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彼岸,又名鄭岸父,號伯瑜,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同盟會會員、革命家、史學家、詩人。 少年時代,彼岸有神童之譽,參加童試中獲得秀才第一名,後放棄功名,赴日本留學;相遇孫中山並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在日本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 1906年,彼岸與林君復等奉孫中山之命開展活動,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他和李憐庵等辦《香山旬報》,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文聲討清王朝。[1] 1910年,彼岸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做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門,彼岸和林君復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回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城後,他和林君復共同率領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他無意仕途,婉言辭絕。龍濟光禍害粵時,1914年,彼岸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間,他做店員、報販、酒家傭工等職業,自食其力;當教師時,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他被驅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彼岸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特邀請他回國主編修《中山縣志》。彼岸回到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淪陷,彼岸遷居香港,修志暫擱。不久,香港也淪陷。彼岸回鄉與族人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因籌集經費困難,薪金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想聘彼岸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放棄月薪500元葡幣的職位。 因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彼岸認識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他們找工作,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們尊崇和愛戴。 1946年初,一位與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彼岸與他共事期間,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彼岸認識馬克思主義、瞭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 為了營救這位青年出獄,彼岸經常冒著大暑天從鄉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馬上解決,雲妻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來到彼岸家打聽消息。當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難時,叫家人把抽屜裡的錢盡數給了她。後經彼岸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並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彼岸冒著極大的風險,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劉思復。 1940年,簡又文、葉恭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一個“廣東文物展覽會”。主持人標榜展覽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當時,彼岸避居香港,參觀後,他立刻指出該會有50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撰寫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100期發表。簡又文立即撰文展開論辯。 彼岸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騶、伍瑞隆的投降問題,他研究過20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騶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 彼岸兩次主修《中山縣志》。1937年春,受當時縣長楊子毅的邀請,他從夏威夷回鄉主修縣志。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志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志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 之後香港淪陷,修志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修志辦事處,聘任彼岸為《中山志》主編。1947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彼岸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史資料。 彼岸對於縣志編纂首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目,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跡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並釐正前志之訛誤。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證確實。他見識過人,治史嚴謹認真,將重修縣志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彼岸在濠頭任教時,與村夫、牧童為伍,發掘鄉村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裡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淨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 1946年,彼岸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 他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掙來的金錢,全部捐助窮苦的人。回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有兩袖清風。中山淪陷期間,他在家鄉濠頭,生活清苦,但親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中山光復後,石岐鄭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的威望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彼岸的思想發生轉變,他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理,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沒。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一生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時期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等書。[1] [1]《鄭彼岸》,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蘊潔、吳冉彬、徐綺妮:《鄭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載《中山文史》(第11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9-56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關聯資料

更新日期:2019/01/15