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军上校、业余画家。具有艺术天分，擅长铅笔素描和速写，笔法细致，线条精确。1822-1824年随军舰到印度和中国。1824年在澳门写生，题为《北眺澳门南湾景色》和《南眺澳门南湾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完整地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南湾的面貌和澳门城市规模。《南眺澳门南湾景色》画面的右侧，还描绘了中国税馆和高耸的旗杆，对研究澳门历史和南湾的建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鲍俊，字宗垣，号逸卿，又自号石溪生，香山县山场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进士、岭南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鲍出身于书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资聪明，少怀大志，从小与兄长鲍禹入读私塾，熟读唐诗宋词。他酷爱书法；当时偶见“能素吴公祠”的匾额，书迹秀逸洒脱，仰慕不已，回家日夕临摹，旁人微词侧目，亦不为所动，坚持到底。除读书外，他喜欢收集和研究古籍书画，尤其喜爱书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飞手劄、吴镇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册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鲍与兄长鲍禹同时考中举人，鲍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鲍荣登癸未科第二名进士。殿试卷子须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皇帝御览的卷子中，鲍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赐他“书法冠场”四字，以示褒奖。他获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补员外郎，即用郎中。 鲍的楷书源出二王，参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笔法，整饬中有浑厚之意。他最擅长行草，传世之作以行书为多。他与张维屏、黎简等齐名，成为晚清岭南著名书画家之一。[2] 鲍亦善擘窠大书，现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题摩崖石刻“石溪”、“鹅”、“莲岛”等大字。“鹅”字行书，字大三尺见方，仿效绍兴兰亭中相传为王羲之所书的“鹅池”碑中的“鹅”字。右下侧有题记“名署亦兰亭，谁作兰亭记。敢说溪鹅书，止学古鹅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鲍俊题。” 鲍对水墨画很有造诣，尤长于画松、梅、竹、兰、菊和仕女图，用笔清爽，气韵疏秀。他在乡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几幅水墨画，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其中《倒吊松》长一丈三尺、宽六尺，当时写生于石溪吕祖庙侧一棵参天老松，朝暮观摩，悉心钻研；画出为一条赤花藤组绕古松，一直蔓及秃断的树顶，再向横斜的松推倒吊下来，构思独特，着色浓重，色彩层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鲍辞官回粤闲居，在广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构筑“榕塘吟馆”，种植一棵老榕，古干参天，榕树之下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楼，有桥有廊，名曰“也圆”。春秋佳节，他置酒邀朋，吟诗作画。 鲍生性孝顺。父亲喜爱山水，他请人绘画《策杖观山图》，并遍邀名流题咏，欲使父亲的精神意象流传于诗词翰墨间。 鲍的书法，变化多姿，清新古朴，自成一派。他从小聪颖过人，被父亲誉为“心通手灵”。晚年时，鲍在家乡松邻祠设立一个书房，名曰“经佘”，与几个文友一起观书临帖，切磋字画。每日必在书房将名家字帖临摹，以求神韵。他临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名噪一时。[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鲍在家乡石溪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半山临溪之处筑有亭榭两座、书室两间，经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觞，泼墨挥毫，作画吟诗。沿溪留下32处摩崖石刻，都是当年来自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文友的诗词和题记。现今，亭榭书室已毁坏，但遗址尚存，石柱上刻着黄琛于道光乙巳年（1845）题写的楹联“到处有天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涧无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时，鲍回归故里，在凤山书院和丰湖书院讲学。 鸦片战争后，鲍出于义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义士沈亚米等刺杀澳门总督亚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登基，鲍以“咸岁双春逢雨水，丰年盛世两中秋”赋联，呈献咸丰帝。咸丰帝阅后大悦，遂召他“入都补官”。鲍应诏入京途中，突患痈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广州去世，年仅54岁。 鲍俊著有《榕塘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罗浮游草》、《鲍逸卿草法》等文献。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沪及珠海乡间尚存有山石、祠庙的“墨宝”。[1][2] 鲍俊墓与妻子骸迁葬于家乡山场蛇地坟场。1988年，珠海市博物馆出资将鲍俊夫妇墓移葬石溪。[4] 现录鲍俊的诗两首： 《行香子‧澳门》[5] 濠镜波平，四面钟声。礼耶稣，果供香迎。 帘垂粉壁，山锁莲茎。看海东西，楼高下，艇纵横。 飓母时鸣，百丈潮生。卷腥风，浪拍蛟鲸。 沙关夕照，妈阁朝晴。爱蜡鱼黄，银虾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归夕阳中。烟火万家团远树，楼台上界动寒钟。 似从空际寻瑶岛，不辨岩边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4辑），珠海：珠海政协，1986，第73-83页。 [2]卢德铭：《画坛名家——鲍俊》，载《中山日报》，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页。 [4].《鲍俊》，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刘福铸等：《历代妈祖诗咏辑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页。

商人、业余画家。又译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业余随钱纳利习画，擅长水彩画，模仿乔治‧钱纳利的笔法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曾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同时亦画了不少风景画。1838年在澳门画的《圣玫瑰堂》水彩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创作的《澳门妈阁庙》颇有东方情趣。

澳门土生葡人画家的代表。又译作巴普蒂斯塔。私生子，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生活和艺术道路十分艰苦，造就了他执著的奋斗精神。12岁进圣若瑟修院读书，学校离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居住的鹅眉街八号十分相近，机缘巧合使毕仕达结识了钱纳利。在钱纳利的指导下终于成为澳门知名的画家。他是钱纳利众多学生中最有个性的画家，其水彩画和速写师承钱纳利，但又有自己的风格，色彩朴素，笔下的澳门风景画带有顽强的固有色彩观念，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画风中包容了许多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情趣和庙宇色彩，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英国画家。父亲是一位瑞士雕塑家。24岁时受挑选跟随探险船队前往中国，曾先后两次抵澳作画。他的画刊登在伦敦出版的《库克舰长的最后航程》一书第三册第XI章之中。韦伯返回英国后曾出版一本名为《南海风貌》的书。他在澳门画的《妈阁庙及内港景色》铜版画，笔法潇洒飘逸、豪放活泼，构图严谨，形象生动，笔下的岩石、树木、小船和人物洋溢着大自然的气息和饱满的生命力。1791年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

汤贻汾，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諡号忠湣，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画家。[1] 祖父汤大奎和父亲汤荀业死守凤山县旧城，阵亡于林爽文乱兵之中，为国捐躯。贻汾以世袭云骑尉，担任三江守备等武职；后以抚标中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因病不赴。[2] 贻汾在广东时，与谢兰生、张维屏、黄培芳、刘彬华、仪克中、陈昙等人交好，后来退隐白门，贷保绪园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尘外，海内名宿多与之游。 汤贻汾撰写掷地有声的豪迈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3]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贻汾投池自尽，终年75岁。 据《清史稿》记载：“汤贻汾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及城陷，从容赋绝命词：“死生轻一瞬，忠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后汤贻汾凡天文、地舆、百家之学，咸能深造。书、画、诗、文并臻绝品。弹琴、围弈、击剑、吹箫诸艺无不精好。他擅画山水，亦写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兼工行草书和诗。与戴熙齐名，并称为“汤戴”。 汤贻汾著有《琴隐园诗集》、《琴隐园词集》、《画筌析览》等文献。[1]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汤贻汾与钟启韶同年来到澳门。当时，风琴已从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汤贻汾奉江西巡抚阮元之命，到岭南缉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称：“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仍随指而起。予以访缉朱逆，得遍历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3] 汤贻汾之曾孙汤定之，颇有画名。梅兰芳除唱戏了得，还画得一手好工笔划，尤擅画梅。早在“芦沟桥事变”后，梅兰芳居香港前，请人代笔，当时他请汤定之。汤定之的画有文人气，特别雅致，算是代笔中的上品。沈磊的母亲是汤贻汾后人。[3] 现录汤贻汾的诗一首： 《澳门之役未暇为诗归舟以短句补之》[1] 花发水晶宫，晴霞万顷红。四邻钟子午，百肆海西东。 蜃幻楼台丽，犀明魍魉穷。绡珠车斗贱，愧我探骊空。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页。 [2]《汤贻汾》，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兰芳画梅》，载《澳门日报》，2013年6月16日；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8页。

德裔英籍画家。生于德国德累斯顿，1849年移居英国。1852-1854年间曾以艺术家身份随美国政府佩里访问团赴日本。随后在纽约居住，直至1859年才返回欧洲。海尼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访问澳门并作画，其中《圣保禄教堂遗迹》、《澳门妈阁庙》和《从主教山看澳门》三幅十分出色，被出版商广为翻印和复制，影响很大。海尼画风严谨认真，特别对建筑物精心刻划，作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诗人、画家及旅行家。字仙槎、梅痴。江苏上元（今南京）人。20岁时即绝意功名，载笔浪游40多年，足迹遍及中国14省。每遇名胜美景，各绘图画，并题诗其上，一时王侯公卿、学者、释道妇孺及外国使节争相藏赠。曾五游岭南，与当地名士有交往。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游历澳门，作有《澳门远岛》。该图坐西向东，正面临澳门内港北湾，为澳门西侧隔海对面山所见的澳门全景，形象较真确。富史料价值。有《泛槎图》之集刊行。

英国画家。年轻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水手，创作了不少描绘风景及船舰的作品，尤其是中国景色。1812-1814年到过印度的孟买，中国的澳门、广州之后，哈金斯就在伦敦东印度公司附近居住，并受东印度公司委托专门绘画该公司的船只。长期的海上生活使他对船舰情有独钟，笔下的舰船真实、细致，有历史感，深受观众喜爱。他的作品自1817年起就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1834年，英皇威廉四世委任他为海景画家。

英国画家。1784年12月1日，被东印度公司批准以雕版师身份前往孟加拉。他携同担任其助理的姪儿威廉‧托玛斯一起出发，1785年8月23日经澳门抵达广州。在中国逗留了数月后才前往印度，他们是早期访问东南亚的英国画家，在广州、澳门两地画了许多速写，《澳门贾梅士洞》是他的代表作。他们在印度住了七年，于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随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访华的护航舰返国。回英国后，根据素描和速写绘制了不少油画和版画，出版了六本画册。托玛斯‧丹尼尔画了两幅中国题材的油画，其他素描和速写由他的姪儿威廉绘制成油画，两人的合作堪称完美。托玛斯‧丹尼尔于1796年加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并于1799年获委任为院士。

英国皇家海军准将，业余画家。又译作考德维尔。1842年随军至远东，在澳门画了一系列的水彩画，其中《澳门圣芳济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呈金黄色调，把古老衰败的圣方济修院在夕阳残照下的没落情调刻划得淋漓尽至。此外，这幅画对于研究澳门历史和加思栏兵营一带建筑物的变迁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英国画家。生于伦敦。18岁进入皇家美术学院习画，28岁离开英国到东方，在印尼住了23年。接着在澳门住了27年，对澳门、香港、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风景、建筑和人物作了数以千计的素描和速写。他绘制的《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广州十三行》、《章官的屋顶》和《香港皇后大道中街景》是研究澳门、广州和香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澳门画的著名水彩作品分别有《南湾》、《妈阁庙》、《玫瑰堂》、《中国帆船》等一系列作品。居澳时期，钱氏将肖像画发展成带有文学内涵的情节性历史人物画，其中《茂官──卢文锦》和《澳门渔女》最有代表性。清咸丰二年（1852）钱纳利在澳门鹅眉街八号寓所逝世，安葬在白鸽巢公园旁的基督教坟场。

英国画家。出身贫寒，是英国坎特美斯顿城一个马车画匠的儿子，从小看到父亲在马车的车厢上描绘各种图案装饰，受到熏陶，对绘画产生强烈的兴趣。15岁时随父亲到伦敦，曾在易卜逊门下习画，易卜逊对其才能倍加赞赏，把他推荐给马戛尔尼勋爵。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9月26日，英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赴华特使，率领100多人组成的英国使团访问中国。亚历山大担任英国使团的画师，随团访问了中国的天津、北京、承德、杭州、广州和澳门，画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彩画。回英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风俗画，再现中国的人物和景物。在伦敦皇家艺术学会展览并出版画册和书刊，介绍中国风光，使英国和欧洲人民对中国有了形象的认识，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在澳门期间，他画了一幅题为《从外海眺望澳门景色》的水彩画，描绘了18世纪澳门城市风貌，同时也显示了英国对于澳门的觊觎，成为澳门历史上涉及中英关系的重要佐证。

法国画家、作家和旅行家。出生在法国中部的小城。1836-1837年从法国出发，经美国、巴西，又翻越安第斯山脉到达智利和秘鲁。在南美洲的旅途中向一位德国画家莫里斯‧吕根达学习，艺术上有很大的进步。1838年经夏威夷群岛到达澳门和香港，在澳门创作了许多素描和油画，其中以妈阁庙系列最为出色。澳门美丽的景色和淳朴的人情激发了博尔杰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促成其达到艺术生涯的高峰。他在澳门对各阶层华人的生活、习俗、民风以及与林则徐澳门禁烟有关的政治、军事活动均有细致的观察，并记录在他的信件中。回法国后将画和信件编辑成画册《中国和中国人》，1842年在巴黎出版，成为研究澳门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遗产。

张穆，字尔启，又字穆之，号铁桥，东莞市茶山镇人，生于广西柳州。岭南明遗民画家的杰出代表。 少年时代，张与黎遂球、邝露、梁朝钟等以气节相砥砺。他喜爱游历，登罗浮、广州白云山，三次度岭北游，上黄山、过姑苏、入杭州等地，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清顺治十年（1653），张60岁时，移家东安（今广东省云浮市），后回到东莞东湖居住。清康熙十九年（1680）秋，他从新安江回到东莞东湖后，一直住在这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张去世，终年76岁。 张穆一度流寓南京，长期活动在当时的主流画坛。他一生任侠，志图报国，壮心不遂，诗画中常存郁郁不平之气。 张穆的画马师法自然之典型，为同时代画家所不及。在他的马画作品中，以《奚官牧马图》轴、《古木独驹图》轴和《七十龙媒图》卷等成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奚官牧马图》是张穆纪年作品中较早的画迹，有明显的临摹古人的痕迹，无论是构图、艺术造型还是绘画技法或人物的神态，都与唐代韩干、韦偃及宋代的陈居中有惊人的相似。 与《奚官牧马图》摹古不同的是，《古木独驹图》体现画家的创新意识。画家用勾勒法画出骏马的线条，再以黑色渲染，墨的层次分明，线条遒劲有力。马头向下微侧，鼻梁光洁，两翼微丰，目光炯炯，颈部骨节略隐略现，栩栩如生。在古木、怪石，甚至小草处理上，都极其细致凝练，表现出一种荒老的苍凉气氛。 作于晚年（1681）的《七十龙媒图》，是张穆代表作中的精品。在这件构图广阔的画卷中，画家将60余匹良驹刻画得淋漓尽致。所绘良驹有站者、奔者、卧者、行者、伏者、昂首者、低眉者，也有食者、翻滚者、游戏者，将马的各种形态浓缩在十余米的画卷中，体现出他主张师法自然的艺术理念。 张穆对画马艺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作品上，而且他有画马的理论。可惜，其所著《杂论》等文稿已失。张穆尤善画马，尝言：“韩干画马，骨节皆不真，惟赵孟頫得马之情，且设色精妙。又谓：骏马肥须见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乃为精工。” 又谓：“马相在骨，其腹前有两兰筋，尝微动者则良。前蹄后又灶，谓之寸金。马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为跨灶之验。凡马皆行一边，左前足与左后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后足乃随之，相交而驰，善骑者于鞍上已知其起落之处，若骏马则起落不测，瞬息百里，虽欲细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骏马之驰，仅以蹄尖寸许至地，若不沾尘，然画者往往不能酷肖。”[1] 现存张穆有关马图作品34件，其中香港收藏最多，达到17件，其次广州收藏十件。东望洋山是澳门著名的游览胜地，位于澳门东南，松山峭立，雄视濠江。张穆的著名诗篇《澳门览海》正是站在东望洋山上有感而作的。 《澳门览海》[2] 生处在海国，中岁逢丧乱。豪怀数十年，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楼船若鹅鹳。因之慰奇观，地力尽海岸。 西夷近咸池，重译慕大汉。宝玉与夜珠，结市异光灿。若梦游僊瀛。金宫赤霞烂。危楼切高云，连甍展屏翰。 水上多神山，青削屡续断。澄波或如镜，一叶亦足翫。及尔长风回，气色忽已换。狂澜渺何穷，万里生浩叹！” [1]《张穆画马神态各异变化多端》，载“中国国家马业网＂，2011年2月5日，http://www.chinahorse.org/html/6508.html。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13页。

梁惠民，澳门画家、澳门四界救灾会理事。 抗战期间，梁惠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获选为澳门四界（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理事兼勤销部主任。[1]当时，他在澳门一家戏院任广告绘画员，收入丰厚。他辞去工作，参加回国服务团第一队（简称第一队），前往华南战区工作，李云锋负责向连队讲《论持久战》课程，他负责教士兵唱救亡歌曲。[2] 1939年，第一队出发到西江高明后，由县党部派往第三区。第一队所驻的自卫团在某大队内负责政治训练工作。经过22天训练后，该团即奉上峰命，派往海口打击敌人，第一队亦派员随往协助。经一天一夜苦战，终将敌人击退。不久，在第一队努力推动下，第三区乡民协会、妇女协会、少年抗敌先锋队及儿童识字班、妇女识字班相继成立。 2月5日，第一队经第四战区动委会检查工作的结果，认为成绩良好，被编为战时工作队第一五七队。自编队后，队员在工作上，更加努力。除在该区工作外，又分派一支队，往距离约28华里的某乡工作。之后，队员们工作更加繁忙，而精神更振奋。 1月21日，第一队正准备为乡民医治外科时（因该地乡民多患外科病），突闻敌机轰炸声，探悉为高明城被敌空袭，即会同队员九人，尽取所有药品，步行35里，驰往救护。抵达灾场时，罹难者满目皆是，断臂残肢，呻吟不断，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该县平民医院因经费困难药品缺乏，没有药品可用，救出的伤者只用药棉敷伤。 第一队抵达后，除努力协同救治外，并将所携来的药品分发应用，各伤者始得以善其后。是役死伤110余人。之后，梁惠民返回澳门，除述职外，还发动各界踊跃捐助药物及一切医疗用具，支援前线同胞。[3] 50年代，澳门戏院和广告业出现不少擅长西画的人才，与擅中国画的好友互相切磋交流。关万里、吴喜雨、崔德祺、陆昌、林近、余君慧、谭智生、梁惠民等先后组成“澳门美术研究会”（后改名澳门美术协会）及“颐园书画会”，团结一班书画好友，促进画艺，卓有成绩。两会合作联办《全澳美术展览》四届，对促进澳门的画艺基础普及和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画家姚丰是梁惠民的学生。[5] [1]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40页。 [2]邓开颂等：《澳门历史新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92页。 [3]林锋：《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亡片断》，载《广东党史》，1999年第6期，第6-7页。 [4]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1132页。 [5]《澳门艺术家推广计划“姚丰画展”》，载“澳门基金会＂网，2013年7月28日，http://www.fmac.org.mo/activity/activityContent_2038。

杨荫芳，女，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油画家、同盟会会员。方人定妻子。 荫芳生于一个前清举人家庭，居长。她聪明勤奋，深得家人的疼爱。青少年时期，她在国内读书，1925年赴日读书，起初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刺绣科学习，1928年结业；1929年考入日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她和留日同学辍学回国，1933年返回日本继续学业，1935年毕业。 1930年，荫芳在日本美术学校与同学方人定结婚。翌年，荫芳夫妻回国从事美术教学和创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时，她参加东京举办的“日本美术学校画展”、“中华旅日作家十人画展”；后来参加中法、中苏、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画《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观众欢迎。1935年9月，荫芳夫妇和同学苏卧农、黄浪萍回到广州时，高剑父创办的春睡画院特意为他们四人举办欢迎画展，荫芳以油画《卧读》等十多幅画作参展，轰动广州。 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荫芳以油画《鱼》参展，赢得中外观众的好评。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荫芳夫妇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救国抗敌。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胜斯酒店举办“方人定抗战画展”，荫芳积极支持丈夫的爱国行动，参与画展设计布置，出谋出力，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诸于世，召唤人民，坚持抗战。 1935年，荫芳从日本学成回国后，随即回到中山县，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后在县立女子中学、仙逸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培养一批批有志于画艺的学生。1938年秋，因日机疯狂轰炸石岐，各学校相继停课，她避居澳门，直至抗战胜利。 荫芳夫妇蛰居澳门期间，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敌伪当局要胁他们参加画展，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秋至1952年，荫芳受聘为中山县二区区立第一中学教师；之后，迁居广州。 1979年8月开始，荫芳受聘为广州市文史馆研究员，致力于油画创作，并参加多届广州市文史馆书画展，展出油画新作多幅，连获好评；代表画作有《兔》、《卧读》、《荔湾一角》、《四喜图》等。 几十年来，荫芳始终把她的艺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青年时代，她参加进步的美术团体；抗战时期，耻于与落水画人为伍，并协助方人定从事抗日救亡画的创作。解放后，她用画笔赞颂祖国，描绘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赋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体现民族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的融合与升华，为画坛绽放异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后，荫芳将丈夫生前的画作、遗稿加以整理，交给有关部门出版和展出，先后由广东画院编辑、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画集》及论文著作《国画的三个问题——线条、皴法、色彩》。[1][2] 荫芳长期在外工作，但对故乡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举办“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办“中山籍人士书画展”，她以油画《广州西关》参展。1987年，她为《中山修志通讯》第六期撰写《方人定传略》一文，晚年时画作有《荔湾一角》、《四喜图》、《常餐准备》等。[2] 荫芳与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方心冬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从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坚在深圳特区电子厂工作。女名方微尘居住广州。 1990年7月19日，荫芳在广州病逝，终年88岁。 抗战时期，濠涌村时常有日军的汽艇来往，有时日军还上岸劫掠，有时向伪乡保要粮、要猪、牛，伪乡保就向乡亲们勒索。某日，突然有三个日军徒手进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横冲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拦住。方德深闻声冲出房门，抄起木棍便打，边打边呼，一些乡民闻声而至。基于对日军的仇恨，挥舞棍棒，一阵狠打。三个日本兵被打得遍体鳞伤，由伪机关出面把三个日兵带走。但乡民知道这次闯了大祸，紧张万分。 果然，日军调来百多人将村子包围，声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紧急之际，有人想起杨荫芳，她精通日语，请她出面交涉。 在乡亲们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杨荫芳义不容辞，迳直走到日本军官面前，取出她留学日本的证件，递了过去。日寇军官看着证件，再端详著这位妇女，一脸正气，不卑不亢，凛然不可侵犯，一时愣住了。杨荫芳用流利的日语，说明事情缘由。日本军官不信，几个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杨荫芳，她毫不畏惧，反复强调，此事与村民百姓无关，不应加罪于他们。她有理有节的一番义正言辞，令日本军官语塞，最后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杨荫芳》，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华侨．港澳台人物传编委会办公室：《女油画家杨荫芳》，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130-132页。 [3]《杨荫芳救了濠涌村》，载《中山日报》，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阮章竞，又名阮洪荒、阮啸秋，笔名洪荒，生于香山县象角乡（今属中山沙溪镇象角村）。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 章竞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唯读四年小学。辍学后，他一直刻苦自学，13岁时当学徒，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20岁失业。 后来，章竞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报》发表第一部小说《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员中教歌，担任指挥。1936年，他参加上海职业界革命活动，当时，他的第一首自由体诗《故乡》发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章竞来到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年底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剧团指导员，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和团长，并兼任民族革命战争艺术学院和前方鲁讯艺术学院教员。1939年1月1日，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成为他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四幕话剧）、《比赛》（小歌剧）、《糠菜夫妻》独幕话剧三个剧本。1939年，章竞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 抗战胜利后，章竞创作大型歌剧《尺叶河》，成为新歌剧运动中的一个亮点。后来，他写成长诗《圈套》，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学特等奖。1949年，他撰写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以其优美的意境，流畅和谐的节奏，清新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歌曲调，受到广泛的好评，被文书史界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章竞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创作四幕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和优美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获得全国儿童文学首次评奖的一等奖。诙谐风趣的《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岭南风情的《牛仔王》在此时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章竞深入工厂、矿山，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创作大量作品，先后出版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白云鄂博交响诗》、《踁谈者》等。 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评论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造句浑脱，想像瑰丽”、“用字炼句，残突不群”、“气势刚健、奇特、俊逸”等评价。国家有关部门为章竞出版专集。 1949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章竞的诗歌《圈套》；1950年，他发表长诗《漳河水》，更引起广泛注意；同年新华书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颂》；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鄂博交响诗》；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章竞诗选》；1991年出版叙事诗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忆旅》；他的美术作品入选《中山市美术书法作品选集》等美术专集。 晚年时期，他专心从事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山魂》创作，第1卷《霜天》于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竞在家乡《香山报》上，发表歌颂澳门回归祖国的长诗《我终于来得及为你歌唱——澳门》。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绝笔。 章竞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80年代，章竞回到家乡探亲，《中山诗社》接待了他，并邀请他给大家谈写诗的经验。他谈到：写诗要抒发感情，写诗要有目的，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要歌颂好人好事，还要敢于揭露时弊，更不要怕打击报复。写诗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语言等。 几十年来，章竞创作大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添上极富个性的一笔。他在音乐、书法、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多方涵养，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竞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1][2]遗体安葬在沙溪岗背公墓园。 之后，亲属将阮章竞的遗作、新时期创作的300余首诗编辑成《晚号集》；并将其画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为该书配图，由其女阮援朝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关部门举办“阮章竞先生画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竞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首发式暨纪念阮章竞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沙溪隆重举行。省作协副主席、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省作协副主席杨克，市政协副主席刘传沛，著名画家李延声，著名诗人叶延滨，《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沙溪镇党委书记周小川，市文联主席陈旭，市社科联主席胡波，阮章竞儿子阮洪鹰、女儿阮援朝，相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市媒体记者等近100人参加活动。[5] [1]《阮章竞》，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黄联安：《党的忠诚文艺战士阮章竞同志》，载《中山文史》（第50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3-5页。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64。 [4]卢德铭：《画坛名家——阮章竞》，载《中山日报》，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纪念阮章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其故乡沙溪镇举行同时〈永远的阮章竞〉纪念文集首发》，载《中山日报》，2014年1月13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钱宝龢，字仲良，号梁溪老渔、又号二南，原籍江苏省无锡市，流寓广州。诗人、书画家。[2] 1925年7月至1927年3月，钱宝龢担任嘉定县知事代理。[3] 1937年，钱宝龢移居澳门。1950年，他81岁，除诗词外，擅画梅花，刻章云：“家在江南客岭南。” 1940年，钱宝龢作的《达摩尊者》立轴水墨纸本，在1997年澳门市政厅兴办“邓芬百年艺术回顾”上展出。题识：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并录玉溪生句，画奉溥欣上人光明法眼藏。庚辰正月，二不乞士昙殊邓芬。本幅钱宝龢：画师能画禅，问师何所悟。无著而有着，事要得禅趣。坐向三千界，示以一指竖。那用定面壁，此便自在处。我来常受用，持酒看梅吐。醉倒花下眠，龙参倘来护。庚辰春日，应溥欣上人属题。二南钱宝龢时年七十又一。钤印：钱宝龢、仲良、二南六十四后作。[4] 现录钱宝龢作于1939年春的诗两首： 《西江月》[5] （春尽前日，独访莲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适有饮社酒于寺。[5]都不相识，欢牵杂坐。豪饮大嚼，不觉颓然。） 入寺寻僧不见，隔溪啼鴂相闻。[7]思量呼酒惜余春，柱杖百钱不吝。[8] 缘合主宾休问[9]，乾坤风絮云萍。[10]晴山花树暖如醺[11]，老子那容独醒。 《虞美人‧次憬吾丈韵》[2][12] 镜湖一杖湾南路，疑到西湖处。[13]尽教愁雨复愁风，犹是晚晴无限夕阳红。 春风词笔今还在，老去浑难改。花时溅泪意如何，不道四惮犹缚似牵萝。[14] [1]《钱宝龢梅花》，载“绮云阁＂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qiyunge.com.cn/product/view/?id=1457。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9-572页。 [3]《第二节人物表（中华民国3）》，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0/node22809/node60837/userobject1ai53091.html。 [4]《庚辰（1940年）作达摩尊者立轴水墨纸本》，载“博宝拍卖网＂，2012年12月11日，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10-1545207.shtml。 [5]西江月：词牌名。 [6]社酒：社祭之酒。俗谓饮之可治耳聋。陆游《社日》诗：“幼学已忘那用忌，微聋自乐不须医。” [7]啼鴂：啼叫的鴂鸟。鴂，鸋鴂、鹪鹩。王浑《宿朝元观》诗：“惜哉清景不可驻，一声啼鴂开林烟。” [8]柱杖百钱：柱杖，应为拄杖之误。犹杖头钱。《世说新语‧任诞》记：“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后因称买酒钱为杖钱或杖头钱。骆宾王《冬日宴》诗：“二三物外友，一百杖头钱。” [9]缘合：缘份相合。白居易《明远大师碑》记：“缘合而来，功成而去。” [10]风絮云萍：谓人生如风飘败絮，云萍聚散，踪迹无定。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此寓其意。 [11]醺：醺醺。酣醉貌。 [12]虞美人：词牌名。汪兆镛原词未见。 [13]西湖：指杭州西湖。 [14]四禅：犹四谛。佛教以苦、集、灭、道为四谛。苦为生老病死；集为集聚骨肉财帛；灭为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道为入正道，以能通于涅槃。见《大涅槃经》。牵萝，谓女萝，即松萝。其藤蔓牵延，缠附于他树，故称。梁昭明太子（萧统）《开善寺法会》诗：“牵萝下石磴，攀桂陟松梁。＂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