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马文驺，字瞻一，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檀香山侨领、诗人。郑乃炎妹夫。 马文驺早年担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监察委员兼秘书、澳门中山教育学院讲师。 50年代初，马文驺举家移居美国檀香山，成为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的领导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一九七五年特刊》。 马文驺生育三子二女，长子马任远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初任太平洋士厂化验师，后任设计师。二女马本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外交系高级护理系、德洲陆军卫生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陆军医院少校护士长，调任中东埃及美国陆军医院工作。次子马任弘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商业管理系，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接受美陆军部特种训练。四女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任职政府机构，后奉派往南朝鲜为工程师。 马文驺初到美国时，生活穷困，在餐馆打工赖以维生。他以中国的文化、孔孟学说，伦理道德思想及国家民族之观念教育子女，且从各方面激励子女读书，子女不负父望，个个成才。经金山区评议，马文驺荣获1988年度“檀香山模范父亲”称号。 马文驺自幼爱好诗词，诗作历数百首，出版《岫云庐诗集》，受到海外侨胞称赞。陈立夫评价《岫云庐诗集》说“妙造自然，如见道心，取语甚直，矫矫不群”。 马文驺在艰苦生活中学得一身好厨艺，后来自己开设餐馆，成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馆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他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荣誉会长、夏威夷马氏宗亲会荣誉会长、世界中山同乡会总会副评议长，并任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秘书长。马文驺身在美国，心念故乡，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广州、中山等地探亲观光。 现录马文驺的诗三首：[1] 《秋夜有怀》 惯坐小楼听夜雨，今宵对月伴长檠。万言隐约秋声里，清梦萦牵雁影横。 遣此晴空当逆旅，拼将块磊入瑶觥。人间未改荒凉态，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风冉冉绿山城，池涨新蛙试夏声。雨霁蝉鸣催荡熟，乡心苑转动行旌。 朱门酒肉熏天臭，忍听春来杜宇啼。华屋邱圩人闻寂，千山濯濯夕阳低。 《春暮》 残红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梦醒。茂草苔深王谢宅，夜兰无语数春星。 [1]英豪：《马文驺先生和他的诗集》，载《中山文史》（第20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79-182页。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邓尔雅，原名溥，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斋堂为绿绮园、邓斋；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1]著名文字学大家、篆刻家。名儒邓蓉镜第四子。 尔雅是东莞邓云霄第十一世孙。邓云霄是1598年进士，以谏恒出湖广左右参藩，为官行法严毅，为文渊浩宏硕，尤工诗律，著作等身，《紫云楼诗稿》、《漱玉斋文集》、《词曲竹林小记》、《笔记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邓云霄、邓逢京父子晚明时期，与同邑著名书画家张穆、黄贞都以篆刻齐名。邓逢京有五方印传世，沉厚朴茂，饶有可人风致。 父亲邓蓉镜于1864年考中举人，1871年荣登进士，历任丙子会试同考官，己卯（1879）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官；后为江西督粮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邓青天”美誉。三次诰授资政大夫，加二品衔花翎。1893年回乡，后任广州广雅书院第三任山长（院长）。邓蓉镜亦精通篆刻，与篆刻大家黄士陵（牧甫）过从甚密，现存黄士陵为尔雅于1892年所刻“莲裳翰墨”和后在广雅书院时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尔雅受到家风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大他六岁的哥哥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尔雅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旁听生”，他自小略知六书体例。父亲在家里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痴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力嬉戏，深得父亲喜爱。家里大量的藏书，成为他童年岁月的伙伴，关于篆印的书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里书，就到书坊购买金石图籍。当时这类书，都是点石影印出版，价格便宜，而古代图书、印谱，甚为难得。他四处向戚友借阅，博览群书。之后，他渐渐窥得篆刻的门径、篆刻的要领，甚么冲刀、切刀之法，甚么阴阳、布白，小小年纪，他自己操刀如笔，八岁时开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执辈的赞赏。 尔雅专心研习黄士陵的印，自称是黄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颇有师传斩钉截铁之风，方劲古拙之妙，但不为所囿，能入能出，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闻名遐迩，蜚声海外。 1899年，尔雅入读广雅书院。1905年偕妻及长子邓小雅赴日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担任小学教员；次年与潘达微等同办《时报画报》、《赏奇画报》；1912年与黄节等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5年后，尔雅以书刻文章游艺粤桂等地。 1910年，尔雅名列于《广印人传》；1911年在《时事画报》上刊登润例，开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过的印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数以万计。他培养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刘玉林、莫铁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杰于艺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尔雅携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筑绿绮园居住；1926年，他与潘达微、黄般若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8年担任《非非画报》编辑；1932年任中山大学顾问教授，后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区绥靖公署委员；1936年与黄节组建南社广东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广州沦陷，避兵岛上，治印《不求闻达》。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他担任征集组组长。日寇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抗战胜利后，治印《幸民》、《历劫不坏》等。[3] 晚年时期，尔雅喜欢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刀笔俱现，韵味清朗；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这是他篆刻的一种代表性创造。 在尔雅的影响下，一家人与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子邓橘，自幼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参加印学社团的活动。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参汉金意趣，疏密变化，至堪玩味，深得父执青睐，可惜早逝。次子邓祖永、三子邓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邓橘，列名于印人传中。尔雅的继室叶奕，过门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尔雅引导下，不时操刀治印，先是由尔雅把印文写在石上，让叶奕摹刻；久而久之，叶奕熟能生巧，从摹写、布白、操刀，挥洒自如。[2]1954年10月6日，尔雅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 邓尔雅着有《文字源流》、《邓斋印谱》、《邓斋笔记》、《艺觚草稿》、《艺》、《绿绮园诗集》、《集唐宋诗联》、《聊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书。[1] 邓尔雅的外孙和外曾孙喜欢篆刻，只是业余爱好，无继承祖业之意。从邓云霄算起，篆刻之艺相传15代，家风不失，难能可贵。邓尔雅一生刻过多少印，实在无法统计。由东莞政协主编、荣宝斋出版的《邓尔雅篆刻集》，收入邓尔雅近2500方印。楷书印似俗实雅，古雅清朗，冲和自然，格调甚高。鱼鸟虫书入印，线条畅达宛转，盘曲游动，方寸之间，艳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简约洗练，线条圆洁厚润。金石味中透出强烈的装饰美，别具韵味。[2] 邓尔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门留下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多幅作品为澳门博物馆收藏。2008年12月，澳门行隐画艺学会主办的“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卢园春草堂举行。展出20世纪40-50年代旅居澳门的画家邓尔雅、冯芝、陈融、沈仲强、邓芬、李研山、张韶石、傅菩禅、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观者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画家丰富的文化底蕴、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可以提高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的水准。[4] 现录邓尔雅作于1923年的诗一首《澳门》：[5] 古刻摩厓不可寻，惟存普济一禅林。 当时遗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邓尔雅》，载“邓尔雅个人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黄大德：《篆刻大家邓尔雅》，载《东莞日报》，2007年11月28日。 [3].《邓尔雅》，载“中国硬笔书法线上＂网，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旧侣书画作品展在澳门举行》，载《中国书画报》，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页。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赐諡文达，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进士、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 阮元提倡朴学，精研经籍，学识广博；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主编《经籍撰诂》，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成为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古文字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为文提倡骈偶；著有《研经室集》58卷、《研经室诗录》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终年85岁。[1] 历代方志中，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是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品质的一部，历来备受史志专家所重视。从《阮通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从修志过程中发生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争考察，《阮通志》优长之处与特点很明显：全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编纂选材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方面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书具有鲜明的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具体内容上，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对于历来方志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则力加警戒，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域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 阮元通过修志培育人才、为振兴广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2]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鸦片贸易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联名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示谕。1821年，阮元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澍；接着惩罚庇护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广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顶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监视海关收税的哨艇，在缉拿之中，该官吏用刀砍伤了一两个走私贩子，令往日那些肆无忌惮的烟贩有所收敛。同年11月，清朝廷宣布驱逐泊在黄埔的趸船，同时封锁澳门。 澳门和黄埔的鸦片走私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后，“夷商”无处存储鸦片，相率转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48页。 [2]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门的鸦片贸易》，载“文化共享网＂，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杨子毅，乳名绍柽，字翊朝、别字干周，香山县牛起湾乡（今属中山市东区起湾村）人。宁波市长、番禺县长、中山县长。 子毅生于一个没落的富农家庭。祖父杨灿仁，父亲杨献初。祖父原有田地30亩，除在乡雇工耕种外，在石岐还有银业股份生意。父亲生意失败，田地卖光。当时家里很穷，父亲没有正业，母亲陈氏早逝。 兄弟两个，子毅居长。少年时，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家境不好，常靠外婆和旅美堂兄杨子朝资助。子毅读完书塾，考入石岐读高等学堂，成绩优异，得到亲友的鼓励和资助，考入广州的官办两广方言学堂学习德文。毕业后，他获得公费前往德国留学，入读布莱斯劳大学经济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未及毕业就离校回国。 子毅回国后，被派往东北防疫处任职员，后经同学郑道实介绍，认识伍廷芳，被推荐在外交部任秘书。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子毅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后来，财政部长郑鸿年离职，子毅被委为代理财政部长。1922年冬，陈炯明叛变，局势十分混乱，总统府部门人员各自疏散。1923年2月，陈炯明兵变平定后，子毅保护财款得力，毫发未损，交还国库，深受孙中山的赞扬和器重。 1926年，子毅担任中山大学事务主任；1927年任番禺县长；1928年任浙江省政府秘书；1929年任宁波市长；1933年任交通部秘书长。 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子毅出任中山县长，同时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施政革新，困难重重，压力不少，颇有建树。 裁局改科，精简编制，短缩开支。当时县内有公安、土地、建设、教育、卫生、财政六个局，冗员很多。有些局独揽职权，不受县调遣，暗吃空额。子毅到任不久，裁局改科，把原有局长、科长缩编为科长、主任。此举遭到有关人员阻挠和反对，如朱卓文等人不愿就任，拖延时日，久不交接工作，但他裁局改科，雷厉风行，结果经费大减，收支平衡。 子毅严禁烟赌，清理积案，稳定治安。他把烟赌两项专利权废除，对烟赌犯拘留重罚，包烟庇赌者判以重刑；分区设立“戒严收容所”，收容有烟瘾者集中戒烟，逾期不到的就拘留强制戒烟。每天发放戒烟药物，监督服用；所内配备乐器和文娱用具，定期进行娱乐活动。 马湘是一区沙涌乡人，多年结伙横行于沙涌等一带，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子毅使人诱他到石岐来，在天字码头进行逮捕，当场了结他，为民除去一大害。同时，子毅与五县联防主任袁带密切配合，培训出壮丁自卫队训练员，到各乡组织乡村壮丁自卫队，轮回下乡进行检阅，加强乡村自卫力量，匪徒拦劫和打单勒索等案件极少发生。 子毅裁局改科和精简机构的同时，增设一个县组织领导的“中山县乡村建设委员会”，聘请富有乡村建设经验的干事多人，每天下乡宣传县政实施计划，调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推广优良品种，组织试验区，取得经验就向各乡推广。 子毅致函到檀香山邀请德高望重的郑彼岸回国共商革新大业，请他专责编修《中山县志》兼任图书馆馆长。在郑彼岸的建议下，1936年建成一座三层楼房的中山图书馆，扩大图书阅览室，添置大批书刊。子毅增派管理员，制定借阅图书管理制度，使群众看书阅报更方便。1937年春，他以每套二千多元港币价格从香港商务印书馆购回《万有文库》四套，其中一套用来充实图书馆馆藏，三套分发给县立一小、周崧学校及起湾小学。 1937年8月，子毅举办暑期乡村建设讲习会，小学校长和各乡选派的教师参加，内容有农林知识、保健救护常识及防疫注射实习等，为日后各乡开展抗日救护工作打下基础。[1] 为改革封建礼教的婚姻制度，子毅决定举办一场集体婚礼。为办好集体婚礼，他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很不容易找到十对准新郎新娘。婚礼当天，他邀请十对新人到县政府大堂摆茶会，亲自迎送。 在婚礼会上，他担任主婚人，讲述封建思想和盲婚的危害，介绍国外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举行集体婚礼的好处，表扬十对新人是中山县集体结婚的开创者、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参加婚礼的政府官员、来宾等有一百多人，非常热闹。婚礼结束在一片爆竹声、欢笑声中，花车将新人们送回家。[2]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子毅担任国民参政会委员。 解放初期，子毅被推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积极认真。 子毅一生置有出租田30亩，后来买回祖先出卖的田地，广州有楼房一座。1952年土改运动，他被划为“官僚地主”，后被判入狱，1953年在狱中病故，终年75岁。 杨子毅著有《谈艰苦朴素》，195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58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讲座》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子毅生育三子一女，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总工程师，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1]他去世后，遗孀（二婚妻子）旅居檀香山。 抗战期间，澳门各界青年团结救亡团体——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聘任28位名誉顾问，包括澳门中共地下党活动家柯麟医生，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梁彦明，中山县长杨子毅等开展组织“义卖”、“义演”等募捐活动，为抗日活动筹款。[3] 晚清香山诗人黄绍昌、刘熽芬合辑《香山诗略》，选录自唐至清一千多年的香山诗人235人，1400多首作品。1937年，中山县长杨子毅拨款印行面世，后重印的《香山诗略》上册，收录包括刘世重和李珠光等澳门诗人的作品，为继承和传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4] [1]振兴：《杨子毅当中山县长的时候》，载《中山文史》（第04-0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4，第135-141页。 [2]李淑云等：《六十年前我参加中山县第一次集体婚礼》，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69-71页。 [3]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890页。 [4]卢德铭：《书坛名家——杨子毅》，载《中山日报》，第3251期，C2版，2003年12月1日。

卓荦，香山县下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村）人。摄影家、澳门摄影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 卓荦早年在北京、湖南等地居住，解放前是国民政府官员。 抗战期间，卓荦被委任为中山代县长，开展抗日工作。中山沦陷后，他迁居澳门，继续工作，搜集敌情。当时他住在新胜街，后为日寇所知，下令通缉。当时，卓荦预知消息，化装连夜乘渔船逃往香港。[2] 抗战胜利后，卓荦在香港经商，在半退休时期，经常往返港澳，居住澳门新胜街。[1]当时，卓荦爱上了摄影，因冲晒关系，在水坑尾一家“KK冲晒店”里认识冯汉复和简庆福先生，摄影兴趣更浓。为了创作，卓荦走遍大江南北。后来，他和冯汉复创办一家沙龙摄影院，生意不错。 期间，一群爱好摄影朋友，准备组织摄影学会。卓荦知道后，大力支持，加入组织行列。1958年2月25日，澳门摄影学会成立，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摄影学会，卓荦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后任会务顾问。澳门摄影学会是澳门一个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摄影组织。 卓荦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不仅摄影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在沙龙摄影院期间，他与别人合作不愉快，后来退出。 之后，卓荦觉得无所事事，再与好友经营一家摄影院，即兰心摄影院，地点设在平安戏院隔壁（即后来永大疋头铺位），当时人才济济，业务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后来，兰心摄影院不幸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祸不单行，卓荦染上脚疾，屡医无效，行动不便。但他意志极坚强，不为脚疾而气馁。不久，他在白马行医院对面重操旧业，生意大不如前，终于结束摄影生意。 1989年5月8日，卓荦去世，终年84岁。 好友听闻消息，非常惋惜。卓荦为人慷慨率直，博学多才，令人景仰。友人特向“摄影”版编辑提供卓荦生前的遗作，刊于报端，以志纪念。[2] 1978年9月，卓荦在石林亭石刻对联一副，白底绿字，隶书：[1] 漫步曲桥寻画稿； 闲凭奇石听书声。 横额“石林”，卓荦撰，半坡书。 [1]邓景滨、叶锦添：《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2]田伯：《卓荦先生生平简略》，载《澳门日报》，1989年5月22日。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中国外交家。山西临猗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红军第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后方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三旅政委，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委，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1978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国务委员，港澳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10月至1993年3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1992年亲自来澳门听取咨询意见。1993年3月代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基本法起草工作说明的报告。

卢兴原，西名Lu Hsin Yuan，原籍广东新会潮莲乡（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民国时期法律专家。卢九四子。[1] 1905年，卢兴原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15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毕业于伦敦内寺大律师学校。 卢兴原回国后，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执行律师事务；1917-1918年，担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19年出任外交部司长；1920年任广东省长公署顾问。[2] 1919年，广东军政府内政部批准公医学校（今中山医学院）实行尸体解剖。南中国实行尸体解剖就是从公医学校开始。1921年，卢兴原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大理院庭长。卢兴原特许无家属领葬者的死囚尸体，供解剖之用。[3] 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卢兴原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总检察厅检察长。期间，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邹鲁上任后，随即聘请王世杰为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拟定该校规章制度。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下设八个专门委员会，卢兴原和王世杰、梁龙等16人担任法科委员，学生从原广东法科大学转入。[4] 1925年7月，卢兴原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大理院总检查厅检查长。 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令设“廖案”特别法庭，几经更迭。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这个特别法庭正式成立，检察委员会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公博、周恩来等为委员，朱培德为主席委员；审判委员会以卢兴原、李章达、杨匏安、谭桂萼等为委员，卢兴原担任主席委员。 应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的要求，审判委员杨匏安在会上作“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检察委员陈公博公布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单，主要是朱卓文、苏汉雄、吴培、冯灿、陈细、梁博、郭敏卿、黄基；有间接关系的是梅光培、林直勉。 1926年1月下旬，朱培德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廖案之公判请求书》，请法庭予以审判。1月25日“廖案”特别法庭开庭，由检察委员陈孚木陈述检察经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作有关陈述。2月12日，在审判委员会主席、法律专家卢兴原的主持下，审判委员会进行七次审讯，先后对梅光培等六人作了讯问，并听取张勋等十多位有关证人的证词。 7月13日，“廖案”特别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审理；梁博处以死刑；林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虽经过劳师动众的侦查和审讯，但“廖案”案情仍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内幕尚未揭开。“廖案”至今仍是个未完全侦破的重大疑案。[5] 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任命卢兴原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诉院院长。成立这个法院的目的是要在租界中由中国法官审讯涉及中国人的案例。 1931年起，卢兴原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办公位址在上海广东路17号，电话12316。[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李元信：《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环球出版社，1944，第153-154页。 [3]黎铎：《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及附设公医院》，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5月21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1/200809/t20080912_7286.htm。 [4]薛毅：《王世杰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3-24页。 [5]曾庆榴：《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载《粤海风》，2009年第3期。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朱念高，香山县（澳门）第一任县丞。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级为香山县。从明隆庆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缴交的地租银500两，由香山县代为征收。 清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奏请朝廷增添香山县丞一名，专门处理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事务和纠纷。 雍正九年（1731），香山县丞衙署设立，最初驻扎于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县丞，负责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施管理。县丞是知县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对澳门十分重视。[1] 为了显示郑重，广东巡抚策楞还奏请发给香山县县丞印记，上刻“管理广州府香山县左堂关防”，后改为“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授予香山县丞相对独立的外事职权。从此，由香山县丞签发给澳葡机构的公文，于日期之上加盖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一宗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后，上疏清廷加强防范。乾隆九年（1744），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加强对澳门事务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马留为扩张地界，将县丞衙署连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拆毁，县丞和官员被迫迁回前山寨驻扎。 朱念高任职一年，雍正十年（1732），顾嵩接替担任香山县丞。[3] [1]《香山县历任县丞驻节澳门表：1731-1906》，载《中山文史》（第45辑），中山：中山政协，1999。 [2]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3]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黎翔，字腾翮、仁卿，号凤楼，香山县人。[1]进士、太史、书法家。 清咸丰十年（1860），黎翔荣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进士[2]，选庶吉士，未散馆；官至太史（明清时，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又称翰林为太史）。 黎翔为澳门镜湖医院撰写《镜湖医院记碑》。[3] 澳门三街会馆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后，日渐废圮，澳门八百余家商人、店号遂“商议醵金数千有奇，爰集鸠工”，在其旧址重修三街会馆。由三街会馆值理总领其事，从馆内保存的买卖房屋契约看，咸丰八年（1858）前开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这次重修将会馆有所扩充。重修竣工后，立有《重建阖澳公所碑记》，撰碑者为国史馆协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于书法，创作的一副对联立轴，规格为133厘米×30厘米×2。[5] [1]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页。 [2]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页。 [3]《澳门万象》编写组：《澳门万象：简明澳门百科全书》（下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601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页。 [5]《黎翔　对联立轴》，载“卓克艺术网＂，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

何作猷，字汝宏，号仲秩，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荣登戊戌科第215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为癸卯科乡试担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绪三十年（1904），他为甲辰科会试任同考官；朝廷赏戴花翎二品衔。后来，何作猷担任甘肃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尤其牵动人心。内外官员、在京会试举人2000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抗战，反对割地赔款，涉及当时全国23个省区，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战斗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何作猷参与上书。当时，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会馆，也是会馆管理者。孙中山曾莅临中山会馆。[2] 1917年，广东图书馆复馆时，实行董事会制，冯愿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监理，后改委员制。第一任馆长是冯愿，李茂之、何作猷、茅谦之先后继任馆长。[3] 澳门哪吒古庙簷际悬一匾额，题“哪吒古庙”四字，乃何作猷所书。该庙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庙碑及对联参证。[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龙拱村（今中山市城区槎桥村龙拱街）。 现今小榄何家祠，又称仆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经历200年之后，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进三间，台梁式木架构，后座寝室原有顶脊长联一副，以表彰仆射何公的忠烈史迹，是由清浙闽总督何璟所撰长联： 谏二帝割三镇，早知和议之非，其如国步艰难，一木当风支大厦； 察敌骑将再来，代草勤王之诏，岂意人心涣散，孤魂随日返虞渊。 中座亭堂有一副顶脊联，是时任清翰林院编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两房，兄弟发祥钟凤岭；[6] 孤忠垂万古，君臣大节树燕山。[7] [1]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页。 [2]刘征：《海峡两岸的文化枢纽》，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3]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页。 [4]郝雨凡等主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25页。 [5]何仰镐：《榄溪风物》，载《中山文史》（第46辑），中山：中山政协，2000，第159-221页。 [6]凤岭：指小榄。 [7]燕山：指徽、钦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许敦元，云南省楚雄市人。香山知县、诗人。 1790-1793年，许敦元担任香山知县。[1] 1791年农历九月初十午后，澳门洋人庇哆卢饮酒沉醉，在三层楼地方经过，见有儿童罗亚合在摆卖柿子，取食三个，应付九文钱。庇哆卢身上未带钱，无可给还，罗亚合拉住他索取，庇哆卢用手殴其背两下，罗亚合哭喊。铺民夏得名和赵有光见到，路见不平，上前斥骂。 庇哆卢不懂华语，转身欲走，夏得名将其扭住举拳欲殴，庇哆卢情急之中拔刀刺夏得名，赵有光上前帮助，也被刺伤。不久，两人伤重不治。广州知府张道源和香山知县许敦元等急往澳门处理此案。十月三十日，庇哆卢被处以绞刑。 1792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洋人噧喴哩亚斯饮酒沉醉，在澳门下环街经过，适有该街铺民汤亚珍从外回来，走至该处，因街口路窄，与噧喴哩亚斯碰撞。噧喴哩亚斯气忿，手批汤亚珍左脸颊。汤亚珍不依，扭住噧喴哩亚斯举拳欲殴，噧喴哩亚斯情急，拔刀吓戳，伤及汤亚珍肚腹。次日，汤亚珍伤重身亡。香山知县许敦元等赶往澳门处理案件，十二月十四日，噧喴哩亚斯被处以绞刑。[2] 1790年开始，广东沿海及内河发生严重的海盗行为。1791年澳葡当局以“情愿驾船出洋追捕盗匪”为偿，提出“番舶税则按照向例征收，修葺房屋使费准予裁免”两项请求，香山知县许敦元经请示准令澳葡当局“拨船二只，跟随内地兵船，出洋捕盗”。但澳葡当局又提出九条申请。对于澳葡当局之九条申请，许敦元于次年正月逐条加以批驳。[3] 现录许敦元的诗两首：[1] 《游海觉石下》 石磴盘纡入，山阿结小亭。 莲花开佛地，蓬岛宅仙灵。 巖树千年碧，中洲四面青。 鸿濛原一气，天水共冥冥。 《张太尊次韵之二》 莲峰回镜水，石壁峙兰亭。 几度招仙侣，何年擘巨灵？ 云垂沧海白，潮涌万山青。 小憩幽岩下，尘心落杳冥。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19-221页。 [2]陈贤庆：《清代澳门涉外凶杀案》，载《中山日报》，2007年4月15日。 [3]王巨新、王欣：《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2页。

梁家瑛，香山县六区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天津海关关长、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家瑛家境殷实，青年时代外出求学，30年代中期在上海市的海关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海关工作。 1937年，家瑛调任珠海拱北海关，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港澳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他成功组织拱北海关关警的罢工斗争，并吸收了五名队员入党。 1940年初，家瑛调到四川省万县海关工作，其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抗战期间，他遵照党的指示，致力开展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后为三位上级领导人安排社会职业，作为掩护。 抗战胜利后，万县海关撤销，家瑛被海关总署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天津海关任职。 1948年4月，任职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变节，出卖一批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幸好家瑛离开四川，行踪不定，未被国民党抓捕。 1948年冬，家瑛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南下，参加香港九龙海关起义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家瑛重返天津海关工作，历任副关长、关长。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天津海关获得“全国红旗海关”的荣誉称号。 “文革”期间，家瑛受到康生的迫害，被诬陷为冉益智一伙的叛徒和潜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坐牢21个月。打倒“四人帮”后，他获得平反昭雪，后被海关总署调到北京外贸学院筹建海关学系。 两年后，家瑛调任天津市侨务办副主任，继任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1985年，家瑛离休后，担任海关学会副会长，主持26万字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一书的编辑工作。[1]他撰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历史述略》一文，发表在《海关研究》1991年第3期上。[2] 1992年初，家瑛及家人从深圳蛇口乘船来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珠海。拱北海关领导人为这位八旬老人提供了生活起居的方便。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榕达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龙贵兴陪同家瑛，回到金鼎镇看望故居，并拜访镇政府。[3] 1999年，家瑛在天津病逝，终年86岁。[1]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400-401页。 [2]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17-24页。 [3]卓华明：《梁家瑛和抗战初期拱北海关的地下革命斗争》，载《珠海文史）（第14辑），珠海：珠海政协，2006，第6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