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中国早期天主耶稣会士。字惟信。澳门人。其父为虔诚天主教徒，与当时居澳门的法国教士陆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随陆德赴罗马深造，入罗马圣安德勒学院学习。1653年入罗马公学，攻读修辞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后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读神学。是第一位华籍耶稣会司铎，也是第一位中国留欧学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门。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华语。期间郑玛诺曾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中国神父到内地传教，以挽救天主教传敎事业在中国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传教士返回北京供职，郑玛诺亦被推荐进京，修订历法。1673年卒于北京，年仅40岁。墓在阜城门外胜公栅栏。

卢文起，字深潮，号斗韩，别字瀚星，香山县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进士、县令。 文起自小聪明过人，当时得到知学使惠士奇的赏识，用心栽培他。他不负所望，补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会考，荣登戊辰科进士。当时，他的恩师惠士奇罢官回归吴地，因生活贫困而变卖房屋。文起获悉后，联同其他同学捐赠600两，为恩师将房产“红豆斋”赎回。此事四方传为美谈。 文起先后担任湖南临湘县令、贵州仁怀县令。仁怀当地偏僻贫穷，苛捐杂税十分沉重。到任后，他减免贫民税收，改善人民的生活。当地文化落后，许多人不识字。他烧录诗文，兴办教育；秉公执法，磊落办事，深受仁怀民众的爱戴和拥护。[1] 某日，某妇人伙同奸夫杀死亲夫，将尸体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寻数月，找到死者未变质的尸体。杵作按照惯例，需要拆解尸体检验。文起加以制止，说死者的伤痕清晰可见，为甚么还要拆解尸体呢？他有甚么罪呢？于是，文起请示抚军，说贵州山高土厚，凡尸体不易变质且能够检验的，一概不要剖尸检验。抚军表扬他，并采纳他的建议。[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怀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建造一座遗爱祠，表彰他的功绩。后来，文起因病，回到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从事教学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与兄长卢文兴一起大力支持家乡建设，倡议集资建桥，带领村民兴建官涌桥，桥长14丈，宽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们长途跋涉之苦。 莲峰庙是澳门华人求神拜佛和集议商事的公共场所。清雍正元年（1723）莲峰庙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慈护宫”。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担任清廷户部侍郎，积极联同香山县事等，捐资修建庙内观音殿，他所撰《重修观音殿碑记‧观音大士殿宇记》记载“其中基址广延，肇造宏丽，惟莲峰慈护一宫，直并象教鹫岭。其前为天后殿，其后为观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余载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终年89岁。 卢文起博学多才，著有《四书纂要》十卷、《易经讲义》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连乡志》、《四书讲义》等书。 现今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前有一座云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当年，卢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阳》诗赞曰：[4] 一声金鼓半峰丹，丽日峥嵘复旦看。镗答应天暄负早，离晖出地曙光团。 花呈锦绣笼烟瑞，涧绕春阳煦谷寒。静传云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鸾。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382页。 [2]卢文起：《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3]冈虎：《澳门莲峰庙始建时期探微》，载《五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29页。 [4]《“香山八景”始于元代》，载“中山文化资讯网＂，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伯多禄有很多卓越的著作，例如《初学者适用：以葡文认识中文和中国》、《寓言故事》、《日常广州及北京方言 葡译《圣谕广训》内页用语》、《中文实用语法》、《中文书写语及口语教程》、《译自〈圣谕广训〉的中文书写语》、《粤语指南》、《澳门葡文 学校适用：粤语中文文章》、葡译《国文教科书》等，在当时而言成就非凡，大多数更是以启发性教学及教育的模式来构思和制定，有系统地编排准备每一课，更以拼写法/正字法配合，以便学习。

黄耀坚，澳门镜湖医院著名医生、镜湖护校首任校长。 1935年秋，柯麟医生举家迁至澳门，开办诊所，挂牌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对穷苦病人收费低廉，对特别困难的病人给予免费医疗，深受澳门居民的赞扬；1937年10月被聘为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柯麟是共产党员，不久，他接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建议，进入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一批名医生如黎锋、王德光等陆续到澳门避难居住，得到柯麟的热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联络从广州逃难来澳门居住的医学界黎锋、黄耀坚、王德光、陈伯强等十多人组成“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并成立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为改革和发展镜湖医院准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镜湖医院建立护士学校（今镜湖护理学院），聘请“西医顾问团”的医生义务学校上课。[1]1941年，镜湖医院值理会的推选过程中，值理会两次面谒总督报告情况，总督介绍的人选戴恩赛、王德光、郭秉琦、黄苏、刘叙堂、胡肇春、黄耀坚、赵七、梁后源、高福耀、董庆堂、吴伟佳等12位成为当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镜湖医院医药部主任黄德光和黄耀坚、吴鸣、柯麟联名再提建议建立手术室。3月2日，澳门卫生局覆函，准予设立，但手术时须由葡籍医师到场负责。这份覆函使医生们无限愤慨，但柯麟和马万祺沉住气，请富商高可宁捐资8000双毫（贰毫银币），着手建设手术室，1944年，手术室初具雏形。[3] 抗战期间，澳门人口激增，从30年代十万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万人。社会医疗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区伤患的治疗，镜湖护士学校任务加重。护校首任校长黄耀坚，既为镜湖值理会成员，又为西医顾问团成员，更是懂行的医生，日理万机。其夫人林柳坚女士主要负责护士学校校务。林柳坚原为广州博济医院护士长，把博济医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门，对护理教育和训练进行大力的改革，使护校渐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础。[4] [1]《明清以来的粤澳关系》，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特征》，载《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页。 [3]《香港沦陷后的“孤岛”澳门》，载“文化共享网＂，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刘羨冰：《澳门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郑榖贻，澳门中学校长、诗人。 郑榖贻自少聪明，勤奋好学，喜爱吟咏；担任澳门宏汉中学校长。[1] 郑榖贻与王惺岸交好。王惺岸是《澳门通报》日报的评述，是著名澳门报人、诗人。[2] 现录郑榖贻的诗一首： 《惺岸词长以〈戊寅除夕〉诗征和次韵奉答》[1] 倦谢风尘伏枥身[3]，又听腊鼓镜湖滨。[4] 杯倾蓝尾团今夕[5]，劫逼红羊负好春。[6] 天道右强偏我弱[7]，人心思奋与年新。 报章消息明朝断，博得清闲节眼神。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5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9页。 [3]伏枥：关在马房中。枥，通历，养马的地方。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此谓托身世外，以度余年。 [4]腊鼓：古时于腊日或腊前一日击鼓驱疫之俗。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又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5]蓝尾：蓝尾酒。唐代宴饮，酒巡至末座，谓之蓝尾酒，也作婪尾酒。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 [6]红羊：红羊劫。指国难。 [7]右强：偏袒强者。

陈满，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澳门医学、文化界名人。[1] 20世纪20年代，陈满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后转读光华医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越华报》工作，主持该报“医事专版”。之后，他在澳门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文化事业。 1950年3月8日，陈满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担任社长。《新园地》原为“新民主协会”会刊，出版时编者只注“澳门新民主协会出版委员会主编”，最初附在《大众报》内发行，双周刊，四期后改为旬刊，正式单独对外发行，1955年改为周刊发行。《新园地》属于文艺刊物，最初为免费派发，后改为消息类报章，倾向于时事论述。文艺不是报纸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价，如1955年为例，每份零售价一毫，订阅每月三毫。《新园地》等刊物对澳门文学新秀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培养不少文学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学在热心爱国人士支持下，扩大校董会，由陈满担任董事长，将中学部扩迁到亚马喇马路三号，1952年兴办简易师范班，1951年创办高中部。[3] 1964年，柯麟医生受聘为镜湖医院院长；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为首，组织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今澳门中华医学会），成为澳门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门华人西医团结在中华医学澳门分会的周围。50年代，陈满和邵昆仑等校友协助澳门工联创办澳门工人医疗所。1987年3月，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是陈满和饶不辱、谭焕容、梁秀珍、梁志辉、邵昆仑、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筹组成立的群众性医学专业团体，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境外第一个校友会，其中不少是各专科主治、主任医生、教授及院长等。该会宗旨是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加强与国内外各地校友的联系，交流讯息和学术，团结本地同业人士，共同推动本地区卫生保健事业。[4] 陈满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新园地》社长、澳门同善堂名誉主席、濠江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江门政协委员、新会同乡会副会长等职，为澳门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陈满的外孙梁维特连续出任三届澳门行政委员会成员。[5]1990年1月，陈满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4岁。[1] 2012年11月9日，澳门历史档案馆首次与民间团体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合办的“‘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举行开幕式，展出图片逾300张，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陈满、饶不辱、谭焕容等中山医校友的事迹、澳门主要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医护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体现近80年来澳门医学界和社会的发展。[6]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2].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7页。 [3].《濠江中学》，载“新榜网＂，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载“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华澳人语》，载《新华澳报》，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载“开幕澳门民航学会＂网，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傅渔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门浸会会佐。 渔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来到澳门，在浸信会热心事主，被按立为会佐，经常代表教会出席全国和两广浸会联会。[1] 1937年9-11月，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独力组织五期筹款活动，举行游艺和乒乓球赛、义演、义舞及劝销国旗国花等筹得现款五千多元。首期筹募，各界踊跃购买门券，收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渔冰和梁洁英夫妇、陈章唐和李淑颜夫妇、苏无逸和陈紫英夫妇等殷商各捐结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渔冰被两广浸会联会推选为培正培道校董，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3年，因学校需要，校董会聘请渔冰兼任澳门培正中学义务校长，对学校发展贡献良多。同时，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镜公司的老板。[3] 1963年，渔冰向校董会请辞，全家迁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渔冰在香港去世，终年81岁。[1] 1928年，傅渔冰在澳门与梁洁英女西医结婚，生育两女五子。 1952年，傅渔冰的女儿傅忠爱与滕近辉结婚，子孙十多个。 滕近辉是山东青岛人，字怀智，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外文系；1950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毕业；是一位资深牧师，著名神学教育家、书法家、音乐家及神学教育家。他担任美国华人宣道会主席、《生命季刊》顾问、著名华人教会牧者、“驱动差传事工”的先锋。担任宣道会香港区联会荣誉主席及荣誉牧顾长、宣道会北角堂荣誉顾问牧师、牧职神学院讲师、世界华福会国际会荣誉主席。宣道会北角堂现时是香港宣道会中最大的教会，每主日崇拜人数超过五千人。[4] [1]《先贤小传》，载“培正学校同学会＂网，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1页。 [4]《滕近辉》，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陈寂，字寂园，又字寂爰[2]，自号枕秋生，原籍广东怀集，生于广州。 陈少时入读城中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他读中学时，成绩优异；博览群籍，尤好读诗古文辞，创作诗词。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升读大学，谋得一份小学教职。 1926年，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的聘请，陈前往柳州任教。当时广西建设厅长陆希澄赏识陈的才干，调任他为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干事。一年后，因母亲病重，陈回到广州。 陈历任广东省立女子中学、知用中学、台山师范学校、新会县立中学及澳门知用中学教员。1941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45年，担任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陈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能进入广东著名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任教，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外，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奖掖和朋友扶助。20世纪20年代初，陈还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投稿《学衡》杂志，马上受到主编吴宓的关注，并分期刊出数十首。学者刘永济读到陈的诗词后，与他通信。后来，陈多次对人感叹地说“知我者刘弘度也”。广东名宿叶恭绰、陈融对陈更是青睐有加，殷勤期许。叶恭绰更亲为陈的诗词集《鱼尾集》作圈点，并加眉批。时值抗战，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到坪石，陈北上韶关。时任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与中山大学校长金曾澄，能文擅诗，经诗人阮退之介绍，阅读陈的诗词，大为赞赏，破格聘请陈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与音乐家马思聪成为同事。 抗战胜利后，陈担任法商学院教授期间，张北海出任《广东日报》社长，特辟文艺专栏《岭雅》，聘请陈主事。在任上，陈广交岭南诗友，组织稿件，在主编50期中，发表了数千篇品质堪称上乘的古文诗词，保存岭南一代文献。1949年后，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过著安稳的书斋生活。当时陈寅恪、方孝岳、容庚、黄海章、詹安泰、陈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谢健弘、卢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陈的旧友新知，时有酬唱。历史系周连宽教授回忆说，陈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说“寂园的诗词写得好”。陈的助手黄萱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陈寅恪非常夸奖陈的诗词。黄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陈多年好友，点评其诗词。 1969年，陈从教授楼被迫迁到集体宿舍。“端居类”诗多作于此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与佣保杂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一时难以适应。居住环境恶劣，妻子长期患病，三个子女又需抚养，打入“牛棚”后所发的“生活费”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经济十分拮据，为了偿还债务，陈不得不廉价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籍。1976年，陈去世，终年76岁。 陈寂的诗词集，最早有《寂园诗词钞》一卷，编定于1924年10月。钞本。所录者皆为广东《商报》文艺专栏者，计40余篇。后有《鱼尾集》一卷，刊于1935年。录诗71篇，词30阕。《鱼尾集‧二集》二卷，编定于1949冬。卷一录诗150多篇，卷二录词30余阕。《枕秋阁诗钞》七卷，为陈晚年手抄本，录1949年以后诗。卷一录古风、律诗70余篇。卷二至卷七为七绝，以题材编排，分为身世、哀痛、感时、端居、纪游、寄人、咏物、咏史、论诗、论词、题画等11类。录绝句1300多首。《枕秋阁词》一卷，录词260多阕。 其子陈方教授复从旧报刊中辑得集外诗词120多篇，编为一卷。[1] 抗战时期，陈寂避居澳门，住在青洲过渚矶。[2] 陈寂一直以幽默著称，上课也不例外。他有两撇往上翘的花白胡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阑而一动一动的，令人一见就想笑。教案写在类似旧时记帐用的那种折叠式的本子上，一边讲课，一边向讲台前缓缓往地板上掉，讲完课匆匆收拢来塞回手提袋里，这在全系教授、讲师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往往引人发笑。有一次，一位同学站起来问及“含蓄”一词。他不作直接解释，而是眉飞色舞地说日前一位朋友从马来亚回广州省亲，见面叙旧时，他赠给对方一首诗：“一别乡关三十畴，曾经相约共南游；南瀛浪恶千帆远，怎奈梅花劝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声说：“写成‘梅花’就含蓄啦！写成‘老婆’就不含蓄啦！当年倘不是老婆拖后腿，反对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么？”就这样，算是对“含蓄”一词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课电铃响过，学生们坐在座位上等了20来分钟，仍不见他的踪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讲坛，把手提袋往讲台一搁，呼吸还没有恢复均匀，就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我想了一首诗。”他缓慢地吟了起来，原来就是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吟罢，他说：“我想呀，想呀！想来想去，就忘记来上课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课堂上吟了一首七绝：“幔帐低垂锁玉娇，溶溶细语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来急雨打芭蕉?＂大多数听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诗的含意；只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学从高楼视窗撒尿下来，很失体统。他是用诗句对那位同学提出批评啦！[3] 现录陈寂的诗三首： 《题〈青洲图〉》 堂前踮踮白鸥翻[4]，堂后森森古柏存。隔岸数峰清似水，梦来还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满江村。[5]嬉春记得儿时事[6]，故国东风望眼昏。[7] 《过望厦》[2] 碧翳林塘聒午蝉，萍开还见橛头船。[8]澹师去后江山老[9]，行过寺门无杜鹃。[10] [1].陈永正：《枕秋阁诗词略论》，载《诗论诗讯》，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页。 [3].彭颂声：《心里充满著爱》，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第77-78页。 [4].踮踮：堕落貌。《后汉书‧马援书》：“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 [5].漠漠：弥浸貌。 [6].嬉春：游春。 [7].以上二首诗作于1941年春。当时诗人约邀张逸、张谷雏、郑哲园、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矶山园雅集，作画题诗。上首“梦来还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国东风放眼昏”之句，寄托故国之思，颇有苍凉之感。 [8].橛头船：又作橛头。小木船。张元干《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钓笠披云青障绕，橛头雨细春江渺。” [9].澹师：指澹归和尚。 [10].寺：指普济禅院。这首诗亦作于1941年。

吴梅鹤，自署冷香馆主，香山县翠微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1]人。港澳教育家、画家。 吴梅鹤早年师从广东国画研究会创始人李瑶屏学画，后又成为高剑父的学生。他所作中西画，景致清幽，着笔苍劲。[2]1924年，在澳门举行艺术展览会上，他的作品获得最优等奖项。[1]吴梅鹤与高氏师兄弟陈公廉、钟福佑和余活仙执教于澳门学校。 1928年3月，鲍少游夫妇在半山坚道开办“丽精美术学院”。同年7月，胡根天、吴梅鹤在坚道开设“香港美术学校”。[3] 1931年，谭荔垣（汝俭）、黄伟伯（棣华）、胡少蘧、吴梅鹤等人发起成立正声吟社，无固定会址，荷李活道义学教员邓晃云（绍先）为召集人，由他将预先拟定的诗钟“钟眼”通函分发各爱好者，定期在某酒楼雅集，请大家携佳作赴会，只收席金一二元港币。[4] 1940年，高剑父、刘君任、吴肇钟、吴梅鹤、简琴斋、王道源、张坤仪、周世聪、麦啸霞、陈抱一等人创组中国艺术协会，举办中外画家作品联展、港英美术作品交流展。[5] 1939年1月，吴梅鹤在香港中华美术学院撰写《青年画家黄独峰》一文。[6] 中年后，吴梅鹤多居乡间。翠微离澳门仅几公里路，他有时到澳门，以当地风貌入画。当时葡国人很欣赏，他的画价可卖到十两白银。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卖出两三帧画后，尽情挥霍，视澳门为乐土。某日早上，他到澳门蹓跶一天，翌日睡醒后回家。[1] [1]《画如剑以柔制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4日。 [2]宋金绪等：《总结篇我们的成果丰硕而意味深长》，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4日。 [3]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二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66页。 [4]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754页。 [5]张磊：《东莞英才录》，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第105页。 [6]吴学斌、蒙启菲：《黄独峰艺术生涯》，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78-79页。

黄节，原名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生于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一个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诗人和学者。 黄自幼聪敏好学，深明事理；22岁时在简岸草堂读书，深受岭南大儒简朝亮道德学问的熏陶。两年后，赴广州深造。约1900年，他北游齐、鲁、幽燕等各地，并东渡日本，广泛结识进步人士，深刻认识国情，形成启迪心智、唤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黄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编辑出版《国粹学报》、《国粹丛书》，将清代焚毁的书淘寻，获得15万卷，黄将这些书籍图册分门别类印刷出版，为保存散落民间的珍贵书籍作出巨大的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加入南社，长居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 黄著有《蒹葭楼集》。作品兼见唐诗的文采风华与宋诗的峭健骨格，人称“唐面宋骨”。他对先秦、汉魏六朝诗文有很多精当见解，学界视为一代宗师。他还著有《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顾亭林诗说》等。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里，有好几位不向当局买帐的学者，他们以学人的风骨，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国学的黄。无论是汪精卫电召出席所谓“国难会议”，还是陈济棠邀任教育厅长，他坚辞不就。 黄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顺德简岸草堂读书时，与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励；后浪迹大江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从事文化救国事业。为此，他变卖祖业，赴上海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等创报刊，创办学会，阐明反清思想，写下大量爱国诗文，为胡汉民草拟《誓师北伐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之后，他不再从事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黄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担任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长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1929年辞职，仍回北大工作，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1935年1月24日，黄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安葬在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来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蒹葭楼”，拜会黄节，并以《碧琅玕馆诗集》文稿呈览。黄节批语“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黄节的批语意在鼓励冼玉清要突破旧体诗的旧传统，有更多大胆创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辞、新的意境，以激励冼玉清在诗歌创作中开创一代新风，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黄节肯定冼玉清诗的优胜处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并提醒她“吾粤诗之滥，滥于张南山”、“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黄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解很有见地，对那个时代诗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对曹植诗歌的注解，为学界所称道。 黄节所写《诗学》，学界评论说，这是近80年来甚为传统学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比陆侃的《中国诗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诗学史，朱自清以《论诗学门径》一文举清代诗话代表作叶燮《原诗》与黄节并提。曾有学者表示，《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的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黄节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诗歌的创作技巧，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还是诗歌的传播者，在近现代学者当中，成就十分突出。 黄节对顾炎武诗歌的研究很有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东北被日本侵略，顾炎武诗歌的研究激励、影响当时一大批学生，投身抗日前线。 黄节又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岭南书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时期，黄节研论《毛诗》，凡是与《毛诗》、《楚辞》、《文选》有关的书籍尽数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图书外，身无长物。[1] 1928年春夏，黄节来到澳门，天气十分酷热。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旱热难耐，热极生风雨。在黄节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盆、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在黄节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黄节在澳门逗留，成为世人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为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3] 2008年，黄节之孙黄炳瑜66岁，五年前开了一家制衣厂。黄炳瑜有八个姐妹，为了谋生，除他及弟弟黄炳虾还住在右滩，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广州、番禺等地发展。 “文革”期间，黄炳瑜之父黄大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于黄节的历史，黄炳瑜说“父亲不敢说，也不愿意再提及”。黄大星在香港求学，回乡后在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校长。退休后，家里经济困难，只有靠姐姐在广州的缝纫机厂做工来补贴生活。后来生活好一点，搬到广州，在那里呆了十多年，去世时80多岁。 黄锦晖是黄节的曾孙，现是杏坛镇光华社区民警中队一名民警。对于曾祖父黄节的事迹，他在父亲偶尔提及时才了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经是一位名人。[1] 现录黄节的诗五首： 《濠镜寄广州罗原觉》[4][5][6] 山翠当门且卜居，一年尘事了无余。意多始觉泉明晚，迹近能令务观疏。 邻树鸟鸣同止止，海波鸥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邦独累歔。 《澳居杂诗》（五选四）[7] 倚栏树不到簷庭，白日初黄月淡青。楼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难得此居停。 一湾水弱不流花，寂寂连山长草芽。五月海风多带雨，乱帆随雨过前沙。 湿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谁谓水都无！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深忧独老夫。 巢鸟因风落短簷，屡回头处语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识，雨后阑干不上帘。 [1]《一代诗人学者黄节》，载《珠江商报》，2008年10月25日。 [2]冼剑民：《岭海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发现顺德‧澳门专题》，载“顺德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72页。 [5]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6]刘斯奋：《黄节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页。 [7]罗原觉：（1892-？），南海人，一名元觉，广东著名收藏家。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