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国人被澳葡当局囚禁的事件。1829年（清道光九年）8月，英国船长贝克（Baker）殴打多次对他妻子非礼的澳葡官员洛雷罗（Loureiro）。事发后，澳葡当局未加审判，便将贝克囚禁于大炮台。英国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主席布楼东（Plowden）屡次与澳葡当局交涉都不能使贝克获释。澳葡当局还公开否认布楼东有任何官方或代表官方的资格与他们交涉。在囚禁55天后，贝克被迫交出一笔保证金才重获自由。

又称为查封唐人庙事件。阿巴罗修道院（Seminário do Santo Amparo）由耶稣会士通过中国信徒募捐而建成，为一个包括一教堂、一华人望教之家及两所神学院的综合体。始建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重建、扩建于1719年，专用于向中国居民传教和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 故又称为“唐人庙”或“进教寺”。由于此时清政府在内地对天主教进行查禁，传教士大多被逐往澳门。因此，在澳门中国人人教的人数甚多，还有一部份内地居民专门赶到澳门入教或做礼拜。对于这种违禁活动，广东官府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禁止中国人来澳入教。香山县令张汝霖在广东督抚的允准下，于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3月委派香山司巡检顾麟会同香山县丞顾嵩前去查封这座唐人庙。3月20日，张汝霖亲自来澳门查封了阿巴罗修道院。澳门主教伊拉利奥（Hilario de Santa Rosa）和耶稣会士试图煽动澳门议事局进行抗拒，还声称如中国政府要封闭教堂，便是“灭教”，他们宁可回国。张汝霖回答是：你们愿意遵守中国法令，则呈请封寺；不愿遵守中国法令，则可呈请回国。最后，葡萄牙人只好让步。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五大口岸的对外开放，东南沿海的贸易日益活跃，而沿海各省的中国水师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失去打击海盗的能力。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对中外商船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形势给澳门的葡萄牙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护航，他们在澳门大量建造护航快艇，开始为中外商船护航。澳门葡人建造的双桅快艇，船体坚固、船速很快、载重量大多为50至100吨，最大为150吨，每条船上一般配备5名葡萄牙人，10名广东水手，安装西式火炮4至6门，最多达20门。海盗非常畏惧这种西式船炮，所以葡萄牙人的护航很受中外商民的欢迎。有时中国官员还雇请他们剿灭海盗。短短几年中，澳门护航业发展很快。1851年（清咸丰元年），澳门护航艇为60艘，到1855年达到了200艘。后来他们采取向出海船一概发保护证、收护航费的办法，向中国船只勒收巨额保护费。有巨利可获的护航事业，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澳葡的重要行业。

1866年（清同治五年）3月，苦力船“拿破仑•卡尼伐罗”号从澳门出洋，船上的华工因不堪虐待，奋起夺船，遭到武装镇压，大批华工被枪杀。船方又纵火烧船，到烈火无法扑灭时，该船船长、船员坚持不打开囚禁华工的铁栅，自己急忙弃船逃走，而船上数百名华工则全部被活活烧死。

澳门早年航空史上的一次空难。1948年7月16日下午6时，卡特林娜式港澳民航机“澳门小姐”号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约8分钟，4名劫匪持械胁迫机师，要将飞机开往中山县一地降落。机师反抗，匪徒开枪，飞机失去控制，遂在香港西面九针岛海面堕海沉没。全机28人，仅一人获救，其余全部罹难。

1935年11月30日，泛美航空公司开辟港澳航线。航机为四引擎“马丁103”型水陆两用机，命名为“菲律宾飞剪”号，后易名为“中国飞剪”号。该航线每星期仅开航一次，设有导航用的无线电台，航机时速130英里，由香港到澳门约需25分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该航线中断。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由9艘战船组成的葡萄牙护航舰队抵达澳门，中国官府要这支船队照章交纳船税。指挥这支舰队的梅内泽斯（Dom Diogo de Vasconcelos de Menezes）却以这些船只为王家兵船为由，拒绝纳税，并威胁中国官吏，必要时将以武力对抗。广东官府下令封澳，断绝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引起了当地葡萄牙人对梅内泽斯的不满，他们抓住几个船长，强迫船长向中国官府交税。梅内泽斯等继续抗拒，市民集结到议事亭，要议事局出面解决。最后，由议事局为舰队代交了4870两银子的船税才使风波平息。

两个华人被葡萄牙士兵杀害一案。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6月某日晚，华人李廷富、简亚二在澳门街上游逛，被巡夜的葡萄牙士兵亚吗嚧、安哆呢当作嫌疑犯加以拘捕。在押解途中，李、简二人企图逃跑，亚吗嚧等竟将他们毒打致死。第二天，香山县丞获悉此事，便与澳葡当局交涉。而清楚该案详情的澳督梅内泽斯（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ses）却将两位死者的尸体扔入大海，并否认见过这两个中国人，但有位知情的土生葡人佛朗哥（Franco）向中国官府告发了罪犯，海防同知张汝霖等便再次要求澳葡当局交出被害人尸体与凶犯。梅内泽斯不仅拒绝交尸、交犯，甚至拒绝中国官员审讯凶犯。于是，广东大吏下令封闭关闸，停止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并命令中国居民离开澳门。在这种形势下，梅内泽斯仍增兵修城，准备顽抗。梅内泽斯以应付突然事变为借口，立即将两名凶犯流放帝汶岛。凶犯离澳后，澳葡官员只好以重贿来求平息这一事件。张汝霖因罪犯已经离澳，又收受贿赂，便向广东巡抚岳浚谎报李廷富、简亚二夜入亚吗嚧、安哆呢之家而被杀死、弃尸，据葡萄牙法律，可判流放。这一案件就这样草草了结，关闭20余天的关闸又重新开放。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岗根据海道副使俞安性的建议，为便于对居澳葡人进行管理，将澳门葡萄牙人聚居地方编街道号码，定立门籍，逐项登记。做法是在葡人居住的大街上树高栅，挂榜书“畏威怀德”4字。又以《尚书•旅獒》篇中“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20字，分别作为门号，分为东10号、西10号，防止奸人进入；同时还禁止葡人在居留地内私藏武器、弹药，并由在澳门的中国官员对当地房屋进行认真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