文联主席，同年9月因故身亡。著有传记文学集《飞花之路──曹靖华访问记》（合著）、散文集《山水清音》和《足迹的幻化》。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黎翔，字腾翮、仁卿，号凤楼，香山县人。[1]进士、太史、书法家。 清咸丰十年（1860），黎翔荣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进士[2]，选庶吉士，未散馆；官至太史（明清时，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又称翰林为太史）。 黎翔为澳门镜湖医院撰写《镜湖医院记碑》。[3] 澳门三街会馆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后，日渐废圮，澳门八百余家商人、店号遂“商议醵金数千有奇，爰集鸠工”，在其旧址重修三街会馆。由三街会馆值理总领其事，从馆内保存的买卖房屋契约看，咸丰八年（1858）前开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这次重修将会馆有所扩充。重修竣工后，立有《重建阖澳公所碑记》，撰碑者为国史馆协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于书法，创作的一副对联立轴，规格为133厘米×30厘米×2。[5] [1]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页。 [2]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页。 [3]《澳门万象》编写组：《澳门万象：简明澳门百科全书》（下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601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页。 [5]《黎翔　对联立轴》，载“卓克艺术网＂，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入汉军正红旗籍。两广总督、诗人。 父亲吴执忠在礼亲王代善府中担当幕僚，被授予头等护卫。1650年初，吴兴祚以贡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乡知县，当时白莲教聚众反抗朝廷，成为一大隐患，他开导和遣散教众。不久，他因犯错，被降补江南无锡知县。 无锡县吏亏欠了官库钱财，更换了几任也没法偿还，免职后仍留在任所不许离去。吴兴祚到任后，为本县请求豁免这笔亏欠款，那些应当偿还的则捐出私财代为缴纳。吴兴祚用耕种官田所得的租钱雇用劳役，老百姓的困难得以解除。发生饥荒时，他又叫人煮粥救济给饥饿的百姓。 八旗兵驻防苏州，吴兴祚向领兵的固山请求允许自己单骑前往军中进行约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鸡，被吴兴祚查出后，立即鞭打，以示处罚，使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1674年，吴兴祚迁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诸侯及诸侯的上卿之礼），仍留下负责处理知县事务；又因漕运总督帅颜保举荐，他被破格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为清廷收复郑成功所占厦门、金门等地。 1681年，吴兴祚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到任后，他上疏揭发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长达几十年。他列举盐埠、渡税、渔课等各种弊端，上奏请求罢免。他上疏请求将禁界再拓宽，听任百姓捕采耕种。皇上派了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同吴兴祚巡历诸地，进行测量规划，使兵民都有安居乐业之地。 他又上疏称潮州海汛辽阔，商人往来贸易，因担心奸徒暗中骚扰破坏，应当将澄海协达濠营的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视保卫外海的岛屿，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吴兴祚上疏请在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铸造兵器。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上疏弹劾吴兴祚在铸造之事上弄虚作假，冒领功劳，将此事交由吏部商讨判决。1692年，吴兴祚被授为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但又因犯错被降级。 1696年，皇上亲征噶尔丹，命他从呼坦和硕前往宁夏安抚13个驿卡，但他请令愿意效力镇守沙克舒尔驿，没多久，官复原级。 1697年，吴兴祚去世，终年66岁。 吴兴祚为政时为民着想，免除苛税琐事，受到远近百姓的爱戴。他任过官职的地方，都将其列入名臣之中进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诗钞》、《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书。[1] 1684年春，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在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的陪同下，在澳门巡视二天。之后，广东官员对澳门巡视频繁。[3] 现录吴兴祚约作于1682年的诗一首： 《自香山县渡海赴濠镜》[1] 欲经濠镜，薄暮正扬舲。风雨声相搏，鱼龙气自腥。 黑云迷远屿，白浪拥孤汀。隐隐闻钟鼓，蛮归议事亭。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页。 [2]《中华全二十六史》编委会：《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0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页。 [3]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载“潮汕风情网＂网，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许敦元，云南省楚雄市人。香山知县、诗人。 1790-1793年，许敦元担任香山知县。[1] 1791年农历九月初十午后，澳门洋人庇哆卢饮酒沉醉，在三层楼地方经过，见有儿童罗亚合在摆卖柿子，取食三个，应付九文钱。庇哆卢身上未带钱，无可给还，罗亚合拉住他索取，庇哆卢用手殴其背两下，罗亚合哭喊。铺民夏得名和赵有光见到，路见不平，上前斥骂。 庇哆卢不懂华语，转身欲走，夏得名将其扭住举拳欲殴，庇哆卢情急之中拔刀刺夏得名，赵有光上前帮助，也被刺伤。不久，两人伤重不治。广州知府张道源和香山知县许敦元等急往澳门处理此案。十月三十日，庇哆卢被处以绞刑。 1792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洋人噧喴哩亚斯饮酒沉醉，在澳门下环街经过，适有该街铺民汤亚珍从外回来，走至该处，因街口路窄，与噧喴哩亚斯碰撞。噧喴哩亚斯气忿，手批汤亚珍左脸颊。汤亚珍不依，扭住噧喴哩亚斯举拳欲殴，噧喴哩亚斯情急，拔刀吓戳，伤及汤亚珍肚腹。次日，汤亚珍伤重身亡。香山知县许敦元等赶往澳门处理案件，十二月十四日，噧喴哩亚斯被处以绞刑。[2] 1790年开始，广东沿海及内河发生严重的海盗行为。1791年澳葡当局以“情愿驾船出洋追捕盗匪”为偿，提出“番舶税则按照向例征收，修葺房屋使费准予裁免”两项请求，香山知县许敦元经请示准令澳葡当局“拨船二只，跟随内地兵船，出洋捕盗”。但澳葡当局又提出九条申请。对于澳葡当局之九条申请，许敦元于次年正月逐条加以批驳。[3] 现录许敦元的诗两首：[1] 《游海觉石下》 石磴盘纡入，山阿结小亭。 莲花开佛地，蓬岛宅仙灵。 巖树千年碧，中洲四面青。 鸿濛原一气，天水共冥冥。 《张太尊次韵之二》 莲峰回镜水，石壁峙兰亭。 几度招仙侣，何年擘巨灵？ 云垂沧海白，潮涌万山青。 小憩幽岩下，尘心落杳冥。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19-221页。 [2]陈贤庆：《清代澳门涉外凶杀案》，载《中山日报》，2007年4月15日。 [3]王巨新、王欣：《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2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朱念高，香山县（澳门）第一任县丞。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级为香山县。从明隆庆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缴交的地租银500两，由香山县代为征收。 清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奏请朝廷增添香山县丞一名，专门处理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事务和纠纷。 雍正九年（1731），香山县丞衙署设立，最初驻扎于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县丞，负责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施管理。县丞是知县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对澳门十分重视。[1] 为了显示郑重，广东巡抚策楞还奏请发给香山县县丞印记，上刻“管理广州府香山县左堂关防”，后改为“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授予香山县丞相对独立的外事职权。从此，由香山县丞签发给澳葡机构的公文，于日期之上加盖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一宗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后，上疏清廷加强防范。乾隆九年（1744），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加强对澳门事务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马留为扩张地界，将县丞衙署连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拆毁，县丞和官员被迫迁回前山寨驻扎。 朱念高任职一年，雍正十年（1732），顾嵩接替担任香山县丞。[3] [1]《香山县历任县丞驻节澳门表：1731-1906》，载《中山文史》（第45辑），中山：中山政协，1999。 [2]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3]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何作猷，字汝宏，号仲秩，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荣登戊戌科第215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为癸卯科乡试担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绪三十年（1904），他为甲辰科会试任同考官；朝廷赏戴花翎二品衔。后来，何作猷担任甘肃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尤其牵动人心。内外官员、在京会试举人2000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抗战，反对割地赔款，涉及当时全国23个省区，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战斗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何作猷参与上书。当时，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会馆，也是会馆管理者。孙中山曾莅临中山会馆。[2] 1917年，广东图书馆复馆时，实行董事会制，冯愿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监理，后改委员制。第一任馆长是冯愿，李茂之、何作猷、茅谦之先后继任馆长。[3] 澳门哪吒古庙簷际悬一匾额，题“哪吒古庙”四字，乃何作猷所书。该庙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庙碑及对联参证。[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龙拱村（今中山市城区槎桥村龙拱街）。 现今小榄何家祠，又称仆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经历200年之后，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进三间，台梁式木架构，后座寝室原有顶脊长联一副，以表彰仆射何公的忠烈史迹，是由清浙闽总督何璟所撰长联： 谏二帝割三镇，早知和议之非，其如国步艰难，一木当风支大厦； 察敌骑将再来，代草勤王之诏，岂意人心涣散，孤魂随日返虞渊。 中座亭堂有一副顶脊联，是时任清翰林院编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两房，兄弟发祥钟凤岭；[6] 孤忠垂万古，君臣大节树燕山。[7] [1]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页。 [2]刘征：《海峡两岸的文化枢纽》，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3]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页。 [4]郝雨凡等主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25页。 [5]何仰镐：《榄溪风物》，载《中山文史》（第46辑），中山：中山政协，2000，第159-221页。 [6]凤岭：指小榄。 [7]燕山：指徽、钦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