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戴成功，女，原籍广东省五华县，生于香港。孙婉与戴恩赛之女、孙中山外孙女。 成功定居澳门，在澳门粤华中学完成小学、中学学业。1955年1月，父亲戴恩赛病逝后，她与母亲孙婉相依为命，照料母亲生活，终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门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见外祖母宋庆龄时，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王弘之在上海。之后，成功来到上海与王弘之相见。 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孙婉，并拿出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如今已变成老头子。 成功告诉母亲，哥哥王弘之将于7月份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高兴地对女儿说，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 当时孙婉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1979年6月3日与世长辞，留下了未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遗憾。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见。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高兴的是，父亲王伯秋照片等资料，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有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经历两次婚姻，共生育四个孩子。他们是长女孙王蕙、长孙子王弘之，次孙女成功和幼孙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到澳门，留在广州，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取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研究；后来，不幸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及已抵京的其他亲属一起，前往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庆龄，在她的病榻前问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参观；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参加孙中山诞辰119周年纪念活动。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华县河东镇澄塘村寻根问祖，受到该县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终年69岁。 戴成功的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担任第五、第六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 [1].《戴成功》，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载“网易＂网，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庆龄》，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邝任生，字修一，原名邝觉民，曾用名陈福[1]，香山县小濠涌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小濠涌村）人。中共澳门工委书记、顺德工委、烈士。 任生生于一个贫苦侨工家庭，少年时代，在乡育英小学和乾务文明小学读书。 1928年，任生前往广州知行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培正中学读初三。为了寻求真理，他常到“北新书店”阅读，受到革命文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熏陶，并结识共产党人陈杰（原中共广西凭祥市支部书记），陈杰成为他的革命启蒙老师。 1930年冬，任生完成学业后，回到斗门八甲乡排山小学任教，兴办农民夜校，宣传反封建反剥削；发动李希宏、杨维良、陈洪护组织农会，动员14个村300多人参加农会进行抗租。同年，他在小濠涌“松竹梅文具店”组织读书会，向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在李屋村组织指导教师李成乐、赵约文、黄济刚等阅读进步书刊，并组织他们到南门、沥岐、王保、上洲、下洲、小赤坎、八甲等村小学，协助建立儿童宣传队，引导教师参加革命活动。 1932年3月，任生介绍陈杰到网山、谢英到新赤水坑教书。三人以教学作为掩护，秘密联系，开展革命活动。陈杰和任生分别在网山、黄沙坑两地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宣传十月革命，惊动了国民党当局。区长梁文通下令通辑陈杰和任生。在网山青年掩护下，陈杰转移到香港。 任生脱险后，1933年春再次前往广州入读航海学校。期间，任生继续革命活动，他安排陈昂生在网山接替陈杰的工作，领导李成才、李成乐兄弟坚持八甲阵地，安排邝仲海、郑发维在新兴小学活动，他利用假期回乡指导革命活动。 任生从航校毕业后，到永福舰实习。不久，他因脚气病，离舰回乡，创办健民小学，增设战时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编写进步歌曲，在师生和群众中传唱，激发人民抗战的斗志。 他奔走于马山、网山、南山、八甲等地，动员教师和八区的文化人士参加宣传反帝反封建活动。他协助陈守志办好《南峰》，创办《八区青年》，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使南门的《斗门公报》、小濠涌的《华侨》、沥岐的《岐山》、汉坑的《汉溪》等进步刊物，逐步摆脱以往无意义的论战，转向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 任生在斗争工作中，认识到八区须要有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战争前夕，陈杰经在香港接上党关系，后返回八区活动，经他介绍，任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任生积极在进步组织中物色建党对象。1937年下半年，他培养了邝叔明、邝振大、邝健玲、邝仲海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斗门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小濠涌支部诞生，任生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小濠涌支部的党员活跃在斗门地区，为发展党员、壮大队伍而奔忙。在任生积极带动下，党支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涌现。 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任生在斗门地区发展36个党员，建立七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为斗门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 1938年5月，八区国民党当局下令不准农民稻谷外卖，却乘机压价收购，运往澳门牟利，任生马上撰稿揭露，被国民党当局称为“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1] 由于斗争需要，根据上级指示，1938年6月，任生的党组织关系从原隶属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改属中共中山县委，并出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青年部长，中共中山县八区委员书记。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八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青年中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八区区队和11个乡的乡队，队员达千人。在妇女中建立中山战时协会八区分会和13个乡的妇协会，会员三百多人，选派邝叔明、邝健玲等七人奔赴延安、东南特委党校学习。任生举办南门新围村崇基祠的游击训练班。根据省委指示并经县委同意，在八甲乡的抗先队员中选出六七十人，成立中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28大队，使八区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有了自己的武装。[1][2] 1939年8月，任生调往澳门，出任中共澳门工委书记，在澳门的职业为教师。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六人，商人两人，自由职业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织布厂女工，20多岁，积极负责，有小学文化水准；宣传部长沈同志是个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八个支部，八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3] 1940年2月，任生调往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他和李枫进入大观电影公司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和李枫帮助周扬、夏衍、杨康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公司工作，几个月时间，该公司先后建立五个党支部。 1941年春，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决定成立顺德工委，任生调任工委书记。1942年初，任生调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住在顺德林头陈村农民家。3月25日凌晨，任生正在林头乡一个地下交通员家里，召开对敌斗争秘密会议，在门口看风的任生妻子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狗吠声。[1][2] “鬼子来扫荡了！”参加会议的人闻讯随即撤离，任生的妻儿躲在内房的绿麻蚊帐后。任生自己躲在屋前蔗尾堆里，不料，日本兵用刺刀对着蔗尾堆乱捅时，他不幸被刺中。任生被捕后，当场被杀害，年仅31岁。[4] 2011年6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党员宣誓暨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仪式”在斗门镇小濠涌村隆重举行，澳门中联办人事部部长常毓兴等人出席雕像揭幕仪式。村委大院内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来自机关、农村、企事业单位的120名新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党员们在此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庆祝建党90周年。 邝任生为革命不畏牺牲、英勇奋斗，谱写了斗门地区革命斗争最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5]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页。 [2]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3-10页。 [3]左汉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载“中华励志网＂，2011年12月27日，http://www.zhlzw.com/qx/dj/478198_4.html。 [4]《25岁创建珠海史上第一个党支部邝任生：“最难对付的赤色分子”》，载“珠海新闻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news.net/html/20110608/131740,300337.html。 [5]《邝任生烈士雕像揭幕》，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zhsw.gov.cn/sww_gqdw/gzdt/201107/t20110708_210623.html。 [6]《姓氏略考─旷（邝）姓─历史名人》，载“搜狐博客＂，2013年1月3日，http://sinosurname.blog.sohu.com/238767410.html。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 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 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 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梁庆桂，字伯阳，号小山，又作筱山、筱珊，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诗人。 曾祖父梁经国（1761-1837）创办天宝行，清道光七年（1827），由第二子梁纶枢（1790-1877）接管行务。祖父梁纶机（1800-1860），又名梁同新，为第四子，道光十六年（1836）荣登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殿试弥封官、提督湖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擢通政司副使、顺天府尹。 父亲梁肇煌（1827-1885）是第三子，年二十五，县试第一，补县学弟子员；清咸丰三年（1853）荣登进士。梁庆桂是次子，19岁时，考中举人，后任官内阁中书；29岁时，父亲去世。梁庆桂居乡潜心文史，与同邑梁鼎芬、康有为等时有来往，成为兰契之交。 康有为读书勤奋，常从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常由梁家提供。 梁家晚辈幼时称康有为“二叔公”。梁庆桂参与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加入“强学会”，反对朝廷议和，请求变法。该会被查封后，康有为又倡“保国会”，梁庆桂积极参与。[1] 1918年3月，梁鼎芬等倡修《番禺县续志》，在当月开局于县学明伦堂（番禺学宫）。总纂为县人丁仁长、吴道镕、梁庆桂，分纂为县人凌鹤书、汪兆镛、潘应祺、徐绍邘、谢祖贤、邬庆时。编纂出版人员共70人。[2] 在粤汉铁路自办权斗争中，当时，美国不遵守与中国原订承筑粤汉铁路合同，私自以铁路股份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公司。梁庆桂之子梁广照时任刑部主事，以法部主事身份上谕军机大臣，主张收回粤汉铁路权自修铁路。梁庆桂父子联合广东士绅集股作赎路准备，奏请收回路权。后来铁路收回自办，又出现矛盾，心灰意冷的梁庆桂父子开始走上教育路线，梁庆桂以内阁侍读身份赴美洲筹办华侨学校教育事宜，在美创办14所学校，梁广照在香港自办两所中学。 梁庆桂流寓香港九年，居住澳门一年多，留下不少诗篇。 1931年，梁庆桂在广州病逝，终年75岁。 之后，孙子梁方仲辑刊梁庆桂的残稿，名为《式洪室诗文遗稿》。[1] 现录梁庆桂的诗两首：[3] 《久客澳门寄怀女夫邓叔裕》 叔度年来分隐沦，多君意气出风尘。酒当醉后宁论量，诗到工时率转真。 落落襟怀惟我辈，纷纷酒肉笑时人。能知今事崔琳似，满地江湖老此身。 《旅澳逾年百感交集拉杂赋此》 衡泌栖迟一散人，啸吟时绕蓟门春。弃官彭泽惟思晋，载酒元亭肯美新？ 海外文章犹正朔，山中草木有君臣。《春秋》大义分明在，祭统谁能辨十伦。 [1]《二百年书香望族：天宝行梁家富贾之家崇文重教》，载《新快报》，2012年9月26日。 [2]魏雅丽：《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载“广州农讲所＂网，2013年3月21日，http://www.gznjs.cn/MainPage.aspx?newsid=262&cid=19&cid2=51。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94-402页。

黄家俭，曾用名黄俭，香山县斗门大濠涌（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大濠冲村）人。烈士。 1939年，黄家俭调到中共党组织报艇工作，1940年6月，报艇从澳门运进步报刊、书籍回斗门，驶到澳门三塘口被日寇发现，在艇上搜出新华社电讯稿、《新华日报》等抗日报章，日寇将艇上人员押至马罗洲，后转押湾仔银坑石排杀害。[1] [1]《斗门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烈士名录》，载“斗门区地情网＂，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门区地情网。

杨绛辉，女，原籍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生于广州。杨匏安长女。 绛辉幼时随父母到上海生活。1931年父亲杨匏安牺牲后，她随母亲吴佩琪从上海回到广州，全家生活陷入绝境，家人为使绛辉及其哥哥杨宗锐不至于饿死，忍痛将她和杨宗锐送进孤儿院。 1935年，周恩来写信给廖承志，在何香凝的直接关怀下，把绛辉兄妹从孤儿院接了出来。 1937年，母亲病逝后，绛辉前往香港中华书局印钞部当工人。后来，在周恩来、何香凝等领导的帮助下，1938年，她与王裕寿及庶母关秀英组成“革命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开展联络工作。 1939年，绛辉与王裕寿正式结婚。王裕寿是江西吉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曾经三过雪山草地，后在香港负责党的机关电台通讯工作。日寇占领香港后，绛辉全家随电台迁到澳门居住。 1943年，绛辉在澳门病逝，年仅20岁。[1] 杨氏兄弟姐妹七个，其中三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 长兄杨宗玄在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队中负责军需工作，为解放区运送大批通讯器材等物资；后由党组织派去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的“朝鲜义勇军”工作；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队前往台湾。“文革”期间，他在台湾的身份暴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香港，起初当的士司机，后做楼宇管理员。 二兄杨宗锐1938年到达延安，先在“抗大”后在马列学院学习，深得周恩来、邓颖超关爱。学习结束后，调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担任校对工作、厂部秘书；后被委派到军委三局通信工程学校学习无线电机电工程，毕业后留在三局技术试验厂任技术员；后到航太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担任技术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无线电、电工计量与石英晶体研制任务十年规划》。 他非常重视计量技术研究工作和计量标准建立工作，开展《铷激射器原于频率标准》、《低温杂讯标准》、《约瑟夫逊效应直流电压标准》、《氢原子钟试制》等课题，获“国防科委成果奖”和“航天部科技成果奖”，并相继建成航太、国防一级计量标准和国家计量标准，为航太产品、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起到关键性的保证作用。 三弟杨宗政（1926-1989）生于广州，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下，在延安自然学院学习，参加四平保卫战，担任武工队长、熊岳县长；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78年调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2]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2-93页。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毕漪汶，女，原籍广州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生于香港。澳门教育家。[2]澳门富商毕侣俭与元配妻子所生的女儿。[3] 漪汶少年时代入读澳门粤华中学，高二后转读培正中学。受粤华中学廖奉基校长的影响，在进步同学介绍下，她参加“群学社读书会”，开始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对新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她经历日寇侵华的磨难，与同学辗转回到内地求学，1949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她回到澳门，在朋友支持下，接办经济困难的东南学校。 东南学校建于1949年，已有6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具备从幼稚园至高中完整规模的学校，学校发展每一步，都浸透了漪汶的心血。她竭尽心力为澳门培育良才，深得东南学校教师、家长、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凝聚成“爱国、爱澳、爱校、爱家”的东南学校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她在东南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东南学校成为澳门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教育机构。 1997年，漪汶成立“东南教育促进会”，注册为法人团体，她把用自己名义注册、有近五十年历史的东南学校所有财产交由该会管理。这一义举，获得澳门各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为了教育事业，漪汶鞠躬尽瘁，终生不嫁。她不仅对教育事业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对澳门整个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49年开始，她参加澳门中华教育会工作，历任监事、理事长，2004年起担任副会长，为澳门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杰出的贡献。1982-1994年，她担任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期间，她与全体同仁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为教师争取提高其专业地位，为教师争取合理的待遇，为在职教师争取到专业文凭课程；改建教育会大楼，发展会员文体福利工作，关心老年教师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漪汶担任委员，与其他委员一起承担制定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起草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她成为澳门特区区旗设计意念最早的提起人之一。她参加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在后过渡期积极进行宣传和推介基本法活动；历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任第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澳门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等职。 漪汶热心办学，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尤其对澳门慈善事业及内地偏远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她担任澳门大专基金会会董兼监事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教育顾问、澳门镜湖慈善会名誉董事、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等职；[1]1988年荣获澳葡政府教育劳绩勋章；2003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功绩勋章。 2006年，漪汶去世，终年82岁。2007年4月24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4] [1].《毕校长回顾》，载“东南学校＂网，2012年2月10日，http://www.tongnam.edu.mo/system2/school.php?fid=2&tid=2。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811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页。 [4].《行政长官何厚铧出席毕漪汶铜像揭幕仪式》，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2007年11月24日，http://www.gcs.gov.mo/showCNImage.php?DataUcn=6538&PageLang=C。

黄施民，原名黄玉宇，广东南海西樵（今属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生于香港。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副书记、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诗人。 20世纪30-40年代，施民一直在香港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海外工委秘书长、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门市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深圳经济特区市委书记兼副市长，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三胞”委员会主任等职；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职，享受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正厅级离休干部待遇，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晚年时期，施民从事诗词写作，出版《深圳吟》、《深圳风华词集》、《南窗诗草》、《南窗诗钞》等，作品多反映广东开放改革的新风貌。其中，《南窗诗草》1988年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1] 2003年6月16日下午2时31分，施民在广州逝世，终年82岁。[2] 1952年7月25日16时，一名非洲裔葡兵擅自进入中立区站立约一小时，中方边防团指示哨兵迫使其退出。当日下午6时，该葡兵与另外八名葡兵前来关闭木马（葡方铁丝障碍物，平时晨开晚闭），竟将木马抬进中间地带约两步，还越过了中方警戒线。中方哨兵见打手势制止无用，在拖拽该葡兵时将其摔倒在地。随后有三名葡兵上前，用枪上的刺刀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同时葡军碉堡向中方开枪，中方驻军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十多分钟。 此后，中葡双方进入紧张戒备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对于澳葡当局的公然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驻防关闸的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当即向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葡方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时值朝鲜战争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避免事态扩大，成为其他国家滋事的理由。叶剑英立刻向中央政府汇报事件整个过程，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 澳门总督史博泰感到事态严重，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在没联系到中方驻澳门的代表（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找到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希望他们出面调解。马万祺等人了解事况后，迅速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告知葡方希望谈判。 1952年7月26日晚，叶剑英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大家意见及饶彰风的汇报后，叶剑英说，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 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接触谈判，并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赔偿损失。同年7月26日上午，黄施民和曹若茗与澳门各界和中华总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在拱北解放军指挥部进行谈判前磋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转达中方的态度和要求。 澳督史博泰在权衡过后，答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要求，其余两个条件不答应。7月27日，何贤和马万祺又到拱北向中方转述澳督的意见，这一意见遭到中方代表黄施民的拒绝。 1952年7月25日事发后，澳葡政府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邀请美、英、法及台湾地区顾问参加，以为有美英支持，可以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向中方施压，使中方退让。 26日、29日、30日，葡军悍然向中方界内发射炮弹，猛烈轰击。同时，英国驻葡萄牙大使及驻远东陆军总司令在28日对外宣称“英葡订有军事同盟”，并宣布冻结中方留在香港航空公司的财产。 29日，香港警察又逮捕航空公司员工二百余人。美国在台湾海域演习的几艘军舰，也在去韩国途中折回香港，并大肆造谣生事，不断围攻中方军舰。澳门、香港边境同时紧张，亚洲和平会议又将召开，如处理不当将造成不良国际政治影响；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冲突恶化。 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再次以他过人的胸襟和智慧，在何贤、马万祺等澳门爱国人士鼎力襄助下，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情况，制定相应策略，针对葡军的军事行动，中国驻防军加强准备，反击坚决果断，给葡军以沉重打击。 1952年7月30日，战斗结束，葡方共发射炮弹490发、子弹二万多发，死亡五人，伤14人；中方还击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死亡二人，伤30人。冲突的持续升级对澳门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少居民逃往香港。当时船运公司票价暴涨，但大家仍然涌往码头，争相上船。 澳门居民的生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澳督不断发出安民布告，但收效甚微；又请何贤、马万祺出面调解，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8月1日开始，中葡双方进行15次谈判。何贤、马万祺为了澳门同胞的利益，不辞辛苦，18次前往拱北的解放军指挥部商谈，有时甚至一天三进三出。 为了尽快平息关闸风波，让澳门同胞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1952年8月10日华南分局第90次会议上，叶剑英专门向常委说明澳门关闸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应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作象征性赔偿和正式道歉。 史博泰在深思熟虑之后，向葡萄牙政府汇报谈判的情况。在1952年8月23日第15次谈判中，澳葡当局答应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由经济局局长罗保为代表签署澳葡政府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书。[3] 现录黄施民的诗两首： 《西湾远眺》[4] 古堡斜阳旧炮台，榕阴轻拂绿云开。千帆夜钓西湾月，万点金星扑眼来。 《念奴娇‧开放吟》[5] 南天门上，又临春岁晓，山河金碧。探手云霄窗口外，摘取星辰咫尺。大业方兴，穷根始断，百倍情怀激。革新开放，浪潮翻卷朝夕。 犹记锁国当年，战机频失，旧路多荆棘。赖有经纶长袖举，拂起无边生力。左道谰言，狂词空调，一例成陈迹。九州重振，八方同奋飞翼。 [1]廖红球：《广东当代作家辞典》，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2]《黄施民同志逝世》，载“金羊网＂，2008年11月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3-06/19/content_544327.htm。 [3]任莉、卢汉明：《“解密”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载《南方》杂志，2012年11月28日，http://www.nfyk.com/q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81。 [4]《近代作品》，载“爱书堂＂网，2013年6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5]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中），合肥：黄山书社，2008，第1220页。

黄健，又名黄如诚，字晓生，香山县长洲（今属中山市西区）后山村人。[1]革命家。 父亲原在烟洲小学执教，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在私塾任教，不久弃教从商，全家开始过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个，黄的弟弟黄鞅（真钧），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2] 1925年，黄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负责人、中山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6月，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7年，他因策反驻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团团长周景臻参加卖蔗埔起义不成而被捕，囚禁于广州监狱。同年12月广州工人起义，黄率领难友冲出监狱。 1928年春，黄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担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执行第三国际共产决议在东京举行国际反帝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大肆镇压而被捕。黄被严刑拷打逼供，无效后，敌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药，企图杀害，幸及早发觉，经催吐洗胃脱险，后雇请律师辩护才获释放。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当时爱国军民为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示威游行，黄在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时遭特务逮捕，被关进英租界巡捕房，后来英人以游行无罪释放他。不久，黄在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壁报时，被警察逮捕。在狱中，黄坚持宣传抗日，通过手抄《铁窗报》，唤醒难友起来斗争。后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出庭辩护，获得保释出狱。[1] 1933年底，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编印出版《要人报》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被敌人盯梢追踪而被捕，由上海转解南京。在狱期间，黄与杜岚认识，放风时候、“听训会”上，他与杜岚互相倾诉，志同道合，萌生爱情，相约出狱后结为终身伴侣。黄有个同乡叔叔黄仲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通过陈策、郑占南、谢作民等保释，极力斡旋，担保两人于1934年底出狱。黄与杜岚先后返回广东中山长洲，在黄家举行婚礼。[3] 1935年初，黄与杜岚来到澳门，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社会热心人积极支持，1932年创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和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开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接办，并郑重地签订一份合约，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掌管学校后，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有为青年及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 初期学校经济困难，黄想尽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较好的基础。[3] 同年，黄与华南工委接上组织关系，被任为“南委”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6年任博罗县特派员。期间，经组织同意，他利用黄仲榆当博罗县长关系，当上博罗县一个区区长。在任期间，黄组织百多人的“义勇警察队”，为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做好准备。 1938年，黄担任中共博罗县委会书记。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与难友李少石、于益之相会，李少石、于益之建议调黄到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组工作，并以澳门濠江中学为联络站，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黄先后策反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广东保安一师、东江护路总队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中山先后任石岐镇副镇长、石岐市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7年，黄调广东省政协秘书处任副处长；不久调任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和总务处副处长。[4] 1965年，暨南大学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任劳任怨。 “文革”期间，黄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国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威迫他诬陷周总理；将他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等凌辱、折磨、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80年，黄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回到澳门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业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栋梁的宏愿。他担任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1] 1982年6月，黄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黄健与杜岚（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务于社会。杜岚辛勤服务濠江中学，刻苦自励，辛勤育人，造就许多良才，许多学生服务社会，卓有成就；获得澳门政府总督颁赠劳绩勋章。[5] [1]《黄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53-57页。 [3]杨荫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5-88页。 [4]《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网＂，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门濠江学校名誉校长杜岚辞世享年101岁》，载“新华网＂，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 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 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 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陈淑英，女，原名陈妹，又名郑妹，原籍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2]，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个，淑英居末。她两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病逝。大姐八岁时被卖到香港。二姐十岁时被人拐走。二哥陈权在香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当海员，另一个哥哥陈妃榆是香港某货仓工人。[2]淑英与祖母相依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个富有人家当婢女，后在一间制衣店当女工。 两个哥哥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权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陈郁和邓荣入党的介绍人。在兄长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淑英开始懂得革命道理，认识到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权、陈郁、邓荣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淑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第一批工人回到广州参加革命斗争。期间，她认识陈郁、邓荣等同志，参加组织安排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海员工会宣传队工作，负责在劳动童子团学校进行活动，与大家一起唱歌学文化。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带着资料高举红旗到街道、公园及公共场所宣传革命形势，宣传罢工委员会的主张，揭发资本家、反动派对工人的迫害，唤起民众的觉醒；争取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加入示威游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将纸花图画等物品进行义卖。她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业，对罢工运动作出积极的贡献，被海员工会称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于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淑英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联络站，负责转递党的文件。期间，她扮成家庭主妇，周旋于邻居少奶、太太中间，参与打牌，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党的机关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9月，由于形势变化，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撤销这个联络点，把淑英调回海员工会。后来，她与其他几个同志协助织造工会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从事宣传活动工作。 1927年，广州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革命妇女，封杀革命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迫解散，海员工会被国民党搞的“海员工作改组委员会”所破坏，广州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与罗大妹、邓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罗大妹、邓金娣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遇害。战友的牺牲更激发淑英的斗志，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接过烈士未竟的事业，继续斗争下去。她胆大心细，眼灵手快，密切注意各种情况，见机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淑英和海员工会的成员及工人赤卫队一起参加起义的战斗。当天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听到起义的信号，随着工人赤卫队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占领维新路市警察局、财政厅等，解救监狱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后，淑英和邓荣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岗，暗中监视敌人的动静。他们机警敏捷，从过往行人中逮到两个国民党任军事法官、残杀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并将他们押解到指挥部就地处决，为民除害。 起义第四天，淑英站岗放哨后回到邓荣家。当晚在家里不断听到马路和门口打杀声、枪炮声彻夜不绝，敌人要进行反攻了。为保守党的秘密，她与邓荣连夜把收藏的文件烧掉，撬开石头把苏联列宁船来华时送的徽章及海员工会会章埋好。佛晓时，枪声和喊杀声停了，马路上躺满了革命士兵、工人、妇女的尸体。起义失败了。 之后，陈郁和邓荣前往香港。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藏在邓荣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香港。她与组织联系上后，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广发洋服店当交通员。为了便于工作，她经常扮成学生，完成通知开会或传递文件等任务。这时，邓荣在俄国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与邓荣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后结为夫妻。两年后，邓荣调到岸上负责团工作。 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邓荣在香港被捕入狱。40天后，港英当局把邓荣他们驱逐出境。淑英跟随邓荣去上海，在船上邓荣被同民党特务跟踪，船一到上海，邓荣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敌人跟踪脱不了身，但为了寻找二哥陈权营救丈夫，她只好披头散发装成疯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敌人抓走了。她无法营救邓荣，敌人对邓荣威胁利诱却一无所获，不久把他解回广州杀害。邓荣牺牲时才22岁。同年11月，陈权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丈夫邓荣和二哥相继牺牲后，淑英从上海返回香港。期间，国民党特务企图从她身上找寻在邓荣那里得不到的线索，先后写过几封假信，骗她去广州，但她识破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上当。 1931年，淑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回到家乡。由于家乡没有亲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区界冲村舅舅。从此，她改名换姓，跟舅舅姓郑，叫郑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艰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淑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1950-1977年，她连续多年被选为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进模范代表。 1958年，淑英调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担任院长一职，她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当时院里有50多位老人，每月乡里拨给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粮。淑英没有工资收入，靠六元抚恤金和大队配给的口粮生活。她没向困难低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养鸡，想方设法让老人吃饱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时，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看护、照顾，端饭喂食，倒屎倒尿。就这样，她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老人先后去世为止。 1959年，淑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政协珠海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淑英连续担任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十年，她不顾年迈体弱，踊跃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参加市政建设大计的协商，经常用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下一代。请人代写提案，为省、市政协、党史部门提供文史资料数万字。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岁。[3] [1].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页。 [2].《陈权》，载“中国广州网＂，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郑静等：《她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记参加广州起义的陈淑英同志》，载《珠海妇女人物录》，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59-66页。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 《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 《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 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 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 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学者、新派人士。 刘桢麟是康有为弟子，居住澳门。[1]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刘桢麟、何连旺等维新派人士热情欢迎。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于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应运而生。 《知新报》报馆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王觉任、陈继俨等人担任撰述，编译英文为周灵生、葡文为宋次生、德文为沙士、法文为罗渣、美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发行地点除澳门该报报馆外，还有香港、广州、佛山、石岐、江门、汕头、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发行省内外、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众多杰出人士聚集于澳门共同创办《知新报》，并且取得突出的成绩，这是澳门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知新报》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成为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3]《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被拥护维新变法思想的人视为最重要的三种报纸。[4] 1898年5月，刘祯麟与何连旺、张寿波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在《知新报》上大力宣传，号召人们戒断烟瘾。当时澳门与上海、湖南等地一样，是维新变法思想非常活跃的地区。[5]当时，不少人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刘桢麟立即说：“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派遭到朝廷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刘桢麟等人主持澳门保皇总会，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刘桢麟撰写《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复仇说》、《富强始于卫生论》、《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新编》等文献。 [1]《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载“王朝网路＂网，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载“中山网＂，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第253页。 [6]《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8页。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