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李葵，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 李葵早期從事澳門工會工作，是澳門工聯會發起人之一，1949年出任該會副理事長，1958年及1960年再度擔任。 後來，李葵轉到澳門中旅社工作，擔任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澳門中旅（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澳門富豪酒店、濠臻酒店、京都酒店及香港新雅圖酒店董事長。另外，他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董、常務會董。[1] 抗戰時期，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初具規模時，中共黨組織先後派鄭秀、郭寧、馮彬、黃樂天等人赴澳門。鄭秀借著其舅舅在澳門開設的馬康公司作為掩護，在高士德馬路19號建立抗日遊擊隊秘密辦事處，散發宣傳材料，動員當地青年參軍，開展與各界的聯絡工作。李葵和李成俊等澳門青年來到五桂山參加抗日活動，遊擊隊專門為李葵等人開辦代號為“紐約橋”的訓練班。[2] 1960年春節前夕，以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先生為首，組織澳門各界代表45人，來到水庫工地慰問，澳門代表感謝民工為澳門居民的飲用水而付出的辛勤勞動，並向民工贈送慰問品。同年3月8日大陸正式向澳門供水，澳門各界更是群情激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李葵說：“祖國輸水澳門，使澳門同胞結束水荒的威脅，飲水思源，澳門同胞應更加熱愛祖國。”澳門各界對中山縣人民政府建設竹仙洞、銀坑兩水庫充滿感激之情。[3] 70年代初期，為了拓展澳門、中山旅遊業，時任澳門中旅社總經理李葵，與副總經理陳源來到中山，與縣領導商議開闢兩地旅遊線、中山選景點，澳門中旅社組織客源。[4] 澳門南海沙頭同鄉會民間社團成立於1946年12月，成為澳門較早成立的民間社團之一。由崔昭光、何炳祥、崔翼周等鄉賢發起成立，以同心同德，合行善舉為宗旨。後因時局動盪，會務停頓。1961年5月，該會復會，6月舉行復會第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之前該會只設理事會，從第24屆起，因會務蓬勃發展，與家鄉聯繫日益增多，改為會長與理、監事會制，兩年一屆。 崔德祺連任第24至27屆會長，李葵和老永擔任副會長，崔順與為理事長。第28屆改由李葵擔任會長。1997年為第30屆，會長由李葵擔任，理事長崔世榮，監事長林擎。[5]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歐初：《戰鬥歲月：在澳門殺敵鋤奸的往事》，載“新華網＂，2013年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8/02/c_123513016.htm。 [3]蔡尚途：《澳門與水》，載“金山區水務局＂網，2013年1月6日，http://jswater.jinshan.gov.cn/html/EN77/914441128310.html。 [4]《中澳淵源流長》，載“中山網＂，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showcontent.asp?id=558373。 [5]《澳門南海沙頭同鄉會》，載“搜搜百科＂網，2012年12月2日，http://baike.soso.com/v7194374.htm。

黎偉初，又名黎之、黎天。澳門四界救災會服務團第二隊副隊長。[1] 黎偉初是上海外貿幹部。[2] 抗戰時期，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先後組派回國服務團11個隊回內地開展抗戰服務，這些青年年齡最大24歲，最小才14歲。第二隊派去一五七師工作，張釗（又名張鐵柔）任隊長，黎偉初擔任副隊長，隊員包括廖堅、王忠、張羽、張彥、麥葦，陳奇、梁朗、林志宏、何龍清（竹平）、邱瑜等15人。[3] 第二隊於1938年12月初出發，先到達西江的開平縣赤坎五龍鄉；1939年1月初，轉赴鶴山縣谷埠水口村，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們以爭分奪秒的步伐，先後在兩地展開各項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日救國，不怕疲勞，不避艱險，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出色完成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果，深受當地官民的讚揚和愛戴。 1939年2月中旬，第二隊奉命前往粵北曲江集中，接受為期六個月的軍事訓練後，被派到十二集團軍擔任軍中政治工作。兩年多裡，第二隊工作表現突出，不僅得到全體戰友的敬重和愛戴，獲得當時戰區行政長官和有關當局的嘉獎及當地軍民的一致讚揚。[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344-346頁。 [2]開平縣政協文史組：《開平文史》（第18輯），開平：開平政協，1987，第39-43頁。 [3]韶關政協：《韶關文史資料》（第7輯），韶關：韶關政協，1986，第56頁。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蔡似雲，澳門資深的文教界人士。 蔡似雲經常單用一個“雲”字，是當年資深的文教界人士，30年代居住香港；抗戰爆發前返回澳門工作。 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立時，蔡似雲立即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出任該會總務部文書股主任。 蔡似雲與陳大白成為摯友。1936年冬，他從香港寄給陳大白一封信，該信觸發了陳大白在當時的《朝陽日報》撰寫連載專欄“老實人的書信”。後來，這些書信被收入《天明齋文集》第二部分。[1]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楊蔭芳，女，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油畫家、同盟會會員。方人定妻子。 蔭芳生於一個前清舉人家庭，居長。她聰明勤奮，深得家人的疼愛。青少年時期，她在國內讀書，1925年赴日讀書，起初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刺繡科學習，1928年結業；1929年考入日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她和留日同學輟學回國，1933年返回日本繼續學業，1935年畢業。 1930年，蔭芳在日本美術學校與同學方人定結婚。翌年，蔭芳夫妻回國從事美術教學和創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時，她參加東京舉辦的“日本美術學校畫展”、“中華旅日作家十人畫展”；後來參加中法、中蘇、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畫《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觀眾歡迎。1935年9月，蔭芳夫婦和同學蘇臥農、黃浪萍回到廣州時，高劍父創辦的春睡畫院特意為他們四人舉辦歡迎畫展，蔭芳以油畫《臥讀》等十多幅畫作參展，轟動廣州。 1937年，第二次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蔭芳以油畫《魚》參展，贏得中外觀眾的好評。不久，抗日戰爭爆發，蔭芳夫婦以畫筆為武器，宣傳救國抗敵。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勝斯酒店舉辦“方人定抗戰畫展”，蔭芳積極支持丈夫的愛國行動，參與畫展設計佈置，出謀出力，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諸於世，召喚人民，堅持抗戰。 1935年，蔭芳從日本學成回國後，隨即回到中山縣，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後在縣立女子中學、仙逸中學擔任美術教師，培養一批批有志於畫藝的學生。1938年秋，因日機瘋狂轟炸石岐，各學校相繼停課，她避居澳門，直至抗戰勝利。 蔭芳夫婦蟄居澳門期間，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敵偽當局要脅他們參加畫展，保持民族氣節。 1945年秋至1952年，蔭芳受聘為中山縣二區區立第一中學教師；之後，遷居廣州。 1979年8月開始，蔭芳受聘為廣州市文史館研究員，致力於油畫創作，並參加多屆廣州市文史館書畫展，展出油畫新作多幅，連獲好評；代表畫作有《兔》、《臥讀》、《荔灣一角》、《四喜圖》等。 幾十年來，蔭芳始終把她的藝術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青年時代，她參加進步的美術團體；抗戰時期，恥於與落水畫人為伍，並協助方人定從事抗日救亡畫的創作。解放後，她用畫筆讚頌祖國，描繪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賦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體現民族傳統畫法與西洋畫法的融合與昇華，為畫壇綻放異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後，蔭芳將丈夫生前的畫作、遺稿加以整理，交給有關部門出版和展出，先後由廣東畫院編輯、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畫集》及論文著作《國畫的三個問題——線條、皴法、色彩》。[1][2] 蔭芳長期在外工作，但對故鄉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舉辦“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舉辦“中山籍人士書畫展”，她以油畫《廣州西關》參展。1987年，她為《中山修志通訊》第六期撰寫《方人定傳略》一文，晚年時畫作有《荔灣一角》、《四喜圖》、《常餐準備》等。[2] 蔭芳與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長子方心冬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現移居美國，從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堅在深圳特區電子廠工作。女名方微塵居住廣州。 1990年7月19日，蔭芳在廣州病逝，終年88歲。 抗戰時期，濠涌村時常有日軍的汽艇來往，有時日軍還上岸劫掠，有時向偽鄉保要糧、要豬、牛，偽鄉保就向鄉親們勒索。某日，突然有三個日軍徒手進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橫衝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攔住。方德深聞聲衝出房門，抄起木棍便打，邊打邊呼，一些鄉民聞聲而至。基於對日軍的仇恨，揮舞棍棒，一陣狠打。三個日本兵被打得遍體鱗傷，由偽機關出面把三個日兵帶走。但鄉民知道這次闖了大禍，緊張萬分。 果然，日軍調來百多人將村子包圍，聲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緊急之際，有人想起楊蔭芳，她精通日語，請她出面交涉。 在鄉親們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楊蔭芳義不容辭，逕直走到日本軍官面前，取出她留學日本的證件，遞了過去。日寇軍官看著證件，再端詳著這位婦女，一臉正氣，不卑不亢，凜然不可侵犯，一時愣住了。楊蔭芳用流利的日語，說明事情緣由。日本軍官不信，幾個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楊蔭芳，她毫不畏懼，反覆強調，此事與村民百姓無關，不應加罪於他們。她有理有節的一番義正言辭，令日本軍官語塞，最後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楊蔭芳》，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華僑．港澳台人物傳編委會辦公室：《女油畫家楊蔭芳》，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130-132頁。 [3]《楊蔭芳救了濠涌村》，載《中山日報》，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盧榮錫，原籍新會縣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生於澳門。盧怡若之子。 父親盧怡若深受孫中山的教育和影響，一生致力於革命，成為澳門華人中最早的同盟會成員，同時是澳門同盟會負責人之一。1906年，盧怡若與八弟盧壽蓀留學英國，入讀倫敦皇仁書院；他和尢列、謝英伯等在廣州創辦廣東歸國華僑子弟學校，出任校董。盧怡若娶有妻妾四個，生育子女七個，長子盧榮均，七子盧榮勳居住台北，盧榮錫還有盧榮標、盧榮堅等兄弟。 1955年，盧榮錫和父親及高世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新會同鄉會，幫助滯留澳門同鄉；積極參與澳門華人事務，賑濟、教育及華葡交涉等活動。[1] 繼祖父盧九、伯父盧廉若之後，盧榮錫出任第三任澳門商會華人代表。[2]澳門商會於1916年正式改為“澳門中華總商會”，活躍於澳門社會的商業性社團。[3]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戲劇界、體育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各界救災會、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會名流的積極贊助。首期籌募得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贈結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漁冰、梁潔英夫婦，陳章唐、李淑顏夫婦，蘇無逸、陳紫英夫婦，六人各捐婚戒一枚。遊藝大會購買名譽入場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寧、鄭芷湘、黃豫樵、陳聲始和楊惠馨夫婦、梁鴻勳及梁太夫人、盧榮錫、柯麟、梁彥明、陸電明等人。[4] 1953年，盧怡若、盧榮錫為吳鐵城撰寫挽聯一副：[5] 數十年作革命前鋒，黨國早著賢勞，羨當代皆稱元老； 四五載悲沉淪大陸，鼓鼙正思將帥，惜中樞遽折良材。 盧榮錫之子盧景昭是澳門興昌行、澳門實業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貿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國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經濟，取得文學士學士學位；擔任政協江西省委員、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長（亞洲）特別顧問及澳門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關係顧問；並為澳門（中國）青年商會總會創辦人和澳門扶輪會前會長、澳門高爾夫球總會主席。[6] 現今，在江門市潮連街盧鞭村海田街11號的名宦家廟，坐南朝北，宏偉大門，精緻雕刻。一個刻有“名宦家廟”四個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顏色變得黯淡。牌匾四周環繞著精美的磚雕、石雕、木雕和壁畫，上面的花、鳥、歷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為江門市文物保護單位。[7] [1]林廣志：《澳門華人與孫中山和同盟會──〈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述略》，載“神州交流＂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3]黃雁鴻：《清末民初澳門華商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載“澳門經濟學會＂網，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頁。 [5]祝秀俠：《吳鐵城先生紀念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頁。 [6]《盧景昭》，載“華富財經＂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尋訪名宦家廟——探嶺南古風》，載《江門日報》，2012年8月3日。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梁惠民，澳門畫家、澳門四界救災會理事。 抗戰期間，梁惠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獲選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理事兼勤銷部主任。[1]當時，他在澳門一家戲院任廣告繪畫員，收入豐厚。他辭去工作，參加回國服務團第一隊（簡稱第一隊），前往華南戰區工作，李雲鋒負責向連隊講《論持久戰》課程，他負責教士兵唱救亡歌曲。[2] 1939年，第一隊出發到西江高明後，由縣黨部派往第三區。第一隊所駐的自衛團在某大隊內負責政治訓練工作。經過22天訓練後，該團即奉上峰命，派往海口打擊敵人，第一隊亦派員隨往協助。經一天一夜苦戰，終將敵人擊退。不久，在第一隊努力推動下，第三區鄉民協會、婦女協會、少年抗敵先鋒隊及兒童識字班、婦女識字班相繼成立。 2月5日，第一隊經第四戰區動委會檢查工作的結果，認為成績良好，被編為戰時工作隊第一五七隊。自編隊後，隊員在工作上，更加努力。除在該區工作外，又分派一支隊，往距離約28華里的某鄉工作。之後，隊員們工作更加繁忙，而精神更振奮。 1月21日，第一隊正準備為鄉民醫治外科時（因該地鄉民多患外科病），突聞敵機轟炸聲，探悉為高明城被敵空襲，即會同隊員九人，盡取所有藥品，步行35里，馳往救護。抵達災場時，罹難者滿目皆是，斷臂殘肢，呻吟不斷，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該縣平民醫院因經費困難藥品缺乏，沒有藥品可用，救出的傷者只用藥棉敷傷。 第一隊抵達後，除努力協同救治外，並將所攜來的藥品分發應用，各傷者始得以善其後。是役死傷110餘人。之後，梁惠民返回澳門，除述職外，還發動各界踴躍捐助藥物及一切醫療用具，支援前線同胞。[3] 50年代，澳門戲院和廣告業出現不少擅長西畫的人才，與擅中國畫的好友互相切磋交流。關萬里、吳喜雨、崔德祺、陸昌、林近、余君慧、譚智生、梁惠民等先後組成“澳門美術研究會”（後改名澳門美術協會）及“頤園書畫會”，團結一班書畫好友，促進畫藝，卓有成績。兩會合作聯辦《全澳美術展覽》四屆，對促進澳門的畫藝基礎普及和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畫家姚豐是梁惠民的學生。[5]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2]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92頁。 [3]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斷》，載《廣東黨史》，1999年第6期，第6-7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1132頁。 [5]《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姚豐畫展”》，載“澳門基金會＂網，2013年7月28日，http://www.fmac.org.mo/activity/activityContent_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