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中國早期天主耶穌會士。字惟信。澳門人。其父為虔誠天主教徒，與當時居澳門的法國教士陸德神父交往甚密。1645年，隨陸德赴羅馬深造，入羅馬聖安德勒學院學習。1653年入羅馬公學，攻讀修辭學、物理學、哲學、邏輯學等課程，後留校任敎。1660年至威尼斯攻讀神學。是第一位華籍耶穌會司鐸，也是第一位中國留歐學生。1668年8月19日返抵澳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華語。期間鄭瑪諾曾寫信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要求派中國神父到內地傳教，以挽救天主教傳敎事業在中國的危局。1671年，清廷解除禁敎令，西方傳教士返回北京供職，鄭瑪諾亦被推薦進京，修訂曆法。1673年卒於北京，年僅40歲。墓在阜城門外勝公柵欄。

黃紹統，字燕勳，號翼堂[1]，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教育家。黃培芳之父、黃佐第七代孫。 紹統八歲時，父親黃冕去世。[1]家裡貧苦，他吃幾個螺就算一餐，卻怡然自得，勤奮讀書。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紹統考中己卯科舉人，選授石城（今廉江）縣訓導。期間，他善於根據各個學生的天資、性格、勤情等情況，分類給予教導，建立一套使各類生員都能接受，並能促使學業長進程序。對於貧寒儒士，尤加意扶持指導，極大地鼓舞學生們勤奮苦學，被推薦鄉試者就有多名。紹統授課的課堂，稱為“仰山堂”，後人稱他為“仰山先生”。 紹統在石城任教18年，後調任瓊州（海南島）府學教授。赴任時，石城民眾送行隊伍排了20多里，沿途設帳篷30多個，作為接待紹統休息的地方，成為該縣空前盛事。 瓊州府有一個紈絝子弟，行為惡劣，生活浪蕩，被府學開除學籍。紹統到任不久，該生由父兄陪前來拜訪，送上千兩銀錠，以請求准予復學；又請州府高官代為說情。 紹統正言厲色拒之說，我萬萬不能收不義之財，不做非禮非義之事。否則，敗壞學風，遺臭萬年。 紹統為人正直，恭儉勤奮，潛心治學，為海南島培養了大批有識之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紹統在海南去世，終年62歲。 弔唁者絡繹不絕。石城人士聽聞噩耗，也渡海過來致哀。黃家人扶靈經石城返回香山時，大批民眾素衣攔路哭奠。靈柩運抵省城泰泉舊里時，石城百姓有來省城作客者，都前來弔唁。之後，每逢考期，石城縣人赴考者，一定先到泰泉舊里的黃氏祠門下舉行拜祭儀式。 黃紹統博學能文，尤長於詩；遺著有《石城縣志》八卷、《仰山堂集》三卷、《三唐詩選》三卷、《歷朝賦選》四卷、《列朝古文雜選》四卷及《古文五選》等。 黃紹統在仰山堂自署堂楹云：“為倫類中所當行之事，作天地間不可少之人＂。 《粵東詩海》評價黃紹統：“詩不炫異，不求工，不規規摹仿，即事抒懷，自合溫柔敦厚。” 現錄黃紹統的詩一首： 《蓮峰晚照》[2] 繞城山勢折，取道晚登臨。雲過篩松影，風來送梵音。 炊煙浮地起，夕照入林深。今日多園樂，依然作客心。 黃紹統生育兩子：黃式方（沃楷）、黃培芳。黃式方是清代詩人，21歲時病逝。[1]黃培芳是清代著名詩人、教育家、進步學者；著作有《易宗》九卷、《書訓纂》12卷、《詩文參》20卷、《禮記鄭注翼》12卷、《春秋左傳翼》30卷、《十三經或問》13卷、《四書闡注闡》19卷、《四書考釋》19卷等50多種共數百卷。[3] [1]林子雄：《黃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98頁。 [2]《黃紹統、黃培芳父子‧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65-70頁。 [3]趙國勇：《黃培芳在荔山鄉》，載《斗門文史》（第9輯），珠海：斗門政協，1989，第40-41頁。

伯多祿有很多卓越的著作，例如《初學者適用：以葡文認識中文和中國》、《寓言故事》、《日常廣州及北京方言 葡譯《聖諭廣訓》內頁用語》、《中文實用語法》、《中文書寫語及口語教程》、《譯自〈聖諭廣訓〉的中文書寫語》、《粵語指南》、《澳門葡文 學校適用：粵語中文文章》、葡譯《國文教科書》等，在當時而言成就非凡，大多數更是以啟發性教學及教育的模式來構思和制定，有系統地編排準備每一課，更以拼寫法/正字法配合，以便學習。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羅濂，字雲翹，號勺庵、又號拜梅，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人。詩人。羅濂16歲時，父親去世。他刻苦讀書，26歲時，補諸生；以文救貧，馳京華，走中州，蹭蹬（失意）無成。辛亥革命後，他授徒講學，設帳穗城，移硯香海（香港），再遷澳門。 晚年時候，羅濂寄居澳門，能詩文，工書，學蘇軾及米元章，饒有大氣。當時，學生潘家豪等人湊錢，為他刊印詩文，名為《勺庵全集》。1941年，羅濂去世，終年79歲。 現錄羅濂作於1923年的詩三首：[2] 《遷席澳門南灣》[3] 九洲洋望雪濤堆，入幕依人又一回。曉岸車聲疑雨急，夜江燈火識潮來。 殘生病骨惟工臥[4]，亂世家書總怯開。掛起南窗天水闊，鬢絲榻畔且徘徊。[5] 《澳寓感詠》 寥落鄉心一雁飛，江湖仍戀稻粱肥。[6]書非白首胡知讀？座有黃花便欲歸。[7] 敢扶經心膺講席[8]，還償酒債典寒衣。卷堂欲趨茱萸節[9]，爭奈依人此願違。 江村黃葉好歸休[10]，濠鏡劬書又滯留。[11]斗室瓜牛終自槁[12]，故鄉稻蟹不成秋。[13] 籠中术供多病[14]，袖裡湖山足臥遊。[15]人事漫悲滄海幻[16]，元龍到處有高樓。[17] [1]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詩萃順德文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27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1-236頁。 [3]遷席：謂遷移講席。 [4]病骨：猶病軀。謂病中體瘦露骨。 [5]鬢絲：鬢邊白髮。 [6]稻粱肥：喻易於謀求衣食之處。稻梁，鳥食。 [7]黃花：菊花秋開，秋令在金，故以黃為正，因稱黃花。 [8]經心：縈心，煩心。 [9]卷堂：全堂盡散夥。 [10]黃葉：落葉。喬知之《從軍行》：“南庭結白露，北風掃落葉。” [11]劬書：讀書。劬，勤勞。程俱《和柳子厚讀書》詩：“誰能三萬卷，懸頭苦劬劬？” [12]瓜牛：瓜牛廬，即蝸廬。此與斗室意同，喻己居處。 [13]稻蟹：食稻之蟹。謂吳田地荒蕪，國無餘糧。不成秋，秋為收穫季節，謂年成不好。 [14]术：人參與白术，都是藥材。，通參。 [15]袖裡湖山：指畫圖。臥遊，謂看圖。 [16]滄海幻：滄海桑田的變幻。 [17]元龍、高樓：陳登，字元龍，東漢下邳人，深沉有大略。此喻詩人南灣居處。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黃耀堅，澳門鏡湖醫院著名醫生、鏡湖護校首任校長。 1935年秋，柯麟醫生舉家遷至澳門，開辦診所，掛牌行醫。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對窮苦病人收費低廉，對特別困難的病人給予免費醫療，深受澳門居民的讚揚；1937年10月被聘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柯麟是共產黨員，不久，他接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建議，進入澳門鏡湖醫院當醫生，作為掩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廣州一批名醫生如黎鋒、王德光等陸續到澳門避難居住，得到柯麟的熱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聯絡從廣州逃難來澳門居住的醫學界黎鋒、黃耀堅、王德光、陳伯強等十多人組成“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並成立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為改革和發展鏡湖醫院準備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鏡湖醫院建立護士學校（今鏡湖護理學院），聘請“西醫顧問團”的醫生義務學校上課。[1]1941年，鏡湖醫院值理會的推選過程中，值理會兩次面謁總督報告情況，總督介紹的人選戴恩賽、王德光、郭秉琦、黃蘇、劉敘堂、胡肇春、黃耀堅、趙七、梁後源、高福耀、董慶堂、吳偉佳等12位成為當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鏡湖醫院醫藥部主任黃德光和黃耀堅、吳鳴、柯麟聯名再提建議建立手術室。3月2日，澳門衛生局覆函，准予設立，但手術時須由葡籍醫師到場負責。這份覆函使醫生們無限憤慨，但柯麟和馬萬祺沉住氣，請富商高可寧捐資8000雙毫（貳毫銀幣），著手建設手術室，1944年，手術室初具雛形。[3] 抗戰期間，澳門人口激增，從30年代十萬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萬人。社會醫療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敵後遊擊區傷患的治療，鏡湖護士學校任務加重。護校首任校長黃耀堅，既為鏡湖值理會成員，又為西醫顧問團成員，更是懂行的醫生，日理萬機。其夫人林柳堅女士主要負責護士學校校務。林柳堅原為廣州博濟醫院護士長，把博濟醫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門，對護理教育和訓練進行大力的改革，使護校漸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礎。[4] [1]《明清以來的粵澳關係》，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載《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頁。 [3]《香港淪陷後的“孤島”澳門》，載“文化共享網＂，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頁。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吳寄夢，女，澳門知名教育人士。 1923年，吳寄夢來到澳門辦校，先在工匠街七號開辦“勵群女子小學”。[1]學校以關心家長、管教嚴謹見稱，深得家長的信任。 1927年，學校在澳門葡政府民政廳立案，名為華人私立勵群女子小學。[2] 1941年，學校兼收男生，改為勵群小學[2]；先後在工匠街七號、沙梨頭口巷二號和白鴿巢前地三號A辦校。 1959年，吳寄夢自購校址兩座，1962年學校改建，創辦初中部，改為勵群學校。1977年結束初中部，仍開辦小學部。 學校校址雖不靠近碼頭，但由於吳寄夢辦校方針和教育宗旨深得家長贊同，歷時幾十年，漁民子弟的學生始終佔有一定比例，更有三代同校的例子。50年代，漁民子弟開始增加；60年代，全校漁民子弟達三四百人；90年代，仍有200個漁民子弟就讀。[3] 1988年，學校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920人，1992年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1360人。[4] 1996-1997年度，學校設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預備班兩個班，小學15個班，在校學生1066人，教師27人。 勵群學校是澳門辦學經費全靠學費收入而能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獨立私校，幾十年來，以“有教無類、自力更生”為辦學方針，“以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為宗旨，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為未來進一步修業作好準備。 吳寄夢將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貢獻給勵群學校，為澳門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73年，吳寄夢去世，終年78歲。香港著名粵劇藝人“二幫王”李香琴早年居於澳門，入讀勵群小學。[5] [1]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3]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勵群中學》，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378059.htm。 [5]《李香琴》，載“豆瓣＂網，2012年12月30日，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275009/。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